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寻找发展道路
一 经济落后的根源
学者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总体而言是较为悲观的。而中国经济在泥淖中不能奋起的原因，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弄清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摆脱贫困落后的现状。
首先，不同立场的学者基本认同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原来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自从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日益加入到世界经济体中，而且逐步成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经济难以独立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应为中国经济的落后负重要责任。但是，这一共识在具体表达上，还是存在很大差异。
《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情报》都强调，民族资本是否能独立发展，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兴衰，在民族资本发展受到外资极大压制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政治面貌无法获得根本改善。《中国经济》主编邓飞黄在创刊号中即指出：
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实为中国经济复兴的唯一前提，这是国内一般人们所共同主张的。
然而民族资本的发展实为帝国主义者所嫉视。其势力的消长，与帝国主义有生死的关系，如果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羽翼之下，为其尽力，尚能得到相当的维持；倘使民族资本要想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单独发展，实为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的致命伤，则无论如何，必极端压迫与破坏之而后快。所以民族资本发展的最大障碍物，就是帝国主义。其次国内封建势力，军阀官僚政治，以及宗法社会制度等等，都是民族资本的莫大障碍物。国内工商业屡被摧残，奄奄不振，虽然与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密切关系，然而大部分不能不归咎于内部的障碍与破坏。[32]
概括而言，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内有军阀封建势力阻碍，导致民族资本无法发展、国内工商业难以振兴。值得注意的是，邓飞黄所阐述之中国经济破坏的祸首为帝国主义、军阀官僚政治和封建势力三者，与中共后来提出的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有类似之处。
《中国经济》上的论点，基本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如骆继纲认为：“中国经济，近百年来，被强制地走上产业革命的道路，但以外受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内受封建势力之剥削，民族资本不能沿着正常的程序而自由发展，以致造成现在之畸形的，矛盾的，日渐崩坏的经济状态。”[33]这种说法的基调也是内外二元论。有的学者会更强调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所起的破坏作用。如朱子帆指出：“中国经济之病根，自是很多很多，但其主要而最严重者，莫过于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侵略，有下列的几个主要方式：操纵农业生产；输出剩余商品；垄断煤铁矿业；垄断航业；建筑铁路及投资于铁路借款；开设工厂；高利贷与操纵金融。”[34]上述7个方面涉及中国的农业、工业、交通业和金融业各个领域，可以说在朱子帆眼中列强的侵略是全方位的。
《中国经济情报》的孙瑞昌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的国家。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是整个被帝国主义所束缚着的，除非它能坚决行动中，解除了这条根本的铁链”。[35]这里孙瑞昌提出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国家，与中共所表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非常接近，较之《中国经济》“外有帝国主义内有封建势力压迫”的论述更加简明、系统。总之，关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产生的恶劣影响，尤其是帝国主义侵略导致民族资本无从发展和中国经济无法独立的后果，两份刊物有共同认识。这种认识的影响力，随着中共的发展而逐步扩大，在1949年之后更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表述。
《经济学季刊》的多数作者，也认为列强的侵略是中国经济衰落的原因，但一般不会笼统地谈论，而是具体地指陈列强对中国的某种经济侵略造成的后果。如朱斯煌认为中国经济衰颓之原因有五个：内战、资金不足、劳资不能忍痛合作、外债与赔款之压迫、银价之狂跌。[36]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原因之一“外债与赔款之压迫”，仅仅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具体表现，与上述两份期刊痛斥的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不可同日而语。这里，朱斯煌并未将帝国主义对华的商品输出、投资设厂等列入导致中国经济衰颓的原因中。《经济学季刊》的另一位作者、银行家李馥荪认为，当时的经济衰弱有三大原因：一是1931年以来的国内战争。二是空前的天灾，1929年的西北大旱和1931年的长江水灾。天灾的结果，在农村方面表现为盗匪猖獗，在都市方面则表现为工商破产。三是外患，主要指日本强占东三省和“一·二八”事变。所以作者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八个字来概括。[37]这里李馥荪所谓的外患主要是指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起的军事政治侵略，较概括言之的帝国主义侵略还是缩小了范围，显然未把英美等国的经济侵略纳入。