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成长亲历记
白钢
一 引言
人们常常会问，你为什么要选择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作为主攻方向？
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界的拨乱反正说起。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是封建沉渣泛起。对于一个曾经“深受其害”、“九死一生”的亲历者来说，没有比系统、深入地批判封建主义更具吸引力了。从1979年起，我大约花了近10年时间，系统探索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悟出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和自己的历史一刀两断，传统是扔不掉的，尽管岁月是流逝的，但习俗却是相对凝固地积淀下来。专制主义、家长制、高度集权、官僚政治、封建特权、造神运动、人治原则、新文字狱，等等，之所以会在“文化大革命”中肆虐，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正像人们只有服从自然规律，才能控制自然一样，人们要摆脱历史的影响与束缚，只有正视历史，亦即以另一种方式正视自己。越是硬要不理睬自己的历史，那就越会充当历史的俘虏。为此，在诸多个案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我撰写了一部探索中国专制主义形态的《中国皇帝》，采取寓论于史的方法，借以揭示笼罩在宫廷政治上面的神秘迷雾和缠绕在皇帝头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光环。特别是以皇帝为轴心，由内及外，把皇帝与后妃、皇帝与宦官、皇帝与外戚、皇帝与大臣、皇帝与官吏、皇帝与农民的政治关系作了重点剖析，力图理清楚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对近代社会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启发读者的思考，唤起人们完成“走出中世纪”的决心和勇气。
《中国皇帝》杀青以后，出乎意料得到广泛的社会肯定，也给我“跳槽”到政治学所壮了胆，并为日后开展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研究，积累了经验。
二 找准“生长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台，激发了我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激情。但是，要把这种激情变为现实，面临着多重困难。为此，从1988年起，我们团结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民族学、档案学界的一批知名学者，联合《光明日报》理论部做了“抛砖引玉”和“集思广益”两方面工作。
所谓“抛砖引玉”，就是把我们对于以往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通病——用官制史来代替政治制度史——揭露出来，无论是周秦以来历代史家关于典章制度的著录或考索，还是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其中主要是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力图用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所发表、出版的各种论著，都没有脱出这个窠臼。近几年来，国内大陆地区虽然相继出版了几本取名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小册子或专著，力图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探索，但是，一方面或许是由于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的认识，没有能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握住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例如，对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特征的政体形态、首脑决策、政体机制、行政管理职能、方式、方法与制衡关系、行政效率、人才的铨选、考绩与迁转、创新精神、应变能力等内容，都没能给予充分的科学分析与论证。另一方面，也许是史学功力不足的缘故，史实失误之处过多，并没有摆脱官制演变考索的影响，至多加进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内容和政治学的某些术语，实质上，仍然是用官制史代替政治制度史，从而陷于静态的缕述和平面的图解，读后缺乏立体感。
非但如此，还由于“左”的倾向对学术研究的干扰，长期以来，人们惮于涉足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领域。1978年以前的30年中，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范畴的众多课题，诸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文官制度、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制衡关系等，学术界基本上采取“回避制”，罕有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问世。近10年来，在清除“左”的干扰过程中，人们意识到过去研究方向的偏差，开始注重对这些课题的探讨。然而，多角度的、分散的阐述，往往多于冷静的科学分析与论证，结果能给人们以正确的、全面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科学知识的成果并不多，以致造成有些人在谈起三权制衡、文官制度等话题时数典忘祖，言必称英法，言必称欧美。殊不知，三权制衡、文官制度等，均起源于中国，并且在古代中国曾发展到一个相当完备的形态。对此，就连西方学者也是肯定的。
