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30多年来，在理论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运行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思想政治教育也显现出蓬勃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现实、学科历史积淀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存在诸多偏差。为使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回归正确的思维轨道，需要尽快澄清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误区。
一 望文生义式理解思想政治教育
声称思想政治教育无非就是“说教”、空讲假大空的道理，从而武断否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基本功能。
所谓“说教”的论调应该是当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认识偏差。从汉字的角度理解，“说教”可理解为“说”和“教”两个独立的汉语意蕴。“说”指的是人们口头中的语言表达和传递。自人类社会产生之始，语言以其独特的信息传递功能使得人类区分于动物。“教”指的是人们身体力行的示范引导。单纯从字面含义判断思想政治教育意蕴所指是想当然的主观随意猜想。“说”和“教”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基本方法，蕴含着丰富的育人功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者之道永远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根本，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今天，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快餐化、碎片化、娱乐至死的外部环境孕化并加剧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读。实际上，在当前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各种浮躁化思潮观念之中，每个人都不免受到心理上冲击和精神上的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在疏导人们情绪和调适人们心理所展现出的独特而微妙的功能正逐渐为人们所感知体认。“说教”的方式只要恰当运用便能发挥出其他方式望尘莫及的魅力。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到的“说教”与言之无物、空洞烦琐、表里不一的单向度强行灌输毫无关系。虽然，今天的时代飞速发生着变化，但是，“说教”的师者之道并不会因之褪色而消解殆尽。不“说理”无以“明理”，不“身教”无以垂范。所谓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就是这个道理。言教固然不可或缺，但是，身教重于言教，没有身教，言教很容易流为形式，即所谓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饱受诟病和指责的“说教”。好为人师和喋喋不休正是今天从事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深刻反思的两大“硬伤”。为人师表，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谨记的基本原则。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自身良好的师者形象和得体的处事艺术，品行一致、率先示范的人格魅力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教育力量。
人的素质是一个综合的心理学概念。毋庸置疑，思想品德素质和心理品质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尤其是在当下日益浮躁和虚空的时代更显得稀缺和重要。思想政治教育只要规避形式主义的众人诟病之伤，运用语言艺术，摆明事实、讲透道理，达至事、理、情三者的交融会通，从而进入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帮助受教者明辨是非，指明方向，点燃激情，重铸精神。如此，在这样一种教育基础之上，达到一种思想的交流、情感的升华、精神的愉悦、智慧的启迪这一境界。试问，这样的一种活动岂是他人简单的“说教”所能囊括的？
二 主观臆测式理解思想政治教育
把思想政治教育同个人需求联结起来，从功利主义立场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宣称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屠龙之术”，抹杀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精神价值。
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生活其中。精神的虚无，心灵的干涸，信仰的迷茫，道德的沦丧似乎是伴随现代社会文明进程而出现的衍生品。任何生命个体不仅需要从外界摄取足够的物质能量来维系生命存在，也更需要一种看似形而上的“虚无”来抚慰灵魂、坚定信仰和涵养精神。因为，每一个人不只有一个肉体生命，而且还有一个超越于肉身的生命，它被命名为“灵魂”。“肉体只是一个躯壳，是生命的载体，它的确是脆弱的，很容易破损。但是，寄寓在这个躯壳之中，又超越于这个躯壳的就是灵魂。”[1]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的人文精神旨在使社会成员融入社会、融入生活，使“自然人”顺利转变为“社会人”。“成人”的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如一的价值归宿。实践证明，当人们苦苦寻觅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家园的同时，也必定会上下求索，追寻生命灵魂之路。概要言之，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属性的矛盾存在。人的精神性存在的核心规定之一便是德心双修。所谓“德者”即“得也”。古今中外，但凡德行操守高尚者，则立德立言立功也。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2]
意义世界的构建，精神家园的营造是现代人不可须臾或缺的基本生活因素。身份的焦虑也印证着现代人生活中的价值虚空和缺位。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正是人们精神苦闷和意义缺失的一味良药。从心理学角度讲，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尊重、信任、包容、理解、接纳，都需要情感的皈依，心灵的宁静，信仰的追寻，人格的磨炼。精神上的富庶，意义世界的圆润和丰宏再次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真规定性和指向性。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昭示着千百年人们对“属人”命题的持续拷问。人们都会经历苦闷、烦心、压抑、焦虑和郁闷的情感体验，在此情此景，也许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一句问候、一声鼓励、一个眼神、一个关怀的举动才真正是他们在此时此刻最需要的。就此意义上，曾被人们戴着有色眼镜轻视的“屠龙之术”为人们走出低谷、摆脱困惑提供了丰富而强大的精神动力之源。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项主体间的精神交往活动，而且也是同人们生活直接相关联的一门接地气的实践性活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构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3]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需要柔性的管理和调节，需要理性的智慧和启发。毋庸讳言，思想政治教育虽不能直接提供实用性的知识体系和教会人们如何“烤面包”，“却能将自我从狭隘自私封闭的小圈子中提升出来，达到一种崇高伟大的境界，能够给我们一个观察人生社会的新的视角或观点，与无限伟大的宇宙合一”。[4]试问，这样一种使情操得以升华和心性得以历练的实践活动岂是一门“屠龙之术”和“无用之学”所能实现的？从主观臆测式的立场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用功利化的尺子任意裁剪观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短视行为和鼠目寸光的表现。所谓“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岂是一朝一夕所能立刻显现的。
三 孤立僵化式理解思想政治教育
将思想政治教育误读为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传声筒，漠视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普遍性和合法性。
在当代中国，应当承认，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有着内在紧密的关联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的手段，同时也是其目的。思想政治教育顺应时代要求，对执政党的政治主张作理论的阐释、实践的注解、行动的说明和教化合理性的论证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要求。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会选取一定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来传播执政党的政治观点、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进而实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可见，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对维系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固的意义是何等重大。但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所选取增强执政合法性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的内容和形式却不尽相同，命名称谓也说法各异，比如有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公民教育”，有的则称之为“通识教育”、“社会史教育”、“礼仪教育”，等等，称谓各异，但殊途而同归。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为使本阶级的政权统治更加稳固更是竭尽所能纷纷采取各种途径来进行思想上的教化、熏陶，其目的都是使被统治阶级接受并认同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6]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此，广大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趋于一致的。