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划界”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不是短期的任务，不是通过一两次教育就能够解决的。这是因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在一定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意识形态，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根源的。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而是整个时代的社会产物”^[4]。因此，对待反马克思主义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1.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样久远。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自觉划清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同反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就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法国的普鲁东主义、英国的工联主义等派别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的主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生中，为划清界限，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曾写了许多文章和著作。他们于1848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共分四章，其中第三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专门和特意为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反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而写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阶级分析方法，对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反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道路。马克思在1875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原本是马克思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领导人过目的一封党内通信，其目的是表明马克思不赞成《哥达纲领》的严正立场。马克思在批判“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平等的权利”、“自由国家”等庸俗社会主义观点的过程中，阐述了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从而发展了他的共产主义学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以后，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在他的著作中鼓吹“新共产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为划清与杜林主义的界限，从1877年起，恩格斯用了两年时间，写了一系列文章，最后汇集成书，以《反杜林论》为名发表。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错误理论时，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体系及其基本原理。

列宁时期，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党内斗争更加激烈，他为划清界限而写的论战性著作就更多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划清与第二国际思想领袖考茨基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所写的被称为姊妹篇的两本名著。一本是《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在1917年“七月事变”后的白色恐怖日子里，列宁匿居拉兹里夫火车站的草棚期间，为指导十月革命，批判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而写的。另一本书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是列宁在1918年8月31日被刺后，在莫斯科郊区哥尔克村疗养期间，看到考茨基著书立说恶意攻击十月革命道路，为回击考茨基，捍卫十月革命道路，以巨大的革命毅力写出的。这两部著作的发表，捍卫了十月革命的正确道路。

2.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同反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

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同反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进行了斗争，并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40年，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为回击国民党反动文人大肆散布“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的反共叫嚣，解除群众的疑虑，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讲话，后改称《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这个讲话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指出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和社会，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它的发展前途应该是怎样的，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邓小平历来关心和重视思想战线的斗争。他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针对一些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的行为，提出要反对精神污染。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因此，他号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5]。在迈向21世纪的重要时期，江泽民于1996年在《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的讲话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在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分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等七个基本界限。^[6]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党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等“四个重大界限”，特别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界限，则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3.树立同反马克思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观念

在当代中国，我们必须树立同反马克思主义长期斗争的观念。这是因为，第一，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遏制我国发展、强大、统一的图谋不会放弃。资本主义国家依仗其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优势，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这种战略是由其资产阶级本质所决定的，绝不会随着领导人的变更而发生改变，能够改变的只是这种战略的实现形式：当用军事的方式不能达到目的时，就采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以后，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我国进行渗透，进行西化和分化，这种态势将会长期存在。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下，我国有的人完全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对待改革，照搬西方的理论、学说，竭力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毫不奇怪的。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不放弃“和平演变”战略，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不会消失。第二，从国内的情况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需要的，因而需要长期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必然带来多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为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辩护的理论。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当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经济主体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在政治上提出各种各样的诉求。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就有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土壤。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得以产生的国际原因。我国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的存在是其得以产生的国内原因。这些国际、国内的因素，在我国实现现代化以前将一直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主要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必将长期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换而已。因此，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将是党在思想战线上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