为此，1988年1月6日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中国政治制度史进行开拓性研究》，在《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6期发表了《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在《求是》杂志1988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等，抛砖引玉，阐述我们的观点，吁请学术界师友们切实予以关注。
所谓“集思广益”，就是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召开有多学科、重量级知名学者参加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任务的学术研讨会”，[1]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确定研究重点和编写方针。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秦始皇开始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曾对我国的社会生活、对东方邻国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中，文官制度还成为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鼻祖。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就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又重申：“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为了正确认识我国国情，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兴利除弊，课题组义无反顾地承担10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编写任务，旨在科学地阐明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运行机制、阶级本质、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利弊之所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借鉴。——“加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就是当初立项时，我们所举起的旗帜。
目的明确之后，课题组联合《光明日报·史学》专刊，邀请了相关学科重量级的专家，如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史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韦庆远教授，山东大学历史系田昌五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宇信、杨升南、朱大渭、陈高华、王春瑜、郭松义、李新达、杜婉言研究员，法学研究所法制史专家俞鹿年研究员，民族研究所西夏史专家白滨研究员，暨南大学历史系张其凡教授等来“献策”，经过认真而热烈的讨论，统一了对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性质的认识。认为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互相渗透，边缘学科愈来愈繁荣，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宗教史等，都属于边缘学科。就政治制度史而言，它既属于政治学，也属于历史学，硬要把它归到某一门类学科中去，实在没有必要。还是从实际出发，承认它们的“两面性”，具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二重性格。它既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同时又是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相关知识的综合，实质上是一门边缘学科。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以往的研究是用官制史代替政治制度史，就官制论官制，见物不见人，而且没有注意政体机制的研究。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并为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服务。研究政治制度史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关系来抽象地谈政治制度，否则就会变得空洞抽象。既然要研究政体机制，取材范围势必要扩展到历史学、法学、民族学乃至经济学和文化学中去。当然不能搞成大杂烩，需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决定取舍。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代的国体和政体，重心是政体运行机制，说到底就是历代王朝如何处理各种政治关系。具体来说，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机构，二是政策法令，三是机构运行和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政体主要表现为政府机构，国体则是通过机构和政策法令得到体现。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无论什么制度，其中心问题是处理和调整该领域中的各种关系。政治制度就是处理和调整政治领域中的各种关系。具体地说，中国政治制度史所研究的，就是历代封建王朝如何处理和调整这样一些关系：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地主阶级内部的关系（特别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关系等。机构设置和政策法令的颁布，都是为了处理或调整某一方面或者若干方面的关系。处理、调整得好，封建统治就巩固、持久，处理、调整得不好，封建统治就会动摇、崩溃。这种好与不好不但要看机构设置和政策法令的颁布，更要看机构的运行和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
