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生

20世纪初在俄国贵族家庭的“出生”注定了科耶夫的一生无法平静安逸。这个“出生”决定了科耶夫及其思想的可能走向。1919年年底，不满18岁的科耶夫在革命的炮火中游走他乡，在经历了被放逐的切身体验之后，科耶夫在他带有自传色彩的《哲学笔记》中记录下了当时这种逃离的真切体验：“今天，我越过了边境线；只是在今天，我才理解什么是祖国。整整一天，忧伤的情绪没有离开过我。”^[2]这种“失去”之后体验到的存在之意义，对于科耶夫的人生来说成为了不断被重复的历史：父亲与继父的先后死亡，财富的突然到来与消失一次次冲击着科耶夫不断复归平静的生活。因此，毫无疑问，这些体验成为了构筑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的存在论基础，这些概念包括：非实存、死亡与欲望。

青年时代的“放逐”，在研究者的眼中或许是被动的，但对于科耶夫本人来说却包含着一种主动的意味，并且这一主动性充满了悖论，这一悖论埋下了他思想中复杂的政治取向。科耶夫的被“放逐”源于1918年的一次黑市交易。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情景下，这一行为是被政府无法容忍的行为。科耶夫因为倒卖肥皂的黑市交易被捕，并亲眼看见了他的年轻伙伴无声无息的消失。这种恐怖的经历合乎逻辑的结果是科耶夫应该憎恨革命。作为贵族，这种对革命的憎恨似乎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但与之相反的是，科耶夫在这一经历中并没有产生对革命的憎恨，而是“被革命思想吸引了”，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3]

这一令人大跌眼镜的反常结果或许应该从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独特特性来看。俄国知识分子天生带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科技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开始就已经被俄国思想家们所洞察。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等人早年对于西方都有所向往，但之后却逐渐转向了民族主义，反对私有制，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反感。这种天生的现代性批判者是一种特有的文化根性，植根于所有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心当中。虽然他们并不擅长于行动，但这种批判精神却显然使其对于革命拥有天然的同情。年轻的科耶夫生长在莫斯科上流社会一个带有世界主义的精英阶层。因此必然沾染这个阶层特有的精神气质：同情革命，但同时又缺乏行动力。

当然科耶夫对于共产主义的同情决不能仅仅从这一个维度来加以分析，在我们看来，他在少年时代对于人的自由的关注也是其转向共产主义的根源所在。从科耶夫14岁时对于阿吉奴斯岛之战的关注（对此我们将在随后展开讨论），科耶夫已经开始关注到在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冲突之中所凸显出来的个人自由的问题。在面对着革命与恐怖，科耶夫似乎体验到了一种实现人的绝对自由的可能性，尽管这种绝对自由的体现是以否定的方式被显现出来的。共产主义作为革命所指向的理想未来因此也成为了绝对自由的实现。

由此，科耶夫的放逐在形式上是被迫的——他由于家里的关系，才得以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由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再次成为自由人，因此流亡似乎是逃避这段经历的选择——但在实质上却是科耶夫的自主选择。科耶夫在1968年接受拉普吉为《文学半月谈》所做的访谈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我当时是共产主义者，我没有理由逃离俄国。”^[4]然而科耶夫最终却仍然选择和他的德国伙伴一起偷渡出国。其中的原因，科耶夫在同一访谈中做了一个极为隐晦的说明：“我知道共产主义的建立将意味着可怕的三十年。”^[5]这一个断语包含着一个关于恐怖期限的设定。对于这个期限的设定，我们无须过于计较。需要认真面对的是科耶夫在面对历史时所带有的辩证性视角：否定性是达到肯定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历史性地去观看历史，苦难是通向理想未来的必要环节。但科耶夫却不愿意直面这个苦难，于是他用偷渡与流亡来回避着“可怕的三十年”。

流亡与放逐，对于不久之后就获得了一份可观财产的科耶夫来说，其实是一种幸福。科耶夫离开俄国之后，游历德法，精神生活极为丰富。他进行广泛的阅读，任思想的足迹信马由缰地驰骋在东方与西方、哲学与艺术、科学与政治之间。作为思想家的科耶夫在1933年之前如同一个还在母体中的婴儿，努力吸收着固有胚胎给他的营养，直到时机成熟之时，科耶夫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出生”——一个思想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