韩祖德同意李馥荪这八个字的表述，但他进一步认为“表面上固由于天灾与人祸之相逼而来，而仔细推求，其动机又无不起于经济。湘鄂赣之匪共，何以如此猖獗！其原因不外农村破产之后，贫苦农工，无以衣食”。“其上指挥之人，亦非全无爱国心肠，徒以人浮于事，虽有聪明才力，而正当工作，甚少插足机会。”“故共匪猖狂之远因，在于经济之无办法，其事至为显明。至日寇假借万宝山案而启衅，完全因东北当局，近已觉悟其经济侵略之野心，于是勤修铁路，推广商埠……引起日人之恐慌怨妒，遂至以武力相恐吓。”[38]作者将“共匪猖狂”的原因归结于农村破产、经济落后，将日本加紧对东北侵略的原因，归结于东北当局要发展经济、抵制日本势力的扩张，有其道理。不过，人们会进一步追问，为何农村会破产？为何东北当局发展经济会令日本人感到不安？最终还是要追溯到世界经济形势的演变和中日关系的进程上。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情报》的作者，将中国经济的贫弱归因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割据。究其原因，一方面，列强侵略和军阀割据确实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在国共两党合作北伐的过程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割据军阀”等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的认识与表述，多少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如仔细比较这些作者就此问题的阐述，可以发现他们论述的内容和语调极为类似，几成统一的模式，背后隐含着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强烈期盼。但《经济学季刊》的作者一般不会使用这些口号性的话语，倾向于从具体、细微处入手进行切实分析中国经济衰弱的原因。他们对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经济困难，多从内战造成的局势混乱、1931年长江大水灾、日本侵占东北三省、银价变动引起的金融恐慌等方面论述。应当说，这些原因确实为20世纪30年代所独有，是一些更为具体、直接的原因，也是他们研究的贡献所在。
二 整体变革还是渐进改良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各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和思潮变革，美国有罗斯福新政，德意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苏联几乎未受到危机的影响，五年建设计划顺利开展，它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与青睐，各国社会经济学家纷纷于1930年至1935年到苏联考察取经。虽然，其中有些人也发现了苏联经济的低效、斯大林集体化和大规模镇压的暴力，但这些都比不上苏联不受经济危机影响而获得的经济成功。苏联经济模式的特点，如“计划”和“统制”成为政坛术语，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走到尽头。[39]
在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与日本占领东北的民族危机下，中国经济在1932年后陷入困境，那么，中国应当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学者在追溯了中国经济落后的远因和近因后，纷纷提出各自的挽救之策。
《中国经济》的朱子帆批评了各种流行的“枝节”性质的主张，如流通米谷、推行合作、创办自治、建立工厂、提倡国货等。他认为政府应提出一个根本的立场，即政策国家化、产业社会化。[40]政策国家化和产业社会化，听起来比较笼统，事实上表达的是国民党内左派立场的朱子帆对当时国民政府经济不作为的严厉批评。他认为，国民政府不仅抛弃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不努力实行节制资本、抵御外辱的既定理想，还缺少一个明确的、团结上下一以贯之的经济政策。朱子帆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遇到极大困难的现阶段，中国应该采行苏联建设的经验。至于具体怎样采用苏联的建设经验，他并没有明示。朱子帆的言论，透露出国民党内左派对蒋介石主导下的国民政府所推行的保守政策的不满，感喟国民党日益蜕变成失去理想与信念、孜孜于求个人得失成败的政党。他们批评国民政府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屈服于外国势力的入侵。这些认识表明，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共合作后经孙中山提出、北伐中曾实践过的“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军阀土劣”的主张，虽然在政府运作层面已经被基本抛弃，但在一些国民党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中仍有留存。
不过，朱子帆指责国民政府蜕变成一个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并不客观。在此，朱子帆所指的“少数资产阶级”，是相对于工、农、市民阶层而言的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1927年后国民政府在城市的依靠力量是否是民族资产阶级，学界存有争议。按照小科布尔的研究，“在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期间，上海资本家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力量。在国民党内除宋子文极力利用资本家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外，就整个国民政府而言，它一心妄想着的是政治控制权问题。它是极其不情愿容忍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资本家阶级存在的。这从南京政府公开榨取资本家财富和对资本家企业的仇视或漠不关心的态度上，以及它公然不择手段地唆使流氓犯罪分子压制资本家的恶劣行径都说明了当时城市经济力量并没有对南京政权起过什么重大的影响”。[41]根据国民政府在整理公债、货币改革与整顿银行业中的表现（后面几章还将谈到），笔者也倾向于认为政府在1927—1937年，尤其是后五年中对私人资本家的支持和扶助，远远小于对他们的漠视与掠夺。这与国民政府此时希望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与政府实力、实行统制经济的倾向有关。
