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嵇康到陶潜——兼论玄学的变迁
梁满仓[1]
摘要：“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界的人群，嵇康又是“竹林七贤”中一个具有领袖风采的核心人物。陶潜思想里有“入世”与“出世”两面，他在舍与得之间做了勇气、明智、智慧的正确选择。魏晋之际的玄学是与政治相互纠缠的。两晋南朝时，儒玄皆通的政治家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玄学修身，以儒学治国，政治家谈玄，但治国也卓有成效，文学家、艺术家谈玄，为后人留下不朽的文学艺术精品。
关键词：竹林七贤 玄学
嵇康和陶潜都是《晋书》里记载的人物。除《晋书》之外，嵇康在《三国志》里也有记载，陶潜在《宋书》里也有记载。嵇康生活在曹魏及其名存实亡的时代，陶潜生活在东晋后期，目睹了东晋被刘宋代替的过程。相对两晋，两个人一头一尾：一个属于魏晋之际，一个属于晋宋之际。
鲁迅先生曾把二人进行比较，他说嵇康的脾气自始至终都是很大的，最后竟命丧于司马氏之手。而到了东晋末期，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
陶潜和嵇康都处于新旧朝代更替之际，都对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新朝代不满甚至怀有敌意，只不过外在反映不同，一个激愤，一个平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鲁迅先生所说由于时代变迁之外，与旧政权联系的紧密程度和个人的性格也是两个重要原因。嵇康的夫人长乐亭主是曹操的曾孙女，嵇康与曹氏宗族有着姻亲关系。而陶潜与司马氏宗族没有这样的关系。两个人都憎恨新朝代替旧朝，但憎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样是面对不喜欢的人，嵇康对钟会的造访不以礼接，把他置于尴尬的境地。而陶潜则不同。陶潜隐居的时候，江州刺史檀道济前去看他，对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潜回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2]与当局不合作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处理的方法是温和的。这反映了陶潜和嵇康性格上的不同。
一 嵇康的“独立”与个性分析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界的人群。他们的藐视礼法，他们的放荡不羁，他们的张扬自我，他们的个性追求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竹林七贤”中，嵇康又是一个具有领袖风采的核心人物，在许多方面具有突出的魅力。
嵇康的魅力表现在很多方面：
其姿貌风度令人倾倒。他身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当时人称赞他“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3]
其艺术造诣令人叹赞。弹古琴，一曲《广陵散》成为千古绝音；作书法，若众鸟时翔，群乌乍散。
其文学创作成就突出。写文章“师心以遣论”，[4]咏诗歌“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5]
其理论著作洋洋洒洒。《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难张辽叔宅无吉凶摄生论》、《答张辽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明胆论》等文章论认识论领域的问题。《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论道德精神修养对养生的意义问题。《释私论》论述伦理道德问题。《管蔡论》为政治论。《声无哀乐论》为艺术论。其涉猎的领域可谓多矣。
嵇康所有的魅力表现中，最令人关注的要数其特立独行，山涛称赞他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6]他的不偶于世也确实非同一般：七贤之中，其他人都或自愿或勉强到司马氏政权中做官，只有他坚决不出仕。山涛举荐他做官，他不但拒绝，还因此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与之割席断交。钟会久闻嵇康大名，前去拜访，正值他在锻铁。嵇康见钟会来，也不以礼相接。见到钟会尴尬窘相，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只得回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7]
