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人办报对中国小说报刊的示范作用

中国人办报的历史非常久远，可以追溯到唐朝，公元887年的邸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报纸。但是此后近1000年，传播能力更强更适应广泛阅读的现代报刊并未真正发展起来。应该承认，中国报刊业还是在模仿和学习西方人在中国办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馅饼，西人在中国办报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是政治目的，有的为了传教，有的为传播文化，有的有经济目的，有的是为侵略刺探情报来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洋枪洋炮，是列强侵略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之一。传教士来中国，是西方在进行官方交流失败之后的一种变通手段。16世纪末，英国的女皇伊丽莎白一世曾尝试派遣使者来中国，没有结果。其后的200多年，陆续有西方国家派使团来，向清朝皇帝提出正式通商、互派使臣、租借领地的要求，也没有得到同意。在此情况下，就派出了宗教人士作先遣。他们自己也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来中国是进攻“自古以来被魔鬼占据的地面上最坚强的堡垒”[26]。新闻学家戈公振总结：“外报之目的，为传教与通商而宣传，其为一己谋便利，夫待何言。当时教士与官吏，深入内地，调查风土人情，探刺机密，以供其国人之参考。故彼等之言，足以左右外人舆论与其政府之外交方策，而彼等直接间接与报纸均有关系。”[27]

但是，排除内容，报刊本身是一种近现代新媒体，是先进科技和理念的表现，世界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英语报纸就是在社会应急的需要下为提供信息而产生的[28]，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就认为“其中的有些改进，作为报刊的一种手段，是可以借鉴的”[29]。报刊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对推进社会发展、宣传新思想、改变民众落后的生活方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　西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

外国人办的第一份针对中国人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sion，1782—1834）于1815年8月5日在助手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这份报纸当时免费散发给周边华侨，同时也由当地人带往附近城市，和宗教书籍一起分送给各地的知识分子。该报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形式如中国古代线装书，木板雕印。1821年12月，因米怜病重停刊，共出七卷七十多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人在华所办报纸中，《万国公报》、《申报》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响很大，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起到重要作用。

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了教会报纸《万国公报》（初名叫《中国教会新报》，6年后出版到300期改名叫《万国公报》），1889年2月复刊，成为广学会的机关宣传刊物[30]。这份报刊名义上说是教会报，但为了适应市场，有关教会教义的内容不占多数，实质是个综合刊物，热衷于向中国读者介绍西学，故而在清末一部分主流人士中间产生了影响，对此后的维新运动影响也很大，在中国思想启蒙包括小说观念启蒙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万国公报》向中国民众着力鼓吹新式报刊的作用：一是“扩见闻”，也就是增长民众的见识。二是“通上下”，意思是上情下达和下情上呈方便快捷。尽管说得头头是道，但办报之路并不平坦，刚开始的几年《万国公报》（即《中国教会新报》时期）定价全年收洋银1元，但由于销路一直不畅，很快便不得不采取打折、优惠等方法降价出售，全年价格最低下降到洋银5角。即使如此，“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31]（《广学会第十一届年报纪略》），印行的不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数量逐渐增加，由1876年的1800份，增加到1897年的5000份，最后发展到1903年的54396份。从各地设立的代派处的情况来看，1898年有31处，1899年增至35处。从销售量情况看，1896年每月“几盈四千本”，1897年又增至每月“几盈五千本”[32]，根据李提摩太的统计：“考西国日报：德国有五百六十种，英国一百六十九种，法国一百二十八种，意大利一百五种，比利时、荷兰二国共九十四种，其余各国共有二百五十种，合欧洲各国日报共计一千三百○六种，每一种匀计每次可售七千张”[33]，而当时的《万国公报》处于相对封闭的中国，能有如此销量实属不易，有学者计算过，如果将传阅和租阅的比率考虑进去，该报在戊戌期间的读者当在5万至50万之间[34]，无疑是当时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万国公报》的发行计划相当有“战略性眼光”，他们深谙在中国办事不靠关系是不行的，拉上官员或士绅事半功倍，故他们的目标阅读群覆盖了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包括他们的家属。按照办刊人的说法，他们的读者“是满清帝国的灵魂和实际的统治者，所以很显然，如果要影响中国整个国家，我们就必须从这些人开始。……这些人当了大臣的时候，要负责和外国订立条约，打交道。……不止是影响到他们本国三亿六千万人民的幸福和繁荣，而且也影响到洋商和外国的利益”[35]，广学会于1891年为《万国公报》拟订的销售计划预期的17036名发行对象中，政府文武官员与候补官员为8036人，约占47.2％；参加进士、举人、秀才考试的士子为3000人，约占17.6％；官绅的眷属和子女为4000人，约占23.5％。上述人员合计为15036人，约占88.3％。这个比例，把能影响中国的人群几乎都覆盖进去了，出现“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富绅，故京师及各直省，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都置此一编，其销路之广，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36]的盛况，王韬、康有为、孙中山都是《万国公报》的作者，连光绪皇帝都曾经订阅八十九种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和全套《万国公报》[37]。康有为说：“有益我国非浅鲜矣”。广学会因而自称《万国公报》是“一个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38]。洋务派官僚非常配合，他们帮助推销且捐助《万国公报》，比如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就亲自派人把“军中往来之电报底稿”送给《万国公报》作为资料。王韬称赞林乐知、李提摩太“皆广学会中领袖，学问渊博且有实际。其所撰述殆已等身，务欲脯我之聪明，祛我之鄙惑，增我之诚见，其有益我中国非浅鲜矣”[39]。

