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旗帜鲜明地同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斗争
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历来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尽管派别纷呈，但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主要目标，因此，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坚决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1. 正确区分和鉴别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展开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人们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从字面上看，反马克思主义，顾名思义，是指那些敌视、仇恨、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主要特点是：第一，立场错误。它不是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而是代表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第二，反动性。这种思潮不是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是开历史倒车；第三，顽固性。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对自身的错误不轻易放弃和纠正。这当然主要是指那些明目张胆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和言行，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除了赤裸裸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以外，还有更多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甚至不乏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散布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现象，当前很多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属于此类。正如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7]由此可见，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极高的政治敏锐性与鉴别力，坚定地站在维护党和国家以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政治敏锐性，善于区分是非、美丑与善恶。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用心是险恶的，他们利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失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遭到的挫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论断需要发展等弱点，以偏概全，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绝不能放任，要进行坚决地批判和斗争，否则，任其泛滥成灾，将会贻害无穷。
当然，我们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能混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就是不能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能把不同的学术观点之争、把学术理论探讨中的失误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与时俱进地提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思想和观点。对于实践中的探索和创新，只要是有利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我们就应该鼓励而不能视为反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大胆探索，锐意创新，另一方面对那些真正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批评。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衡量一种思想理论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看它是否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相符合，是否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一致，是否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一种理论，如果其立场、观点、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至上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思想方法不符合、不一致，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或是假马克思主义，其实践结果也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因而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第二，即使是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也不能简单地完全等同于反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社会涌现出一些新的流派和思潮，如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等。这些流派的许多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与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们并不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有时甚至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也就无法担负起推动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使命。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社会主义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的一些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对它们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有所吸收，有所借鉴，不能一概排斥。
2.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表现及其产生根源
当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主张全盘“私有化”、宣扬西方价值观、鼓吹西方的宪政等，就其实质而言是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思潮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在各个学术领域。比如，在哲学领域，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甚至企图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鼓吹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对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在历史学领域，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曲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特别是否定20世纪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等等。具体来说，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1）普世价值思潮。所谓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就是说这种价值观念具有普遍适用性，适用于任何社会，具有永恒性。普世价值论者宣称，“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8]，是“人类文明的主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重新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9]。主张“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理论创新，我们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10]。由此可见，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超阶级性和超时代性的东西，目的在于为放弃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制造舆论。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某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鼓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社会主义舆论阵地。
（2）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在“根本改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口号下，肆意歪曲历史。主要表现在：鼓吹侵略有功、侵略有理，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把帝国主义侵略和近代文明等同起来；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用现代化来贬低和否定革命，认为革命只能起破坏性作用而没有建设性意义，为此鼓吹“告别革命”。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历史的迷误，走的是歧路，而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人类文明的正道”、“近代文明的主流”，中国应该回归到人类文明的主流中去。因此，他们对四项基本原则一概予以否定，这就是其实质所在。
（3）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一股盛行于西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经济多元化，发展“混合经济”，反对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意识形态领域主张多元化，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社会制度来讲，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而是进行了若干改良了的资本主义制度。苏东剧变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迅速蔓延开来。民主社会主义者竭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挖空心思地为其寻找理论根据。说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并且正在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修正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标示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只能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说明，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其结果只能是重蹈苏联、东欧的覆辙。
（4）新自由主义思潮。所谓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理论体系，它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新自由主义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主张彻底“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以谋求世界的霸权地位。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俄罗斯等国，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事件中造成的灾难等，充分说明要是按照这种理论和政策在中国推行改革，必将使我国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