历史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何况涉及政治制度这样的大事，更应该写得生动活泼。除了选择一个时期的典型制度作静态剖析之外，亦要注意制度本身的发展和演变，即作动态探讨。例如，清代前期的内阁与军机处成立后的内阁，情况就不同，这种变化是通过人们活动来体现的。应贯彻有静有动，有人有物的原则。
在“集思广益”的过程中，我们还特别注重吸收如下意见和建议：要从多民族的历史实际出发，不只是写汉族的政治制度史，而应是中国各民族的政治制度史。为此，至少要从六个方面从事开拓性的研究：1.对自周秦以来的中央国家机构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机构设置及其演变作系统研究；2.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角度，探索历代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所采取的统治措施的多样性；3.探索历代中央王朝调整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制度；4.研究从古代的“夷夏之辨”思想一直发展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民国时期的所谓“大小宗支”的思想演变及其实践；5.研究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或在一个较大区域内建立的包括有汉族居民的地方政权，如何管理、统治汉族的制度；6.对各少数民族，包括已消失的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也应加强研究。虽然研究少数民族政治制度难度较大，但充分利用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材料，作开拓性研究，还是可以写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的。
简而言之，要把政治制度写得有血有肉，不对人物、事件作适当描述，就不容易写活，而流于死板。我们主张政制+典章+人物+事件，但要有个度，适可而止。我们的责任是写成信史。信史就是如实地写，过时就是过时，陋规就是陋规。历史里边有许多现实和未来的因素，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谁能把握住这些因素，谁就能把握前进的方向。我们的研究，并非为了欣赏“国粹”，而是通过实事求是的论述，来启发人们的思考。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也取得共识。主张尝试引进系统学和系统动力学观点和方法，将社会政治制度看成一个复杂的系统，研究其各部分的关系、变化、制约，透视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变迁及发展趋势。而针对中央集权制的特点，引进计算机图形学中树结构的概念，则各种官僚结构即可化成树中枝、节、叶的关系，使整个官僚体系变得明了、直观，这对政治制度研究的形象化，将有很大的裨益。
通过“抛砖引玉”和“集思广益”两方面的努力，找准了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的突破口，并形成了共识，即在“政体运行机制”上下功夫。换句话说，就是找准了跳出以官制史代替政治制度研究的窠臼的途径，进行开拓性创新的“生长点”。
三 先写“简本”练练笔
在确立以“历代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为创新项目的“生长点”之后，先写个“简本”练练笔，就成为课题组的必然选择了。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教授所说：“集体编书很难。主编应有权挑选他认为能胜任能合作的作者，否则就很难完成任务。1958年翦老主持编《中国史纲要》，就提出要挑选志同道合的作者进行合作，这个经验是很对的。本书也实行了这一原则，主编把哪些章节委托给哪些人写，是知人知名的。”杨向奎教授说，主编能把这么多不同学科的专家的不同特点、不同笔风、不同写法完全统一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主编与各个执笔人协调关系非常重要。邓广铭教授说，课题组所组织的各章执笔人及审稿人，大都可称作“极全国之选”。韦庆远教授认为，各章执笔者都是各段治史有素的名家，因而能把握从当时各个领域的整体关系上去撰写政治制度，既能融合诸家，又有独立的见解，在史料上几乎都是选用第一手原始资料，据此作出有理有据的援引和解释，既不过分引申，又避免了时下有些“著作”辗转抄用二、三手材料，拼凑成书和弊病。刘起说，中国政治制度史本来作为历史学领域里的一门专史，行之已久，苟能真正体现其“专”，亦未尝不可。但由于历史学者而非政治学者从事此项研究与撰述，就无法真正体现其为政治学之史。现在以政治学为主，结合历史学者、法学学者及民族学学者，就能显现出不同学科专家各以其专长共同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优越性。因而能撰成一部真正政治学领域的史的著作，呈现其学术之光。[2]
经过反复讨论与协商，在前辈史学大家的鼓励与支持之下，我们放眼全国，邀集不同学科的“志同道合”者组成课题组，限每卷5万字，试写简本。——这就是一卷本《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版）的由来。
白钢在《中国政治制度史》评审会上发言
初稿出来之后，要把风格各异的文稿，改写像一气呵成的作品，不再披头散发，这是主编的职责。在这里，我要感谢课题组诸位师友的支持与信赖，使我义无反顾地做这件事。当然，由于功力不足，使这个简本还存在一些缺陷。正如杨向奎教授所说，总的来说，这本书是大醇小疵。所谓小疵，就是一些小毛病。例如，清代的九卿制度本来有各种不同说法，作者赞成哪种说法，应当在脚注中注出来。考选制度里的进士制度，分一、二、三甲，往往是二甲以上的人全点翰林，因此，进士制度应当与翰林院结合起来讲。汉代的乡亭里制度有两种说法，没有排中律。此外，魏晋九品的来源，也应当在脚注中谈一谈。总之，这么一部大书、好书，任何一个小问题都要搞清楚。张泽咸教授说，唐代的内容太突出，宋、明两代内容过于简略，唐宋之间政治制度的演变没有交代清楚。还有，唐代六部与九寺的关系，严耕望先生最早提出六部主行政，九寺主事务。像这样重要的地方，应当加注说明。本书比较重视中央决策体制及运行机制，但对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构的运行机制相对比较忽视，各段在贯彻主编的意图上，还有差异。林英教授说，希望再版时能增加政治社会化的内容，讲讲教化制度；增加官制图表和职官名目索引，以方便读者。朱大渭教授说，本书最大缺点，是从三代只写到清末改制，缺少民国时期和当代政治制度的内容，这也是国内通史类著作的通病。[3]
