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晚清新知识阶层和自由思想的出现

晚清新知识阶层的出现和晚清新学堂的兴办有很大关系。清政府深受敌强我弱之苦，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听取了朝野上下的意见，救国图存成为时代呼声，改革旧有的教育制度，培养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有用人才。除了向国外派遣少年留学生外，还在全国各地兴办了许多与传统私塾不同的学堂，最初新式学堂办学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技术层面，“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48]，仍在强调“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思想。

一　基督教在华教育与清政府教育改革

早在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传教士大会，专门讨论基督教在华的教育目标和面临形势，从而制定相应方针。狄考文的演讲《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说“教会学校建立的真正目的，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49]。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取代儒家思想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从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里夺取他们现在所占有的地位，我们必须培养受有基督教育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大夫”[50]，其观点受到与会者的称赞。基督教在中国办教育的目的是把“僵化了的孔教文化改变为进步的基督教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晚清由基督教所办的教育，实际上是西方殖民地政府的具有特殊目的的“教育部”。当时在中国已有很多人信仰基督教，孙中山和洪秀全均是，在晚清小说中也能看出这一事实。

20世纪最初的几年，清政府感于国势衰败，而欲推行新政，在国家外交、官吏整顿、训练新军、财政改革等方面急需大量新式人才，所以当政者听取众大臣建议并借鉴此前维新派的部分措施，发起了教育改革，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堂、选派留学生等内容。

1901年4月至12月，清政府下了一系列诏书进行教育改革，慈禧和光绪在西安避难时又急忙颁发了兴办学堂的诏书：“人才为政事之本，兴学育才为当务之急”，“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杭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著各该省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51]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拟的我国第一部确立新式学制系统的《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但是有科举的“馅饼”高悬，学子仍有残念，持观望态度，故实际收效不大。张之洞等人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52]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会奏，请将科举中额，按年递减，三科减尽。1904年，清政府审定颁发了由张百熙、张之洞等重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实际上《壬寅学制》公布后，并未真正实施，而《癸卯学制》才是正式发布在全国执行的第一个真正意义的近代学校体系。1905年，袁、张再次会奏，请“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53]。清政府终于下决心颁诏，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废除。这道诏书颁发之后，效果是明显的，新政之初，诏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并诏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学及直隶州学改为中学堂，各州县学改为小学堂，各地多设蒙养学堂。《奏定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学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规范教育。新学堂入学人数成倍增加，1904—1905年，京师、天津、南京、苏州、武汉、长沙、保定、杭州、福州、南昌等重要城市共有中学以上学堂105所，中学以下学堂283所，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增加到1905年的258876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四年教育改革，学堂的学生人数是逐年增加的，1905年是1902年的37.45倍[54]。特别是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设立学部之后，1907—1909年，新式学堂的发展达到鼎盛。

同时，提倡奖励留学的政策也逐渐见效。1902年，外务部制定留学生章程，凡学成归国者，分别奖以翰林、进士、举人等出身，并按等录用。同年，张百熙等奏派“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包括宗室、京堂、翰林以及候补道府各级内外职官以官费出国游历游学，并订立具体奖励条款。对于自费留学，只要考试合格，即可由政府出具公文保送，费用困难者还可酌情补贴，毕业归国，与官费生同等对待。此后，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国内新式学堂的教师和毕业生，加上留学海外归来的文人和学生，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正是这批晚清“海归”，影响和决定了中国此后各个领域的发展进程。

中国近现代的学校设置实际上借鉴了日本的做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教育改革与清末政府的教育改革极其相似，比如都鼓励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工业知识，提倡中体西用，派遣留学生等。林乐知把日本的《文学兴国策》翻译至国内，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是“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故国非人不立，人非学不成，欲得人以治国者，必先讲求造就人才之方也，造就人才之方无他，振兴文学而已矣”。梁启超后来把《文学兴国策》也编进他的《西学书目表》中。

二　新知识阶层的出现与科举制度的废除

晚清新知识阶层的出现还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有关。为什么清政府必须废除千年沿袭下来的科举制度呢？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科举选才制度的存在，这个制度就是一根指挥棒，决定着当时的教育模式，很多人对科举仕途仍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新学堂教育的执行还不是很彻底。有史料发现，这一时期的人才选用其实已经很注重新学堂背景出来的，很多人被破格提拔，得到重用，但是毕竟没有形成像科举制度那样有体系的模式，始终给人以难以把握的感觉。故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朝廷重臣呈上了《奏请废科举折》，提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55]此时废除科举制度，譬如箭在弦上，已是不得不发，科举制度终遭废除。科举废除后，新学堂旋即快速发展，学生人数尤其是小学生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