《中国经济》内部还存在更为激进的声音，如苏华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受着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封建的生产关系的缚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尚没有力量来冲破这种缚束！）几乎没有可能完成其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摆在他面前的是：完全殖民地的与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现在的满洲已经进入完全殖民地的阶段！”“所以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统治，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对内则要铲除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的封建势力。”[42]这些认识，与中共的政策主张几乎完全一致。作者“苏华”应为笔名，自有其含义。这样的观点能在汪系控制的《中国经济》上发表，反映出当时党派、思想纷争等各种情势交汇影响下的言论空间较为广阔。
《经济学季刊》则主要以中国自身为着眼点，谋求拯救中国经济的途径。朱斯煌指出中国要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是平息内争、奖励农业、劳资忍痛合作、栽培资本。自然，平息内争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便于开展经济建设。这反映了普通知识分子对国共两党、国内各种军阀势力的希冀。值得注意的是，朱斯煌提到的“栽培资本”，体现出对私人资本的鼓励与支持。他写道：“倘政府能自植资本，固甚善也。否则，正须奖励私人资本，而利用之，而节制之。若人人无资无本，尚何节制之可言？夫铁路、航运、煤铁、电政等主要工业之能国营者，政府有力则兴办之；无力，则让人民好为之。况多种工业，不便国营。即能国营工业之中，亦有私营较为有效者。皆当由人民私营，保障投资者之万分安全。”这里提到了国营工业与私营工业、国家资本与私营资本的关系问题，透露出作者对私人资本与私营工业的保护之意。确实，当时的中国缺少资本、新兴工业乏善可陈，正是需要政府大力鼓励私人投资的时候，节制资本有可议之处。
朱斯煌也关注列强侵略，他认为应“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消除外人之特权，而解放华商之束缚，亦望政府与国民协力同心，期达目的”。[43]细究这一主张，可以看到同样是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束外人在华特权，朱斯煌的意见与左翼知识分子、国民党左派还是存在差别。朱斯煌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对华商的束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左翼知识分子在推翻外人在华统治后建立的新国家中，却不一定要发展私人资本、民族资本主义。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是否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私人工商业的问题，还涉及对整个社会制度的设计。
会计师韩祖德也认为，为避免中国经济的破产，必须增加生产。他指出：“过去我国生产不足之原因，最普遍者：一为资本之不足，二为组织之不全，三为人才之缺乏。此三者皆有连带之关系。”所以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彻底改善经济组织、筹集资本。对于当时遭受的日本侵略，韩祖德认为，挽救的方法也是增加生产，以此来“抵制日货，抵御侵略”。[44]
对于以增加生产来抵制外货这一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也表示赞成。他说：“最谬误的心理，莫过于预存奢望，以为旦夕之间，便可跻国家于富强之域。事实上我们只能逐步做去，就固有事实，切实加以整理，减少一分外货，即增多一分元气，才是根本图存之道。”可见，陈光甫希望国人做一点一滴的实干家，在现有基础上踏踏实实地做事。显然，他反对中共用急剧变革的方式整体改造中国的主张。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陈光甫数次在内地游历，痛感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内地的极端落后。他提出改良米、麦、棉等农产品的措施。“米当改善米种，增进设备，便利运销，以减低成本为目标；麦亦宜从种植栽培入手，其次在水陆要埠，建设储麦仓库，以求产品集中；棉于选种之外，急需推广棉田，同时在四乡广设轧花厂，严定检验章程，厉行运销合作，以革除积弊。”[45]这些具体而繁杂的工作，正需要大批他所希望的“实干家”潜心去做。陈光甫是忙碌的银行家，平时极少撰述文章，这是他在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届年会上的演讲词，首发在《经济学季刊》上，同时被《银行周报》等杂志转载。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也在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届年会上作了演讲。对于发展农村经济，他提出很多建议，如兴修水利、改良栽培方法以提高农作物产量。同时，他希望政府尽快制定政策减少运输成本、免除苛捐杂税，促进粮食的流通，认为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还能为民族企业提供质优价廉的原料。[46]周作民和陈光甫是银行家中的翘楚，对中国经济的见解非常一致。他们注重农村经济的发展，希望政府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改进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复旦大学教授祝世康也认为中国经济改造的关键在于发展交通和复兴农村。消极的做法是战区的救济、外国农产品的抵制、苛捐杂税的免除，积极的做法有农业金融的融通、农业科学的建设，后者包括改进作物、修建水利工程等。[47]这些观点，与周作民、陈光甫颇为一致。
