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本《教育沉思录》，是笔者多年来对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热点问题、疑点问题、难点问题等所做的不懈探索与理性的思考，内容涉及与教育最密切相关的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教育经济与管理等领域。

一

在任何学科领域，基本理论的研究都是重要的而且是首要的，因为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他的任何行动无不受思想的支配和观念的影响。难怪，哲学家狄德罗无不肯定地断言：“我们把有理性者称为人。”尤其是对于人类的教育来说，它是一种目的性极强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既要追寻真理的曙光，又要秉持价值立场；既要为社会发展服务，又要为人的发展服务；既要缅怀过去，又要直面现在，还要眺望将来。事实上，教育是在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由是观之，假如不重视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极有可能使教育沦为“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迷失自我”。基于此种危机意识，笔者没有也不敢对那些诸如“教育本质”、“教育规律”等形而上的基本理论问题做徒劳无益的重复性研究，只是对近年来关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些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做了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的探究。比如，针对多年来我国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都普遍接受的“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这一看似毋庸置疑的教育公理，笔者站在哲学、逻辑学、教育学乃至语法学的多学科视角，发现这一看似科学的、进步的“教育公理”却存在诸多的谬误；从哲学的角度看，承认教师的“主导”作用不能否定教师的“主体”地位，而恰恰是对教师主体地位的确证；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这一命题严重违背了同一律的基本要求，犯有“转移论题”、“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从教学认识论的角度看，“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这一命题割裂了同一过程中教与学的双边关系；从语法的角度看，它还犯有“主谓搭配不当”、“复句构成不当”等语法错误。笔者在充分的学理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多维而复杂的主客体关系。针对自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的反“应试教育”而动的素质教育主张为何至今仍难以落到实处的困境，笔者站在教育社会学的宏观视角以及教育哲学的学科立场，指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关系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而是一种革新与超越的关系；当看到有人借素质教育之名而行不公平、不公正之实的现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与金钱的介入，“素质教育”评价更是成了有权有钱人的“金喇叭”（Golden Trumpets）。这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要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文明和良好的社会政治体制作保障，否则，那只不过是一个可思而不可食的“画饼”。根据“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笔者把审视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教育，发现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如果不与人的因素相结合，它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必须通过“人化”与“物化”，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教育在这两个转化过程中，起着“中介”与桥梁作用。为此，笔者深入探讨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教育机制。此外，笔者还对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实施创新教育、如何培养和开发作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的创造能力、“思想自由，兼容并色”与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哲学视野中德育的“工具性”价值、21世纪的教育展望等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思考。

二

任何优秀的教育理论也只有通过教育实践才能使教育思想转化为教育行动，而课程与教学的实施正是学校教育最主要的教育实践形式。在课程与教学论篇章中，笔者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关于科技革命对学校课程的影响，人类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科学技术就一直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进入21世纪后更是呈现出加速的态势。它不仅引起了课程思想的不断变革，而且也导致了课程从内容到形式的推陈出新。可以说，科技革命已成为影响课程的重要因素并成为当今课程改革的巨大驱动力，而课程改革又是教育改革的中心问题。为此，笔者对此作了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现实分析。第二，关于媒体素养教育。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媒体已成为一扇连接未成年人心灵与外界的窗户。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正向传统的语言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提出挑战，并已日益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的传媒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也对未成年人的一些思想与价值观产生了误导。为此，笔者提出了必须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媒体素养教育的主张，并提出了组织和构建科学合理的媒体素养教育内容、全方位开拓媒体素养教育途径的设想。第三，关于实施综合课程的问题。针对近10多年伴随着基础教育新课改而实施综合课程改革出现的所谓“拼盘”现象，笔者从综合课程的深度、广度、强度等方面进行了多维思考，并就如何辩证地看待综合课程与传统的分科课程的关系，如何加强师资培训以及解决“拼盘式”问题等做出了探讨。第四，关于因性施教问题。针对传统教育学只关注因材施教而忽视因性施教这一不足现象，笔者从性别心理学角度提出了要重视因性施教。其目的是为了扬长补短，促使男女生的心理都得到良好而完善的发展。第五，关于学生学习过程的基本环节与方法问题。面对知识剧增、课业繁重的客观现实，笔者认为，学生不应因袭传统而被动地跟着教师学，而应该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为此，必须把握好学习过程的各个基本环节，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第六，关于教育惩罚的学理依据及其实施策略。从古至今，对教育惩罚的争论一直就未停止过。一方面，许多教师受到“阳光教育”、“赏识教育”理念的片面影响而不敢运用教育惩罚。另一方面，有的教师又因运用不当教育惩罚而造成恶性事件的事时有发生。对此，笔者从哲学、心理学、人学等学科视角提出了运用教育惩罚的学理依据及实施策略。第七，关于自学的问题。自学历来是人们获取知识和成才的重要途径，再好的教育都只不过是个体发展的外因而已，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知识陈旧周期日益缩短的所谓“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人想要有所成就，单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自学，那种企图依靠学校教育而“一劳永逸”的想法已近乎痴人说梦。古今中外许多成大器者，大多是自学成才的结果。中国古代的孔子、墨子，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发明大王爱迪生，爆破大王诺贝尔，乃至革命导师恩格斯、毛泽东等无不如此，此等事例实乃不胜枚举。笔者从学习学和自身主要依靠自学的切身体会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对自学的特点与途径等做了较有深度的探讨。

