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今天的文学如何表达中国经验或能表达怎样的中国经验？

既然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的元素又很难从一个经验的混成体中剥离出来，今天的文学如何表达中国经验，又能表达怎样的中国经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就事论事地从当下说起，同样也需要追溯一下历史的渊源。因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今天的问题，而是现代中国文学与生俱来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甚至成了它的一种宿命，只不过从前的提法不叫中国经验，而叫“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或“民族化”、“民族性”和“中国特色”之类罢了。当然，中国经验对今天的文学来说，并非只是一个新概念、一种新提法，而是有它的特别意义。这意义就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所作的种种“中国化”（今天称为“本土化”）的努力，都旨在反对从内容到形式的“欧化”（或“西化”），虽然在理论上并不反对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借鉴，也不否认五四新文学学习、借鉴西方文学的成就和经验，但实质上却是要摆脱和肃清西方影响，而后在民族尤其是民间传统的基础上重构现代中国文学，以便“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更好地为革命和抗战服务。虽然这种努力从20世纪40年代的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最终却因为环境封闭、视野狭窄、资源贫乏、活力不足而难以为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之所以要“回归五四”，再次向西方文学学习、借鉴，并非意味着从此放弃了“中国化”的努力，更不是要让中国文学“全盘西化”，而是要在广泛吸收外来营养的同时，壮大本民族文学的肌体。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文学中所表达的中国经验，从内容到形式，就不但融入了大量非本土的外来经验，而且即使是其中可以辨认的本土经验，也大半是由外来经验激活且因此而得到创造性转化的。

以近年来人们热衷谈论的“底层写作”和“民间写作”（或有近似之处的“向民间撤退”）为例。虽然“底层”和“民间”这两个概念并非新创，高尔基在20世纪初就写过一个《在底层》的文学剧本；反映底层生活和向民间文艺学习、追求民间化的形式，一度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导潮流和方向。既然如此，何以今天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并把它作为一种新潮和时尚呢。问题还得从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所受的某些外来影响说起。

“底层”在中国文学语境中，原本是一个修辞学的概念，并无特别的内涵和外延。20世纪初，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在监禁期间的著述活动中，为避开检察官的审查，用“底层”这个概念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常用的无产阶级的概念，但特指意大利南部的农民。葛兰西认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受统治阶级支配，缺少理论的自觉，处于被动顺从的地位。葛兰西所说的“底层”（subaltern）又可以译为“属下”（还可以译为“下层”、“从属”、“庶民”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20世纪中后期，印度的一个“属下研究小组”的历史学家把葛兰西的这个“底层”概念，用于研究南亚社会中存在的从属群体的一般性特征，尤其是独立后的印度乡村农民、工人阶级以及贱民阶层持续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观点，得到了美籍印裔学者斯皮瓦克的响应，她不但参与了这个小组的研究工作，而且进一步把“底层”这个概念扩展到对后殖民时代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研究，用来指称那些不能言说自己，失去了自身主体性的人群，尤其是其中的女性群体。她认为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中，“底层”是不能说话的，即使说话，也没人听到，或被转变为另外的声音。正因为如此，任何自称是“底层”代言人的叙述，都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她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就叫《底层人能说话吗？》，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界，有很大影响。

后殖民主义理论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就陆续介绍到中国，但对“底层”理论的关注，却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斯皮瓦克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被聘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并发表学术演讲（2006年）前后。如果我的判断不错，文学界近年来重提“底层”问题，热衷谈论“底层写作”，即因此而起。可见，“底层”这个为现代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所密切关注的对象，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后，今天又重新吸引了文学的目光，“旧话重提”，应该说主要是由上述西方某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影响所致。

我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认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自身的作用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体制变动，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尤其是被称为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随之也受到文学的密切关注，文学把关切的目光投向这些弱势群体，自是题中应有之意。更何况现代中国文学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关注“底层”的传统，今天关注“底层”问题，同样也是应分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今天提出“底层写作”问题，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平民”传统或“革命”传统的继续，也未尝不可。但事实是，不但“底层”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现象或文学创作潮流的命名，而且即使是那些数量众多、被视为主流的反映下层人民尤其是工农群众的作品，基本上也不涉及或不可能涉及今天的“底层写作”所关注的诸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利、城市对乡村的“殖民化”过程中的生存焦虑等与国际范围内的“后殖民”现象类似的问题。这样的表现与五四时期揭示“底层”民众的“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与后来的革命文学描写工农群众（“底层”）的反抗和斗争，显然有本质的不同。虽然不能说这些问题就是直接演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结果，但正是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这些表面上看来“似是而非”的东西，表明这期间的“底层写作”的某些思想理念，既非完全的外来影响，也非纯粹的本土经验，而是因为外来影响的启发，对现阶段的本土经验，有了新的体认，予以新的阐释的结果。