总之，《经济学季刊》作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出路，一是发展城市工商业，二是发展农村经济。他们呼吁全国人民和政府当局都要切实地注意发展生产。正如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所说：“应大声疾呼的保护内地生产机构、金融机构、转运机构，使他们所受法律的保障，比租界还要稳固，丝毫不受摧残，那么各种重要经济生产机构，慢慢的到内地去。”[48]张嘉璈希望内地的经济环境比租界建设得更好，其实是希望民族资本主义赶超国际资本主义。中国的发展不再是通商口岸的局部畸形繁荣，而是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走上正轨。
同时，《经济学季刊》作者竭力想避免的道路就是中国学习苏俄，走上共产主义之路。李馥荪写道：“有一部分的青年，因为对于现况的不满，思想走上了极端。——在目下的思想界中，一面有极左倾的共产主义，而一面却有极右倾的法西斯蒂。”但是，他认为这些极端思想和中国的民族性不适合。中国是一个气候温和的国家，小农占多数，一种新思想在中国的实现格外迂缓。如果不顾中国的国情一味模仿外国的激烈思想，只有失败的结局。所以，李馥荪建议：“即使一种很好的思想，我劝青年们要有充分的忍耐性，认为目下只可供研究和讨论，而不要想在未成熟之前，贸然去实行。”[49]李馥荪以中国是一个气候温和的小农国家为由，认为采行激进的思想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显然不具说服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于世界局势变革、思潮澎湃的抵触心理。另外，他敦促政府制定保护私有财产、协调劳资矛盾的法律，赞成中外贸易和投资往来，以期“回到繁荣之路”，表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仍有十足信心。
刘大钧也概括了世界潮流中的极左和极右倾向，认为中国应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他说，“世界经济潮流乍视之有两种趋势：一方面倾向极左，成为俄国之共产主义；一方面倾向极右，成为意大利之法西斯姆主义；而实际上两方面颇有相同之处。世界潮流亦有一定之趋势。约略言之，各国经济政策皆日趋于国家化，且对于资本主义之自由竞争及自由发展，皆多少加以取缔……我国处于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一面受世界经济衰败之影响，一面又当国难临头。其经济政策应行国家化，固无疑义。”[50]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经济自由主义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刘大钧既不希望左转，也不希望右转，主张对自由主义作适当的调整，引入政府的力量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
发展农业和工商业、促进生产，是《经济学季刊》大部分人的主张。至于实现的方式，他们主要倾向于国家资本主义。缘由是：第一，世界潮流如是，各国经济政策日渐趋于国家化，连最珍惜自由的英美两国人民也不例外；第二，国难当头，经济政策应行国家化，以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第三，合乎经济原则，利用外资较有把握。[51]其实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具体实行时，就体现为加强政府干预经济的力量，实行统制经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后来对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讨论可以知道，《经济学季刊》的作者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行范围进行多方限定，他们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现程度，低于当时主流舆论的期待。这一点也与他们极力主张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相契合。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代表主张为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封建势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其中的激进者提出了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实《中国经济》的这种提法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时期的思想遗留。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中的左倾人士虽反对苏俄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但仍坚持维护工农利益、打倒帝国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现实看，左派国民党员在国民政府中总体上处于“非主流”地位，对现实政治多有不满。所以，抨击国民政府没有继承孙中山晚年的思想，是当时国民党内左派知识分子的一致倾向。
《中国经济情报》的态度非常鲜明，它与《中国经济》中比较激烈的观点一致，与《经济学季刊》上的观点相反。具体而言，它认为一个技术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竞争，必然会遭遇失败。所以要振兴中国的民族工业，必然先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中国。如果在现有条件下希冀利用政府和一些机构的力量来发展产业，无异于与虎谋皮。应当说，列强对中国当时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的势力日渐巩固，侵占华北的企图也日渐明显。左翼经济学家基于民族工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和面临的各种危机，提出先有民族解放，而后才可能有民族工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观点，确有其合理之处，也极富号召力。他们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视为中国社会构成中基础性、结构性的弱点，主张以彻底革命的方式进行整体性的变革。
《经济学季刊》主张走一条切实的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农村经济的道路，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学者们认为抵御外国经济侵略的最好办法，是发展本国经济，增强自身实力，其他一切都是空谈。但是，在世界潮流的影响与日本侵略的威胁下，他们也主张适当地加强国家介入经济领域的力量，主张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上述各刊物的经济学者们的主张虽然各异，事实上都在追求一条理想的经济发展道路。如何看待革命与建设？是先革命后建设，还是在建设中逐步实现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关照与分歧所在。
