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制度条件和物质基础
作为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事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推进有着深远而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成功地领导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建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思想保证、物质基础,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外部环境。
第一,领导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较快发展。他紧接着就开始思考中国向社会主义转向的问题。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战略思考。1953年12月,他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全面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了一条从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
1956年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占到了国民经济的92.9%;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土地公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也加入了手工业集体经济组织;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2]1956年后,在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尽管发生过一些曲折,出现急于向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过渡,过度强调“一大二公”等情况,但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始终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并不断得到巩固,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经济制度条件。
第二,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领导建立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
毛泽东首先领导党创建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所谓“国体”就是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为国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核心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具体形式。为了对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毛泽东领导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但“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3]这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也不同于苏联的苏维埃制,而是完全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独特而科学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形式,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进行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的制度平台,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创立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这项政治制度不同于苏联式的联邦制度,而是根据我国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等具体情况做出的制度安排,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要求。毛泽东在领导创建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的同时,亲自领导制定和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并以宪法为指导制定颁布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得到不断加强,抗美援朝取得重大胜利,平定了西藏上层集团的叛乱,打击了民族分裂势力,维护了社会稳定,进行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等斗争,抗击了外来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分别于1954、1959、1964年召开了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民主得到了较好发展,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健康运行。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积极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制度顺利发展。继内蒙古自治区之后,1955年到1965年间,又先后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第三,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伟大号召,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及文化、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体系和布局基本形成,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中国共产党从旧中国接过来的工业是一个烂摊子,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迅速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工业面貌,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65年,在能源工业方面,发电量达到676亿瓦,电力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全国联网;煤炭工业稳步向现代化发展,原煤产量达到2.32亿吨;石油工业实现了完全自给,原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把长期禁锢中国发展的“贫油国”帽子抛到了太平洋;在冶金工业方面,钢铁产量和品种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钢产量达到1223万吨,建成了鞍钢、武钢、包钢等十大钢铁公司在内的一大批重点钢铁企业;在机械工业方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机械制造体系,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纺织机械等产品不仅能够完全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开始向许多国家和地区提供成套设备;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航天工业等新兴工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4]在工业布局方面,建成了531个大中型工业项目。[5]在大力发展沿海工业基地的同时,广大内地省份也都建立起了现代工业,其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例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达到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形成比较合理的工业布局,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高度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强调提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6]提出“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7]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从1958年到1965年,建成了150多项大中型水利设施,黄河、海河、淮河等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治理,当年危害人民生产生活的河流水系,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灌溉面积在全国耕地中所占的比例从1957年的24.4%上升到了1965年的31.9%。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改善,中国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也得到了极大地发展,现代机械和化学肥料在农业增产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高,机耕面积在耕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从1957年的2.4%上升到1965年的15%,机灌面积在灌溉总面积的比重从4.4%上升到24.5%,化肥使用量从每亩0.5斤上升到2.5斤。[8]与此同时,在推广良种、水土保护、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改善,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断提升,农业产值有了大幅度提高,形成了农业全面发展的局面。
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成绩十分显著,科技成果得到了广泛运用。毛泽东极其重视科技发展,他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9]他指导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56年就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即“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并于1962年提前基本完成。1963年,他又指导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年科学规划”)。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一支比较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到1965年年底,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达245.8万人,全国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1714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12万人,[10]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科研机构、国防系统科研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构成的全国科研工作系统。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很多进展,1965年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科学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研制了众多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和大型设备,试制了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高速照相机、氨分子钟、30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等高精尖设备。这些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国防等领域,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总体提升。
全面推进国防现代化,国防尖端技术攻关成效显著,国防现代化初具规模。在国际军事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国防科技特别是尖端技术,决不可能依靠外国,必须要自力更生、自己攻关,建立独立的现代国防体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重点研制和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特别是提出了“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他的大力倡导和关怀指导下,1958年6月,中国第一座试验原子能反应堆投入试验,并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1959年6月,苏联终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援助,同年7月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胆识提出,我们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独立自主地研制尖端技术特别是原子弹。1960年11月,仿制的“东风一号”近程液体弹道导弹发射成功,实现了中国军事装备历史上的重大转折。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同年10月16日,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又实现了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结合”的成功试验。与此同时,我国在空军装备、海军装备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标志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已经有了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国防军事保障。
繁荣发展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全面提高和改善群众生活质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他积极推进教育事业发展,1957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1]到1965年,全国在校学生达到1.3亿人;小学168.19万所,在校学生11620.9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84.7%;普通中学18102所,在校学生933.8万人;高等学校434所,在校学生67.4万人。[12]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人民身体状况直接相关的卫生事业,在他的领导支持下,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形成了城乡卫生医疗网。到1965年,全国省地县级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都已建立,绝大部分公社也都建立了卫生院,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卫生医疗机构遍布乡村;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开展,防治流行性疾病工作取得显著成就,旧中国流行的传染病如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等,有的灭绝,有的基本消灭。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成功地连续举办了全国运动会,竞技体育有了很大进展,我国运动员多次在世界大赛中获得世界冠军,群众体育更是快速发展,不断掀起全民体育运动高潮,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毛泽东领导党和国家全面改善群众生活,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64年的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比1957年增长了30%以上,纺织品、自行车、收音机等日常生活用品比1957年增长了50%以上。[13]社会主义制度在改善、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生活水平方面的优越性,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
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根本标准、方针政策,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对社会主义发展起到了思想保证作用,并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他还领导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最广泛的国际友好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有利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