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文艺审美到大众审美文化
传统的文艺学研究以传统的文艺现象、文艺作品为对象，不敢越雷池一步。当代意义的文艺学研究虽然也应该首先聚焦于已经得到普遍认定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但是也不能忽视今天尚未被认定、明天却可能被认定为文艺作品、文艺现象的大众审美文化。人民大众是最具有创造力的群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审美的创造，从而丰富和美化着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这些创造品可能暂时还没有得到“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之类命名，但是，已经实实在在具有某种“文学性”或“艺术性”，我们的文艺学研究者怎么能够轻率地把它们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外呢？
我们认为，既不能像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那样过早地武断地提出“文学终结”论[24]，不能简单地用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来取代文艺学研究，并且将传统文艺学研究统统打成本质主义思维的产物[25]，也不能像一些学者那样固守住文学和艺术的边界不放，不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崭新的文艺作品或文艺性作品。[26]
希利斯•米勒认为电信时代正在把文学引向终结：“‘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27]而且，“艺术，包括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在内，也总是未来的事情，这一点黑格尔可能没有意识到。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就文学和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永远都耽在中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没有合乎时宜的时候”[28]。我们认为历史上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手段的确推动着文学艺术的变革，使文学艺术从口头形态走向印刷形态，再走向电子形态、音像形态、超文本形态等。在文学艺术的不断演变历程中，也确实存在文艺形式与理论研究超前与滞后的不适宜，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文学艺术会终结，文艺与文艺研究总是不适宜。终结的只能是传统的文艺形式，不适宜也往往是发生在文艺新形式萌芽的时候。
陶东风等学者一方面过分夸大了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等新技术带来的文学艺术的蜕变，过分夸大了文学性、艺术性在非文学和非艺术世界的扩张和弥散，过分夸大了传统文学艺术在新媒体时代的失势和衰微的速度和程度；另一方面也过分夸大了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威力，同时也过分贬低了传统的文艺学研究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在各个历史阶段上取得的成就。他说：“无可否定的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29]我们虽然同意他的这个论断，却不能同意他将我们过去的文艺学研究都归结为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30]，因为人进行思维的目的之一就是把握事物的本质，只有从现象到本质全面把握对象，才能算是对对象的深刻认识。文艺学研究应该做到对文艺从现象到本质的全面把握，面对新出现的文艺现象应该也是如此。所以，一般地反对本质性建构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在‘主义即理论’的前提下，‘本质’作为观念性把握世界的方式，有时候与‘本质主义’是相通的”，我们要反对的是“绝对化、普遍化的本质建构”[31]。
童庆炳认为“文学既然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场域，那么就永远会有文学人口。文学不论如何边沿化，文学永远不会终结”[32]。这个见解我们是赞同的；但是，他坚持认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对此我们就难以苟同了。钱中文也固守文艺学就是文学学的观念，不赞成文艺学还研究其他艺术门类，也不赞成将广告、装饰等纳入艺术的范畴。他们都反对文艺学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主题公园、度假胜地、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时装展览、香车美女之类东西。[33]童庆炳说“试图用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一味喊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是不可取的”，这个看法我们也完全同意。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有谁要用文化批评来取代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的介绍者和倡导者陶东风也只是认为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可以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化与审美/艺术日常生活化的挑战，“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34]，并没有把文化研究等同于文学研究，并没有用文化批评代替文学批评。
当代意义的文艺学研究要求从文艺审美扩界到大众审美文化。当然，扩界不是越界，不是要抛开得到公认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不顾，而只去研究专门作用于人的感官刺激和欲望享乐的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美容美发、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明星生活、美人图片等[35]，只是要将文艺学研究“扩界”到这些因日常生活审美化或艺术化带来的大众审美文化方面。童庆炳、钱中文等学者都反对这样的“扩界”，他们只能容许扩入摄影文学、影视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正在产生中的新的文学体裁”，不容许把服装时尚、度假村、城市规划等“物质性的东西”扩入文艺学研究的对象。[36]之所以抱有这样的“有限扩界”的观念，那是因为没有看到或者根本不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正在消灭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37]的现实事实。我们认为对文艺学研究进行这样的“扩界”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是展现文艺学研究的当代性的又一个维度。
总之，从研究对象上说，我们主张当代意义的文艺学研究从文艺审美扩界到大众审美文化；从方法上说，我们主张文化研究与美学研究相结合。文化研究方法帮助我们扩大视野，打破学科藩篱，开拓新领域，美学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对崭新的研究对象的审美性及其价值作出具有深度的分析和评价，并且防止将文艺批评变成完全失落了人文关怀的文化批评。
[1][苏]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第3—4页。
[2][苏]依•萨•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3]同上书，第3页。
[4][苏]Γ. H.波斯彼洛夫主编：《文艺学引论》，邱榆若、陈宝维、王先进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5]同上书，第31页。
[6][苏]依•萨•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第4页。
[7][苏]Γ. H.波斯彼洛夫主编：《文艺学引论》，邱榆若、陈宝维、王先进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8]同上书，第11页。
[9]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10]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1]石凤珍：《重塑文艺学观念的思考——兼谈文学理论教材的历史化与地方化重建思路》，《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2]吴中杰：《文艺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13]王向峰主编：《文艺学新编——现代文艺科学原理》，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李卫东：《什么是文艺学》，《江海纵横》2005年第2期。
[15]同上。
[16]李健：《中国古典文艺学研究的学理沉思》，《文艺报》2008年7月10日。
[17]李健：《中国古典文艺学研究的学理沉思》，《文艺报》2008年7月10日。
[18]同上。
[19]李健：《中国古典文艺学研究的学理沉思》，《文艺报》2008年7月10日。
[20]引自彭学明《当今文坛病相报告》，《文学报》2009年2月19日。
[21]吴义勤：《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一点思考》，《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
[22]卢永和：《拓展文艺学研究的非经典视野》，《求索》2007年第6期。
[23]卢永和：《拓展文艺学研究的非经典视野》，《求索》2007年第6期。
[24][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5]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6]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钱中文《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理论的边界与扩容——2004年5月26日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演讲》，《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7][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8]同上。
[29]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30]同上。
[31]吴炫：《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32]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33]同上。
[34]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35]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36]钱中文：《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理论的边界与扩容——2004年5月26日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演讲》，《文学理论：求索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37]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