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41：对人的自由精神的本体论探求（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必然性和绝对理性时空而对自由的追求）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特别是在他写博士论文的前后，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深受西方近代人本哲学精神、自由哲学精神的影响。鲁路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中有很好的概括：“马克思1835年至1837年间主要受康德、费希特哲学的影响，1837年至1839年间主要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1840年至1842年间主要受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1]而还可补充的是：1843年至1844年间主要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政治哲学上，还深受卢梭等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属于西方最进步的哲学精神。但是，注意影响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早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人格理性精神，他在17岁时（1835年）就立下了“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伟大的人类学精神，所有的“影响”都不过是加强、丰富、升华并进一步形成了他自己的人格理性精神——人类学意义的自由、真理、正义精神。1841年，正是为了弘扬他自己的这种主导精神，才借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比较而形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以一个从自然本体论层次弘扬自由创造精神的哲学家走上哲坛。马克思把他所受到的自我、自由、理性、自我意识等哲学影响，都用来加强到自己的人类学意义人的主观精神、理性精神、自由精神、人本精神中来，其核心可以归结为人的能动精神、人的自由创造精神这种关于人类学意义哲学精神。博士论文表面上是研究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但他通过对两位自然哲学大师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比较研究，意在从自然哲学基础上，为人的能动性和自由创造精神找到本体论的根据。

马克思明确指出：“德谟克利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每个人都激烈地争辩以驳斥相反的意见。”[2]而这两种对立的哲学观念，前者是建立在他所提出的原子的直线运动之上的，后者是建立在他所提出的原子的偏斜运动的基础上的。德谟克利特讲直线，讲必然性，讲命运，讲决定论，他代表了非人的客观自在的哲学方向；而伊壁鸠鲁则相反地讲偏斜，讲偶然性，讲自由，讲独立性、能动性，他代表了人类摆脱命运、争取自由解放的主观自为的哲学方向。马克思借卢克莱修的话强调了这一哲学的重要性：“卢克莱修说得很对，如果原子不偏科，就不会有原子的反击，也就不会有原子的遇合，并且将永远不会有世界创造出来。”[3]

马克思注重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主要在于注重他在原子论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能动的人类学、伦理学和社会哲学思想。马克思特别强调伊壁鸠鲁原子论具有如下突出特性：

其一，原子具有独立性和个别性，伊壁鸠鲁给原子的定义是：“原子是具有独立性、个别性形式的物质。”[4]这种个别性、独立性与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存在相对应。独立的原子都以自身为重心，并通过排斥运动，聚合形成万事万物。这与人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社会相类似。所以，强调原子的个别性与独立性，不仅为强调人的个体性与独立性、人的主观自由精神奠定了自然哲学基础，也为人的自我意志和自我决定的自由本性奠定了本体论的自然哲学基础。

其二，马克思根据伊壁鸠鲁原子论，设定原子有三种运动：直线下落运动、偏斜运动、相互排斥运动。前两者是单个原子自身自生的运动，后者是建立在前者之上的原子与原子发生关系的运动。这种“偏斜”不是源于外力，而是源于原子自身内部：原子的偏斜运动的根据在于原子本身，它是“自因”的，必然的，“但这种必然性并不意味着原子被外在必然性所规定，而是出于自身的选择”。[5]这种自身选择是对决定论的突破，体现了自由和意志的作用。这样一来，原子的偏斜运动就为自由意志、自我决定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同时，原子在偏斜运动中相互碰撞，相互排斥，这种相互排斥就“经历了在外物中识别自身的过程，自我意识就是在这个由外而内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6]。在马克思看来，“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7]。在博士论文中，就成了为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自我意识、自由意志而张扬的主观人本主义精神，这种人本精神是早于费尔巴哈而建立起来的。而马克思的彻底性在于他力图把这种以人的自由为核心的人本哲学精神奠定在自然哲学之中。诚如鲁路所说：“博士论文从原子的自发性运动中阐发出自我意识的因素，从原子的机械性运动中阐发出自由意志的因素……原子不仅是物质的载体，而且代表着精神性的个人，因为它既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又体现了持有自我意识的个人”[8]，体现着人的自由精神。所以，马克思表面上研究原子偏斜，实际上是研究人的自由。他的自然哲学同时也就是社会哲学，自由哲学。他突出地在原子论中贯彻了他的人的自由思想。“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意在宣扬主观原则这一新世界精神。马克思从伊壁鸠鲁哲学中发挥出自我意识含义，就是对这一精神的宣示。”[9]而主观原则、主体性、自我意识等等，都不过是马克思人类学的自由精神的体现。总体上看，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哲学思路中运用西方哲学的成果，宣扬和强调自己的自由精神这一伟大的人类精神的开拓之作。这一精神是马克思终生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哲学起点，哲学根据，是他的新世界观的哲学萌芽。这样一种哲学开拓，正是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立下的伟大志向“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哲学展现。他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捍卫和弘扬人类作为人类的自由、能动、创造精神，这是人之作为人的根本精神。

总之，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可以看到，他力图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必然性和绝对理性时空，构建一种属于现代精神的人类学意义的能动的、自由创造的哲学精神。他之所以要研究古典原子论，在于他主要是想借助于经典的自然哲学而为人类学、政治学张目。在1857年12 月2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表明了他研究原子论的这种初衷：“与其说是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10]可以说，马克思在“未出茅庐”时代，就力图以他所说的“从人类关系的理性出发”[11]即人类学高度，思考解决人和人类世界的问题。“出于［政治的］兴趣”表明，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哲学目光对准了人和人类世界，力图为创建一种关于人和人类世界的哲学寻找精神理性根据，而不是对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或物质哲学以及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本质感兴趣。而这正是一种新的世界精神，新的哲学精神，是现代人类学—哲学精神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