三

教育既是一种生产性事业——生产“活的劳动能力”（马克思语），更是一种消费性事业——需要足够的人、财、物的投入。没有起码的物质基础，是无法举办教育事业的。难怪2000多年前的孔子，在看到卫国人丁兴旺、经济繁荣的景象面对学生冉有的提问时，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庶—富—教”的强国梦主张。的确，一个国家教育能否振兴，经济是基础。是否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已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一个政府和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教育的投入（包括人、财、物）在投入的层次、结构、区域等方面是否科学合理，其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如何等，这又涉及一个教育经济与管理的问题。管理得当，便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管理不当，再多的教育投入也可能是无的放矢甚或泥牛入海，进而造成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倘若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它更是成为危害社会公平、丧失教育正义、解构和谐社会的“离心器”。而直面我国当前的教育，城市里的学校好得胜过欧洲，农村里的学校差得像非洲。为何同在一片蓝天下，青少年接受学校教育的质量有着如此的天壤之别？！笔者以一颗忧教忧民的知识分子之心，并以笔者主持的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部地区城乡教师合理流动与利益补偿机制研究”［12YJA880023］以及本人主持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SC11A008］为依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当前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问题、农村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均衡配置问题、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城乡教师合理流动问题等做了多维度、全景式的探究，并对中国教育政策的变迁、高校危机管理、职业教育以及教师教育等问题作出了理性的拷问。最后，笔者把在美国2011年学习考察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了一个随笔。中美教育比较，无不感慨良多：与中国教育重表象、重形式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美国教育更加务实重行，不做表面文章；与中国大学千校一面，同质化倾向严重相比，美国大学真是各有千秋，注重差异和特色发展；与视本科教育如“儿戏”和“画地为牢”的中国高等教育相比，美国大学高度重视本科教育和教育的国际化；与中国高等教育近20年的“以牺牲质量换数量”的大跃进式的跨越式发展相比，美国高等教育堪称“脚踏实地”、“一流的质量”、“一流的服务”。同时，笔者认为，只要我们痛定思痛，高举改革的大旗，奋起直追，一定能够实现我们民族的教育复兴。因为，我们有着与美国相当的国土面积和大致相同的气候与自然环境，有着美国无法与之相比的厚重得多的5000年的文明史，更有着4倍于美国的人口资源和优越的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我们世代努力，通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通过社会的不断变革，一定会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使祖国变得日益强大，甚至出现“月是故乡圆”的盛景。

