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敦煌艺术既是继往开来的典范，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化全球”[13]的先声

如前所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的盗卖、劫掠，是全球化的消极后果之一。敦煌文物宝库不可避免地成了这种全球化冲击下的牺牲品。敦煌成了中国学术的伤心地。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贩子们并没有像其政治代言人所说的把东方文化视为“无聊和烦恼的文化”，相反，将之奉为至宝，至今也不愿意归还中国。同时，从劫后余生的敦煌文物、艺术品来看，敦煌文物包括艺术品的价值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或减少，相反，倒是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大，敦煌学日益凸显，敦煌艺术日益大放光芒。敦煌被发现，引起世界注目，敦煌学成为显学，敦煌成为文化旅游胜地，敦煌艺术成为艺术家们的崇拜偶像，《丝路花雨》唱响全球。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文化观念、审美观念的向世界辐射和渗透。

敦煌艺术的存在和被广泛研究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具有很强同化力的标志，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树立民族自信心的依据。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不仅符合敦煌学实际，而且也说明了敦煌文化走向世界的趋势。相同的情况是，“汉语在中国，汉学在世界”。“《红楼梦》在中国，红学在世界”。我们在不可避免地接受全球化带来的标准化和单一化的影响的同时，中华文化也在通过它的优势品牌而吸引世界，同化世界。也就是在全球化的同时，“化全球”。

是被全球化还是在全球化的同时“化全球”，关键在于你的文化是否是强势文化。强势文化不同于强势军事、强势经济和强势政治，它是一种软实力。成吉思汗的马队可以征服世界，现在世界上每200个男子中的一个其基因就有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14]。但在文化上，成吉思汗曾经无与伦比的军事和政治的硬实力最终仍然被汉文化和藏传佛教所征服，其在生理播种方面的成功并不能在文化方面留下更多的识别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说，强势文化就是民族的特色文化和民族的优势文化。特色者在于不同于别人，有识别就有身份，因此，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优势者在于在特定的时空中处于世界文化的较高发展水平上，具有明显的结构优势和功能优势，有很强的包容吸纳能力和同化能力。在这方面，敦煌文化和敦煌艺术堪称中华审美文化的典范。

敦煌文化和艺术究竟有没有所谓化全球的能力呢？前述敦煌菩萨和敦煌飞天的创造过程就充分说明了中华文化的吸纳性、同化性和创新性特点。再从当今的敦煌学国际研究现状、敦煌艺术的创作成就看也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

首先，就敦煌学的发展而言，中国的敦煌学最早开始于清朝末年，起步维艰。经过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目前已发展为由12个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自1983年以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在境内境外先后举办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接连不断。中国敦煌学者多次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和艺术展览，英、法、日、美、俄、印等国家的学者也来中国进行敦煌学的研究、交流和保护，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敦煌学日益显赫。除中国内地外，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活跃着一支敦煌学研究队伍。十多年来举办了数次有影响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究会，进一步推动了港台敦煌学的研究。随着眼下敦煌莫高北窟的发掘，敦煌学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就国外情况而言，国际敦煌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法国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领先地位，在敦煌文献中的民族问题研究方面一枝独秀。英国紧随其后，在敦煌文献中的佛教研究方面有突出成果。法、英两国还出版了大量的图册和研究成果。俄罗斯（前苏联）从1957年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设立了敦煌学研究组。近年来，在中国陆续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和鄂登堡早年考察敦煌的笔记，这将更进一步推动国际敦煌学研究。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在佛教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法制文书研究等方面形成日本敦煌学的特色。此外，匈牙利、荷兰、挪威、瑞典、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都有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敦煌学研究热。正如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先生所总结的：“敦煌学的‘国际性’表现为：（1）敦煌出土文物已流散、保存在中、英、法、俄、日、韩、印度、美、丹麦、瑞典等国；（2）世界上不少国家均已建有较稳定的关于敦煌学的研究机构，包括开设相关讲座与系、科，培养新老交替、代代相承的研究人才；（3）关于敦煌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相对频繁而且稳固，卓有成效，不少国家建有相应的学术团体；（4）敦煌莫高窟已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关敦煌文化及其学术知识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15]

敦煌学在中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学术研究方面沟通互补的新通道。敦煌学的材料不仅限于中国和汉民族，还涉及我国境内不少古代民族，如匈奴、乌孙、羌族、楼兰、龟兹、于阗、粟特、突厥、吐蕃、回鹘、龙家、沙陀、黠戛斯、黑车子、哈拉汗、西夏、蒙古等以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波斯、朝鲜、日本等国，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就敦煌艺术的手法、风格、形式而言，其国际的或世界的意义更大，范围更广，它在以上国家和民族之外，又加上了古希腊罗马和古波斯艺术与中华艺术的碰撞和交流。敦煌学涵盖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艺术学等诸多领域，博大精深，难以穷尽，所以它必然成为东西方学术界共同注目的焦点。从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主体而言，已经难以用国籍来划分，因为它已遍及世界。敦煌学如此的世界性和影响力，无疑会在传播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化全球”方面发挥与日俱增的作用。

其次，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在乐舞方面培育出了像《丝路花雨》那样的艺术奇葩及其丝路艺术系列。《丝路花雨》赢得了包括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处于对立状态的国家和个人的普遍赞赏，成为世界演出史上的“神话”。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敦煌舞派”，被誉为“中国西部第一品牌”、“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20世纪经典”，取得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除此之外，还有乐舞《敦煌韵》、《敦煌古乐》和舞剧《大梦敦煌》的蜚声海内外，电影《敦煌》（中日合拍）的成功。每年到敦煌进行文化考察旅游的人数持续增长，这些都说明了敦煌艺术的魅力和同化力。当代敦煌艺术的成就不仅是中华文化魅力的见证，而且是尘封的敦煌艺术、被破坏了的敦煌艺术和作为全球化消极后果的敦煌艺术的生命力延续的见证，是我们在全球化面前能够保持民族性而不被同化的见证，也是唤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见证。

当然，仅靠敦煌学和敦煌艺术去完成“化全球”的伟大历史使命是不够的，但敦煌学的繁盛和敦煌艺术的蜚声世界，无疑为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化全球”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总之，敦煌是人类文明的最大磁场，敦煌艺术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化全球”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