中国古代文学文本观念的另类表达
董希文[1]
（鲁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中国古代并没有像西方20世纪那样严格的文学文本理论，这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化哲学追求及其制约下的文学理念造成的。在其影响下，中国古代文论更关注文本内在精神，并以重感悟不重逻辑分析的言说方式进行文艺批评。然而，中国古代并不缺少文学文本观念，它们以另类方式存在。重文采与韵律的文本创作观、重层次的文本结构观、披文入情的文学阅读观和有特色的评点批评方式就是这一文学观念的有力显示。借鉴与发掘这一文学遗产，有利于建设当代科学形态的文本理论体系。
关键词：文本；文本理论；古代文论
文学文本理论是对20世纪西方产生广泛影响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派别的统称，主要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捷结构主义及其他致力于从文本形式出发研究相关文学问题的理论派别。[2]该理论十分关注文本结构层次及其特点，多采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形式分析进行批评、研究。相较而言，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及文艺品评惯例，文本理论在中国古代并不发达。
一 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理论发展滞后景观
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理论极不发达，表现为伦理道德批评一统天下，文学批评主要探究作品中蕴涵的道德理念和教化功能，而对其结构形式及艺术特色关注较少。具体来说，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从批评内容看，关注作品内在精神。著名学者张伯伟曾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在内在意旨方面表现为三种主导倾向（或批评旨趣）：以意逆志，推流溯源和意象批评。这一论断全面而深刻。这三种批评旨趣全然关注作品历史文化蕴涵，无一涉猎文本结构形式。
来源于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关注作品社会价值的批评方法，主要探讨作品与作者及社会的联系。该批评方式的主要功能在于，一方面能够有效研究作者的创作意图及其客观表达效果；另一方面对于全面揭示作品与社会无处不在的联系也颇富实效。
而肇始于钟嵘《诗品》的“推流溯源”批评方式实为一种“影响研究”，该方式注意将当下文本放在同类历史文本序列中进行比较，特别关注当下文本对前在文本的接受与转化，注意分析当下文本的历史地位。如钟嵘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3]“推流溯源”文学批评方式在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颇有影响。
意象批评是形成于魏晋六朝时期的一种审美批评，它借鉴当时品鉴人物和谈玄论道的方法把握作品的神韵和内在品质，重在描绘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印象感悟。这种批评一般采用形象而生动的描述，类似于文学创作，但其中深刻的蕴涵却需要学人仔细斟酌、反复思索。如李充在《翰林论》中评述潘岳诗文特点时就做了如下描述，“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绡毂，犹浅于陆机”。[4]《世说新语·文学篇》进行了同样的描绘，“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5]在《南史·颜延之传》也有如下记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6]这一论断虽形象生动，灌注生气，但缺少逻辑纹理，需要体验与领悟。意象批评方式侧重读者主观感悟与审美表达，与文本理论迥然有别。
第二，从批评言说方式看，重感悟不重学理。张伯伟在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指出古人有关文学批评言说（表达）的形式有六种：诗话、诗格、以诗论诗、评点、选本和摘句。每一种批评言说类型，大多从感悟印象出发，生发点滴见解，大都不太重视学理分析，不做长篇大论。在这六种批评言说方式中，选本批评更多暗示某种批评观念或文学观念，一般不进行具体分析。诗话则内容庞杂，包含大量文人逸闻趣事，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批评。以诗论诗则采用诗歌创作方式传达文学观念和理论主旨，可视为一种诗化批评。诗格探讨诗歌创作技巧和作品品格高低，可看作中国古典特色的创作理论。只有评点和摘句针对文学文本展开，与严格意义上的文本批评类似，可惜体系不强，终不能系统探究作品结构层次。因此，中国古代文本批评的确不够强势。
