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虽然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普遍以乐观态度看待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自然资源问题，但是，近些年来，以戴利（Daly）为代表的很多生态经济学家却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是独立于生态系统的，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由于自然资源、环境等因素，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经济会进入稳态，人口和产出规模将保持恒定（Daly，1996）。^[3]然而，戴利等人的稳态结论并不是来自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这使其与主流经济增长理论难以融合，那么，在自然资源约束下，要使经济增长一直持续下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或者反过来说，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增长会最终进入戴利等所说的稳定状态？需要把传统的资本概念扩展到包括自然资本，在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自然资源。许多西方学者终于把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要素投入逐步（谨慎地）纳入增长模型中，开始把能源与自然资源问题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中，探讨在资源稀缺或不断耗竭条件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

1993年，奥蒂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资源诅咒”这个概念。盖尔布（Gelb，1988）对石油出口国的研究^[4]及奥蒂（1990）较早地关注这一现象，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假说检验的基础。萨克斯和沃纳（Sachs and Warner，1995）的论文是有关该命题的经典文献，对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5]萨克斯和沃纳（1995）分析了97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经济增长与出口结构的关系，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以出口结构中自然资源占本国GDP的比重来衡量），反而有更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结论一公布，在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之间掀起了激烈的争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个“祝福”还是个“诅咒”呢？莱德曼·丹尼尔和威廉·马洛尼（Lederman Daniel and William Maloney，2002）指出，“关注自然资源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当然，也不是哈佛大学萨克斯和沃纳的最新发明。两百年前亚当·斯密就有了专门的论述……但是萨克斯等人的研究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他们做了严格的计量分析”。^[6]萨克斯和沃纳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倒不如说是提出了问题，他们对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自然资源并没有像经济理论预期的那样促进增长。萨克斯和沃纳（1997、2001）^[7]、吉尔法森等（Gylfason et al.，1999）^[8]、Papyrakis和Gerlagh（2004）等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支持“资源诅咒”这一假说。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对资源诅咒的解释分为以下几类：

（一）贸易条件论

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学者主要从贸易条件恶化，即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趋于下降（Prebisch，1950）和自然资源开采产业缺乏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Hirschman，1958）两个角度来解释，但这两个角度都缺乏相关实证分析的证明（Fosu，1996）。^[9]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而工业国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因此，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的下降，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这里所说的贸易条件是指商品的贸易条件，或净易货贸易条件，它是用出口商品的平均价格对进口商品的平均价格之比来表示的。由于资源丰富型地区往往形成以资源为主的畸形产业结构，因此其出口的大部分往往是农矿等初级产品，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出口的初级产品与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差距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造成资源丰富型地区经济价值的大量外溢。特别是大部分农矿产品都是缺乏收入需求弹性的，也就是说，发达地区的收入增加后并不表现为对这些初级产品需求的迅速增加。贸易条件的恶化给资源丰富型地区希望通过出口初级产品积累资本的期望造成了困难，这是其经济地位下降的直接原因。另外，价格波动也给资源丰富型地区的宏观经济政策制造了难题，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二）“荷兰病”模型

荷兰由于20世纪70年代北海石油的发现，荷兰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迅速膨胀，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使经济增长落入“陷阱”，经济出现了经济不景气的历史。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膨胀往往以其他行业发展为代价，由于这一经历，人们随后把“因富得祸”这类经济现象称为“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科登和尼亚里（Corden and Neary，1982）给出的。^[10]该模型推定，由于自然资源产业的繁荣，一些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产业部门的要素，如资本、劳动力会转移到资源产业中去。一个正式的机制可以表述为：资源产业的繁荣导致汇率高估，影响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导致本国制造业的萎缩，而制造业往往具有正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特性，是一国或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Matsuyama，1992；Sachs and Warner，1999；Torvik， 2001）。一旦制造业衰落，就长期而言，资源丰富地区实际上大势已去，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和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则缺乏类似效应。

