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难中的经济
一 基本走势
世界经济危机向中国的具体传导机制，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共同关注，至今仍不能达成共识。[1]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恐慌的消极影响并没有立即传导到中国。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货币本位有别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是金本位，而中国采用的是银本位。世界各国物价下跌，作为百物之一的白银价格也随之下跌，这就相当于中国货币的贬值，有利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形成一定优势；货币贬值的同时，国内物价上升，投资兴旺，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危机对中国的影响。[2]1930年前后，当经济恐慌席卷全球时，中国反倒出现了对外贸易增长、投资增加、物价上升的繁荣景象。当然，这种繁荣纯粹由世界白银价格下降等非生产性因素引起，投资也仅集中于金融业和地产业，是一种有消费而无生产的“虚假的繁荣”。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一种繁荣，而非恐慌。
但是到了1932年，中国经济也“恐慌”起来。究其原因，第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日本在东北的势力逐步扩大。从国内贸易看，民族工业中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丧失了东北这一大市场；从国际贸易上看，1932年下半年起，东北进出口贸易不再计入中国海关册，中国失去了唯一一个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出超地位的区域，国际贸易陷入更为被动的处境。第二，1932年“一·二八”事变对上海及附近地区的工商业、金融业产生不利影响。不过，这一影响时间不长，且范围较小。第三，1931年长江大水灾导致当年下半年的收成大幅下降。第四，世界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逐步显现。较为明显的是华侨汇款的减少，以及各国对于中国农产品的抵制，使中国出口贸易大大减少。第五，英日等国为摆脱国内经济危机，放弃金本位，贬低本国货币币值，使我国因银价下降导致的国际汇兑优势逐渐抵销。
此后，美国于1934年实行白银政策，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加速了中国的通货紧缩。中国在国际汇兑中日益陷于不利地位，从而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直到1935年11月法币改革顺利实施后，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尤其是1936年天灾较少，农业获得丰收，同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从法币改革至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到两年的时间，确实可以说是国民政府的黄金建设时期，可惜时间太过短暂。
所以，从纵向来看，自“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国经济的大体走势可以用“V”形来概括。1933年和1934年是“V”的底部。由于中国的本位货币不同于世界主流货币本位、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美国实行白银政策等原因，中国经济衰退的开始时间较之其他国家推迟了两到三年，基本走势和世界经济变化趋势亦有所不同。
从国民经济的两大部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总值看，与这一“V”形走势相契合。虽然农业技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所改进，如中央农业实验所主持的农作物品种改良、新式农业机械小范围内的推广，但农业产量基本还是取决于气候因素。1931年和1934年因灾害较多而导致大幅度减产。1931年至1936年的农业产值详见表2—1叶孔嘉的研究，国内学者严中平的研究结论也与其相似。由叶、严两人的研究可知，在该时段内，1931年算是小灾年，1934年是个大灾年，其他各年收成正常，1936年称得上丰收。从1931年至1936年，稻和小麦的产量之和分别为139459、153345、150238、129624、147885、151502万担。[3]
建筑业、采矿业获得了较快发展，交通运输业发展也较快。详见表2—1。包括东北在内，全国煤的机械开采产量由1932年的20212864吨增加到1936年的33793930吨，铁矿的机械产量由1932年的1839212吨增加到1936年的3359830吨，生铁的机械冶炼产量由413391吨增加到669696吨。铁路在1932年至1937年每年平均兴建里程是1132.88公里，大大高于清末（1895—1911年）的544.34公里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7年）的213.89公里。[4]