换一个角度，我们也会得出类似认识。如果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放在一个更大范围内进行俯视与定位，这一舍弃枝叶的远观和“简化”处理，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其形态与特色。这就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中，文学批评多以“对话体”形式关注文学的社会致用功能。两汉经学研究中，文学批评多以“注疏”体式探究文本意象的历史演变和“微言大义”。魏晋六朝玄学思潮中，文艺研究以“得意忘言”的谈玄关注作品的言外之意与神韵。隋唐时期禅宗思想的发达使各种学术研究都带有佛学气息，文学批评多以直观“妙悟”感悟文本的境界与格调。宋明时期理学思想统摄一切，“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盛行，以致“作文害道”的偏颇之见时有出现，文学批评多以“义理”探究为主。有清以来，朴学成为主流，文学批评常以审定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与诠释文字为主的“考据”式研究居于主导地位，文本审美品质探究成为奢谈。而清末民初教育救国语境使得文学批评多以政治时评为主，文本研究更是无从谈起。这一概观化的学术史从宏观视阈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发展的轨迹，也从侧面透露了文本批评不发达的现实。
二 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理论发展滞后探因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不重视文本形式因素研究与古人文化观念有关，中国古人的最高文化追求体现为重人生的文化哲学。
第一，中国古代哲学重人生而不重知识。“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7]梁启超先生很深刻地概述了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特点。西方人则认为“惟有当思想不去追求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对象时，即当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的最优秀的活动”。[8]这即是说西方人敢于把自我与“非我”当成同一的研究对象，对自我和“非我”都做出明确的研究。这最终发展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对于文学活动中的主客体因素，西方也作如是理解。而中国古人，则更关心文学的人事功能，用世时鼓吹文学为载道之工具，归隐时则作为乐天安命的精神寄托，而对文学本体不去研究。“以意逆志”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该方法虽从文本出发，但并不着意研究文本如何传意，其目的仍在文学的人事功能。张伯伟论道：“从儒家人性论所含蕴的意义来讲，一旦在修身、治学方面伸衍展开，就必然会导致‘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之说的产生。由修身而导致的‘知人论世’，和由治学导致的‘以意逆志’，如果推到极致，二者实际上是会通为一的。因为治学的目的还是在于修身，即孔子所强调的“为己之学”。[9]这种对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关系的论述，见解深刻，一语中的。在这种文化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活动是人类经世致用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伦理教化职能，文本自身特性及文学学科地位并没有得到突出，这也使得文本结构层次及其他形式因素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第二，与哲学上重人生不重知识相结合，在思维方法上体现为重感悟不重论证。所谓重感悟，也就是从人生体验出发，并加以感情因素的渗入，而这种感情因素和心理因素都会造成真正的思维惰性，使理解仅仅停留在感悟阶段，不能形成理性知识。这从中国古代的教育教学方法中得以清楚显示。中国古人认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老师不需要做烦琐的分析，学生只要“熟读”、“涵咏”即可。受道家“目击道存”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古人认为直观感悟就能发现事物不可言传的本质与奥秘，“意象批评”广为流行。赵与时《宾退录》卷二载：“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续之：僧智永书经，气骨清健，大下相杂，如十四五贵胄褊性，方循绳墨，忽越规矩。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虞世南如学休粮道士，神意虽清，而体气疲困。欧阳询如新痊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柳公权如深山道人，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颜真卿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举动屈强，礼节生疏。”[10]论者并没有细致分析各种书法体式的书写技巧和具体特征，而是以形象的比喻描述了自己的感受与印象，虽形象且有体悟但终不能讲清问题。而西方追求的论证却要求概念的有序性，要求理清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和转换关系，为更深层次的逻辑分析打下基础。事实上，重感悟的思维方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古代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因为感悟思维可以停留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层面，似乎符号表达仅仅是辅助手段，无足轻重。相应的，这也影响到了古人的语言分析水平。
