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余英时在《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载《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中提到，钱穆曾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得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正是这一番话决定了严耕望此后55年的研究取向。
制度史研究是史学研究中的基础，也是长久研究不衰的内容之一（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内容，一是人物事迹，一是典章制度）。但是，自新史学兴起以后，制度史研究走向边缘。在很多人的眼中，社会史关注的是活的人的活动，而制度史只是典章制度条文的罗列，反映的只是静态的东西。
然而，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现实生活，都使人们无法离开制度。在史学研究中，人们越来越感到，离开制度就无法深入分析；在现实中，人们也看到，社会改革常常就是从谋求制度变革开始的，改制与守制是改革的基本内容。制度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中制度主义的兴起，也开阔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史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学者的重视。
其实，制度史研究的内容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还包括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等，而粮食制度，实际是兼跨政治与经济的一项制度研究。说其是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是因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的历朝历代都重视农业、重视粮食，也就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粮食的生产与管理的制度体系，“粮政”关乎国家兴衰，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说其是经济制度史的研究，是因为粮食的生产、征购、买卖，关乎民生生计，其有关政策与制度，是国家经济制度的有机环节。在把粮食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和日益重视“粮食安全”的今天，中国历史上的“粮政”问题也在引起学界的重视，相关成果不断涌现。
这本书是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研究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管理粮食的政策与制度。作者力图通过这项研究来展现抗战这个特殊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的变迁过程，以及这种变迁对国民党政权、抗战大局的影响；并借此推进学术界对国民政府相关政治与财政、经济制度与措施的关注，促使更多的学者关注抗战时期政治与经济史的研究。我以为，通过作者的艰苦努力，这一目标可以说基本达到了。通读全书，我觉得有如下三个方面是值得注意并有所启发的：
第一，国民政府的“粮政”，是指国民政府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而采取的一切政策与制度。但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制度政策条文层面，而是注意从动态的角度，即抗战形势变动的角度探讨国民政府粮政变革的轨迹，注意粮政与抗战形势的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如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粮户之间关系的变迁，探讨这种变迁对政府财政经济乃至政治社会的影响。
这种研究反映了近年来制度史研究的新取向，即动态地展现“制度”的生成演变。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政与抗战的形势息息相关，有些特定的政策，正是抗战这个特殊背景下的需要。作者正是从这个角度，考察现实环境与政策制度的关系。与此同时，每项政策制度在实施时，又会受到一定环境的制约，执行者对政策制度的理解和行动方式，也会影响政策制度的落实面貌，所以，研究政策与制度离不开一定的人与事。作者在研究中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注意从地方、粮户等层面展现相关制度的实施，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地认识相关制度的产生、演变与实施状况。
第二，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是否能够重建史实，或者说是否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现，首要的条件是尽可能地发现和发掘史料。关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的研究，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专著问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反映粮食政策制度的史料杂乱和收集比较困难，相关史料大多散见于档案和期刊中。
由于时代较近，研究近代史能够利用档案和报刊文献，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优势所在。但是，这些文献，尤其是档案资料是有局限的，它更多地反映了当政者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保存档案和销毁档案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遗漏历史、抹杀历史、曲解历史的现象。这又是我们在利用这些文献时必须注意的地方。我们看到，该书作者在研究时对档案的利弊具有一定的警觉，所以通过查阅大量报刊资料来加以互证和补充，注意分析与比较，从事物的内在关联中把握历史的真实面貌。尤其注意“当事人”的种种议论与评价，甚至利用《新华日报》上的报道和言论，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分析国民政府的粮政，从而使著作分析与评价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不仅体现了史学研究的实证品格，也反映了作者的求实学风与扎实功底。
第三，史学研究是一项追求真实的事业。陈寅恪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少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同情之了解，并不是不需要价值判断，而是指在研究中要把展现历史的本来面貌放在第一，只有这样才能做出贴近历史的价值判断。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如近代史研究大家章开沅老师所说，既要“神游其内”，又要“置身于外”，如此，才能真正“识得庐山真面目”（此为章开沅老师在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的序言中的话）。
在郝银侠的这本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她的这种学术努力：既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客观描述国民党抗战时期粮政的演变，评述其在抗战中的影响与作用；同时又指出其在实施中产生的弊端并分析原因，揭示这些弊端的出现对于抗战乃至国民党政治的深刻影响。相信这项研究对深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研究，对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都是有重要价值的。
当然，任何研究都会有不足之处，该书也不例外。如对有些史料的运用和解读不够准确，对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实施和运行的研究与分析也有待进一步深入。作者是一位博士，也是一位高校近现代史专业教师，相信她在今后的教学与研究道路上会不断前进，期待她的新的成果问世！
刘伟
2013年4月于武昌桂子山
[1]《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7页。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8BWZ042）结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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