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人格是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纵观钱玄同的个性养成及思想发展历程，其“偏激”可归纳为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性格的狂狷。钱玄同为人处世往往唯性情是瞻，不以礼俗规范为规范，不以社交共识为共识。拒绝折中与调和，甚至对“中庸”这一人格修养之法则根本视而不见。其直接结果是言行之间无论进退均逾矩——他无意遵从那些为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准则，在言行取舍上极易走上非此即彼的极端，而尤为常见的情形则是一时此一时彼，缺乏协调与一惯性。就其个人心性来说，率性而为乃是一切原则之中的总原则，他无视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适度与平衡，对于所谓的平正公允则是极其不屑，不仅时常怀有强烈的逆反之心，而且以撕破平正公允的伪善面具为乐事。钱玄同成为文学史上偏激的存在，如果追根溯源其根本原因可能正在于此。争议肯定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对于钱玄同的评价也确是存在判然有别的正负两面，其门人弟子出于拥戴之心说他是狂放不羁，痛快淋漓，而戏谑嘲讽者如黄侃则直呼其为“钱二疯子”。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钱玄同的个性中激烈、恣情、急躁、耿直的这一面构成了他的偏激的文化人格的心理基础。
其二，空间的困惑。从清末民初的无政府派那里，钱玄同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新潮，在《天义》与《新世纪》之间的反复中，他获得了一种世界意识。问题是“世界”何谓？作为一种文化认知的基础，“世界”应是充实的，而非空洞的，而钱玄同也确实在不断求索中完善着个人的“世界”观念。人类平等是一方面。自由平等乃天赋人权，而特权与等级正是其天敌，只是当他把个人定义为“二十世纪人类之一部分”时已经对国民平等与人类平等的差异有所忽略。世界大同是另一方面。睁开眼睛看世界固然是现代意识觉醒的前提，但是他却太过轻易地跨过了民族身份与世界公民的界限。中国融入世界是一种必然趋势，中国之于世界的特殊性却不能丧失，这是一个民族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前提。当他发现对“世界人”的憧憬与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无法完全达成一致之时，其内心深处自然就充满了困惑。
其三，时间的焦虑。钱玄同最终实现了从无政府主义向社会进化论的转变，并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念，用以展望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路径。时间之矢永无停息，更没有倒车，这是他对社会进化之趋势的基本判断。也许其中寓有进化论之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谬误，但它却是钱玄同通过现实观察而得出的思想结论，因此他不但十分真诚地接受了它，并自觉地以之作为指导个人思想言行的指针。这一结论如果纳入进化理论发展演变的流程来考察，其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唯与理论本身存在较大差距，用以指导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强种的梦想也未必能见出实效。特别是当他尝试着把时间问题转化为空间问题解决——以欧化来解决中华民族发展迟缓的问题时，其中的设计不周密之处就愈发显明了。
钱玄同的文化人格是偏激的，以此为先导而参与新文学运动也使他的许多独立判断显出偏激的一面。他为新文学的壮大作出过许多实绩，也留下了不少缺憾。功乎，罪乎？我们需要深入到他的新文学活动中细加分辨。
[1]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见《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页。
[2] 钱玄同曾自述道：“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返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致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应彻底改造（见与马裕藻合拟的《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国文教授法》草案，吴奔星：《钱玄同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周作人说：“使得他拐弯的机会是什么呢？民国初年的政教反动的空气，事实上表现出来的是民四（一九一五）的洪宪帝制，民六（一九一七）的复辟运动，是也。经过这两件事情的轰击，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23—224页）。此后的研究者大多认可钱玄同的自述与周作人的评价。
[3] 刘再复：《鲁迅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4] 周介孚：《恒训》，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9），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9页。
[5] 朱文华：《陈独秀评传：终身的反对派》，青岛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5页。
[6]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媒学者乔治·格伯纳提出涵化理论，试图解读电视传媒在潜移默化之中对受众形成的影响。见[英]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纳斯、奥尔加·林耐《受众研究读本》，单波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62—76页。参照涵化理论的有关论述，本书认为早年家教对钱玄同的影响，尤其是旧学教养的获得均与异变和涵化——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相关。
[7] 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见《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1页。
[8]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9]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47页。
[10] 钱秉雄、钱三强、钱德充：《回忆我们的父亲——钱玄同》，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42页。
[11]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12]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13]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14]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312页。
[15] 钱秉雄、钱三强、钱德充：《回忆我们的父亲——钱玄同》，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42页。
[16]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17]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18]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1925年1月5日第8期。
[19]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20]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21]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22]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23]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24]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25]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26]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315页。
[27]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1925年1月5日第8期。
[28] 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第5卷第6号。
[29] 钱玄同1919年1月1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页。
[30] 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298页。
[31]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32]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318页。