为了能给编写组积累更多的智慧，我们设定以简本为“靶子”，争取学术界广泛的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光明日报理论部联合召开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政治制度史》（简本）专家评审会，邀请史学界、政治学界、民族学界和法学界的著名专家70余人，对该书评头品足，挑毛病。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评审会，与会专家分别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加强学科之间的合作，推进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跃上新台阶以及从革故鼎新、时代感等角度，对简本进行了剖析。史筠教授认为，国内许多论证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有一个普遍的缺陷，是把多民族国家中央机关的民族事务管理制度和少数民族或“土著居民”的政治制度，排斥于政治学的殿堂之外。而本书比较重视对历代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机构和中央王朝的民族事务管理制度的研究。尤其以对西夏政治制度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史金波教授说，西夏政权雄踞一方达190年，传延10代帝王，是以往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本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特别注重展示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互相影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李祖德研究员说，这本书正像许多同志所指出的，具有开创性、全面性和整体性，是目前所有政治制度史著作中写得最好的一本。著名政治学家赵宝煦教授认为，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全、最细、最令人满意的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它不是就制度论制度，而是结合社会状况、人物、事件来写，强调运行机制，确实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很好开端。李侃教授说，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明清，能对政治制度追本溯源，因袭变迁，讲得如此系统，如此全面者，恐怕除此书之外，尚不多见。它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开拓之作。著名清史专家何龄修研究员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我看来，绝大部分是新鲜、精确的，是一种创见，如它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对象所下的定义，就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规定。它突破了过去以职官制度史代替政治制度史的框框，在内容和面貌上焕然一新，反映了八九十年代的新水平。[4]
《中国政治制度史》专家评审会（1992年）
四 我们的工作是“集锦”
面对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的研究者总是从断代史研究开始的。要想完成一部首尾一贯，巨细无遗的“制度通史”，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特别是要在政体运行机制上使人耳目一新，除了把各断代优秀研究成果汇聚一炉，进行再创新外，别无捷径可循。因此，在找准“生长点”之后，我们要做的编纂工作，就是“集锦”。
不同的政治体制，表现为不同的国家形态。我们的研究对象涉及两种国家形态：一种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一种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夏、商、周、春秋，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战国至清朝，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前者以宗族国家的形式出现，实行等级君主制，其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以神权、宗法权和王权的紧密结合为转移；后者以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形式出现，实行专制君主制，其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以皇帝“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为转移。
构成政治体制的“硬件”，是国家政权组织，无论是王权还是皇权，都是通过庞大的国家政权组织行使的。在国王和皇帝下面，分设各种机构，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行政系统管理国家事务，借以推行他的意志。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机构的设置、撤并、裁减或调整、改造，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历代政治家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对国家机构的设置不断进行调整与改造，既体现了政治分工的精神，又贯彻了相互制约的原则，其目的则是确保王权或皇权不致流失。因此，历代对国家机构的设置、调整与改造的过程，集中反映了传统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一些特点。
例如：1.自秦汉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监察以来，中央国家机构的权力配置，形成了行政、军事、监察三大系统鼎立的格局。