当代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社会根源。首先，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的时间还不长，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至今还不到10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只有60多年，因此，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种种问题，甚至遭受严重的挫折，譬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东剧变等，这些都是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和滋长的土壤。而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各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更加全面地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1]，资本主义往往利用这种优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因此，我们不仅要敢于和善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而且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充分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其次，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展“和平演变”战略，往往把意识形态作为他们的主战场、主要斗争武器。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战略由来已久，在当前，他们主要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的机会，大量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宣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以及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或者通过电台、书刊等出版物，直接散布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如果我们抵制不力，任其发展，就会逐渐搞乱人们的思想，动摇人们的信念。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第三，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科学解释。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与经典社会主义都有很大的不同，而当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回答的时候，有些人就会以此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提出一些错误的、具有蛊惑性的材料和观点，混淆视听，占领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诸如民主法制不健全、贪污腐败、社会公平失范、道德滑坡、贫富差距拉大，等等，这些也都成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得以滋生的土壤。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及时地就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科学解释和回答，以正视听。同时，积极推动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因而不给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滋生和发展提供借口和可趁之机。
3.当代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对立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交锋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当前，这种思想交锋主要集中在：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究竟搞什么样的民主、实行何种经济制度，等等。这些重大问题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领域，指导思想是灵魂、党的领导是核心、道路问题是主题、民主制度是保证、经济制度是基础，各具功能、各有侧重，但彼此密切联系、相互促进，哪一个问题动摇了，都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不能掉以轻心，要运用科学理论有针对性地加以阐释、辨析、批驳和斗争。
（1）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问题
当今世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和对立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是争论的焦点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曾出版《意识形态的总结》一书，鼓吹“淡化意识形态”。60年代下半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左派”，又提出了“再化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更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超级武器”，认为“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中“将起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在西方社会，无论是所谓“淡化”还是“再化”，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而对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绝对不会“淡化”的，相反却根据形势的需要而不断进行强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在社会上也存在着一种所谓“疏离”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有人主张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有人提出“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主要成分”等。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排斥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它主张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地汲取其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成果，以丰富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在当代中国，企图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或中国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既不符合科学，也不符合现实。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同时也决定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削弱或者取消某一个方面，将会危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整体。苏联发生演变的教训之一，就是苏共长期以来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进而脱离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
我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决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只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当前，面对多变的时代、多样的社会、多种的思想、多质的需求、多类的矛盾，只有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才能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更加鲜明地高扬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才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才能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从而不断夯实全社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有力的精神支撑。
（2）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
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一个重大问题。当前，有人说共产党的领导是“一党专政”，不适应民主化的要求，提出要搞西方的“多党制”，实行所谓的“轮流执政”。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西方多党制是在西方国家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在政治上的反映，是资本家集团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必然产物。我国现在实行的并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根本保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人民民主，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如果放弃共产党的领导，照抄照搬西方多党制，不但不会给人民带来福祉，而且必然葬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国家又会重新陷于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3）关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
近些年，有人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正统，搞民主社会主义可以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有的人甚至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些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西方国家中的左翼力量，历史上同马克思主义有过某些联系，但绝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社会主义的“正统”。它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主张资本主义多党制；鼓吹告别革命论，否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主张不变更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些观点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范畴，只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实质上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改良，它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与马克思主义完全背离，也绝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并不像机器零件一样，随意安装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如果照抄照搬，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繁荣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得出的历史结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4）关于民主政治制度问题
有人认为，西方的民主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也要与其“接轨”。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当今世界并没有所谓“普世”的民主模式，各种民主政治制度都是依据各国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而确立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华丽的形式和包装背后，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前提下的有钱人的民主。有些发展中国家简单移植了“西方式民主”，由于“水土不服”，导致了经济停滞、民生凋敝、政权频繁更迭、社会长期动荡。我国在当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这条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在长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它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中国特色十分鲜明。这条民主政治道路，能够有效整合各个阶层和群体的不同利益；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协调发展；能够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好这条道路，奋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更为广阔的前景。
（5）关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又一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就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反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生产资料的主体结构不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标准。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污蔑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号称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看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极具煽动性和迷惑性，引发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动乱，必须高度警惕。主张搞私有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一股思潮。这种观点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场经济，只有私有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许多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私有化并不一定能带来经济发展，更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私有化只能导致“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少数西方国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这是促进我国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体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