在文学活动层面，上述文化哲学追求必然导致重质轻文文学观和鉴定式批评方式盛行。
第一，重质轻文的文学观。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本体问题的论述集中在“文道”关系方面，“文”是形式与载体，“道”是内容与主旨。在创作过程中，“文”与“技”属于同一层面，体现为艺术构思成果的物化手段，而“道”则是作者的意图与作品主题，属于核心成分。在文学鉴赏过程中，“文”为作品表层，体现为词采、声律等形式因素，“道”为作品深层，体现为思想与教化成分。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活动中，“文以载道”观念居于主导地位，到了宋代甚至还出现了“作文害道”的思想。这种重质轻文的文学观念使得文学研究刻意关注作品内容，甚至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脱离文本“直奔主题”，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体现为形式研究的贫弱，文本理论不够发达。
第二，就批评思维方式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鉴定不重分析。鉴定在于一言以概之，仅做直观笼统的把握，如“此诚佳句也”、“具悲慨之气”等。而分析则是层层剖解，然后作综合把握。批评方式上的差别使得中国古代批评类似文学鉴赏，而绝少体系完备的理论著述，主要批评文体多为诗话、词话、诗格、摘句，甚至以诗论诗体式也大量存在。如钟嵘《诗品》评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11]与感悟式思维结合在一起的鉴定式评判多在沉思默想间完成，不追求进行细致的学理分析，不能为俗人说法，影响了以剖析为基本手段的文本理论的发展。
上述文学观念进而影响到古代文学批评形态，导致文本理论发展大为滞后。
三 中国古代文学文本观念的另类表达
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不可能有西方那样采用理性方式注重形式分析的文本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人毫不关心文本形式、不重视作品本体存在。汉语不同于英语、法语、德语等表音文字，它是一种重视形体存在的表意文字。中国古代文学就是通过音、形、意按照一定规律和谐组织在一起形成的文本传达古人对社会的诗意理解，这决定了汉语追求自己特有的诗性展示和诗意表达。从一定程度上讲，汉语诗性存在影响着汉语文本构成和文本观念。这也意味着中国古代文本观念以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本理论的另类方式传达出来。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人的文本创作观、结构观、阅读观和批评方式中较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
第一，重文采与韵律的文本创作观。“文”来自于“鸟兽之文”，最初之意就是花纹。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文，错画也。”段玉裁将其进一步解释，“错画者，交错之画也。《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错画之一端也。错画者，文之本义”。刘勰更是承接上述认识在《情采》篇中做了精彩论述：“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成辞章，神理之数也。”[12]上述因素综合起来，称之为文采。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文”是形式因素，就是色彩斑斓、多姿多彩。文学运用优美语言创造逼真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语言等形式因素自然不能忽视。魏晋时期，有无文采成为评价作品艺术价值高低的重要尺度。
中国古代是抒情文学的王国，诗文创作十分繁荣，而小说等叙事文体创作逊之。诗文创作非常讲究结构严整、语言凝练，故文本大多短小精悍，一般不需要进行宏观而繁复的谋篇布局。因此，中国古代指导、研究诗文创作的理论主要体现在章句学之中，而章句学关注的核心就是诗文的文采与韵律问题。何谓有文采？有文采意味着文笔流畅，语言优美，节奏和谐。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句式是否整齐匀称，多用正句；能否根据表达的需要灵活变换句子的长短和结构；词汇是否丰富多变，能否避免无谓的重复和呆板的模仿；语言是否自由活泼，富有音乐感，读之朗朗上口；能否选择合适的意象，准确传达自己的感受；能否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创造见于言外的优美意境。作品若能达到上述要求，便为文采斐然。所谓韵律，主要指文本语言节奏，是汉语特有的一种形式因素。诗文韵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词语运用。主要包括双声、叠韵词的选择，冷暖、明暗、大小、轻重等对比关系词语的使用等。第二，句子安排。主要包括对偶、互文、平仄等涉及句子整齐形式的考究，句子韵脚与旋律设计等。第三，文本结构。主要包括文本内容的起承转接，诗文的复沓、叠章结构，文本整体的格调与风貌等。另外，还需要注意处理词句与文本整体关系，使各个部分协同合作、相得益彰。“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13]刘勰的章句理论清楚地分析了上述问题，辩证而深刻。总之，上述章句理论都是文本创作应该关注的问题，也是考量文本形式及结构特色的重要依据。
