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分别研究列宁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论著很多，但对这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外交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很少。从列宁外交思想研究的历史看，不同的历史时期，研究内容各有侧重。有关列宁外交思想和实践研究的著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顾海良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书中对西方学者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签订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基于这种历史背景，苏维埃俄国不得不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正是这一英明决策，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免除了在军事上可能遭受的失败，赢得了恢复国民经济、重整国防力量、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政权的宝贵时间。[36]
关于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姜毅在《是战略性的措施还是策略性的手段——评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一文中认为：按照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也就是说，会有一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同存在的时期。这为以后的和平共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文章援引列宁的观点说，“和平外交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实现国际和平，停止掠夺和暴行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活动的最终目的”。姜毅认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法令——和平法令宣布，要缔结平等的民主的和平；接受“一切关于善邻关系和经济协定的条款”；目的是“希望在人民之间共居与合作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和平”。[37]曾益武也在他的《论列宁的和平外交思想及外交实践》一文中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关系”的思想。[38]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列宁全球化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如：孙景峰、刘会强的《列宁世界历史理论的构建及当代意义》；布成良的《全球化与帝国主义：批判及辩护——重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刘勇的《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当代价值》；费利群的《列宁全球化理论遗产及其当代启示》；丰子义的《全球化与时代问题——列宁全球化思想的独特视角》。[39]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度剖析，提出运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分析框架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对研究和认识苏俄时期列宁外交思想和实践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有关列宁时代问题研究的成果有：王昌英的《列宁时代观研究》；王文学的《列宁的时代观与现时代》；良月的《列宁的时代观与当今世界》；宋涛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未过时》；仇启华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任玉秋的《列宁主义与现时代》等。其中王昌英的《列宁时代观研究》是该问题领域研究的专著。王昌英指出：列宁的时代观是从当时世界的实际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理为指导，以对帝国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为基础。在对列宁时代观进行创新式发展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法中，“和平与发展”被邓小平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发展趋势的结论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历史的“大时代”；当今时代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列宁关于时代重要性的论述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40]邓小平对列宁的时代观进行了创新性发展。郭华甫的《列宁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与当代中国》通过对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列宁不仅对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作了初步的思考，而且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思想”。[41]列宁有关外交政策的思想，虽然是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但至今仍没有过时，对我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学者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成果颇多，国内自20世纪40年代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后，便开始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近年来，以《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当代中国外交》和外交部内部刊印了一百多期的《外交史资料》，以及一些新中国外交官的回忆录的发行出版为标志，使国内对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和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的研究出现新的势头，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总体上讲，学者“对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研究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起点的”。[42]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著如，姚有志、陈宇主编的《毛泽东大战略》一书，对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进行高度评价和论述。作者认为：“毛泽东以高超的政治谋略，营造和提升着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他提出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外交的灵魂，不仅展现了新中国作为世界性的政治大国的气度、能力和风采，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典范和楷模。”[43]
胡若卿的《论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力作，他在文中指出：新中国外交的几十年在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走向国际社会，用创造性的外交实践，既坚持了原则，又表现了灵活而策略的外交风格，为国际交往创造了许多成功的范例，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和倡导，为国际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指导下的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不仅使国际社会从形式上承认了中国，而且更主要的是在西方国家的观念上把认同和承认中国作为一种自觉的行动。[44]胡若卿认为，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体现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所表现出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目标和原则的主要追求：坚决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把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放在第一位；坚持和平、反对战争，与全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睦邻友好；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这些外交目标和原则的追求，便是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根本所在。对这些目标和原则追求的结果，通过实践的检验来看，新中国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较为成功地实践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原则。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睦邻友好的外交战略的追求，其结果很难说是始料所及的。
应该注意的是，对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研究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一套完整、成熟的体系中去演绎、阐发；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实践行为中去总结理论内涵和战略思想的工作。[45]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和理论，散见于毛泽东几十年的著作、讲话、指示和对外声明及与外宾的谈话中，形式上并不系统，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毛泽东在观察国际政治形势、认识国际政治格局，规划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指导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时，马列主义理论正是他观察、分析、决策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便是他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方法、策略和文化内涵。胡若卿在其论著中指出，在毛泽东丰富的外交战略思想内涵中，至少有以下重要的理论支柱：战争与和平理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论、反和平演变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46]
宫力长期致力于中国外交战略与思想研究，他在《试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并且及时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关于中国外交的论述，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进一步开创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47]他强调，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夙愿。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引进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去，从根本上划清了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外交的界线，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48]
姜安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一文中提出：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49]
关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国际战略，寇从俊在他的《毛泽东开拓外交新领域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新中国诞生后，基于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毛泽东正确及时地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十年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重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平等和更加和平的世界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在新中国的外交活动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着眼于维护不同国家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而且为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交流提供了原则基础。早在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声明：新中国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50]