四

在这里，笔者要郑重声明的是：在这个写书有如抄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大学里的科研考核有如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式的计件制考核和季节式考核的年代里，笔者算是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了；在这个著书立说就是键盘敲击甚至网上下载、复制粘贴的时代里，笔者依然是手工写作的原始笔耕方式而不免显得有些落伍和愚笨。但从今天人们格外欣赏“原生态唱法”、“手工制作”、“有机食品”、“有机农业”等返璞归真的渴求与向往中，笔者似乎又得到了些许心灵的慰藉。笔者能向读者负责任说的是：笔者著作的每一个篇章、每一句话语、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先浮现于脑海，后流诸于笔端而跃然纸上，最后付稿打印成文的；讲的是自己的思想和话语，其中许多言说还有笔者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感悟的折射。从提笔到收笔，前后20余载，不免断断续续，甚至在言说方式和文献引用上也没有严格地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但窃以为这才是最真实的印证，所以笔者无心也无须再去做精心的“修饰”，笔者崇尚“凡是自然的，就是最美的”哲学理念，虽然笔者的书肯定是有缺陷的，肯定不是最完美的。遥想当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集40年之功写下不朽的人类学巨著《古代社会》，马克思毕其一生之力成就《资本论》手稿，并且还是在他逝世后由战友加兄弟的恩格斯整理帮其出版了堪与日月同辉的《资本论》，笔者就不由得十分汗颜。笔者绝不是要拿自己与大家、大师相比，那会有如流星比日月而显得自不量力自讨没趣。笔者只是想向读者表白的是，前后20余年写就的一本书仍不勉有粗制滥造之嫌，但笔者尽力了，著作中如有不妥和瑕疵之处，谨请学界前辈、同人和读者批评指正。

笔者原本想请一学界前辈为本书作一个序，就像今日商界的商品要想打开市场和销路最好是找一个颇具知名度的影视明星或体坛冠军或主持新贵做形象代言人一样，但最终还是取消了这一念头。一是怕别人说“拉大旗作虎皮”。二是鲁迅先生的话言犹在耳：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因此，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着想，笔者不想去浪费别人的时间，更不忍心去干谋财害命的事情。三是一本拙著请人作序，别人未必会肯定和欣赏，但为了照顾我的面子和自尊，极有可能讲一些“口是心非”的违心话来廉价地褒奖我。如果真是这样，那无疑有双重的害处：我不仅“绑架”了学界前辈，而且也极可能使我自己忘乎所以而飘飘然地陶醉其中，虽然那或许只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装”。出于以上考虑，笔者未敢请前辈作序，虽然笔者为此付出了与学界前辈坐失“高端对话”、“洗耳恭听”的机会成本，但笔者并不后悔，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

五

最后，笔者要说点儿题外话：本书的出版还有一个长久以来的情怀使然。出版之年笔者已五十有五而步入“知天命”之年，回顾过去的50余年，真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笔者生不逢时，恰迎国家最困难、国人生存最艰难的1960年（当时还在过着吃“集体食堂”的共产主义生活），据母亲说我出生时不足4斤。母亲担心我养不活而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忧虑感和恐惧感，可一个算命先生说：“这孩子聪明，是个读书的料，今后能享着他的福呢！”回首过去的岁月（本不堪回首）至今历历在目：在贫穷与饥饿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在“知识越多越反动”、是非人妖颠倒、教育遭受重创的“文革”中度过了屈辱而挫折的少年。但不知何故，学习成绩总是一路领先，从未有过第二名的纪录。至今留给笔者刻骨铭心的深刻印象有：小学大致从三年级始（读的是复式班且半工半读），就没正儿八经地听老师讲课，老师常常罚笔者站讲台，可说得上是在讲台上度过了笔者的童年。可成绩就是特别好，读小学时数学除了一次考了95分，其余全是满分，作文从不打草稿而每每被老师当作范文评讲。小学四年级全县统考，唯独笔者语文、数学获双百而享誉乡里。但在“推荐”的名义下，笔者曾因查出队里记工员给笔者家少记了100个工分（一个成年男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干10天活之总和）而与之发生过争执，被人称“母老虎”的“天下最毒妇人心”的生产队里身心俱残的她怀恨在心，在推荐时她颠倒黑白而无情地破灭了笔者的初中梦；时隔一年的1975年，在一个具有孔子般的仁爱之心和惜才爱才的乡小（时称公社小学）校长（时称“教育革命委员会主任”）杨永兴的关怀下，上了乡上的附中。其间，数学除一次考了98分之外，其余全为满分；且初一的作文被老师拿到初二年级的学生那里当作范文，初二的作文被区中学高中语文老师拿去当范文评讲。1977年初中毕业暨高中升学考试，笔者成绩位列全区第一名且遥遥领先，数学再次获得了满分（全区考生中唯一的数学满分者），但还是非常意外地被“推荐”掉了。1977年初中毕业回村，在大队农科队当记分员兼农科员（那时仍在“农业学大寨”）。在“祖国的春天到来了，教育的春天到来了”的1977年的一个雾蒙蒙的冬天，忽然听说要恢复大学中专招生考试制度（后来得知邓小平1977年8月8日就发表了《关于科学与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史称“8·8讲话”，提出大中专招生废止保送推荐制，从此改变了笔者在内的数以千万计中国学子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笔者抱着十分的怀疑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中考，全乡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就笔者考上，但不知何故未被录取（数年后听说还是那个因眼睛有些残疾绰号叫“扯疤眼”的女记工员无中生有地写了匿名的诬告信所致）；1978年本人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再次参加了中考，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渠县师范学校录取，1981年6月以优异成绩从中师毕业到一所中学任教至1990年8月。

