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分有趣的是，虽无从查考郑西乡所作此诗的背景及具体日期，但当去西方同一时代伟大哲人弗里德里希·尼采苦思同一种补偿时间不久，而梁启超结束海上航程、抵达首站夏威夷之时与尼采“出世”恰逢同年（1900）。在郑西乡、梁启超那里，已经因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式的现世主义精神而毫不费力地接受了这种不可逆的“科学”生命观，然而却仍然会在诗文中自然引入道家逍遥游式的审美主义精神作为慰藉和补偿——1886年的尼采同样苦思补偿，而其补偿方式是为一个生成的世界打上存在的烙印，亦即以本体论轨道上的“权力意志”去统治和阐释因上帝的空缺而复归的混沌之生成，然而出于其“恶劣意志”的本体论探索最终止于“无机”世界之前，似乎因无法真正拓展本体论的所有疆界——包括生命的和非生命的、有机的和无机的——而最终放弃了“权力意志”大厦的构建：

难道不允许做尝试并且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这个被给予不足以从它那一类东西出发也理解所谓的机械论的（或“物质的”）世界？……后者是我们的内心冲动本身所具有的——作为内心冲动世界的一个较原始的形式，在其中一切东西还在强大的统一性中被决定，而以后在有机的过程中进行分支和扩展。^[8]

《善恶之彼岸》（1886）第36小节处这种试图以西方传统的“求真之志”（尽管无法排除其戏仿的“恶劣”意图）为阐释动源、以权力意志的本体论推演为阐释方法去为“无机”（机械论的、物质的）世界赋予意义的途径，很快到了1887年《论道德的谱系》之后被放弃^[9]，“权力意志”被限定在只针对“有机世界”和生命存在，“有机体内部的最高级官能——生命的意志”（即权力意志，此处德语译文即Lebens-Wille，与叔本华的“Wille zum Leben”相反——笔者按）^[10]此时的权力意志已经仅仅是统摄在谱系学下的一个（而非唯一）价值重估标准，而且这种标准还与尼采所接受到的比较粗浅的时代医学—生理学话语一同出现使用，作为衡量上升生命的标志。尼采并没有像东方最末一代士人那样以一种十分古老的“游”的审美超越心态对待无机—非生命世界，其“永恒轮回”学说作为对不可逆的世界、有死的残缺的幻象式补偿也未在其公开发表作品中得到充分展开；相反，他的美学在1887年、1888年更为恰当的称呼是“艺术生理学”或“实用生理学”，聚焦在因柏拉图—笛卡尔—康德一系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而被压抑或被献祭的身体—现世之上，高度凸显肉身与理性的紧张对立，并颠覆柏拉图传统，彻底取消“彼岸”世界畅想，把类似于“游”的审美玄想和心灵慰藉视作“人性的、太过人性的”东西，最终将身体、生命和现世生存重新设定为理性的主宰、心灵的主人和本真的存在：

假如“灵魂”是一种神秘的和吸引人的思想，哲学家们当然有理由同这种思想难解难分。现在，他们学着把它换一换位置，这也许更加有吸引力了，更加神秘莫测。这就是人的肉体，一切有机生成的最遥远和最近的过去将会重新活跃起来，变得有血有肉，仿佛一条无边无际、悄然无声的水流，流遍全身，再流出来。^[11]

尼采用“以肉体为引线”（又译为“以身体为准绳”）的哲学—美学教义，轻松颠覆了柏拉图传统，宣告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开启了一条新的致思路径：这条路径通过针对身体开展的谱系学考察，吸纳其时代生理学—医学等科学话语新知，追溯一切既定存在（Being）的生成（Becoming）前史，从而使已有的、刻板的理性认识发生裂痕，进而重估包括审美、道德和知识在内的一切传统价值。在这种重估中，来自柏拉图—基督教—康德—黑格尔传统的、致力于肉身虚化和心灵超越的美学及美育观念受到彻底翻转，处在幽暗“无声”的生成进程中的身体不但成为审美活动的真正活力源泉，而且也是人类文化养成和审美教化的真正切入点：

美不是偶然。——即使一个种族或家庭的美，它们所有举止中的优美和善意，是通过努力获得的：和天才一样，美是世代积累的工作的最终结果。人必须为美好的鉴赏力付出巨大代价；人必须为此做许多事，放弃许多事——17世纪的法国在这两方面都令人赞叹不已——对于社会、地点、衣着、性满足，人必须有个挑选的原则；比起利益、习惯、意见、懒散，人必须更喜欢美。最高的准绳：人必须对于自己也不能“放任自由”。——美好的事物是非同寻常地昂贵的：而这样的法则一直有效，即拥有它的人，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努力获得它的人。一切财产是遗产：非继承的东西，是不完善的，是开端……在西塞罗时代的雅典，西塞罗对男子和少年在美貌方面远胜于女人而表示惊讶：可是，为了美，千百年来男人曾付出怎样的劳作和努力！——在此人们不应该弄错方法：对感情和思想的单纯培育近乎元用（德国式教育的巨大误解就在这里，它完全是幻想）：人必须首先说服肉身。严格地维持优秀和讲究的举止，只同不“放任自流”的人一起生活的约束力，这已完全足够，让人变得优秀和讲究：在两三代里，一切已经内化。对民族和人类之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在正确的位置开始文化——不从“心灵”开始（如教士和半教士们灾难性的迷信那样）：正确的位置是肉身，举止，规定饮食，生理学，其余由此产生……希腊人之所以依旧是历史的第一个文化事件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做，是必须做的事；蔑视肉身的基督教，是迄今为止人类的最大不幸。^[12]

尼采的这种“以身体为准绳”、将理性视作“意志—身体之手”的教义，至少能够会同他另外两位同时代的德国同胞，引起后世广泛而弥久的思想共振：一位是19世纪中期开始激起全世界千千万万无产者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引发20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洪流的卡尔·马克思，另一位是依靠科学假设和临床实验激发人类意识领域再认识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前者将“物质决定意识”视作哲学第一定律，后者则通过精神分析学开掘欲望—无意识世界的无限深度，这三人作为西方现代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三座高峰，对人类重新认识身与心、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构成了几乎同享一个时代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中国现代美学家必然遭遇的思想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