（三）人力资本不足论

也有学者认为，资源产业繁荣使大量资本流向该产业，对人力资本投入造成了挤出效应（Gylfason，2001），^[11]而在新增长理论视野中，人力资本恰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动力。大多数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有意无意地忽视教育的公共支出，对教育的投入和经费开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这就造成了学生的入学率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呈反向关系，影响了经济质的提高和长久发展（Gylfason，Herbertsson and Zoega，1999）。^[12]自然资源逐渐挤出了人力资本，从而拖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然而，对知识技能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那些缺少自然资源、只能选择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工业品生产的地区，充分利用了这种外部性，这里有更多的“干中学”机会，从而有更快的人力资本积累。

（四）制度解释

一些经济学家推断，资源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制度产生“诅咒”，通过诅咒制度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制度的作用是重要的，缺少好的制度，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自然资源效应，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在制度解释上，大体有经济政策、寻租模型和制度质量这三个子类。有的学者（Auty，1995）从经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很多资源丰富国家或地区接受了普雷比奇（Prebisch）的贸易条件恶化说，实行“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并不适宜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13]寻租模型假定资源租金比较容易获得且比较多，一方面容易导致行贿、公共政策扭曲；另一方面诱使大量有能力的人在寻租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减少了生产性投入，在提高他们自身收益的同时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下降（Torvik，2001）。^[14]目前，国际上对资源诅咒的研究仍然是方兴未艾，有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制度质量的探讨来研究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制度质量模型认为，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缺少将其资源收益成功转化为投资所必需的投资环境，反而容易诱导地方精英争抢资源，导致派系林立，纷争不断，从而没有足够的动力、精力去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本国的经济多样化程度，形成一个恶性循环（Auty，2001）。资源的禀赋对制度的发展路径和制度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制度的发展路径和制度质量不同会影响长期经济绩效（Sokoloff and Engerman，2003）。^[15]史蒂文斯（Stevinse，2003）指出：“就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说，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漂亮的宏观经济模型，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对策。”^[16]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2003）对尼日利亚的案例研究显示，石油的确产生了一种“诅咒”——通过诅咒该国的制度质量从而间接地给经济增长绩效带来负效应。制度、政策和发展战略更值得关注。这是被一些研究者所忽略的“黑箱”中最重要的要素，特别是发展战略，它决定了资源收益的使用方向、运作方式与成效。错误的发展战略必然会产生与它相匹配的扭曲的制度、体制与政策，也会产生一个因此获得收益的势力集团，他们的势力越大，改革的阻力也就越大。这是最难摆脱的“诅咒”与“厄运”。

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Jean Philippe和C.Stijns（2005）对萨克斯和沃纳（1995，1997）用自然资源出口密集度（资源出口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来度量资源充裕度的方法出了异议，利用人均能源、矿产的储量数据，发现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增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呈正相关。他认为，在验证这种关系时要注意经济增长模型的选择，不同的模型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在荷兰病模型中，存在一个假定，即只有制造业部门内部存在“干中学”效应，从而产生正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效应，若将这一假定扩展至部门间，则会产生不同的结论（Torvik，2001）。而且，Jean Philippe和C.Stijns（2001）在关于自然资源充裕度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中，认为没有足够的经验基础来断定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是否负相关取决于这两者的度量指标的选择。^[17]另外，关于资源丰裕与资源依赖的定义以及被定义为资源丰裕的国家在资源要素富裕上的稳定性一直存在争论（Coxhead，2006）。^[18]因此，自然资源的丰裕与经济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直接也非简单明了。于是，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对“资源诅咒”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

二 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际上这一领域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探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大多还是进行定性分析，对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仍显不足。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在资源的合理开发、环境保护、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等方面，从纯经济角度探讨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然资源禀赋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

自然资源对经济长期增长的约束问题是当前关注的一个焦点。理论界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资源瓶颈的形成有三个原因：一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偏低；二是典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三是自然资源需求迅速上升。丁任重（2005）认为，增长的极限论与无限论的争论，实质上是根源于对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即高耗费、高污染、高速度模式的反思。^[19]刘黄（2005）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重新步入高消耗和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模式，它带来的资源约束，很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滑落，使我国经济增长出现较长时间的衰退。^[20]马凯（2004）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21]罗浩（2007）借用新古典索罗模型，证明了自然资源的固定禀赋最终会使经济增长停滞。^[22]