人们甚至把嵇康的特立独行归纳为一种独立的精神。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种所谓独立精神，并不是他与生俱来的个性。他拒绝山涛的举荐，是不愿意做官吗？显然不是，因为他曾做过曹魏的郎中、中散大夫。他对待钟会无礼，是天生倨傲不好接近吗？然而史书还大量记载其性格的相反一面。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康别传》记载：“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浚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8]相处二十多年的王戎，见过数百次面的王浚冲，都没见过嵇康生气红脸，疾声厉语，可见不是倨傲难近之人。他在《家诫》中嘱咐子女说：“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立身当清远，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托人之请求，当谦辞口谢。”[9]教导子女尊敬长吏，往来有度，托人请求，谦辞口谢，有如此自我修养讲究礼数的人，为什么对钟会却如此不合常态呢？
这一切，只能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嵇康的政治立场中去寻找答案。
从魏帝曹芳时，司马氏就开始了与曹氏宗室夺权的斗争。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掌握了曹魏大权。其子司马师废曹芳另立曹髦，又镇压了毌丘俭等人的反抗。司马昭杀死曹髦，另立曹奂，取代曹魏之心路人皆知。而嵇康与曹魏宗室有姻亲关系，他的妻子是长乐亭主。长乐亭主是沛穆王曹纬的女儿，曹纬是曹林的儿子，曹林是曹操的第十子，所以，长乐亭主是曹操的曾孙女。对于司马懿父子的所作所为，嵇康当然非常不满。当毌丘俭起兵反对司马师时，嵇康暗中给予支持，并打算起兵响应。这反映了嵇康的政治立场。
山涛虽与嵇康游于竹林之中，却与司马氏的关系非同一般。山涛的祖姑母是司马懿的岳母，司马昭任大将军时，山涛任他的从事中郎。灭蜀后钟会在四川叛乱，司马昭准备西征，对山涛说：“西边的事我去解决，这里的事全交给你了。”山涛便率领亲兵镇守邺城，负责起看管囚禁在邺城的曹氏王公的任务。西晋建立后，山涛历任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吏部尚书、侍中、光禄大夫、司徒等重要职务。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嵇康拒绝山涛的举荐，与之绝交背后的原因了。
钟会也是帮助司马氏取代曹魏的干将。司马师任大将军时，中书令虞松曾举荐钟会。司马师决定召见，钟会听说，“乃绝宾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这次谈话，司马师对钟会相当欣赏，拊手叹息说：“此真王佐才也。”司马师东征毌丘俭，钟会随从，典知密事。平定毌丘俭后，司马师病死于许昌，司马昭总统六军，钟会谋谟帷幄。当时魏帝企图剥夺司马昭的兵权，下诏让司马昭屯留许昌，让尚书傅嘏率诸军回京。钟会便和傅嘏密谋，一面让傅嘏上书回复朝廷，一面护卫着司马昭一起回京。朝廷无可奈何，只得拜司马昭为大将军，钟会也因此升迁为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食邑三百户。了解钟会的政治立场，也就自然理解了嵇康为什么会那样对待钟会了。
南朝刘宋颜延之写诗歌颂嵇康：“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然而我们觉得，嵇康并非不偶世，他的龙性是驯服于曹魏朝廷的。但是他所依靠的曹魏大树倒了，他依然独立地站着。他的独立，表现在对自己选择的立场的坚持。
二 陶潜的“入世”与“出世”
陶潜在《晋书》、《宋书》都有传，而且都被列在《隐逸传》中，可见南朝沈约、唐朝房玄龄等人都认为陶潜是个隐士。
虽然对陶潜的定位相同，但究竟何为隐士，两书却存在很大差异。《晋书》认为，隐士即指那些操行贞洁、行为脱俗、不应征召、不求仕途、杜绝人事、啸咏林薮之人。他们虽远离尘世，然其高尚之德具有激贪止竞的社会功效。《宋书》认为，“隐”分两种：一种为“荷蓧之隐”，一种为“贤者之隐”：“贤人之隐，义深于自晦；荷蓧之隐，事止于违人。论迹既殊，原心亦异也。身与运闭，无可知之情；鸡黍宿宾，示高世之美。运闭故隐，为隐之迹不见；违人故隐，用致隐者之目。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用一句白话概括就是，贤人之隐将自己的一切隐蔽起来，是一种“道隐”；荷蓧之隐是通过隐居之举得到世人的品评，是一种“身隐”。陶潜的隐居属于后者。
沈约所处时代距离陶潜比唐代的房玄龄要近得多，因此，他对陶潜隐居的看法比较切合实际。
当代学者袁行霈先生指出，陶潜思想里有入世的一面，他虽然本性恬静，但也像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他先后投入桓玄、刘裕、刘敬宣等人的幕府，在晋末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旋转翻腾，反映了他思想意识中这一方面的特性。
既然自愿投入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陶潜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宋书》记载：陶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凡是在晋朝写的文章，日期全都用东晋年号，凡是在刘宋朝写的文章，只标明干支，没有年号。年号代表一朝皇帝的合法正统，再联系陶潜拒绝檀道济到刘宋朝中做官的邀请，陶潜对东晋和刘宋的爱憎不是很分明吗？