[1] 国外较有影响的成果有，城山智子在《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中，认为大萧条期间国际银价的剧烈波动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而罗斯基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冲击并不严重，中国经济仍增长较快。罗斯基英文版的著作出版时，国内学者刘佛丁曾撰文部分肯定了罗斯基的研究方法，但对他的上述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刘佛丁：《对20世纪前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新评估》，《近代中国》第3辑，1993年5月）刘佛丁等还就布朗特、萨金特、罗斯基与弗里德曼等美国学者有关20世纪30年代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所产生的争论发表了意见，认为总体而言，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处于不景气和衰退”之中。（刘佛丁、王利华、王玉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经济》，《南开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这一判断代表了国内学界长期以来的普遍看法。
[2]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影响问题，部分学者强调中国货币本位的保护作用和银价变迁的影响。刘兰兮在2006年中国经济史年会上提交的论文《走进世界的困惑：关于中国国内市场与世界经济危机有无关联的思考（1929—1935）》，指出汇价固然是联结国内外市场的枢纽，也是危机的传导机制，但是真正对国内市场影响大的可能是内陆的白银向口岸集中。国内市场依中国货币体系运转，而当时国内货币混乱，银铜比价、各种钱票的流行都使物价波动的原因复杂化，因此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审慎的再思考。
[3]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60页。
[4] 同上书，第102—103、180页。
[5]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年）》，《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6]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一册，第552页。此处秦孝仪根据巫宝三的研究所下的结论，具体数据可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第二部中各业所得估计，如以1933年生产指数为100，棉纱、麦粉、卷烟和火柴四业，1932年为102、1934—1936为105、106、106，机械、化学品、纺织品、饮食品生产指数1932年为90，1934—1936为104、118、125。（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上），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75页）
[7] 邓飞黄：《中国经济的衰弱程度及其前途》，《中国经济》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第2—8、10—11页。
[8] 徐雪寒：《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中国经济情报》第2卷第6期，1935年2月20日。
[9] 日本学者樋口弘指出，“据说纺织工业，是中国民族资本的最大的一项生产事业。可是实际上，中国全部纺织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投资，大致上仅仅具有同日本的大纺织厂和大棉纱商以资本输出的形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纺织业相抗衡的能力。如果了解到仅仅以日本全部纺织工业的20%左右的设备和投资，便等于中国近代民族产业的中枢——中国纺织业的整体，就不能不对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的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进行批判了。”“在中国的全部纺织工业的生产设备：精纺机有四百八十六万锭，缫丝机有五十万锭，织布机有五万一千台，其中日本纺织业所占的比重：精纺机是37.6%，缫丝机是67.4%，织布机是47.7%。总的说来，中国纺织方面只有精纺机多了一百万锭，其余都是日本纺织方面居多。也就是说，日本纺织业很早就进展到棉布生产的过程了……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数字，如果再把日本纺织业方面的设备优良、生产率高这些优点加以考虑，那末实质上所占的地位就要远远超过上述的比重。这是1936年春的比较，但到这一年的年底，天津市又有两三个工厂并入了日本纺织业的势力之下，在天津和青岛新建设的工厂也逐渐完成，因此即使从表面上的设备能力来看，日本纺织业也达到了和中国纺织业大致相同或者多少还超过一些，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纺织界的霸者了”。（樋口弘：《日本对华投资》，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1、32页）可见，日本学者在此承认日资在中国纺织业中的霸主地位，以及中国“半殖民性质的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
[10] 秦其笙：《中国的火柴业》，《中国经济情报》第4卷第49期，1937年1月18日。
[11]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第290—293页。
[12] 朱斯煌：《现今世界经济衰颓与中国》，《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2期，1932年7月，第85—86页。
[13] 武堉干：《一九三三年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国经济》第2卷第1期，1934年1月，第3页。