1989年7月，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年的目不识丁但天资聪颖的父亲（他讲故事、说趣话常逗得人捧腹大笑，按心理学的观点，说话是否幽默是智商高低的典型表现）不幸病故。这一年的10月，西南师范大学来了几位教育学专业的风华正茂且充满书生意气的硕士研究生到笔者所工作的中学支教，闲谈中他们得知笔者“敏以好求”，于是鼓动笔者考研究生。又加之在笔者妻子的鼓励下，殊不知，以中师的学历在那个研究生招生“宁缺毋滥”因而很难考上的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一考即中，且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取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从此踏上了学术的征程。命运一向多舛的笔者居然如此顺利，不知是真的中了一个自称会命相学的考生的预言（他对我说“你今年准能考上研究生，如果不信，到时中了请提只鸡来谢我”），还是受到了父亲在天之灵的庇佑，抑或是自身的天分加勤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真是岁月无情，2006年笔者那一生吃苦耐劳节俭度日“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母亲在漫步90余年的人生路之后仙逝归天。母亲与笔者死生两重天而阴阳相隔，一时令笔者痛不欲生，甚至产生了一种人生的无意义感。但笔者的心底又在呐喊：“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生者对人生的乐观、坚强和对事业的执着就是对亡者最好的追念。母亲辞世的几年里，恰是笔者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在国家权威刊物《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教育与经济》和《中国教育学刊》《教育信息化》《毛泽东思想研究》《河南大学学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众多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收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等许多CSSCI来源期刊的专家约稿函。被《新华文摘》《民主》《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教育文摘周报》《中国德育》等全文转载和收录50余篇，成果多次被《教育研究》发布的《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和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发布的年度综述报告等重点点评和介绍。根据我国著名高等教育评论家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龚放教授发布的《中国教育研究领域学者、论著影响力报告》［载《复旦教育论坛》（CSSCI）2009年第2期］显示，在“学者学术影响力分析”栏中，报告列出的近年来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教育研究成果最多的我国前50位学者中，笔者排名第20位。谁又能怀疑这不是父母亲的在天之灵对孩儿的保佑和扶助呢？虽然父母亲目不识丁，跟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一样一生默默无闻，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是他们的善良、仁慈乃至做人、做事的智慧不仅深深地融入了笔者的血脉之中，而且也会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永远指引和照亮着笔者的人生旅程。如果说父亲是一座巍峨静穆气势恢宏的山峰，母亲则更像养育笔者生命的浩瀚无垠的汪洋大海。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灵动的水和博大的山永远是笔者前行的力量源泉；争做一个“智者”与“仁者”将是笔者一生的追求！

冯文全　于千年绸都南充

2014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