第二，重层次的文本结构观。作品是整个文学活动的枢纽，作者的创作以文本完成为标志，读者的阅读从辨析文本而开始，文本成为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因此，探究文本结构及其特点，无论是对于作家创作还是读者鉴赏都非常重要。事实上，中国古人也很早就对文本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西方那样的逻辑严密的理性分析，也没有严格的从一定哲学体系出发探究具体事物的思维习惯，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古代先贤在学理层面对文本问题提出精深理解。他们或从朴素唯物主义出发或依据自身体验与感悟，对文本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出独到分析。就普通文本而言，《周易》及《周易略例》从哲学高度剖析了文本的结构层次。先秦时期的《周易》较早指出文本结构由言、象、意由表及里三层次构成，特别指出了“象”在文本结构中的重要性。魏晋时期玄学家王弼在对《周易》的解释中清楚而深刻地剖析了三者相互依存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14]在由言—象—意三者构成的文本中，后面的层次是目的，具有决定作用；但前面层次也很重要，作为表现后面层次的手段，在文本中不可缺少。三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不同于王弼，刘勰主要剖析了文学文本的结构特征。如前所述，刘勰指出文学文本由“形文”、“声文”和“情文”三层次构成。“形文”是汉语文学文本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汉语诗文由方块文字构成，文字的外形结构及组合、文字的书写、文字的写景状物是该层次的主体；“声文”特指文本语言的音乐化效果；“情文”主要指涉文本的蕴意与情思。刘勰的文本层次理论虽没有王弼分析得更为辩证，其普适性也不及王弼。但其立足汉语文学，鞭辟入里地展开剖析，是最早、最为辩证的中国特色的文学文本结构理论。此后，叶燮等人也多次辨析诗文结构层次，提出了类似认识并做了进一步阐释，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结构理论。
第三，披文入情的文本阅读观。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文学阅读非常重视对作品内容的体悟，注意挖掘文本蕴涵的微言大义，以期从中受到启发与感化。这一总体趋向虽以感悟文本内蕴为主，但这并不妨碍对文本形式自身的重视，因为文本是传达蕴意的工具和载体。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文学文本阅读理论很有代表性。朱熹将诗文阅读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熟读原文，“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序及旧说，只将原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前去”。第二，逐字逐句细读，“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看文字未熟，所以糊突，都只见一片黑淬淬地”。第三，把握大意达到“通悟”，“《诗》中头项多，……须是通悟者方看得”。第四，由外而内读通读透，“读书之法，既先识得他外面一个皮壳了，又须识得他里面骨髓方好”。最后，朱熹将这种读书概括为“沉潜讽咏”。[15]这是一种“总—分—总”的阅读方法，先总体感悟，然后进行细致文本分析，最后感知体会文本背后的精髓。这种方法内外兼修，以挖掘文本原意为主，颇具传统特色。但在这里，文本自身因素并未被忽视，而是成为阅读分析的一个重要环节。由外而内，意味着阅读从文本形式入手，逐层深入。“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意在指出形式分析环节的繁复与细致。对形式本体的高度重视、对文本构成因素的精细分析，是读者能够体会文本意义的重要保证。朱熹的“沉潜讽咏”法虽称不上严格意义的文本阅读理论，但其对文本本体的关注值得重视。
事实上，中国古人很早就已认识到文本形式因素在阅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并做过精辟阐发。王弼谈到的“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就明确指出在文本分析过程中，“言”为“象”的媒介、“象”为“意”的载体，语言媒介、形象载体分析是体会文本意义不能绕过的环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指出：“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16]这一论述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文学阅读方法的总体把握，颇具方法论意义。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标明文学文本阅读的根本原则：文学阅读必须从文本入手，而不是脱离文本、直奔主题的“离题发挥”。“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意味着文学创作必须有感而发，不能无病呻吟，文学阅读必须从文本出发，遵循由形文—声文—情文的逻辑程序，才能发现作品要义。所谓“沿波讨源”，就是阅读过程中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层层分析，惟有如此，文本蕴藏的“微言大义”才能得以揭示。第二，指出文学文本阅读的具体方法：六观法。一观位体，辨析文本体式与格调；二观置辞，探究文本章句与用词；三观通变，梳理文本发展与演变；四观奇正，审视文本创作技法的承续与创新；五观事义，考察文本的典故与意义；六观宫商，探讨文本的声音变化与韵律。上述六个方面，大多专门就文本形式展开剖析，有的虽涉及文本内容，但已是形式化的内容。因此，整体来看都属于文本形式分析的方法。