目前，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过程中，通常都采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进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使命重大，责任重大。对于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首先应知应会，其次要成为行家里手，最后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思想政治教育家的风度=思想家的深度+政治家的高度+教育家的温度”。[7]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项群众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将主流意识形态蕴含的价值诉求、精神风尚和时代精神转化成社会成员的自觉追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从国家、社会、公民三重维度阐发了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内涵。据此，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价值观、所秉持的执政理念有着天然的内在契合性。进一步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灌输既实现了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导权路径选择，又满足了社会单个主体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主体性需要。即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价值和个体性价值，科学教育和价值教育的生成和发展具有共通的实践进路和相同的实践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归根到底源于一定主体的利益需要。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价值根源，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最重要根源。”[8]
“现实的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人的存在、人的思想、人的语言始终都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宏大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赫拉克利特的“寻找自我”，西塞罗曾评价表述过的“是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等都反复诉说着这一事实。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仅仅是执政党传播扩散其政治主张的工具。所谓的“清除杂音，统一思想，合并行动”也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中始终关注着人的发展，“成人”的教育价值追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主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生成的最深沉的价值根源。
四 片面武断式理解思想政治教育
把思想政治教育曲解为仅仅是一项事务性工作，缺乏独立学科存在的根基，是典型的学科歧视和唯我独尊式的以偏概全。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早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已经萌生了思想政治工作科学性。1944年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的成熟。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讨论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质。1988年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1990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试行条例》也再次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专业，也是一门科学的基本论断。进入21世纪以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也再次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根源于其科学性，而科学性则根源于特定专属的研究对象、科学的研究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的庞杂性和研究方法的随意性构成了人们质疑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最主要的说辞。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思想政治教育究竟存在不存在特殊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9]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立30年来，学界同仁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内涵、特殊的研究领域和特殊的研究矛盾等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诸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理论进展，并达成了广泛共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特殊对象是人们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两个规律说”是学术界同仁普遍认可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最深厚的哲学理论根基。那种戴着有色眼镜，手里拿着手电筒、放大镜检视思想政治教育缺陷的行为是典型的学科歧视和人为划分学术沟壑。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特殊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为此，单纯的理论思辨研究范式显然不足以满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生动实践发展的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移植其他学科最新的研究思路，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独特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实际，创新本学科自己的研究范式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尤其需要反思的理论进路。笔者认为，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还是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需要，明晰的学科边界区分是第一位的。但是，盲目地排斥其他学科，自娱自乐、自说自话的做派显然是画地为牢和自我封闭。明智的做法应是本着深广的学术胸怀，大胆地吸收借鉴其他学科一切有益的因子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正能量”。除此之外，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力避“过度借鉴”而导致沉迷其中和乐不思蜀。“过度借鉴”的后果必然是招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独立性存在的质疑和诘难。因为，攀缘依附的凌霄花式的学科借鉴研究总归是没有出路的。“那些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什么都能装，或者借‘船’出海、借‘鸡’下蛋的做法是值得质疑和拷问的。”[10]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正是基于这些“缺陷美”才构成了未来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克难发展完善的美好图景。对于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而言，最要紧的是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养，在未来学科进一步分化和融合过程中，保持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定力，既逆势飞扬，又顺势而为，运用系统的复杂性思维来认真反思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唯其如此，才能进一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话语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认同度和美誉度，最终为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贡献智慧和开辟道路。
[1] 周国平：《把心安顿好》，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2] 参见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光明日报》2014年5月5日第1版。
[3] 王智慧：《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存在方式之涵义阐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6期。
[4] 胡军：《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7] 刘建军：《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生导师的职业理想》，《思想教育研究》2013年第12期。
[8] 杨威：《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根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年第5期。
[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10] 朱磊：《实然与应然：有限性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再审视》，《思想教育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