陶潜的这种政治倾向倒不是出于对晋朝的愚忠，怀念晋朝是表示对刘宋朝的不满，是不满刘宋朝取得政权的方式。这种不满应该说早在他决定离开刘裕时就开始萌芽了。陶潜是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离开刘裕的，此时刘裕已经平定了桓玄之乱，被任命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了朝廷军事大权。刘裕虽然把桓玄赶下帝位，把晋安帝迎回来，但此时实际上刘裕已不是晋臣，晋安帝已成为傀儡。陶潜的曾祖父陶侃，虽然也有野心，但由于出身寒微，东晋门阀政治的现实使他不得不收心敛意，一心一意为朝廷效力，最终成为东晋功臣。祖先是东晋功臣，如果在取代晋朝的新朝中做官，颇有些不肖子孙的味道。这是陶潜所引以为耻的。所谓“耻复屈身后代”就是这个意思。
嵇康与陶潜，都对新朝代旧朝非常看不惯，然而所采取的态度却大不相同。嵇康视即将建立的新朝如仇敌，陶潜视新建立的刘宋朝若无有。他在《桃花源记》中曾写过一群秦末逃入桃花源的人，他们“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其实，陶潜本人就力图在精神上达到“不知有宋”的境界。
明明宋已代晋，却要在精神上“不知有宋”，明明刘宋皇朝已实实在在建立，却要视其为乌有，这不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吗？这种精神胜利对陶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很多情况下，当人们面对无可改变现实的时候，往往不去硬碰，而是采取一种规避的态度。陶潜的远离朝廷，远离政治对他是有积极意义的，其积极意义表现在：
第一，他有效地保障了自己的生存。陶潜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时年63岁。他在给子女的训诫书中说：“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可见是因病而亡，自然地走完了一生。而我们知道，同样是愤世嫉俗的嵇康，是死于非命，终结在司马氏的刑场上。曾经劝陶潜到刘宋朝做官的檀道济，在宋文帝的时候，也因为功勋卓越，威名甚重，身经百战，富有军事才能，儿子们又都有才气，从而遭到文帝的疑忌。当宋文帝病重时，下令把檀道济逮捕入狱，安上“不义不昵”、“附下罔上”、“潜散金货，招诱剽猾”等罪名处死。嵇康、檀道济都死于残酷的政治斗争，而陶潜远离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政治，从而避免了嵇康、檀道济那样的下场。
第二，他为自己创造了自由的天地。离开了政坛的恐怖，摆脱了仕宦的羁绊，陶潜的生活是自由的。他可以把颜延之给他的两万钱悉数交给酒家，随时到那里取酒畅饮，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以“倚南窗而寄慠，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愒，时矫首而遐观”，可以“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心为形役，由于生活的无拘无束，也给他带来了心灵上的自由。他可以“好读书，不求甚解”，可以“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可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第三，他取得了丰硕的精神成果。自由自在的心灵，造就了巨大的精神驰骋的空间。陶潜的精神胜利是实实在在的，这体现在他丰硕的精神成果上。陶潜流传至今的作品有文三十余篇，诗一百二十余首，使我们能了解到他宁静安详的内心，领会他随心所欲的自由，解读它深沉富有哲理的思想，欣赏他诗文里闪烁的闲情逸致和自然美。这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陶潜在舍与得之间作了正确的选择，这是一种体现了勇气、明智、智慧的选择。
三 魏晋玄学与东晋玄学的区别
魏晋之际，玄学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高门大族、官僚、士人知识分子无不以清谈玄学为时尚。这个时期玄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与政治相互纠缠。当时士人知识分子所讨论的玄学三个主要问题：才性同异离合、无和有的关系、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全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例如才性同异离合的分野，在政治上也可以找到痕迹。曹操曾多次下令征求人才，认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如果有治国用兵之才，即使不仁不孝、贪诈污秽之行也可任用。这在理论上体现为才性分、才性异。司马氏出身世家大族，儒学传家，主张以孝治国，任用孝悌有德之才。这在理论上体现为才性合、才性同。主张才性异才性分的王广、李丰都因反对司马氏被杀。主张才性同、才性合的钟会、傅嘏，都是帮助司马氏取代曹魏的功臣。