[33] 钱玄同：《钱玄同自撰年谱》，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34]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1925年1月5日第8期。
[35]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78页。
[36] 钱玄同1905年12月赴日本东京看望其兄钱恂，1906年5—9月回国完婚，此后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至1910年5月归国。
[37] 马巽：《光复会的点点滴滴》，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1页。
[38]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19页。
[39] 转引自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20页。
[40] （清）章太炎：《章氏丛书续编·新出三体石经考后记》，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21页。
[41]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1925年1月5日第8期。
[42]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21—222页。
[43] 周予同：《序言》，见（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页。
[44]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45]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46]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76页。
[47] （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页。
[48] 钱玄同致胡适信，《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号。钱玄同同时引用了小说中马二先生的话：“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进一步说明了他所批判的孔丘。
[49] 钱玄同1922年10月1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5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2页。
[50] 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51]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52]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53] 吴奔星：《钱玄同年谱》，见《钱玄同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54] 钱玄同1917年1月20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7—1518页。
[55] 钱玄同1924年4月8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6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4页。
[56] 钱玄同：《回语堂的信》，《语丝》1925年4月20日第23期。
[57] 引自《〈天义报〉启（附简章）》，见高军等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58] 钱玄同1907年7月11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59] 钱玄同1907年7月11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
[60]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语丝》1925年1月5日第8期。
[61] 钱玄同1907年10月6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页。
[62] 钱玄同1908年1月12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页。
[63] 钱玄同1908年3月8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4页。
[64] 钱玄同1908年3月22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4页。
[65] 钱玄同1907年9月5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5页。
[66] 汪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1907年9月1日第6卷。
[67] 钱玄同1908年3月5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1页。
[68] 钱玄同1908年2月14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
[69] 钱玄同1907年9月18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页。
[70] 钱玄同1907年9月18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页。
[71] 钱玄同1907年10月3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72] 钱玄同1908年4月29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2页。
[73] 钱玄同1916年9月18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2页。
[74] 钱玄同1916年9月19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3页。
[75] 钱玄同1917年1月11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4页。
[76] 钱玄同1917年1月14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0页。
[77] 钱玄同1917年9月24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4页。
[78] 钱玄同：《罗马字与新青年》，《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第5卷第6号。
[79] 参见张翰书《西洋政治思想史》（上）（第7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3页。
[80] （清）刘师培：《人类均力说》，《天义》1907年7月10日第3卷。
[81] （清）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1907年7月25日第4卷。
[82] （清）刘师培：《人类均力说》，《天义》1907年7月10日第3卷。
[83] 钱玄同：《随感录·二八》，《新青年》1918年9月15日第5卷第3号。
[84] 绝圣：《排孔征言》，《新世纪》1908年6月20日第52号。
[85] 钱玄同1916年10月4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3页。
[86] 鞠普：《毁家谭》，《新世纪》1908年5月30日第49号。
[87] 李石曾：《祖宗革命——家庭革命之一》，《新世纪》1907年6月29日第2号。
[88] 钱玄同：《施行教育不可迎合旧社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9年第62期。
[89] 钱玄同：《施行教育不可迎合旧社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1919年第62期。
[90] 褚民谊：《再续普及革命》，《新世纪》1907年10月19日第18号。
[91] 褚民谊：《续无政府说》，《新世纪》1908年4月4日第41号。
[92] 吴稚晖：《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新世纪》1908年9月19日第65号。
[93] 钱玄同：《陈百年〈恭贺新禧〉附志》，《新青年》1919年1月15日第6卷第1号。
[94] 褚民谊：《普及革命》，《新世纪》1907年10月12日第17号。
[95] 鞠普：《〈礼运〉大同释义》，《新世纪》1908年3月14日第38号。
[96] （清）刘师培：《亚洲现势论》，《天义》1907年11月30日第11、12卷合刊。
[97]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新青年》1917年6月1日第3卷第4号。
[98]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新青年》1917年6月1日第3卷第4号。
[99] 见《天义》第8、9、10卷合刊，1907年10月13日。
[100] 见《新世纪发刊之趣意》，《新世纪》1907年6月22日第1号。
[101] 去非子：《破坏社会论》，《天义报》1907年6月10日第1号。