2.近侍的逐步政务官化，或称御用机构逐步演化成中枢机构，是传统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又一大特点。
3.中央派出机构逐步地方政权化，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传统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又一大特点。
除此而外，我们还纠正了过去对政治制度本质的片面理解，一方面主要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即使在阶级社会，政治制度还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同样，政治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也是不全面的，即使在无阶级社会，也需要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政治制度。
还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三大基本特征；而发达的政治分工和悠久的权力制衡观念、具有行政立法的传统、积累了一套比较科学的人事管理经验，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三条主要成功经验。——这是总论卷，即第一卷，提纲挈领论述的内容。
自第二卷即先秦卷以下，以断代分卷。先秦卷，包括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六个历史阶段，阐明了原始民主制的组织形态和奴隶制国家、早期封建制国家的组织形式、结构形式、治理形式。概括为三大特点：一是通过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形成钩沉索隐，阐明了国家本质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二是通过对夏、商、周王权形态及其发展阶段的论述，删繁就简地阐明古代中国君主制国家形式和特点；三是溯本求源，揭示了此后曾在中国历史上实行过几千年的传统政治制度的诸多原始形态。
第三卷即秦汉卷，讲的是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秦朝和两汉，完成了由军事封建专制主义向宗法封建专制主义的过渡，是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巩固和发展时期。它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之纵向的延续和横向传播，起过决定性作用。作者对各项政治制度的形成、发展、演变规律和特点的论述，兼综众说，巨细不遗，提纲挈领，首尾一贯，概括了从王权到皇权转化的实质、注意到以“郎”一类官廷侍从所组成的中朝官在决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揭示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宫廷服务性质，特别是援据故事写制度，令你爱不释手。
第四卷即魏晋南北朝卷，论述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此期前后将近四百年，战乱不止，政治制度也应因朝代更迭频繁而表现出头绪纷乱。作者着力于阐明宗法君主制的演变轨迹和中央集权制由削弱逐步转向加强的历史过程，钩玄提要，坚实得体。进而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四大变化：一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的确立；二是州郡政权的军事化；三是军事制度从征兵制和募兵制向士家制和部落兵制转化；四是重门第、轻才德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的确立。作者长于考证，但却无毛举细故之嫌；叙事条分缕析，凿凿有据。
第五卷即隋唐五代卷，论述的是中国宗法封建君主制的巩固时期——隋唐五代的政治制度。在详稽正史，博参群籍的基础上，对隋唐五代政治制度的演变轨迹，分析叙说，简明精审，揭示了这一历史阶段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一是皇帝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定型化；二是中书出令、门下掌封驳、尚书掌执行的三省分立体制得以巩固；三是确立了尚书省为全国政务中枢；四是地方行政体制由前期的州县二级制向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转化；五是司法审判制度的改革与定型；六是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作者怀铅握椠，深历浅揭，语不惊人，令你兴会淋漓。
第六卷即宋代卷，讲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空前加强的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着力于揭示这一历史阶段政治制度的主要变化：一是皇帝权力的空前强化和皇位继承制相对稳定；二是皇帝内殿视朝听政成为主要决策形式；三是中央行政体制变动不居，相权分割，轻重相制；四是“收乡长、镇长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成为地方行政体制运行机制的基本规则；五是司法制度“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罚金以上，皆出于天子”。作者援据故事论制度，细针密缕，曲尽其妙。
第七卷即辽金西夏卷。辽、金、西夏，是九至十三世纪，分别由居住在中国北部地区的契丹族、女真族和党项族等先后建立的王朝。它们的政治制度都打上了本民族的胎记，具有较大的变异性，但却又都接受了唐宋政治制度的影响，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辽朝的政治体制具有二重性、金朝的政治体制带有氏族制遗风、西夏的政治体制主要模仿唐宋。作者钩深致远，参伍比较，不囿陈说，戛戛独造，使这一历史时期三朝政治制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第八卷即元代卷。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元朝的政治制度是以蒙、汉二元混合结构为核心，“诸制并举”，以适应这个具有不同类型经济地区的多民族国家的需要。本卷着力揭示了皇帝制度的二重性、决策体制的蒙古旧俗、中央行政体制由二府（省、院）并立发展为省、台、院三足鼎立，行省由中央派出机构转化为最高一级地方政权，以及土司制的开创，民族和宗教事务的管理机构的设置，军事、司法、监察、人事制度变化的特点等，简明精审，独树一帜。