制造业方面，新式工厂的产品总值增加速度比较快。从关内情况看，1936年与1933年相比，制造业中棉纱和丝产量也有一定增长，棉纱的产量从6993千市担增加到7504千市担，丝从181千市担增加到330千市担。但面粉、卷烟、火柴业有小幅萎缩。面粉产量从70174千袋减少到62476千袋，卷烟产量从1131千箱减少到1089千箱，火柴产量从736千箱减少到701千箱。[5]有研究者这样总结20世纪30年代的制造业，“廿年后，制造业的情况走下坡，至廿三年，到达不景气的深谷，廿四年复苏，廿五年则相当蓬勃。不过，这种趋势并非每一产业都是如此……棉纱、麦粉、火柴三个产业，在廿三年不仅未跌至深谷，反而比廿二年好（亦可以说，其深谷是廿二年），但廿四、廿五两年并不比廿三年好多少；另一方面，机械、化学品、纺织、食品四个产业的情况，却如倒啖蔗尾——渐入佳境，并无不景气的迹象”。[6]总之，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到抗战爆发，制造业的总体趋势经历了一个从衰退到逐渐好转的过程，1936年达到高峰，但是棉纱、麦粉、火柴等行业在战前一两年并没有明显好转。
表2—1 1931—1936年国内（包括东北）产品总值
由于农业在中国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工业的有限发展并不能为经济总量带来明显的拉升，20世纪30年代国内产品总值在徘徊中有小幅上升。1936年是丰收之年，与同样为丰收之年的1932年相比，农产品总值的增加并不多，这就决定了这5年内整个国内产品总值增加有限。
二 工农业萧条与贸易衰退
由于经济恐慌和日本侵略东北接踵而来，加上当时内乱与天灾的影响，三份刊物的经济学者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普遍抱有悲观情绪。
《中国经济》主编邓飞黄发表题为《中国经济的衰落程度及其前途》的长文，连载三期。他从当时农村经济的破产、民族工业的衰弱、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严重入超等方面，论述中国经济的深重危机。关于农村经济破产和金融业畸形发展的相关研究，将在后面章节具体展开，此处主要就学者们关注的工业衰弱和对外贸易逆差问题提出讨论。
对于工业状况，邓飞黄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内工业发展较快，当时的形势则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工业比重和布局看，重工业缺乏，轻工业继续集中在沿海各省。陈公博任实业部长后，虽然提出中国基本工业四年计划，但国库如洗，难以提供巨资发展工业。第二，从资本构成看，某些工业行业的外资比重大，构成对民族工业的威胁。特别是在矿业方面，由于列强直接控制抚顺、开滦等大煤矿，煤矿产量的一半操之于外人之手。在轻工业方面，棉纺织业是中国最大的新式工业。自19世纪末开始兴办，1914年至1925年为极盛时期，1925年以后为衰弱时期，其中主要原因是发展缓慢，而在华日资工厂发展迅速，对华资企业构成严重挑战；由于日丝在世界市场上低价倾销，国内丝纺织业逐步丧失海外市场，停工、倒闭的工厂增多。所以，在分析我国工业落后的原因时，邓飞黄首先将矛头指向我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人拥有在华设厂权，政府又无法凭借关税保护幼稚产业，使得处于起步阶段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邓飞黄认为，国内政治不良、工厂管理落后、资本薄弱、金融业与交通业不能有效襄助等，也是民族工业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7]
《中国经济的衰落程度及其前途》引用资料丰富、论述详细全面。值得注意的是，邓飞黄着重强调不平等条约的危害和外资企业的负面作用，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国人对于中国经济落后原因的认识基调。外国商品与资本冲击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当时已经被充分认识。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外资、外贸的负面影响被反复强调。当时的研究者一般很少论及外资企业占劣势的领域，对外资与外贸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如技术引领、资金供给、管理示范效应等都避而不谈，以致读者有一种错觉：外国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势力都十分强大，而且应为中国的经济落后负主要责任。
这一倾向在左翼学者主导的《中国经济情报》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徐雪寒的《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当为代表作。徐雪寒认为在中国的工业构成中，列强的势力非常强大，他指出：“谁有权利可以将中国的工业化当作一个民族的统一的范畴来观察？试问中国的工业化是由谁来强制促动，更是向怎样一个被决定的目标前进？事实最为雄辩，他告诉我们的是：中国的工业，特别是一切工业之基础的重工业的存在和开发，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工业化的指标，而只是测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半殖民地性，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了怎样的深度。”