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甚至到了系统接受过西方美学理论和学术训练的中国第二代美学家那里，审美的“正心”功效也是他们首先关注的。1932年，在抗日战争早期的一次重要战役——淞沪会战的隆隆炮声中，朱光潜反而于《谈美》一书中看似“不合时宜”地大谈“风花雪月”。作为对此的解释，他在开篇自剖心迹：
我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流落在这纷纭扰攘的新时代里面，虽然也出过一番力来领略新时代的思想和情趣，仍然不免抱有许多旧时代的信仰。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乞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36]
此处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有三：其一，“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这种“坚信”，是来自“旧时代的信仰”，而这种“旧时代的信仰”正是儒家心性文化传统绵延两千余年的思维惯性使然，即由心而性的最基本致思路径得到了延续。其二，既然这种信仰坚信毛病主要还是出在人心上，那么制度问题就只能排在第二，由心而性的国民性改造即解决“人不如人”[37]的问题在逻辑上优先于制度变革。其三，正心道术的具体途径，已由理智变为情感，而这显然属于“新时代的思想”——承续了前文谈及的王国维“人禽之辩”中所开的新路；“几句道德家言”的效力，远远不如“怡情养性”来得根本，则彰显了以美正心作为正心道术的现代宏途——蔡元培五育方针中“德育占百分之二十、美育占百分之二十五”[38]也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朱光潜这段话清晰道破了西方美学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现代美学随之建立的真正原因，审美之“无用之用”或“大用”在于“洗刷人心”亦即正心，心正之后政治变革、制度设计、社会改良才能获得良好的基础，美术或美育能够在一个传统道德遭受冲击而面临失范的时代起到德育（“几个道德家言”）无法起到的作用，从而在中国现代美学家那里作为西学道术的美学主要是一种以情感为切入点的心灵学，而这种心灵学正好能够嵌入《大学》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八条目中的“正心”一条，与宋明以来诸如“功过格”、“省心日记”之类的正心法术自然衔接，当然“心正身修”，亦即装了“新酒”之后的“旧瓶”——“老内圣”所开出的“新外王”，自当与传统有异。
因此，中国现代美学被当今学者称为“心化美学”[39]，西方现代性理论中最具张力的内容被忽略就一点都不奇怪了。的确，绵延两千余年的儒家心性文化传统，以极强的思维惯性左右着首批现代知识分子，为他们在面临着西方思想资源之时暗中确定了选择的方向：作为正心修身以改造国民性，进而实现拯救民族危亡目的的美学，毫无疑问传承着儒家心性之学的伟大传统。所谓“儒家心性文化传统”或“心性之学”，就“心性”一词所表征的内在思想逻辑来看，是强调通过充分调动心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来认识、发展或改变人的本性。不管这种“本性”的来源是告子所谓“生之谓性”[40]或食色之性亦即人的自然属性，还是现代美学诸子所致力于改造的、更偏重于传统文化积弊所生的国民性（社会属性），由心而性这一最为基本的致思路径具有鲜明的历史延续性：此正如孟子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41]，张载所谓“心能尽性而性不能检其心”[42]，强调的都是用性字的左半边（从心）去统摄右半边（从生），也即用孟子所谓的“几希”[43]之问去区隔人禽所共之性（即生）。
就历史内涵和发展谱系而言，儒家心性文化传统及其正心道术的萌芽虽在孔子之处，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开启者实为孟子。孟子针对孔子处并不多言的“心”（“操存舍亡”）、“性”（“性近习远”）范畴，发展了不忍人心、人性本善、集义养气、寡欲养心等说，开启了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的儒家正心道术。当然，孟子言性善主内发，强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为人心所固有，对“出入无时，莫知其乡”[44]之心缺乏具体约束，按照郭店楚简的说法是“心无定性”[45]，其末学遂流于“唱高调、讲巨子”之“放纵夸大”[46]，于是儒家正心道术的另一重要线路即荀子应运而生。荀子虽同样重视心之价值，然而主张性恶，要求“化性起伪”即通过自然之人化（也即外在的、社会性的礼法）以规训人之自然化。自此之后，儒家心性文化传统及其正心道术绵延两千余年的发展谱系，可简括为孟荀“内发外范”两条路线之间发生的相互争斗、相互撑拒与相互吸纳，如宋明理学程（主要是程颐）朱、陆王之分，明清之交时期的学术分野，以及清末民初发生的思想变迁等，都表现得十分清晰——当然两千余年间道、释二家对儒家心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也绝对不可忽视。
儒家正心道术，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侧重和复杂的思想谱系，然而正如《大学》所谓“君子先慎乎其德”[47]——孟荀仅就此而言并无根本差异，只是在德之所源和修德之法处有所不同，因此较为完整的致思路径则是以德正心、由心主身并达到修齐治平的事功目的。“以德正心”要求通过内发或外范的道德克制私利物欲，还原心之本体的“无蔽”状态，进而推行由己及人之恕道，从而以董仲舒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8]的无私精神投身社会实践。就此而言，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绝不流离于儒家心性文化传统，前文提到程颐的“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的最后一句，即为“只在公私之间耳”，由此出发，“无利害以去私欲”[49]、“克专己以致普遍”[50]等中国现代审美功利主义思想的基本命题与儒家心性文化传统之间具有高度的连续性；然而却将“以德正心”转换为“以美正心”，在一个传统道德伦理遭受冲击而失范的历史过渡期，通过对人的情感欲望的升华以及对审美价值的肯定，走出一条交织着审美独立和心灵启蒙的国民性改造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