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什么是中国经验或有纯粹的中国经验吗？
中国经验原本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主要指晚近30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种结合本国实际、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经验，对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进程中，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关注。
当这个概念像现代性概念一样，从社会学领域被引进文学领域，所指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学者把文学领域谈论的中国经验，分为“中国的社会生活经验”和“中国文学发展的经验”两个方面。这两者虽然都与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有关，但在文学语境中，前者又显然偏重于个体的和日常的生活经验，后者则偏重于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所得的经验，较之社会学领域所谈论的中国式的发展建设的独特经验，毕竟有很大区别。正因为如此，在文学领域谈论中国经验，就有必要加以限定，即主要是指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所显示或积累的独特经验，包括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存体验。虽然上述“中国的社会生活经验”也是题中之意，但这经验必须是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或为文学所表现的，否则，便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经验无异。越出这个阈限谈论中国经验，也就失去了对文学的实际意义。
就文学领域而言，中国经验的构成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的维度，另一个是空间的维度。就时间一维而言，中国经验既指过去年代，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学活动所积累的经验，也指当下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实践所提供的经验。前者无疑是指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和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后者则指当下的文学活动、文学创造的独特形态和独特方式。就空间一维而言，中国经验既指作为其基础和核心的感性经验，即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所得的艺术经验，和由文学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经验”，也应指由这种独特的感性经验提炼和升华的理论结晶。虽然经验主要属于感性范畴，但对于这种经验的凝聚和总结、提炼和升华，毕竟未完全脱离感性经验，仍应属于广义的中国经验的范畴。这些，还只是这个概念的意义结构，即它的意义的空间，此外，还有与之有关的现实空间，即完整的中国文学实际存在的大陆和台湾（还有“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特区）不同的板块结构。某些身居海外的华裔作家，通过不同方式把上述中国经验带到了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之中，也应视作中国经验的一种扩张形式。我们今天谈论中国经验，固然是以中国大陆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经验为主体，也应当考虑这些延伸、泛化或扩张、弥散的表现形式。
弄清了中国经验的所指和它的复杂的表现形式，接下来的问题是，实际上是否存在这种中国经验，即有没有这种纯粹的中国经验？答案可能同样是复杂的。
中国自近代社会结束长期封闭的历史，国门洞开，东、西洋影响纷至沓来，就再也没有如古代社会那样相对纯粹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从器物到制度，经验的对象已不再单纯。与此同时，国人因受外来影响，其生活观念和生存理念，也不再如老中国的儿女那么纯粹，五四以后，更以西方人的生活观念和生存理念为标准，去追求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标，中国人固有的生活观念和生存理念，往往被当作封建文化批判并与之决裂。在这样的时代，因为经验的主体也不单纯，所以纯粹的中国经验就无从发生。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这期间的文学所表现的中国经验，就显得十分驳杂。到了早期普罗文学开始表现革命的人生和革命者的活动，虽然仍不免受外来的尤其是俄式革命的影响，但毕竟是中国人为争取生存和发展而斗争的一点最初的经验，既与早期从欧美来的抽象的启蒙理念，也与后来从苏联来的俄式的革命经验，有很大的区别。早期普罗文学表现的这种萌芽状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到了3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家笔下，就有了更中国化的表现。如茅盾笔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叶紫笔下的农民革命和二萧（萧红、萧军）笔下东北人民的生存与反抗斗争的经验等，已经是中国人所特有的遭遇和体验了。虽然这期间仍有作家继续启蒙文学的题旨，但如巴金尤其是老舍，已不再像五四时期的某些作家那样，作空洞的呼号和抽象的观念之战，而是如鲁迅那样，深入到中国式的家族和老中国的都市或乡村的腹心地带，去作社会的、人性的分析和解剖，因而也表现了现代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生活经验和生存体验。20世纪30年代文学所表现的这种中国经验，到了40年代的根据地、解放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相适应，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的文学所表现的中国经验，用毛泽东的话说，可以说是一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生活观念和生存理念，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一种生活方式，所身体力行的一种生存体验。虽然表现这样的中国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的文学中，是以闭关锁国为条件的，但结束高度闭关锁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却在保持表现中国经验的这种独特性的同时，又在学习借鉴外国文化、吸纳外来经验的同时，对这种独特的中国经验有所扩展和提升。晚近30年来，中国所受外来影响虽然日益加剧，但中国所走的发展建设的道路，却日益特色鲜明，因是之故，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经验以及这种中国经验的表达方式，也更具独特性。
凡此种种，现代中国文学表现中国经验的这段曲折历史，既是我们今天谈论中国经验的前提和条件，也可供我们反思和借鉴。在表现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存体验的同时，这期间的中国文学也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这种艺术经验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在西方影响下告别古代传统，移用东、西方的经验，而后转向探索表现自身经验的独特方式的艰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学习与借鉴、实验与探索、传承与创新的艺术实践，包括在实践中的某些挫折和失误，都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中国文学正是在经历了这个曲折而又复杂的过程之后，才逐步接近一种适合表现中国人独特的“社会生活经验”的“文学发展的经验”。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并没有完结，而且永远也不会完结。这是因为，在一个从经验对象到经验主体都不再单纯的时代，要从诸多开放变动、斑驳陆离的经验元素中，分离、提炼出真正属于“中国的”经验元素来，谈何容易。远的不说，就以晚近30年的文学为例，尽管在不同阶段上的不同文学潮流，大多能反映该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中国文学发展的经验”，但深入细究起来，有许多东西其实是不那么“中国”的。大而言之，如“伤痕/反思文学”所表现的，虽然是中国人的灵肉创伤和历史思考，但其价值标准却是来自西方的人道主义，某些核心理念则是西方的“异化”思想。“改革文学”所反映的，虽然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现实，但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却是一种西方模式。尤其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在创作中为中国社会所开的“药方”，如蒋子龙小说中的“苏联模式”（如《乔厂长上任记》）、“丰田模式”（或称“家族主义”模式，如《锅碗瓢盆交响曲》），张洁小说中的“行为主义”模式（如《沉重的翅膀》）等，更是东、西方的现代管理模式在中国的文学版。到了一些先锋作家开始现代派的文学实验，包括发动“文学寻根”，则不仅观念大多是来自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而且在艺术上，也是对西方现代或后现代某家某派的直接模仿。虽然其中也杂糅了中国人的一些生存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儒、佛、道、禅）的某些理念，但在总体上却倾向于西方人的生存经验和艺术经验。此后的“新写实”虽然有所改变，但因为深层的文化理念和艺术观念受西方影响太深，并未真正回到“中国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学发展的经验”上来。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的“私人写作”及同时或稍后与“身体”或“肉身”有关的文学潮流，虽然也可以从当时的环境找到一些经验的依据，但其基本的文化理念，却是来自西方的女性主义和大众文化。甚至当时一些倡导“人文精神”的文学创作所标榜的“人文精神”，其思想资源也并非纯粹中国的经验传统。如此等等，说明在当今中国，无论是文学中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经验”也好，还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经验”也好，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要么在经验对象中有诸多非本土的存在，要么在经验主体中存在诸多非本土的观念，甚至感受和认知结构中的某些异质的因素，也会影响经验主体的感受方式和体验方式，而使所得的经验变得复杂或不那么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