他还具体分析了中国工业化的三个特点：第一，中国的工业乃至所谓工业化，主要的只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结果，是为了建立他们统治并榨取中国的经济基础，如铁、煤、电力、棉纺织业、卷烟等。第二，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外国资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民族资本。第三，中国民族资本不曾取得中国重工业的主导权，这就决定它只能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充当外资的附庸角色。[8]可见，徐雪寒强调的是中国工业成分中外资与民族资本的划分，而外资的强势说明了中国殖民地化的加深，而不是中国工业化的进展。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大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路向，亦与此观点一脉相承。应当说，徐雪寒的某些论断——如日资企业在棉纺织领域的强势——是基本准确的[9]，但分析过于笼统。他没有区分具体领域，比如在新兴工业领域的各个行业中，外资的比例究竟有多大？每一个行业都呈现出外资企业的发展速度快于本国企业吗？外资工业与民族工业的竞争过程中，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又处于怎样的演变过程中？民族工业除了受到外资工业的竞争外，自身还面临哪些困境？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在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具体分析。这些工作，恰恰是当时的大多数学者无力独自着手进行的。极少数学者，如曾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刘大钧，创立了中国统计学社。当时正是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标准的统计表式，从事上海和全国的工业调查，后来出版了《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海工业化研究》等著作。
《中国经济情报》上关于各个工业行业的具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徐雪寒的框架性论断。但作者们受制于民族情感与认知水平的制约，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并不全面。如秦其笙在《中国的火柴业》中，这样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火柴工业：因南京国民政府大幅度提高了火柴的进口关税，有效阻遏了外国火柴的进口，民族火柴业在1931年后发展较快。但外国资本很快采取应对之策，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努力设厂，另一方面走私更为猖獗。民族火柴业在1933年后面临缴纳高额统税的压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大量企业倒闭，陷入停滞和衰退阶段。这些论述都与历史事实相符，但强调的是民族火柴业的外部生存环境，忽视了民族火柴业自身面临的问题。1930年至1932年，民族火柴业经历了一个设厂高潮，其中大多数工厂规模小、设备简陋、资金薄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市场逐步丧失，农村经济萧条导致市场需求进一步缩小，民族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火柴大王刘鸿生为减少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致力于产销联营。秦其笙认为，刘鸿生东奔西走，无奈之下“只好依附在日本资本主义之下以求偏安，所以曾经集中精神，筹备组织中日火柴联营社，以每年十万箱火柴的优先权让给日商”。[10]这一说法并不客观。首先，刘鸿生在争取全国火柴联营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不存在“依附于日本资本主义”之说。其次，1936年成立的“中华火柴产销联营社”，规定各社员厂按照核定的比例进行生产。联营社给日资各厂的份额是12%，即每年10万箱[11]，并没有“优先权”的问题。这一份额虽然略高于1932年至1934年日资厂所占的产额（3年均为10%左右），但将外国在华企业纳入联营范围、规定产销限额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族工业的有序发展和生存空间，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事实上，民族火柴业较之卷烟业、棉纺织业，受到外国资本的竞争压力较小，民族资本所占的份额也较大。民族火柴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困境，有国内市场狭小、内部竞争激烈等多种因素，外国资本的竞争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能过分夸大。