由王弼提及、刘勰正式提出的从文本形式入手、逐层剖析各个层面的文本阅读方法后来得到朱熹等人的继承与发展，终于成为中国古代可以与“新批评”细读法相媲美的颇具特色的文学文本解读方法。
第四，有特色的“评点”批评方式。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式种类繁多，有序跋体、以诗论诗体、诗话词话、评点体等，此处无意就各种批评方式展开具体分析，而重点考究其批评视角和存在形式。就此而言，毫无疑问，在上述各类批评形式中评点式最能体现文本批评特点。明末清初以来的小说和戏曲批评大都采用这一方式。评点式批评采用在精读文本基础上发表感想式评论的方法，以总批、回批、眉批等方式点评文本要义、精髓与精彩之处。采用这一批评方式虽不能形成鸿篇大论，但往往细处着眼，切中根綮，一语点破天机，很有启发性。
评点式批评已经具备文本批评的雏形，是对传统批评方式的创造性转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就批评过程而言，直接立足文本展开批评。评点式批评不是鸿篇巨制，不是脱离文本的研究性论文，它是在文学文本上的个人书写。它以文本为底本，以批评家的感悟为前提，直接将评论与见解题写在文学脚本中。总评是对文本整体的反思与领悟，回评是对文本章节（特别是章回小说）的分析与论断，眉批是对文本局部内容的赏析与评判。批评家的批评融合在文本阅读过程中，批评意见与文学文本交相呼应，能够直接给予读者以指导。在评点批评中，眉批最多，它也最能显示该批评的精髓。第二，就批评内容来看，侧重文本形式分析。评点虽也涉及作品人物形象及主题意蕴的论断，以指导读者受到感悟与教化，但总体而言，其侧重点在于文本的艺术特色。分析人物，更多涉及形象塑造方法，阐释主题，主要探讨其传达的过程与手段。评点批评中，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形成了对“文”（主要是小说）的一套独到见解，其中文本结构层次、文理章法、修辞言说是研究的核心。这种由词句而章法到整体的形式分析，已经具备较为严整的逻辑体系，为近现代科学形态的文学研究指出了方向。第三，就批评方法而言，重理性逻辑分析不重主观感悟。自产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般从个人感悟出发，采用品鉴方式，以形象比喻语句书写内心体验，主观感悟多于理性思考。与前人批评相比，评点批评则已有突破，它以探究文本事理为主，采用理性逻辑分析方式进行述说，客观因素增强。如金圣叹论“鸾胶续弦法”，“有鸾胶续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路遇杨雄、石秀，彼此须互不相识，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径，又岂有止一小径之理。看他便顺手借如意子打鹊求卦，先斗出巧来，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来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来”。[17]金圣叹在指出小说创作中如何进行两条线索衔接以增强作品内容生动性、丰富性时，不再谈感受，而是举事例进行分析，以理性力量征服读者。这一理性分析方法在金圣叹评点中比比皆是。评点方法中理性分析优势在于严密、周全、以理服人，已具备科学批评的基本要求，为后起学术研究做了铺垫。
尽管评点方式还有很多不足，表现为缺乏在细密分析基础上的整体把握与综合，评断较为朦胧，不够清晰，而且没有产生理论专著；尽管评点批评方式不利于产生像西方那样系统的批评理论，甚至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传统印象感悟批评方式的承续，但当代学者还是对这一批评方式评价颇高，特别指出金圣叹的“六评”才子书颇有理论建构意义，甚至认为其可以称为“中国的新批评”。[18]这些见解，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四 借鉴与转换中国古代文学文本观念
如上文所述，中国古代虽没有现代西方那样逻辑体系严密的文本理论，也没有类似的多个派别和团体，但中国古代的诗文批评中却包含丰富的文本思想，并且由于这些思想与批评话语密切融合，因此，更具指导性和说服力。尽管这些观念不成体系，但由于汉语文学传统影响深远，对于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更具亲和性和启发价值。要做到更好地挖掘和借鉴中国古代文本思想，需要我们处理好如下重要问题。