我国学者对“资源诅咒”假说同样给予了较大关注，不过，探讨的重点不是国家之间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而是我国内部地区之间尤其是省级层面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及其传导机制问题。主要集中在对“资源诅咒”理论的评介以及中国某些“资源诅咒”案例和区域的实证研究上，最为典型且提及频率最高的山西省就是其中一个。国内学者徐康宁和韩剑（2005）提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的假说，并把它看作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构建一个以能源资源为代表的资源丰裕度指数，重点考察我国不同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23]徐康宁和王剑（2006）以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该命题在我国内部地区层面同样成立，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并山西为典型省份，进一步揭示“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密集而过度的资源开采引致的制造业衰退和制度弱化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24]在国际视野的研究中，徐康宁和邵军（2006）以1970—2000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差异为研究对象，对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和检验，自然资源的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诅咒”的命题确实成立，制度落后、排挤人力资本、“荷兰病”是资源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渠道。^[25]王闰平和陈凯（2006）认为，偏重于发展资源生产性行业，往往形成资源产业“一枝独秀”的畸形产业结构，导致制造业衰落，经济价值外溢，人才外流，生态环境恶化，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加之腐败和寻租行为的严重打击，政府又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这是导致煤炭大省山西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26]胡援成和肖德勇（2007）也论证了我国省际层面存在“资源诅咒”，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是制约我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入能有效地解决“资源诅咒”现象。^[27]邵帅和齐中英（2008）还引入了腐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之后，“资源诅咒”现象更加明显。^[28]

在西部开发利用资源发展经济方面，滕春强（2006）从“资源诅咒”理论出发，对我国三大区域资本形成机制差异的根源进行了重新诠释，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措施，以建立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与发展模式，帮助中西部地区走出“资源诅咒”困境。^[29]赵奉军（2005）认为，西部大开发中要警惕可能出现的“资源诅咒”。^[30]刘鑫（2005）认为，在自然资源比较优势观的长期影响下，西部经济发展深深陷入了比较优势的“陷阱”之中。^[31]冯宗宪、于璐瑶和俞炜华（2007）认为，在现有的技术水平、能源价格体制、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开发管理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得不到较大改进的前提下，我国西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要依托能源资源开发走上富裕之路是难以令人置信的。^[32]

三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相互关系的研究，如果从亚当·斯密算起，已经历时二百多年。我们可以将这二百多年有关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相互关系研究结论做一个大致的描绘，那就是：从李嘉图等人的经济稳定状态到马歇尔、熊彼特等人的技术市场决定论，再到梅多斯等人的增长有限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生活质量以及工作环境的提高，虽然在某些方面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或对新的自然资源的开发，降低了资源的消耗强度，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人类社会自然资源的基础性地位，而且人类以更高、更苛刻的要求向自然索取各种资源。经济学家通常更多地关注资源配置问题，而忽视了自然的因素。进行经济思考时应当将自然的因素结合起来重新看待特定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进步或后退。

尽管已有一些学者对自然资源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渠道进行过研究，但正如豪斯曼和里戈本（Hausman and Rigobon，2002）所言，理解自然资源的作用机制问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大部分文献只是从某一角度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实际的作用机制很可能是多种渠道的共同影响，不同的研究对象也会表现出相异的内在机制。^[33]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究竟是福音还是诅咒，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共识，“资源诅咒”理论一直备受争议。杰弗里·D.萨克斯（2000）和吉尔法森（2001）等人发表了大量论文，试图寻找丰富的自然资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这些假说和理论大都各执一端，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整合才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主体文献中大多数将研究样本聚焦于国家，尚未发现专门研究一国内部各个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丰裕的自然禀赋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性。很多文献都是对国家间“资源诅咒”问题的研究，对一国范围内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仍不多见。虽然有些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考虑到了国家体制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国内在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效应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还是进行定性分析，对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仍显不足；大多数关注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忽视了探讨充裕的自然资源是经过何种传导路径来遏制经济增长的，主要侧重于引进和消化国外研究成果，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当然，谈不上理论创新和发展。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大量消耗资源，对自然资源问题的研究有待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