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讽谕说”回望
《长恨歌》诞生后，“讽谕说”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从那时起，“讽谕说”就成了贯穿至今、长盛不衰的一股历史的、文化的力量，始终处于无法摆脱的、霸道的正统地位，古代如此，现代如此，当代研究依然如此。在目前所形成的三派代表性观点中，从总体上看，“讽谕说”可以说是历史最悠长、影响最持久、势力最强大的一派。《长恨歌》主题研究中的不确定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与“讽谕说”的实力有极大关系。任何试图解读《长恨歌》的人，都不能不受到此说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讽谕说”是造成《长恨歌》主题研判混乱无序的关键性因素。
我们知道，“讽谕说”由来已久，且坚持此说者多是深得古典文学精髓的大家。他们各自以其在文学界、史学界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对《长恨歌》主题作了举足轻重的评点阐释。“讽谕说”能延续下来，恐怕与这些名流大家发凡起例的特殊“贡献”不无关系。从“讽谕说”沿革的历史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古代（“五四”以前）
与白居易同时代的陈鸿首开其端。他最早对《长恨歌》的主题作了被后代误认为是代白氏直陈其意图的权威性解释：“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1]其后，各代都有纷纷出来附合、助阵者，如明代的唐汝询曾明确表述道：“此《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2]清代的沈德潜亦不无感叹地认为：“《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以女宠几乎丧国，应知从前之谬戾矣。”[3]下诏编撰《四库全书》的爱新觉罗·弘历在《唐宋诗醇》中亦对“讽谕说”推波助澜，他认为《长恨歌》“哀艳之中，具有讽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4]。以上几人中，陈鸿是小说家，唐汝询和沈德潜是正统的封建文人，爱新觉罗·弘历是皇帝。尽管时代不同，但他们的认识却是如此的一致。
二 现代（“五四”至新中国成立）
影响最大的是文史兼治、学贯古今的大学者陈寅恪。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以翔实的考证、严密的论证，对“讽谕说”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陈先生是隋唐五代史的专家，他不仅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采用“以史证诗”的研究方法，而且，他还把白居易及其诗作看成是统一的自在系统：一方面，强调《歌》《传》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认为陈鸿的意图就是白居易的意图；另一方面，又联系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李夫人》《胡旋女》等来印证、类推《长恨歌》的讽谕主题。同时，陈先生还结合白居易的诗论和创作主张来框定《长恨歌》的讽谕主题。由于陈寅恪是唐代文史研究大家，无论是史料的发掘，还是字句的笺释，都有过人的独到之处，他的一些论点一直被后来持讽谕主题者奉为圭臬。
三 当代（新中国成立至今）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长恨歌》主题的研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大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不仅出现了数目可观的一大批论文，如周煦良的《〈长恨歌〉的恨在哪里》（《晋阳学刊》1981年第6期），华仲彦的《重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刘西健的《〈长恨歌〉主题思想新探》（《人文杂志》1982年第4期），李绪恩的《〈长恨歌〉主题新辨》（《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等，而且还出版了以《长恨歌》主题研究为重心的专著，如周天的《〈长恨歌〉笺说稿》。这些文章或专著，都不同程度地为“讽谕说”呐喊助威。尤其是《〈长恨歌〉笺说稿》，几乎巨细无遗地概括了“讽谕说”的见解，可谈得上是对陈寅恪“笺证稿”论述的进一步深化和补正。它在史料的搜求方面做得更为周备详切，同时，还以现代文艺理论为利器，对《长恨歌》作了深入的探讨。因此，此部专著在巩固《长恨歌》讽谕主题方面可说是再建了新功。王拾遗的《白居易传》，虽不以《长恨歌》为研究重心，但在该书第二章《一落风尘下，方知为吏难》中即有如下一段论述：“《长恨歌》的积极作用，还在于它是以写男女生离死别的爱情，从而表达出诗人的严肃见解：‘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白居易对这位先朝皇帝唐玄宗的荒淫生活进行批判，是与当时他的政治思想分不开的。……白居易认识如此，对唐玄宗由于奢欲而酿成的安史之乱，几乎弄得国将不国，怎么还会去歌颂所谓的李杨爱情呢？《长恨歌》深受人民喜爱，争相传颂，主要是因为人民对唐玄宗的荒淫误国也是有所非议的。”[5]很显然，王先生是承认、主张“讽谕说”的。除此而外，自6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一批文学史如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马积高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简史》，阮忠的《唐宋诗风流别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虽然在关于《长恨歌》的主题确定方面未必持绝对的“讽谕说”，但它们共同的基本倾向是认为《长恨歌》中包含着一定讽谕成分。进入21世纪，学界研究《长恨歌》的兴致益发浓厚，出现了两部以《长恨歌》为专题研究的学术论著。一部是周相录先生的《〈长恨歌〉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另一部是张中宇先生的《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两部论著均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材料翔实，视角独特，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