与“底层写作”类似，在诗歌界，从20世纪末开始倡导的“民间写作”和小说界莫言等作家的“向民间撤退”，虽然不存在像斯皮瓦克这样直接的影响源和激发因素，但如追溯其前缘，又显然与某种外来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生代”诗人解构“朦胧诗”的武器之一，便是西方现象学哲学的“还原”理念，号称“非非主义”的一派诗人希望通过对感觉、意识和语言的“还原”处理，使诗歌创作回到“前文化”的原初状态。在这一派诗人中，就有人追求诗歌的“口语化”。与这一派接近的“他们文学社”，更明确地提出了“口语化”的创作主张，反对通用的、规范的、被社会同化了的“文化语言”，认为口语更切合“每个人的生命形态”。说到底，也就是通过“口语化”的追求，在诗歌创作中寻找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生命的本真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诗歌界的“民间写作”，即是这一派诗歌主张的艺术延续，其鲜明特征，也就是继续诗歌“口语化”的实践，以及与之有关的诗歌题材的当下性和日常化的追求。这样的“民间写作”与五四新诗的运用民歌体、左翼诗歌的“大众化”、根据地、解放区诗歌的民间化，是有天壤之别的。说明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进入新世纪以后，诗歌界的这种“民间写作”，所表达的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诗歌在历史上所积累的艺术经验，而是被西方现代哲学所激活的一种新的诗歌意识。当然，你也可以说，在这种新的诗歌意识中，也包含有中国现代诗人的一种民间情结，即有关民间的或民间化追求的艺术经验的积淀，甚至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影响，但既有外来影响融入其间，借外来影响而转化其形态，就如上述“底层写作”一样，已是一种混成的而不是单一的中国经验。

如此等等，我们还可以说，新世纪以来以莫言为代表的小说家的“向民间撤退”，虽然取用了如猫腔等民间形式，但又显然与赵树理当年写作《李有才板话》取用民间说唱形式、《吕梁英雄传》等革命英雄传奇采用章回体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在于，前者重其神，后者重其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赵树理等革命作家的民间化追求，更接近中国文学的通俗化传统，莫言的“向民间撤退”却与他解构宏大叙事的价值立场有关。虽然他在《檀香刑》的后记中，也说过抵制西方影响、追求“中国风格”的话，并为此“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但猫腔这个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毕竟不像“板话”和章回体那样，在莫言笔下，最终体现为一种显在的文体形式，而是表现为一种隐形的话语风格，借助这种话语风格，莫言完成了一次对孙丙抗德事件的民间叙述。虽然这样的话语风格与此前被众多论者称为“狂欢化”的《丰乳肥臀》的话语风格有诸多不同，但背后所隐含的“解构”历史叙事的观念，却并无二致。而这种“解构”历史的观念，显然又与诸如新历史主义等西方影响有关，至少在近20年来的文学中是如此。可见，即使是像莫言这样“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到民间，也未能在《檀香刑》中找到他所追求的“纯粹的中国风格”。

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不同，文学中所表达的经验，实际上是作家对他自己所经历的或别人所经历的，即直接的或间接的经验事实的书写或叙述，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原模原样地复制和拷贝任何经验事实，即使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即使是采用“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方法，也不可能做到。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会有所增删取舍，一定会加入自己的理解、阐释和评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上主观的烙印”。由于打上了作家的主观烙印，所以文学中所表现的经验，和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经验，就不可能同一。也因此，文学中所表现的经验事实，是否是“中国的”，也就不能不与作家的主观因素发生关系。即使作家面对的经验事实是纯粹“中国的”，也不能保证作家摄取这些经验事实、表现这些经验事实的立场、观念和方法，也一定是“中国的”，如上述“底层写作”和“民间写作”，结果也就不能保证文学中所表现的经验就一定是中国经验。中国文学自近代发生变革以来，作家的主观情志就深受西方影响，随之也改变了用文学摄取经验事实的立场、观念和方法，晚近30年来尤甚。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许多作家有了表现中国经验的自觉，但却不能因此而将问题绝对化，否则，很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重入对外封闭的历史窠臼。

2009年6月25日写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原载《芳草》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