《经济学季刊》的朱斯煌，时任复旦大学教授，也发出了“现今工业，每况愈下”的感叹。他以缫丝业为例，论述了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丝价暴跌、缫丝厂纷纷倒闭的惨状。他还指出，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可以说尚处在工业革命的初期，落后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多世纪。中国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资本不足、管理不善、劳资不能合作、易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等问题。[12]可见，朱斯煌的视角与《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情报》稍有不同，他没有将中国工业的落后归咎于近代历史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外资入侵，而是主要从中国自身寻找原因。
1932年至1937抗战爆发之间的中国对外贸易，总体低迷。这与世界整体经济状况和国际贸易形势有关，也与中国丧失东北海关、货币制度的特点等自身因素有关。在近代对外贸易领域的学术研究中，郑友揆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系权威之作。他计算整理的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具体情况详见表2—2。
表2—2 1928—193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净值和物量指数
由于进出口贸易的具体数据由海关报告公布，所以学者们对整个贸易走势的认识比较一致。由表2—2可知，1930年前后中国对外贸易迎来一个高峰，但1931年秋天后，“九·一八”事变、英国放弃金本位、长江水灾等产生的不良影响日益显现，入超增加。1932年下半年起，东北的对外贸易不再计入我国海关关册，中国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由于东北是中国外贸上的唯一出超区域，1932年的入超进一步加大。这一事实，为时人反复谈到，因其中隐含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几乎成为学者最为忧心的问题。此后，随着银价上涨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国民政府提高进口关税和1934年农业歉收，进出口总额不断缩小，其中日本主导下不断增加的走私也加剧了海关入口数额的减少。直至1935年底法币改革实行后，进出口总额才有所回升，良好的发展趋势一直维持到抗战爆发。总之，当时学者视野中国际贸易的大体情况及缘由，与当今学者的研究较为一致。
《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问题非常重视，通常会在新年第一期回顾过去一年的贸易情况。代表性文章有国际贸易专家武堉干写的《一九三三年的中国国际贸易》、《一年来之中国国际贸易》（指1934年）。武堉干认为：第一，东北丧失后，每年的入超更难抵补，国际收支平衡难以维持。于是只好通过两种途径予以解决：一是听任外国在中国扩大投资，竭泽而渔；二是以金银外流作为抵补。[13]第二，操纵我国对外贸易的是英、美、日三国。此三国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占重要地位，但是我国之于此三国的贸易地位，除了对日本而言是比较重要的贸易伙伴外，对英、美两国而言，我国的贸易地位非常微小。[1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低微。此外，武堉干对进出口货物的数量增减予以尽量客观的分析。如车辆进口的增加，是由于内地公路事业的日渐发达，不过他认为公路事业发达的原因，并非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军事需要；棉纺织品进口的减少，是因为日本在华纺织厂的货物在国内倾销，而且日本运往东三省的棉织品不再统计在内，其中恰有一部分又经东北走私到关内；生丝和茶叶出口的大幅下降，是由于受到别国竞争、世界经济不景气下需求的减少和自身技术的落后。他还对改善贸易入超提出具体建议，如讲求销售技术、使用新式方法制造出口货物、政府机关联络工商业家创办大规模的出口贸易公司等，使国货在国内外的销售增加。[15]
应当说，以武堉干为代表的《中国经济》上有关国际贸易所做的研究比较全面，覆盖到中国国际贸易在这几年总的变动趋势及其原因、主要进出口商品的门类和变化、国别贸易的概况、改进国际贸易的方法等各个方面。《中国经济》强调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处境，以及日本侵占东三省、走私在贸易方面的负面影响，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难危机契合。