[102] （清）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天义》1907年9月15日第7卷。
[103] 褚民谊：《续普及革命》，《新世纪》1907年11月23日第23号。
[104] 褚民谊：《续无政府说》，《新世纪》1908年5月16日第47号。
[105] 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新青年》1919年11月1日第6卷第6号。
[106] 钱玄同致区声白、陶履恭信，《新青年》1918年8月15日第5卷第2号。
[107] 钱玄同致陶履恭信，《新青年》1918年2月15日第4卷第2号。
[108]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109] 钱玄同1917年3月21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8页。
[110] 吴稚晖：《谈无政府之闲天》，《新世纪》1908年5月30日第49号。
[111] 醒：《万国新语》，《新世纪》1907年7月27日第6号。
[112] 醒：《记万国新语会》，《新世纪》1907年8月24日第10号。
[113] 醒：《续万国新语之进步》，《新世纪》1908年2月29日第36号。
[114] 钱玄同答胡天月论Esperanto信，《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第5卷第5号。
[115] 钱玄同晚年曾用“醉心革命”自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思想。参见1930年2月13日日记。
[116] 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17] 孙郁：《偏执的真人》，《读书》1999年第1期。
[118]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新青年》1917年7月1日第3卷第5号。
[119] 钱玄同1908年2月23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页。
[120] （清）刘师培：《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二），《天义》第13、14卷合册，1907年12月30日。
[121] [俄]克鲁泡特金：《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凌霜、震天、天均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版，第60页。
[122] [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页。
[123] [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4页。
[124] 周建人：《生存竞争与互助》，《新青年》1920年10月1日第8卷第2号。
[125]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1923年特刊，“汉字改革号”。
[126]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1923年特刊，“汉字改革号”。
[127] 李石曾：《进化与革命》，《新世纪》1907年11月2日第20号。
[128] 李石曾：《革命》，《新世纪丛书》（一），1907年。
[129] 吴稚晖：《就地正法》，《新世纪》1908年12月19日第78号。
[130] 褚民谊：《续无政府说》，《新世纪》1908年2月29日第36号。
[131] [韩]曹世炫：《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132] 钱玄同1908年2月28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页。
[133] 钱玄同：《汉字革命与国故》，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134] 钱玄同1907年1月9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页。
[135] 钱玄同1908年6月6日日记，《钱玄同日记》（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90页。
[136] 陈兼善：《进化论发达略史》，见彭明、程肃《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137] 胡适：《从思想史上看中国问题》，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138]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8页。
[139] 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45—46页。
[140] [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4页。
[141] [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0页。
[142] [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4页。
[143] [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1页。
[144] [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31页。
[145] [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37页。
[146] 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147] [日]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林明德、黄福庆译，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95页。
[148] （清）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见《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卷13，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149] 钱玄同：《章草考序》，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4页。
[150] 参见魏义霞《中国近代哲学的宏观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151]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号。
[152] 钱玄同：《国文的进化》，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110页。
[153] 钱玄同：《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新生》1926年12月24日第1卷第2期。
[154] 钱玄同：《“出人意表之外”的事》，《晨报副刊》1923年1月10日第6号。
[155] [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4、1326—1327、1360、1390页。
[156] （清）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157] （清）梁启超：《新史学》，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48页。
[158] （清）梁启超：《新民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45页。
[159] （清）梁启超：《新民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49页。
[160]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161] 钱玄同：《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新青年》1917年7月1日第3卷第5号。
[162] 钱玄同：《文字改革与宗教信仰》，《新青年》1918年6月15日第4卷第6号。
[163] 钱玄同：《历史的汉字改革论》，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164] 钱玄同：《历史的汉字改革论》，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165] 钱玄同：《历史的汉字改革论》，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166] 钱玄同：《汉字革命与国故》，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167] 钱玄同：《汉字革命与国故》，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9页。
[168] 钱玄同：《国音沿革六讲》，见《钱玄同文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2页。
[169] [英]E.哥尔德史密斯：《进化、新达尔文主义和科学范式》，于文军译，《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170] 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