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路径体现在两个方面：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分别反映为归纳法和演绎法的思维方式。归纳法表现为实证方式，以观察事实和归纳逻辑为基础，通过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概括出理论命题。实证方法包括经验性研究与非经验性研究，非经验性研究包括问卷法、访谈法、文本分析、现有统计数据分析、历史/比较分析。理论研究方面，本书广泛收集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学术专著及期刊中发表的论文，也包括尚未出版的学术著述和研究报告，通过文献分析法，整理、归纳和分析各类文献著述，确立本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列宁与毛泽东外交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采用国内学界研究国际问题的两种方法——历史学研究方法和政治学研究方法，如比较政治、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逻辑推理等。以往学者们在运用这两种方法从事研究时，往往会出现论点相背，采用史学方法的学者们常常认为后者的研究成果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是“理论假设”，学术价值不大；而采用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们则称前者的研究工作仅仅停留在对问题的简单描述上，未能透过历史现象认识其潜在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特征。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将史学研究方法和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已有的学术成果和文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提出自己的创新观点，构建比较研究的基本框架，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本书研究的方法论；另一方面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研究命题、理论假设和变量转换等运用到史实解读的过程中，用史学和国际政治学的双重视角考察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属于政治学范畴，本书最为需要的研究方法是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历史，以历史事实检验和重构国际关系理论，即历史分析方法。对国际关系来说，如果缺失历史底蕴及历史方法的支撑与分析，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话语就难以具有说服力与普适性。所以，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研究具有不可回避的作用：史料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依据；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试验场；历史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70]学术界对历史分析法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但概括地讲，历史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国际关系历史事件的回顾，从中总结一些经验，以历史经验解释现实的国际关系。[71]历史诠释学是一种发现、理解、阐明和解释历史意义的技术，以便把另一个时空系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意义转换到我们的世界之中。即，历史分析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因为不进行意义的转换就不可能存在对历史的理解，不可能探索历史事件和行为背后的动机与信仰。[72]历史诠释学曾促进建构主义的异军突起。[73]

本书在对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和实践活动进行比较研究时，认真细致地考察了这两位革命领袖的世界观和国际战略观，力求从政治学研究视角探讨列宁毛泽东时代革命外交、和平外交的历史逻辑；从全球视角考察中俄在当时环境下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从苏维埃俄国和新中国当时的国际地位探讨两国的外交战略；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考察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安全环境。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理论、建构主义、国内政治、定量分析等是本书研究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分析工具，事实上后者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历史文献研究法

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比较研究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但学术界至今并没有就此做过专门的、系统的理论阐述。学者们在普遍阅读列宁经典文献、毛泽东重要著述的基础上，重点集中研究列宁、毛泽东各自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活动及其对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如列宁论述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列宁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列宁的全球化思想以及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与和平外交政策。而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战略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边倒”外交政策、“和平共处”外交思想、“三个世界划分”外交战略等。研究方法主要是对列宁、毛泽东的原著进行解读、挖掘和梳理，虽然也以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为指引追踪原著相关论述，但主要注重对历史文献的准确掌握，重视从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去提炼观点，以列宁、毛泽东本人的论述及其思想脉络为依据，阐发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真实内容，注意将列宁、毛泽东的论述置于特定的语境和历史环境中加以解读，客观地再现列宁、毛泽东外交思想演进的历程。

历史与理论的结合既可以给国际关系理论一个笃厚的土壤和扎实的根基，又可以使历史避免事件的陈述、罗列与堆砌，深化与提升历史的厚重感与时代感，从而避免将历史变成故纸堆的迂腐，也避免让国际关系成为空中楼阁的缥缈。如果将历史与理论割裂开来，就会出现许多理论的、经验的和分析的“瓶颈”，因此，本书以历史分析法力图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衔接、渗透与融合。

（二）比较政治研究法

比较政治学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具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对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的政治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各国实现政治现代化进行了研究，推进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知识积累，使比较政治学呈现出强大的理论势头，在政治学研究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具有深远的学理意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学说，现在在西方学术界还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说，就是因为它追求普世的理论解释，不因国家而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上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发生，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从来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分。列宁和毛泽东为了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俄国和中国发生，不能以此认定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只是在马克思原来的理论上加入了一些新的条件或变量。[74]

比较是体现比较政治学中“有意识思考”的基本方法，它可以在变量之间发现相关的经验关系。特别有效的方法是把国内比较与国际比较相结合。对于在许多特征上相同但在某些关键特征上不同的两个社会，在它们内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比较，比整体上的国家比较更有成效。

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具有实际内容的研究领域）与比较（作为一种方法）这两者显然不在共同的边界内（coterminous）。比较政治学通常也可以运用其他方法，而比较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其他领域和学科。一个特别有益的例子是，詹姆斯·罗斯诺（James N.Rosenau）研究了个别变量和核心变量对两个相似时期外交政策行为的相对影响：“列宁时代”（1917—1924）和“毛泽东时代”（1949—1976）。这两个时代在国际环境上具有普遍相似的特征，并且这两位无产阶级的领袖采纳了相似的外交政策，也具有相似的个性。本书在分析中使用的方法称作“定量的历史比较”方法。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通过比较两个时代（案例）来检验假说，而这两个时代“本质上是可比较的”。这一方法被称作“定量的”，因为这些变量在操作上是用定量术语来界定的，这一方法被称作“历史的”，因为被比较的案例是两个历史时代。[75]因此，该方法是比较方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它阐明了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者有效运用比较方法的多种方式之一。[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