《经济学季刊》关于国际贸易的研究不多。朱斯煌所撰《中日贸易之研究》，深入研讨了1870年至1929年中日贸易的详细情况，包括输出输入品的主要特点、中日两国贸易在各自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其中对于抵制日货的认识自成一体：“夫中日贸易之重要，尽人而知之；抵制日货之大效，亦尽人而知之。惟研究上尚少详明之分析，实行上又鲜持久之毅力。”“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的效果十分显著，但是人们的热情只能维持一时，不久之后日货的销售量又恢复如常。朱斯煌提出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为封存日货之处置，二为抵制日货，与发展工业，应双方并进”。尤其是第二点，很多人未详细论及。抵制日货后，中国无法在短时间内扩大国内生产，以国货取代日货，所以只好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试观此次日货虽大受打击，而欧美货品，渐行活跃。总之仍不免购买外货……故根本办法，尚当振兴工业，双方并进。本国产品，价廉物美，人民何乐而不用国货。”不过，朱斯煌认为，当时进行经济建设的客观条件并不理想。所以希望“当道诸公，各泯成见；举国上下，精诚团结；务求政治之清明，和平之实现。则工业不奖励而自兴，建设不提倡而自成”。[16]在他看来，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之根本，经济发展是抵制外货之基础，仅凭几分爱国热情空言抵制外货，必然持续时间短、收效小，决定性的力量还在于国内社会经济的进步。事实上，这可以看作对高喊“抵制日货”的一些人的忠告。经济学者从经济理论出发，对民众在国难时期激扬的民族主义情绪予以善意的批评，此为一例。
对照《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情报》与《经济学季刊》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与贸易的研究情况，可知它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相较而言，《中国经济》的相关研究最丰富，认识也比较全面，兼有数据和论述，观点持中。它们既能看到在日本政治与军事侵略、中外不平等条约下改善对外贸易的困难，又能将对外贸易与国内的货币问题、农业收成丰歉等具体因素联系起来考虑。
《中国经济情报》在研究中国的经济情况时，往往与谴责列强对华经济侵略过程中产生的负面作用结合在一起。“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的论断，频频出现。这与当时中共及左翼力量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有关。20世纪初，列宁描述中国社会的特征时开始提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在192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首次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概念。[17]此后经过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这一概念已为知识界、思想界所熟悉。《中国经济情报》作者亦将“两半”概念运用到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研究中。鉴于人们对中国已是半殖民地（次殖民地）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反帝亦能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共鸣和支持，以及考虑到同时期的《中国农村》旨在阐发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和主张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经济情报》的作者们更为强调“两半”概念中的“半殖民地”。他们注重研究列强侵略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即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这一点从文章的题目上亦能看出，如上文提到的《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煤矿业》。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们重在揭露列强对华商品倾销和外国人在华设厂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引用具体数字说明外国在华企业较之民族企业，在资本、生产规模和技术设备等方面所占的优势，并做出外资工业拥有优势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不可能同时取得发展的判断。
与《中国经济情报》不同的是，《经济学季刊》虽然也承认列强对中国经济运行带来的负面作用，但是更注意国内问题的解决，比如和平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在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下，列强在华自然拥有极大影响力，中国先要求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才有可能发展经济，还是先发展了经济，再去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经济学者之间，事实上反映的是力图根本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在社会现状基础上进行渐进改良的人们之间的不同诉求。