第一，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必须坚持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作为文学遗产的古代文本观念是前人对文学文本存在形式及结构层次的思考，其提出基于当时混整思维和品鉴传统，体验感悟因素较多，与当代科学思维和分析方法有较大差异。因此，借鉴古代文本思想时，应当剖析、鉴别，为我所用，强调出新。如对王弼“言—象—意”理论的借鉴，我们当吸收其三层次文本思想，但更需要发展其观念，需要根据现代语言理论和阐释学思想，对文本语言特点、艺术形象特征及文本意蕴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第二，立足汉语诗性传统有效借鉴。中国现当代文学毕竟是在对古代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基础上发展而来，毕竟它们都采用汉语言说方式和汉语篇章构成，毕竟在表情达意的方式有太多的相似。特别是无论如何创新，但都以汉字作为载体形式和物化手段。这决定了古今剪不断的血缘关系的永久性存在，这也是借鉴古代文学文本观念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古人关于文字韵律、互文排偶、句式辞章、篇章结构的文本诗学思想，都应该活化进现代文本批评体系中，使其成为推进当代文本科学发展的“助产剂”。
第三，在与西方文本理论对话中适时转换。当前是一个全球化和“地球村”的时代，任何国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注意吸收和利用全人类创造的最新成果，以换取最高效率地前行，闭关锁国已经成为历史且根本不可能。在这一语境中，中国古代文本观念应与西方现代文本理论进行对话，在对话中激活其有价值的潜在因素，并加以适时转化。如金圣叹的评点方法与英美新批评“细读”批评非常相似、金圣叹提出的“草蛇灰线”、“鸾胶续弦”、“横云断山”等文本结构与叙事方法与结构主义叙事学诸多理论相近，……类似的文本观念很多。我们完全可以以现代文本理论为参照，对金圣叹等人的这些文本思想进行现代阐释，使其成为中国特色文学文本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诗文批评中包含丰富的、颇具特色的文本思想，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借鉴。
[1]董希文（1969— ），男，山东东营人。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研究工作。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学文本理论研究”（12JJD7500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本诗学：当代文学文本理论研究”（10YJA751015）资助。
[2]董希文：《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理论形态考论》，《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3]钟嵘：《诗品》（卷上），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页。
[4]李充：《翰林论》，参见钟嵘《诗品》（卷上），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页。
[5]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篇》，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40页。
[6]李延寿：《南史·颜延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1页。
[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8]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页。
[9]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页。
[10]赵与时：《宾退录》（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11]钟嵘：《诗品》（卷上），参见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5页。
[12]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参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
[13]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参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14]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四部丛刊》影印宋本。
[15]（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2—175页。
[16]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参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8页。
[17]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三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8]樊宝英：《论金圣叹的细读批评》，《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