又如“无”和“有”的关系。尚无思想的代表是正始名士何晏和王弼。何晏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万物之始，无往而不存在。另一个尚无的大玄学家王弼，其理论造诣，就连何晏也对他深为折服。何晏为《老子》作注时，曾和王弼一起讨论这部书的主旨，当他听到王弼的高谈阔论时，不断地点头称是，不敢拿出自己的论点，并打消了为《老子》作注的打算。何晏在政治上反对司马氏，高平陵之变后被司马懿所杀，王弼也被免职。虽然不能因此就断定王弼与何晏一党，但王弼以无为本、崇本息末、无官无长、无君无为等思想，显然不合司马氏的胃口。
再如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阮咸的儿子阮瞻，为人清虚寡欲，恬静淡泊，荣辱不惊，颇有七贤之遗风。有一次，他去见司徒王戎，王戎问他：“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回答：“将无同。”王戎对他的回答赞叹不已，立即提拔他。阮瞻也因此获得“三语掾”的美称。名教讲究君臣尊卑入世求官，自然讲究出世顺道清静无为，二者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为什么阮瞻说是一样的呢？为什么王戎对阮瞻的回答如此赞赏呢？我们看看竹林七贤就明白了。竹林七贤，命运各异：
嵇康在政治上属于曹氏一党，思想上是主张自然最坚定最激烈的领袖，是竹林七贤中在政治人格、思想人格保持高度一致的名士。正因为如此，他才饮恨就戮于司马氏的刑场之上。刘伶与当权者貌合神离，故作不合时宜之言，以达到既不合作又保全自己的目的。向秀则屈服于当权者的权势。阮籍、阮咸叔侄以酣饮为掩护实现自我保全。山涛、王戎在朝中出任高官。
竹林七贤中除极少数人外，大部分在政治人格和思想人格是分裂的，这也是魏晋时期名士集团的缩影。这种分裂要靠名教与自然相同的理论来弥合。
政治与玄学的纠缠在官僚玄学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西晋王衍。王衍出身世家大族，在西晋位居三公高位。虽然位高势重，却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不以物务自婴，是典型的官僚玄学家。王衍清谈误国，最后死于非命。他在临死前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10]这实际上是宣告了弃儒入玄的失败。
东晋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王导、庾亮都是当时著名的玄学家。王导自西晋时起直到东晋初身为宰相，始终未放弃玄学清谈。然而他清谈并未废务，并没有影响他在东晋初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治理国家上，他仍然坚持儒家思想。东晋建立之初，王导建议立学校，兴儒学。他说：“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在论述了儒学的重要作用后，王导进一步指出：“虽王之世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后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故《周礼》，卿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乡，学于乡以登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朴之业著，浮伪之竞息，教使然也。……今若聿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11]与王导同时的另一个名臣庾亮也是如此。史载他“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12]然而他在治国方面，又主张用儒家思想。他任荆州刺史时，在武昌开置学官，并下教说：“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史载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13]这说明庾亮以礼治家和以礼治国是一致的。在两晋南朝时，像这样儒玄皆通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以玄学修身，以儒学治国。二者的功能区分得十分清楚。正因为有了这种区分，政治家虽然谈玄但治国也卓有成效，文学家、艺术家谈玄，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灵感，能够留下不朽的文学艺术精品。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 《南史》卷七十五，《隐逸·陶潜传》。
[3] 《世说新语·容止》。
[4] 《文心雕龙》卷十。
[5] 《诗品》卷中。
[6] 《世说新语·容止》。
[7] 《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
[8] 《世说新语·德行》。
[9] 《全三国文》卷五十一。
[10] 《晋书》卷四十三《王戎附王衍传》。
[11]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五《王导传》。
[12] 《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
[1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