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主义”（革命外交观）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十分重视的问题。学者们对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革命主义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早已有颇为深刻的阐述。[51]杨晓萍在她的《新中国外交的观念变革》中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其积极性一面。她指出：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是反侵略、反压迫，在指涉上具有明显的敌友观念；而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定位更强调“初级阶段”，强调发展，强调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强调和平共处。毛泽东192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最核心问题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虽然毛泽东使用了红/白、革命力量/反革命力量、正义/非正义，以及反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东风/西风等多种词汇，[52]但其核心仍将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两大类。这种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两分法使毛泽东的外交视野更多投射出对立的自我—他者关系，这种身份认知一直贯穿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非凡洞察力和宏伟气魄的伟大战略家和思想家之一。他高瞻远瞩，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驾驭全局，把握历史机遇，调整战略策略方针，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掌握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战略格局和趋向。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正确观察与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科学的国际战略思想。早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毛泽东即已萌发关于国际战略思想的若干片段。这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初步形成，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1939年9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53]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系统阐述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在论述中国革命应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时，详细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54]1945年4月，毛泽东在向中共七大提交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里，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55]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演变，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研究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实践的成果很多，尤其是有关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垄断阶级的资本主义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问世以来，各国无产阶级视其为经典，即使在资产阶级中间它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列宁的这篇著作一直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批评和争论。
首先在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评价上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美国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约翰·威洛比（John Willoughby）在他的《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评论》[56]一文中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恶意批评。在威洛比看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过是对希法亭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普及化而已。针对这一观点，美国左派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布劳特（James Blaut）撰文捍卫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57]他在文章中首先批评了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评价，他指出，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对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现代帝国主义理论抱有敌意。在他们看来，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一篇重要著作，但它所涉及的仅仅是帝国主义理论中的经济部分。该书中提出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霍布森、希法亭等人的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早期著作，因而列宁的著作不能被看作是本源性著作，至少在学术上它是不重要的。[58]并且根据该书的经济理论，帝国主义并没有像列宁自己证明的那样，是资本主义最后的、行将崩溃的并将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这些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好战的帝国主义阶段，如今已经成为一种相对和平的制度，这种制度虽然还不完善，但却依旧在发展进步。
詹姆斯·布劳特在分析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后对约翰·威洛比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不能仅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篇文章来评价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事实上，该文仅仅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中并不非常重要的一篇，而且集中在经济方面。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著作中论述了帝国主义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这些著作连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形成了一个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完整理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虽然源于希法亭、霍布森等人的理论，但从把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整体进行分析的角度，列宁的著作是具有本源性的。[59]
关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学术上的贡献也引起了不少争议。西方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学术上是无足轻重的。例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布鲁厄（Anthony Brewer）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60]一书中写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很少或者说没有作出贡献，他的理论内容不多并且来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61]美国学者罗纳德·奇尔科特（Ronald H.Chilcote）在他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主要采用他人的著作，大部分内容在理论上并非创新，而且有时在分析上并不连贯，列宁的目的是政治而非学术，列宁对各对立帝国之间分割世界提出了有影响力的描述，但他的分析有若干缺点，他分开描述了各种倾向而没有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62]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无首创，只是他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概念上做了构划，那只是一种归纳论。
与上述观点不同，美国学者特伦斯·麦克多诺（Terrence McDonough）认为列宁在帝国主义理论方面所作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贡献。他在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1995年第3期上发表的题为《列宁、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的文章中指出，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出发，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作出了两个意义非常重大的贡献：第一个贡献在于它具体地确定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第二个贡献在于它确定了帝国主义阶段是垄断的资本主义。[63]麦克多诺在文中阐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强调了资本主义由前一阶段向新的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量变性质，这是列宁的独到贡献。另一点在于他指出了垄断市场结构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选择的出发点是垄断资本在帝国主义内部的作用。列宁认为垄断与帝国主义的其他特征之间存在着发展上的因果关系。最后，麦克多诺指出，把垄断资本主义看作是决定新阶段性质的关键因素，这种做法对于以后的几代马克思主义阶段理论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4]
国外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和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著述主要有：迈克尔·叶胡达（Michael Yahuda）的《克里姆林宫主义与中国战略辩论1965—1966》；梅尔文·格托夫（Melvin Gurtov）和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中国战略规划的政治》；乌里·拉安南（Uri Raanan）的《北京对外政策辩论》以及唐纳德·扎戈里亚（Donald S.Zagoria）的《越南的三角外交：莫斯科—北京—河内》等，学者们特别重视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对其外交战略影响力的研究。[65]研究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和中国国内政治的著述还有：托马斯·高特列伯（ThomasGottlieb）的《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派别主义和三角战略的起源》；高龙江（John W.Garver）的《中国与美国关系缓和的决策，1968—1971》等，分析和论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苏、对美战略的国内政治根源。[66]美国学者们还把研究视角对准中国与大国关系层面，分析和论述了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国内政治因素。代表作有：何汉理的《中国全球表现的国内政治，1973—1978》；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20世纪70年代的中苏冲突：三角关系的演变和意义》；韩林（Carol L.Hamrin）的《毛之后中国的安全政策计划》和《中国重新评价超级大国》等。[67]以上成果，从不同层面研究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对当代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
关于毛泽东中国外交政策思想及如何界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美国学者约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和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的研究突出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如何导致权力政治行为的观点。格雷格·奥列里（Greg OLeary）认为，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中国外交政策行为有意义的指南，而不是现实政治事后的辩护。[68]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变化通常被看作是对战略威胁和机遇做出的反应， （如1969—1972年对美国打开大门），但可以更好地理解为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变化的马列主义策略。陈坚、金淳基（Samuel S.Kim）对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事实证明“中国开始了一个从‘体系改革者’（system reformer）向‘体系维护者’（system preserver）转变的缓慢过程”。[69]今天，随着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成果将会与广大学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