三 一线生机还是穷途末路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实行后，国内经济形势有一定程度的好转，物价上升，进口减少，出口增多。1936年的农业丰收使这种良好局面得以维持。经济形势的好转使一部分学者感到兴奋，并满怀希望。但大部分学者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表示担忧，即使乐观的言论，也认为机遇与危险共存。
对于法币改革后中国国际贸易中出现的输入减少、输出增加现象，《中国经济》认为对货币改革促进贸易状况改善的作用，不能高估。因为1936年上半年海关册上输入的减少，主要是日本在华北走私造成的。张白衣认为：“输入的减少并不是为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达，得以抵制外货，更不是因关税政策，得了限制输入的效果，乃是因去年下半年冀东出现了一个傀儡伪组织，占据了华北的港口，庇护中外奸商输入大批走私的商品。”[18]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他还指出，中国出口的增加，是由于意阿战争的爆发，国际上对军需原料的需求十分旺盛，中国桐油及矿产品钨、锡、锑等资源出口增加。当然也有令人欣慰的现象，如贸易进口商品中重工业品和化学工业品的大幅度增加，与中国各地工业、交通建设的开展有关。[19]
《中国经济情报》上也刊出了很多与贸易相关的文章，可归为两大类。第一类基本是事实的陈述与分析。如泽明的《本年上半年对外贸易之特点及其趋势》和胡勃生的《最近中国对外贸易分析》。泽明认为，1936年上半年的国际贸易形势朝好的方向发展：输出增加、输入减少，所以入超大为减少。输出增加表现在对美桐油输出大大增加，中国在中美贸易往来中居于出超地位。输入减少，一是由于华北的走私贸易，天津海关进口货物比例的下降，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二是粮食输入大大减少。泽明最后指出，虽然入超现象有所改观，但我国出口的主要货品都是农业副产品，工业制品极少，在国际交换中处于弱势地位。[20]
胡勃生认为，1936年前7个月入超的大幅度减少，是由于1935年11月新币制所产生的通货膨胀作用。他将这7个月的对外贸易额分别用国币和海关金单位列表表示。其中，输出商品额较之1935年同期，用国币计算增加了29%，但换算成海关金单位后，与上年相比并没有显著增加；输入商品额较之1935年同期，用国币计算减少了12%，如换算成金单位，则减少更多。所以胡勃生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理解输入的减少。他继而列举了上海港和华北各港，包括天津、烟台、青岛、秦皇岛、威海卫等贸易额的变化，发现上海港贸易额所占比例增大，华北各港，尤其是天津港输入额显著减少，其缘由便是走私妨碍了正当贸易。[21]泽明和胡勃生具体分析了法币改革后中国对外贸易中输入的减少和输出的增多，认为前者的重要原因是日本在华北的走私，而后者是由于国际上各国的备战措施。可见，他们多从悲观的方面来看待1935年后的贸易改善，与《中国经济》的观点颇为一致。
相对而言，《中国经济情报》的第二类文章更重议论，观点鲜明、笔端常带感情。蔡正廷的《怎样从对外贸易上去观察中国的国民经济》，题目颇有深意，有引导、启发人们去思考的强烈预设。行文中，他没有论述对外贸易的具体情况，而是列出了观察对外贸易、国民经济的注意事项和方法。在讨论进口减少的问题时，他提出，除了走私的因素外，进口减少不是由于在华外资工业的发展，就是由于中国民众购买力的低落，或是由于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结果。他还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特产原料和半制成品，20世纪30年代中期尤其表现为提供列强备战所需的原料品，如钨、锡、桐油等，这一点足以表明中国经济殖民地化的加强。[22]周文彬通过对对外贸易新现象的描述，也得出与蔡正廷类似的观点。如进口的减少，代表了国人购买力的降低和日本在华设厂的积极化。出口的增加，则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积极备战，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收买军需原料的结果。作者在文末指出：“在中国没有取得独立解放之前，在列强的锁链还是紧紧束缚我整个民族的时候，任凭你出口贸易增加也好，减少也好；进口贸易增加也好，减少也好；对于中国的国民生计，未必一定是有利而无害的。”[23]这里，作者已经不再就贸易谈贸易，而是将对外贸易与中国的民族独立联系起来，并认为中华民族在不独立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形势的好坏无从谈起。
在这样的认识倾向下，《中国经济情报》的大多数文章都会着重强调对外贸易中的所有不利因素，对于国民经济中一些积极因素往往视而不见。如1936年出口贸易的增长、入超的减少，确实有外国对中国原材料需求增加的原因，但国内农业的丰收和币制改革确实也有促进作用。
对于1935年至1936年出现的猖獗的走私，不同立场的经济学者纷纷予以谴责，但《中国经济情报》的作者陈础生将走私进一步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他在总结1936年的中国经济时这样认为：“走私是1936年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它所加于整个中国国民经济的毒害，是难以估计的，甚至难以想象的。而且，走私的意义不单是经济的，它不仅想用最下贱无耻的策略来打击与摧毁民族工业，排挤英美势力，以便独霸中国市场，并且想进一步藉此来压迫我政府，取得某几项政治上的特权，以便更顺利地来奴役中国大众，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24]作者从日本主导下的走私谈到了国际竞争中的中外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考虑，表达了对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将逐渐沦为殖民地的忧虑。这种时时将经济事件与政治变迁、中国社会性质联系起来的做法，在左翼学者中带有普遍性。