[14] 武堉干：《一年来之中国国际贸易》，《中国经济》第3卷第1期，1935年1月，第14页。
[15] 武堉干：《一九三三年的中国国际贸易》，第12—13页。
[16] 朱斯煌：《中日贸易之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4期，1932年12月，第274、283、284页。
[17] 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第227—230页。
[18] 张白衣：《民国二十五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总结算》，《中国经济》第4卷第6期，1936年6月，第3页。
[19] 不同太文：《本年上半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中国经济》第4卷第10期，1936年10月，第3页。
[20] 泽明：《本年上半年对外贸易之特点及其趋势》，《中国经济情报》第4卷第32、33期，1936年8月29日、9月5日。
[21] 胡勃生：《最近中国对外贸易分析》，《中国经济情报》第4卷第37、39期，1936年10月17日、31日。
[22] 蔡正廷：《怎样从对外贸易上观察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国经济情报》第2卷第9期，1935年3月13日。
[23] 周文彬：《我国对外贸易的新现象》，《中国经济情报》第4卷第7期，1936年2月29日。
[24] 陈础生：《一九三六年中国经济的回顾》，《中国经济情报》第4卷第50期，1937年1月25日。
[25] 程瑞霖（1900—1943年），湖南人。早年求学于武昌中学、上海中国公学，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经济，获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即任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35年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授，次年任教务长。不久，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兼国际贸易系主任。1937年上海沦陷，暨大迁入公共租界，危难之际受命代理校长，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联络、接济不愿事敌之教育界人士。他经常在《中美时报》发表坚持抗战的文章，怒斥汉奸事敌，遭敌伪悬赏缉捕。后在朋友的掩护下，经英领事馆逃至香港，于1940年由广州转至重庆。
[26] 程瑞霖：《中国国外贸易问题之透视及其解决》，《时事月报》第14卷第6期，1936年6月，第378—380、384页。
[27] 范苑声：《一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第5卷第1期，1937年1月，第1、6页。
[28] 《一年来工业的回顾与展望》，《大公报》1937年1月12日。
[29] 陈础生：《一九三六年中国经济的回顾》。
[30] 杨青田：《近年国内经济发展之趋向》，《中国经济情报》第4卷第8期，1936年3月7日。
[31] 何炳贤：《我国应采的贸易政策》，《东方杂志》第34卷第1号，1937年1月1日，第97页。
[32] 邓飞黄：《中国经济的衰弱程度及其前途》，第2页。
[33] 骆继纲：《中国经济发展之前途》，《中国经济》第1卷第7期，1933年10月，第1页。
[34] 朱子帆：《中国经济政策之我见》，《中国经济》第1卷第1期，1933年4月，第3页。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在谈到中国经济的危机时，也认为最大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列强之经济侵略。（穆藕初：《中国经济上的危机》，《申报》1932年6月15日。）
[35] 孙瑞昌：《中国蚕丝业的命运》，《中国经济情报》第4卷第25期，1936年7月11日。
[36] 朱斯煌：《现今世界经济衰颓与中国》，《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2期，1932年7月，第94—95页。
[37] 李馥荪：《回到繁荣之路》，《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4期，1932年12月，第14—15页。
[38] 韩祖德：《应付国难应有之经济政策》，《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4期，1932年12月，第102页。
[39]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马凡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
[40] 朱子帆：《中国经济政策之我见》，第6—8页。
[41]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312页。
[42] 苏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第1卷第6期，1933年9月，第18—19页。
[43] 朱斯煌：《现今世界经济衰颓与中国》，第97—99页。
[44] 韩祖德：《应付国难应有之经济政策》，第106—107页。
[45] 陈光甫：《吾国经济改造的根本问题》，《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4期，1933年12月，第22—26页。
[46] 周作民：《华北产业之发展与金融之关系》，《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4期，1933年12月，第10—11页。
[47] 祝世康：《中国经济改造与建设的基本动向》，《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4期，1933年12月，第174—180页。
[48] 张嘉璈：《中国经济目前之病态及今后之治疗》，《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4期，1932年12月，第12页。
[49] 李馥荪：《回到繁荣之路》，第16页。
[50] 刘大钧：《世界经济潮流与我国国难》，《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4期，1932年12月，第60页。
[51] 刘大钧：《世界经济潮流与我国国难》，第60页；韩祖德：《应付国难应有之经济政策》，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