另一份影响很大的《申报》（原名《申江新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先由四名英国商人创办，后产权归美查一个人，1909年产权收归国有，1949年5月停刊，先后出版77年。该报创刊以后，发展很快，旋即成为当时第一大报。初期，该报为了宣传自己作为“新报”的特点，先后发了多篇文章论述其好处。1872年，在该刊创刊的《本馆告白》中说：“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理，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莫如新闻纸之善矣。”[40]突出介绍了新式报纸在刊载时事方便快捷和通俗易懂方面的优点，同时也表达了创刊旨意，即在“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闻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要，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41]。同年，《申报》在《招刊告白引》中，介绍了告白的作用“夫告白一事，俗之所不能免，而事事有相关者也……”“尤为当今之切务所一日不可无者也。使华人新报之事，果能大畅其所行，则贸易与万事皆能日受其益”[42]。这段文字一方面介绍了广告的作用，另一方面向民众普及了关于广告的知识。虽然酒旗、招牌等广告形式在中国早已有之，但晚清时候的人们对现代广告还是知之甚少的，《申报》这篇文章，在介绍广告并以其促进贸易方面，乃开先河之举。

另外，因为中国早有邸报，时人对国外所谓的新报并不是很了解，甚至不以为然，因此，《申报》连续刊发了三篇论述外国新报与中国京报（或邸报）差异的文章。1872年7月13日刊发《邸报别于新报论》，引经据典，考证邸报来源，又与新报比较，“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事，不录阁里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核心意思是邸报是专供官绅看的，新报是给老百姓看的。这篇文章后来多为人引用，影响很大。1873年7月18日，《申报》刊出《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采用问答的形式，揭示中国传统邸报的弊端所在：“贵国之京报，仅有朝廷之事，而间里之事不与焉。且即以朝廷之事而论，亦仅就日所习见习闻者而录之，至于新立一政，新创一议，亦不备载，每使观者兴为之减。”意思是邸报不但只注重官方事件，而且更新慢，记载不详细，不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需要。1873年7月20日，《申报》又发了第三篇文章《论各国新报之设》。此文认为报纸和一个国家的兴衰有直接关系，介绍了西方报刊在信息传播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报纸甚至可以干预政府的决策，干预社会，“凡朝廷之立一政也，此处之新闻纸，或言其无益；彼处之新闻纸，或言其有损，朝廷即行更改，必待各处之新闻纸言其尽善尽美而后为。至于行事，制器无不皆然。所以有一举动，必历数十年之久，必经十数人之智，及其成功，则莫能与敌。盖目二百数十年以前，各国之新闻纸未设而各国亦尚无如此兴旺，目今兴旺最大之邦莫如英美普法四国，而新闻纸亦为最盛也”[43]。这种观点几乎等于说只要有好的报纸，就能建立一个兴旺富强的国家！另外，此文还提及了民众自由言论的重要性，具有积极意义。