当时，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兼国际贸易系主任程瑞霖[25]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国外贸易问题之透视及其解决》，可作为比照。程瑞霖认为，1935年后对外贸易境况的好转实在不能令人盲目乐观，因为1935年后进口减少的具体原因是走私和外人在华工厂的扩充，出口增加的原因则是欧美备战和中国的货币改革。在文章的最后，他指出改进中国贸易的方法为指导人民改良生产技术、发展交通、废除出口税、直接与外国进行贸易等。[26]可以发现，程瑞霖作为学院派的专业学者，在论述的角度上会考虑外国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同时也会分析贸易变动的具体原因，并强调解决对策。即在分析外贸不利因素时提出建设性意见，这是与左翼学者的不同之处。
对于法币改革后的总体经济状况，《中国经济》的第二任主编范苑声做出了较高评价。他认为这主要是货币改革成功和农业丰收的结果，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顺利开展也让人们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但是，华北的局势令人担忧，经济上的走私是一方面，紧张的军事对垒更为经济的发展埋下巨大的隐患。[27]应当说，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抗战爆发的前一年里，中国经济显露出良好发展的势头，这一点为当时的很多人所肯定。《大公报》将1936年的工业和农业总结为：“二十五年的工业界，可说大体在水平线以上，比了前几年可算是‘剥极则复’的年头，原因是法币政策施行以后，外汇稳定，金融的流通，比较以前灵活，内地各省多数是庆着丰年。”[28]可见，法币改革和农业的丰收给1936年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1936年至1937年《大公报》经济方面的言论也一改以前的批评姿态，以研究如何开展经济建设为主要议题。不过，经济形势好转的势头为“七七”事变所阻遏，经济建设持续的时间太过短暂。而且，1936年的农业丰收是由于天公作美，偶然性很大。法币改革带来的通货膨胀，促进了市面繁荣和出口贸易，但其中隐含着货币贬值的危险因子，抗战中后期后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便是明证。
范苑声的文章和《大公报》的社论都是在1937年1月发表的，如果说这两份刊物对于当时的形势判断显露出一线生机的话，《中国经济情报》的陈础生于1937年1月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泼出了一盆冷水。在回顾1936年的经济情况时，他表达了以下看法：交通事业的发展不但对生产无益，而且由于是从帝国主义国家购买的机械产品，反而会导致现金的外流和利权的丧失；华北走私的结果是民族工业被毁、国家沦为殖民地；农产品丰收也只是帮助帝国主义备战。[29]这应该是对1936年经济最悲观的描述了。可以说，以上认识过分强调了对经济发展和民族前景中不利的一面。如，就进口机械发展交通而言，在我国重工业和机械制造落后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设备进口，不然就无从发展；而且进口设备也可能是一项正常的贸易往来，未必会导致利权的丧失。农产品丰收，最受益的当然是国内广大农民，桐油等出口物资毕竟是少数，帮助帝国主义备战之说更无从谈起。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根据刊物上一两位作者的论述武断地判断整个刊物的倾向。况且，很多作者在文章的字里行间，已经透露出更为丰富的面相。比如，某种经济政策的变动往往引起复杂的后果。《中国经济情报》的杨青田谈到，1936年的物价呈现上升趋势，对于民族工业而言应当是个好消息，但工业原料的成本也跟着提高，企业需要融通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30]某些行业从原料购入到产品生产、出售，有一个较长的周期。只有当物价保持平稳、持续增长的态势时，企业才有可能获利。要是物价水平处于波动状态，对企业的影响就难以预料了。再如，有的学者指出，国人有一种害怕国际贸易输入增加的恐惧症，事实上中国的输入总额并不多，摊到人均更低。据国联1935年统计，我国每人所占入口贸易额不过0.44旧美金，与英国每人所占入口贸易额44旧美金，法国19旧美金，日本6旧美金，印度0.8旧美金相较，实在是低下。所以，中国的贸易输入不应一味地减低，而是要在调整输入结构上做文章，如减少衣食住行方面消费品、奢侈品的进口，增加建设所需的机械品、化学品的输入。[31]国际贸易中出现这样的调整固然好，但前提条件是国内的轻工业有更大进步、重工业和交通业也有逐步发展的良好势头。不然，人为的调整和统制产生的后果未必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