从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发现，实际存在的清末教育是复杂多样的。既有老式教育和新式教育的摩擦，又有中西教育的矛盾。在新式学堂里，也充斥着旧先生老教材，死读四书五经和固守忠君思想大行其道。晚清社会两种新知识分子比较典型，一种是“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56]，比如康有为、梁启超、曾朴、林纾、刘鹗等人，在他们的身上既有西方思想的影响，又是从传统系统教育背景下出来的；另一种是新学堂的学子们，接触了很多受过西式教育的学人，教材有一部分是取自东、西洋的书籍，周作人就曾回忆他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的情景时说：“我在学堂这几年，汉文这一方面未曾学会什么东西，……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著作，以及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57]这部分人年轻冲动，容易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对专制制度和传统思想存有逆反心理，这部分人迟早成为旧制度、旧思想的掘墓人。

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晚清已渐渐出现了一批思想家、革命家、理论家、作家、翻译家、办报人。这些人虽政治观点不同，甚至彼此对立，却都以国家振兴为己任，上呈下宣，著书立说，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报》这些激进报纸上摇旗呐喊。

三　租界对新知识阶层的庇护作用

晚清新知识阶层还受到了租界的特殊庇护。我们都知道，清政府言论控制的手段是非常厉害的，连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要杀头，几桩著名的文案牵连枉杀多少无辜！到了清末，朝廷在管理方面却出现了捉襟见肘之难，全国各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反动言论和革命活动，1901年清政府刊布《造妖书妖言条例》，1903年又发通令查禁悖逆书刊。为什么越禁越乱，维新、革命理论在社会上还能大行其道呢，这就是第三个原因——租界地，晚清畸形的“自由王国”，很多刊物要么以海外为根据地，要么就设在大城市的租界，以此获得人身和言论的特权，令清政府无可奈何。

鸦片战争及以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被迫开放了十几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随后英、美、日、德、俄、意等国在上海、厦门、天津、镇江、汉口、九江、广州等城市开辟了租界区。住在租界的人不用登记户籍自由出入，而且就业机会颇多，这里混杂着各类中国人、外国人，黑社会团体和非法活动也很猖獗。我们可以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国中国”为例，来看一批文人在这里受到的庇护。

当时的上海租界越扩越大，万事齐全，俨然寄生在上海最繁华的区域，当时的中国差役不仅不能在租界里抓捕嫌疑犯，即便发现嫌疑犯的踪影，也必须先拿着中国官府的签票去领事馆找领事签字，然后知会租界警察协助，才能去抓罪犯。比如《苏报》主办人陈范同情革命，该报受到青年学生和革命党人的追捧，1903年初先后发表了《异哉满学生异哉汉学生》、《释仇满》、《汉奸辩》、《俄据满洲后之汉人》等反动文章。章士钊担任主笔后言论更加激进，连续发表了《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呜呼保皇党》、《哀哉无国之民》、《杀人主义》等带有明显“煽动色彩”的文章。是年5月该报推荐了邹容主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这样毫无忌惮地鼓吹革命，在社会上引起空前震动，这种言论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面前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清政府几乎束手无策，只能向上海租界方面提出帮助请求，他们虽然出面抓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人，但这个官司前后审了10个多月，章太炎、邹容驳斥清廷的指控，慨然陈述革命观点，把法庭变为宣传革命的讲坛，他们的思想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赢得群众应和。国内外媒体也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极大地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此后革命党人又在上海创办了多家革命报刊。因有租界出面，章、邹二人在这个事件中也不过被判二三年牢狱之刑，均得活命。

不仅如此，租界方还根据他们自己的原则，“保护”那些请求避难的政治犯，无论清政府官方如何出面要求，也不予以“引渡”，黄遵宪、刘鹗等人都因此幸免于祸。人们可以在租界里集会、结社、演讲、办报、罢工等，这种特殊而又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催生了一批报纸杂志，在上海租界内出版过《苏报》、《国民日日报》、《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持不同政见的报刊，也出版过《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案纪事》、《孙逸仙》等书籍。革命派于右任所办的“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都是依靠租界所办。因为言论过于激进，存在时间都不太长，但在上海地区为革命派的舆论宣传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的小说杂志的大本营也多设在租界地，如月月小说社、小说月报社和小说林社等。

四　国人的海外办报活动

清政府力所不及的海外，像日本的横滨、东京，也是异己分子聚会、办报、译书、创作和刊行小说的大本营。这些特殊的环境对晚清文人自由思想的培养是有促进作用的。这一时期改良派在海外的报纸有：

美洲：《文兴日报》（保皇会在美洲的第一张机关报）；《大同日报》（欧榘甲）；《新中国报》（梁启超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创刊）；《日新报》（康、梁于加拿大创办）。

