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劳动分工制度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正式出版。与“劳动创造财富”思想一脉相承的是，斯密在书中通篇论证了“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根本源泉”，他同时将人类对劳动的研究视角深入劳动的组织形式——劳动分工制度上。书中首篇论述了劳动分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5]。他发现，采用劳动分工制度以后，同样数量的劳动者竟然能够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他用制针厂的例子加以说明：一名工人独自造针，每天造出1枚针也不容易；而一家小型的制针厂雇用了10名工人，将制针工序细分成约18个不同部分，分别由不同的工人专责处理每项工序，结果一天可造针48000枚，平均每人竟然可造针4800枚——这就是“分工”的奇迹。

“分工”能使产量倍增，他对这种神奇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找到了他认为合理的三方面原因：一是“分工”能够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分工”能使每个工人的工序单纯化，使该单纯的工序成为他毕生唯一的职业，这必然能提高其熟练程度，即人们常说的“熟能生巧”。二是“分工”能够节省转换工作程序所造成的时间损失。“分工”后工人无须在两个不同工作地点或工具之间移动，因此能够减少时间的浪费。三是“分工”能够促进机器改良或新工具的发明创造。“分工”之后工人的注意力会专注于某个简单工序，所以只要工序或所用机器有改善的余地，终究会有人找出更有效率的操作方式。在完成上述原因分析之后，他又从相反角度进行了论证，即他认为农业的生产效率总跟不上制造业的原因，就在于农业不可能对所有不同的劳作进行完全彻底的分工。

那么，分工制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劳动效率的提高是分工出现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换言之，劳动效率的提高是分工制度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分工制度产生的充分条件是什么？斯密的回答是“人类所具有的交换倾向”，“交换倾向导致劳动分工”。但是人类为何会具有交换倾向呢？他的回答是“交换是人类的天性”，“从来没有见过两条狗交换骨头，但是人类处处都在交换”。^[6]

对身处18世纪的斯密而言，“交换出于人类天性”的解释已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好回答。因为对于交换行为继而对于劳动分工制度的透彻理解，需要等到价值理论的极大发展和基本成熟之后，而这是直到19世纪末期方可企及的事情了。

[1] 何炼成：《价值学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2页。

[2] 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3]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上册，翟松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6页。

[4]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7页。

[5] 分工的概念并非斯密最早提出。在他之前，像古希腊的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色诺芬以及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等都曾提到分工，但都不像他那样重视。当然，柏拉图所讲的分工是基于他的人类不均等的假设，不均等导致分工，与斯密所讲的分工不是同一个概念。

[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