第九卷即明代卷。明朝是中国宗法封建君主制向独裁方向转化的关键时期，绝对君权的确立，导致政治体制上诸多新变化：一是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使之彼此颉颃；二是设内阁于宫廷，而又内外受制，造成决策体制的变异；三是地方上都、市、按三司鼎立，互不相统，导致运转不灵，又置总督、提督、巡抚以分割其权；四是“土司制度”向“改土归流”转化；五是实行科举与学校并举。这一卷论必据迹，慎思明辨，推陈出新，饶有别致。
第十卷即清代卷，讲的是清朝政治制度。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政治体制处在带有满洲八旗制度为基点的早期封建君主制，发展成鼎盛的宗法封建君主制；又从鼎盛的宗法封建君主制滑向半殖民地化的宗法君主制的过程之中，从而赋予清朝政治制度以变异性的特征。作者充分注意到了它的因革演进，它对传统政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在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并将置于动态的叙述之中，穷态极研，领异标新，令你拍案叫绝。
通过“集锦”，我们查清了5000年政治制度演化的轨迹，厘整了政治体制运行机制变异的线索，使这部书能以集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大成的面目，登临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新高地。
五 “述往事，思来者”
长期以来，在对待传统政治制度问题上，曾流行过两个口号：一个叫作“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一个叫作“与传统旧世界彻底决裂”。这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历史上任何一种上层建筑形成后，都有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不可能凭主观意志想“砸烂”就能“砸烂”、想“彻底决裂”就能“彻底决裂”的。传统是智慧的结晶，没有传统就不能真正的前进。我们在对待历史上的上层建筑的影响问题上，绝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传统政治制度有很多珍贵的遗产，也有很多糟粕。古代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处理各种政治关系、制定各种制度、政策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以正确地认识国情为前提的，而不是把西方政治模式奉为圭臬，盲目地崇拜、不加批判地照搬过来。因此，重视研究我国的政治传统，认识自身制度上的优点与缺陷，把传统批判与现实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政治体制改革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
尽管近百年以来中国政治体制一直处在变革之中（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是传统政治制度却使我们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新中国成立以后（即1949年以后），我们对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与讨论，存在绝对化的倾向，缺乏实是求是的态度。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变革是必然的。然而，几千年来习以为常的一些原则、习俗，要变革又谈何容易。我们长期所确认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管理制度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在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造成的权力过分集中，“权大于法”、“以政代法”的现象层出不穷；在人事制度上没有实行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在行政管理上缺乏科学的、系统的行政法规，缺乏民主观念，缺乏严格的监督手段；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长官意志”与主观随意性常常起相当大的作用，等等，都是传统政治制度的消极面的积淀。我们要克服传统制度上这些缺陷，方法之一就是要认真研究传统政治制度中的糟粕，阐明它在历史上的危害，找出克服的办法，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历时数千年的传统政治制度，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有许多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参考价值和启迪作用。因此，那种以为搞现代化就要摒弃传统的观点是不对的。事实上，只有把现代化注入传统，改造旧的传统，形成新的传统，才能保持我们民族的特色，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成功经验很多，诸如发达的政治分工和悠久的权力制衡观念，积累了上千年的一整套比较科学的官吏管理经验等，都值得有使命感的史学家认真总结。就官吏管理制度而言，长期实行考试制度来选拔人才；在官员的任用上，注重实践性，推行试职制度；在官员的管理上，实行品阶、俸禄、考课、铨选、迁转、监察、回避、请假、致仕等制度；形成一整套行政法规，如编制立法注重统一性和违制处罚原则等，表明历代统治者为实现政治清明、保持官员的廉洁、提高行政效率的努力，其中有许多内容至今仍不乏启迪和借鉴之处。