南洋：《天南新报》（新加坡保皇会的机关报）；《南洋总汇报》（欧榘甲）；《中兴日报》（革命派报纸）。

港澳：香港除了《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维新日报》等老牌改良派报纸外，改良派还于1903年创办了《实报》，1904年创办的《商报》以“吾党之总机关”自居，与革命派的《中国日报》展开激烈论战。澳门办有《知新报》（保皇会的机关报）和《濠镜报》。

有意思的是，晚清新知识阶层的出现和清政府在一个阶段的文网放宽也有关系。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发“准许自由开设报馆”的命令，统治者第一次“恩准”了新闻出版自由。后因慈禧发动政变，这些报刊又纷纷停刊，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逃到海外。1899年康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大力创办报刊，作为其言论机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新民丛报》。1903拒俄运动后，国内言论又一次放松，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国内恢复办报。《时报》（康梁出资）、《大公报》（天津满人英敛之创办）、《京话时报》（彭翼仲创办于北京）亦是因为文网放宽的原因。

早期活跃的这些知识分子还不敢放出推翻清朝政府的言论，但是随着舆论的广泛传播和深得人心，他们的观点就变得比较激进了，他们开始着力于揭露当局的腐败无能和官员的卖国罪行；革命党和保皇党针对要不要皇帝展开论战。对要不要实行民主建立共和，要不要废除旧的土地制度收归国有等问题也展开讨论，涉及问题之多之敏感，为中国近代史上少见，民主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群众的支持，无论妇孺老小，谈革命成为时髦，此时的报刊不仅是发表主张、信息交流的媒介，亦是思想交流和学术争鸣的论坛，报刊的主办者，也是新思想潮流的引领者，这样就为之后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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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2]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3]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4]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5]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18页。

[6]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主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1901年全编第一册。

[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5—136页（总第4601—4602页）。

[8]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3页。

[9]李伯元：《文明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10]此处是据欧阳健《晚清六大小说家论》一文中所引《研呓外编·说法》之内容。

[11]康文：《简论吴趼人“立宪类”短篇小说创作》，《作家》2008年第6期。

[12]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13]同上书，第4—5页。

[14]高奇：《走进中国文学殿堂》，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15]鲁迅：《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16]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一期。

[17]陈颖：《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综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18]元和观我斋主人：《罂粟花》，光绪三十三年（1907）自印本，第二十五回，序言。

[19]任增霞：《日俄战争与晚清时事小说》，《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

[20]阿英：《关于鸦片战争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21]李宗刚：《在战争语境规范下发生的五四文学》，《东方论坛》2006年第4期。

[2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2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24]吴玉章：《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25]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45页。

[26]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27]谷长岭：《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28]1665年，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英语报纸《牛津公报》（《伦敦公报》）在牛津诞生。当时伦敦城发生了瘟疫，英王室成员在牛津避难，办该报的最初目的只是为王室提供信息。

[29]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30]陈瑞云：《大学历史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32]分别见《万国公报》第九十二册、第九十七册“请登告白”。

[33]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5页。

[34]杨代春：《〈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3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36]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先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37]“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有传教士在皇宫里看到了光绪帝存放的全套《万国公报》。”参见叶再生《广学会初探（二续）》，《出版史研究（第六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38]《同文书会年报第四号（1891年）》，《出版史料》1988年第3—4期。

[39]王韬：《中东战纪本末序》，《万国公报》第88册，1896年第6期。

[40]范继忠：《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初步形成（1872—1877）》，《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41]同上。

[42]《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5月7日（四月初一日）。

[43]《论各国新报之设》，《申报》1873年7月20日。

[44]傅兰雅：《时新小说出案》，《申报》1895年5月25日。（《申报》此后又在5月28日、5月30日、6月4日、6月8日接连刊载。《万国公报》、《公报》等转载。）

[45]傅兰雅：《时新小说出案》，《申报》1895年11月29日。

[46]林乐知把日本的《文学兴国策》译成了中文。该书主张“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故国非人不立，人非学不成，欲得人以治国者，必先讲求造就人之方也，造就人之方无他，振兴文学而已矣”。梁启超后来把《文学兴国策》列入他编的《西学书目表》中。

[47]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第五·说部书》，《时务报》1897年第18册。

[48]转引自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1904）。

[49]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50]同上。

[5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5页（总第4791页）。

[52]胡绳武等：《中华文明史》卷10，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

[53]庄俞、贺圣鼐：《最近二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6—27页。

[54]森有礼：《文学兴国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55]资料来自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所呈的《奏请废科举折》。

[56]东海觉我：《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报》，《小说林》1908年第九期。

[57]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