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书研究的问题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关注和重视。人类发展要处理的核心问题就是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自然资源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物质源泉。同时，自然资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劳动资料，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营养库和能量来源。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对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快速工业化，都得益于自然资源的贡献，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目前，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约束和“资源诅咒”两个方面。
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对自然资源重视和分析不够，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研究，尤其忽视了对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内在机制的研究。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已经完全忽视了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根基作用与地位，自然资源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且总是可以被替代，对自然资源要素的关注日益减少甚至不予考虑，而更多地关注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它们把自然资源这一古典增长要素简化为单纯的“生产成本”问题，认为经济增长正在大幅度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即使存在资源供给的某些瓶颈，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例如稀缺价格会发出信号以节约和替换稀缺资源，或者会引发技术创新。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参与生产过程），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问题”就是生产成本问题，这里隐含了技术进步、制度安排、人力资本等要素对自然资源的一种渐进替代的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似乎对日益突出的经济增长资源约束问题视而不见，主要分析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这三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新增长理论则试图从各种途径将上述增长因素尤其是技术进步内生化，而另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却未能引起当代经济增长理论家的研究兴趣。经济增长理论把“资源问题”演绎成单纯的“生产成本问题”，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增长模型的前提。所以，经济增长是技术、资本及制度问题，而不是“资源”问题。在人类迎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时候，环境问题，确切地说，资源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技术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这同经济增长理论长期忽视自然资源的作用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领域一直无视自然资源的作用，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投入贡献排除在外，实际上是不计资源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的代名词。人类迫切需要认真反思自己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忽视自然资源作用的缺陷，及时调整发展思路，以摆脱发展困境。
伴随对经济增长“现代性”的反思，人们又重新审视自然资源要素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意义，在经济理论中关注自然资源因素已逐渐成为潮流。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经济增长理论，关注被忽略已久的自然资源这一增长要素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构建上不仅应当关注制度、技术、人力资本等变量，更应当充分关注自然资源这一基础变量。
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起促进还是延缓作用？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福还是祸？初看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增长是靠消耗自然资源为前提的，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资料来源。从自然资源禀赋的角度去找寻经济发展的影响因子，这是一个童叟皆知、以致带有常识性并常被人们奉为圭臬的视角，按照这样的视角：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自然资源禀赋在方向上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由此，资源充裕对经济增长而言就意味着福音，经济增长快速是地大物博“造的福”，而经济增长迟缓则是资源匮乏“惹的祸”。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要素，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理论上这个要素能够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但是，现实生活中自然资源常常阻碍了经济增长的提高，而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或地区反而可能有更快的增长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激烈争论，有人将其视为“神赐天粮”（Manna from Heaven），是来自自然的祝福；也有人将其斥为“魔鬼的粪便”（Excrement of Devil），广大民众并没有从这些资源开采中受益，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资源丰富反而陷入了贫困陷阱，给人们带来了难以摆脱的诅咒。有些资源丰富的国家享受到了“资源祝福”，避开了“资源诅咒”，比如挪威、博茨瓦纳、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而有些资源丰富国家反而陷入了资源陷阱，给人们带来了难以摆脱的诅咒。以石油储量为骄傲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却面临着经济崩溃的严重危机。曾经将石油出口国联合起来建立了欧佩克组织的奠基者胡安（Juan Pablo Perez Alfonso）说：“总而言之，我真希望我们发现的是水（而不是石油）。”前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Shaik H.Yamani曾说：为什么我们发现的是石油而不是水呢。赞比亚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将本国盛产的铜视为卡在喉咙里的“铜匙”而不是摆脱贫穷的财富。塞拉利昂驻联合国大使更将引发种族冲突的根源归结为“血腥的钻石”。我们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远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自然资源丰富给国家带来了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内乱频频爆发，等等。类似情形在非洲和拉美国家表现极为突出。1965—1997年，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的人均GDP平均每年下降3%，伊朗平均每年下降9%。委内瑞拉拥有拉丁美洲最大的石油储量，但其人口的2/3生活在贫困中。这些都是石油大国，其先天的资源优势是许多国家都无法攀比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反而很慢。[1]20世纪的非洲（资源丰裕的国家居多数）和瑞士、日本（资源缺乏国）迥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还有盛产石油的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等国与资源贫瘠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之间的经济差距。资源丰裕国的经济表现往往不及资源缺乏国，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仿佛由“天使”变成了“魔鬼”，这已经被国际经济学界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资源诅咒”也由此而来。
“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1993年，奥蒂（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个概念，其含义是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丰富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2]国际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成为20年来发展经济学重要的发现之一。
我国自然资源在总量上可称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人均资源相对短缺，是资源小国。在资源分布上，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是资源密集区，能源、矿产资源一直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而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资源匮乏，资源供给长期不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迅速增加，特别是能源、原材料矿产的需求量持续扩大，资源约束矛盾日益显现，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存在着区域差距。环顾国内我们同样会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山西、东北、西部等地其经济绩效远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经济处于一个奇怪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经济始终处于一种与其资源禀赋极不相称的落后状态。我国自然资源丰裕的中西部省份经济增长却大大落后于资源贫乏的东部沿海省份。随着资源的开采，许多资源丰裕地区不是越来越富，反而是相对越来越穷，所在地的资源优势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出现了“富饶的贫困”。以山西为例，山西的地下煤矿从清朝开始开采，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采完，生产原煤占全国的1/4以上，可见资源之丰富，但山西的人均GDP在全国位于较低行列。煤炭大省山西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经济始终处于一种与其资源禀赋极不相称的落后状态。自然资源丰裕的省份、地区并没有因自然禀赋的有利条件而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必将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因而对自然资源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的战略背景下，如何从经济制度建设与创新着手避免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我国资源丰裕的西部地区经济衰落的原因是否源于采掘业膨胀而挤出了制造业？抑或是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挤出了对教育的投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不断深入思考与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