《申报》的这些文章，客观的目的是为了宣传销售自己的报纸，但客观上对晚清时人了解新式传媒样式，在不久的未来即出现国人自办的报刊，具有有益的影响。

二　西人报纸中的新小说观念

在中国新小说观念的启蒙方面，这几份报纸也起了重要作用，通过比照梳理不难发现，康梁的文学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核心思想，都可以从《万国公报》和《申报》这儿找到发端。

1895年5月，美国传教士傅兰雅征求“新趣小说”。自25日起，他在《申报》五次刊登《求著时新小说启》，1895年6月，《万国公报》第77册也刊载此文[44]。正文有云：

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佳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井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

次年3月，《万国公报》第86册刊登傅兰雅的《时新小说出案》，向读者公布此次征集小说的结果，“蒙远近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十个月内，竟有162种作品投稿（据有些学者研究，实际的数字可能超过记载），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盛况”与此前小说创作的冷寂形成巨大的反差。

响应征文活动的作品数量虽多，但傅兰雅并不十分满意，他明确指出多数征文“或立意偏崎，说烟弊太重，说文弊过轻；或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或出语浅俗……”“更有歌词满篇、俚句道情者，虽足感人，然非小说体格”[45]。他再一次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提出要求，使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趋向近代。傅兰雅试图利用小说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引导小说关注社会、关心国家、追求国家富强，以此批判旧制度和旧习惯。

这次征文活动对小说的几个要求很有价值，选材上要立足于现实，揭露鸦片、时文和缠足等社会弊端，切忌稀奇古怪；语言上“以浅明为要”而且用词生动有趣，让妇人和小孩子“皆能得而明之”；讲故事要结构完整，合乎情理；描写要“臻恳至当”；而且明确反对抄袭行为。这次活动，由当时最有影响的《万国公报》和《申报》同时发起，切中时局，观点先进，对当时的读者特别是“新锐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幼学第五·说部书》中的主张和傅兰雅的这则《求著时事小说启》中的主张有许多共通之处。应该说，梁启超从傅兰雅、林乐知[46]等人的小说观念中受到过启发。

三　国人自办报刊与新小说的主张

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主办《时务报》时，首次提出革新小说的主张。他在《变法通议·论幼学第五·说部书》一文中阐述了观点。他认为传统小说不出“诲盗、诲淫”二端，认为“而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对民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要改变这种坏影响的办法是：“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47]他甚至提出了把新式小说作为幼学教材的主张。

在西报的影响下，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人开始自己创办近代报刊。1872年，上海的《瀛寰琐纪》开创了国人办期刊的先河，1873年，汉口《昭文新报》开创了国人办报纸的先河。后来的维新运动中，办报一时成为热潮，最具代表性的如《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民国成立后，新式报刊更加活跃，成为“鼓与呼”的最好武器，继续发挥着启发民智、强盛国家的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发现，中国虽早有报纸的样式，但受制于封建社会强大的经济形态和政治体制，没有正常地完成从古代样式到现代样式的进化，在西学东渐的大历史背景下，西方人已有的报刊形态被中国引入就成为必然，此后国人在自办报刊的过程中，形成和强化了自己的文化特征，但这也不能否认近现代报刊的“舶来品”因素。

随着报刊业的萌生和发展，中国的广播影视事业也走了类似的路子：1923年，由英美报商创办的广播公司在上海正式开播，这是中国最早的广播机构，后来于1926年，在东北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国人自办第一个地方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开播，到了1928年，全国性广播电台——南京国民政府筹备的中央广播电台也正式开播。电影电视也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进口片到国产片的发展阶段。1896年上海徐园“又一村”茶楼第一次放映电影；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这是中国第一家电视台（1978年5月1日改名为中央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