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启示——《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序

唐贤秋同志的《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以下简称《恒道》）一书写得好。这不但是主题选得好——廉政问题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而且它征引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资料，运用非常严密的逻辑和朴素的语言，科学地论述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转换，很有说服力。除此之外，我觉得《恒道》一书还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即作者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能够很准确地把握一般廉政文化、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这三重廉政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详尽地阐明了后两种廉政文化的区别和联系。

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启示。

现在有些同志，大概没有读过毛泽东的《矛盾论》，不大懂得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也就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譬如他们怎么也不明白西方政客们鼓吹的“普适价值”错在哪里，不懂得那些人所谓的“普适价值”，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人类普遍价值，只不过是把他们自己认可，甚至自己也并不愿意遵从的，具有欺骗意义的价值，充当“普适价值”，硬套在他人的头上，指手画脚，以谋取自己的私利。用哲学的语言来说，他们就是硬把某种矛盾的特殊性，夸大并冒充成矛盾的普遍性。同样，不懂得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也就很难领会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中国特色”之意义，离开了唯物辩证法：或者是夸大共性而否定个性，或者是夸大个性而抹杀共性。而哲学上的每一小点偏差，都会在实践上产生重大的失误。

在《恒道》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作者是如何准确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的。他先分析了什么是一般的廉政文化，什么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文化，这些共性与个性，以及此个性与彼个性之间的关系，然后探索了应当怎样在把握廉政文化这一共同思想理论基础上，运用批判继承、借鉴改造和综合创新等方式，把中国传统廉政文化转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文化。我们看到，本书在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产生条件、主体内容与基本特征之后，系统地论证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动力基础、路径选择、目标定位及其具体实现。在转换目标上，主要实现由廉政取向的君本性向民本性转换、由廉政主体的单一性向多样性转换、由廉政模式的道德主导性向德法并重型转换、由廉政价值的工具化向目的化转换、由廉政治理的人治化到制度化转换，如此等等。最后，作者有力地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目标归宿。它不仅具有扎实的理论资源，而且具有自身的体系，它对于推进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及在全社会营造廉荣贪耻的文化氛围等，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全书的论述中，层次分明，丝丝入扣，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功力。

《恒道》的出版又一次证明，一本理论著作的成功，除了作者要有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心，要拥有丰富的学识之外，最为重要的，是要有较高的学术素养，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习和把握唯物辩证法。为此，我们必须像习近平同志“8·19”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老老实实，原原本本”，把老一代革命家的“看家本领”学到手。

顺便说一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文化，对于人类的廉政文化，当然只是个性；然而它本身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从一定角度来说，它又是普遍性，是共性。当它作为矛盾的普遍性和共性时，它又存在于许多更特殊的个性之中，值得更深入地进行研究。例如，它与现代化网络技术的关系，我们又该怎样利用网络技术，充实和发展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如此等等，这里有说不完的问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总之，《恒道》一书，没有结束讨论，只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问题进一步的讨论，我们盼望着更多的好作品发表。

是为序。

陈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2013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