我们认为，政治制度具有防微杜渐的作用。任何时代的社会主体，都要受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制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现实政治制度的优点与缺点，往往与传统政治制度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此，“述往事，思来者”应作为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基本出发点和取舍原则。正是在这样一个原则指导下，使我们编写组圆满兑现了初衷，在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建设中，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第一，我们恪守政治学的学术规范，紧紧把握住政治制度史具有边缘学科特点，进行综合性研究；在深入研究历代国家政体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形成的基础上，着力于皇帝与中央决策体制、政体运行机制即治理形式的研究，揭示了历代帝王如何处理王权或皇权与官僚机构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对外关系等，从而摆脱了传统的以官制史代替政治制度史的束缚，建立起动态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科学新体系。
第二，揽辔澄清，剥古酬今，在检阅了历代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著录与考索、20世纪以来国内外对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改过去政治制度史仅仅取材于正史之百官志和“十通”的习惯做法，除广泛涉猎了各类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外，还充分利用了像甲骨文、金文、秦简、汉简、帛书、吐鲁番文书、碑刻、考古资料、域外资料等，做到最大限度地运用第一手资料，拓宽了政体组织形式、结构形成与治理形式的研究范围，穷原竟委，词必有征，运用政府理论，对历代国家机构的构成，诸如皇帝制度、皇权与中央决策体制、中央行政体制、地方行政体制、立法与司法体制、军事管理体制、监察体制以及财政制度、教育制度、人事管理、民族与宗教事务管理等，做到了爬梳钩索，揽辔澄清，被学术界誉为“扛鼎之作”。
第三，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际出发，在充分论证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这条主线的同时，又兼顾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结构及运行机制的研究，充分提示了历史上中国国家政体的多元性特点。其中，关于西夏政治制度的论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非但如此，我们还从理论上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范围与内容进行了界定、关于中国国家的产生与国体演进的论述、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史分期问题的主张、关于传统政治制度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的论述等，都突破了传统学术观念，提出了被学术界认可的“是新鲜的、精确的、是一种创见”。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出版以后，各大报刊上陆续刊登了一些评论。《北京日报》1997年5月26日以“制度文化”专版的形式，刊登了刘起的《制度文化与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认为“《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得风气之先”，“为制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观念与模式”，“成功地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主编总其成与分撰者穷研深究相结合；政治学与历史学、法学、民族学相结合”，“是制度文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专版还刊载了“学界名家评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其中，张政烺教授认为：“该书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在所难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征，揽辔澄清，尽在于斯。这是前人所未及就的。”“书中所概括的发达的政治分工和悠久的权力制衡观念，行政立法传统与科学的人事管理经验，足以资博识、足以寓惩劝，剥古酬今，卓然有本”，“足以传世矣”！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教授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立项约在十年前，我当时还是中国政治学会首任常务副会长，对于它能否完成与完成后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颇有怀疑。现在不出十年，书已出版……总的印象是大出意料，不胜叹服。”“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自三代以下，从外部看只有从晚周到秦汉，由封建制到郡县制是一大变革；但从内部看，则头绪纷繁，极其复杂，历来治史者都感到不易掌握。而本书则执简驭繁，钩深致远，不但从政治制度而且从运行机制两方面予以揭示，实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它不但集西学东渐以前《十通》的大成，也继承了近百年来借助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各科研究，但是后者大都十分零碎，从规模与深度上说与本书均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本书是集大成之作。”“本书又是开山之作。中国本来就没有一部现代语言‘科学方法’写成的多卷本中国政治制度史，本书就规模与深度而言，都是第一部这样的著作。其中必然会有若干缺失，但是后来者可以改善，可以重写，却绝不能简单地越过这部书，而必须从本书取得基本的知识与营养。”“我认为集一时之选的人物完成这么一部巨著，实为难得。尤其在这个许多人浪逐声名而出版各种集文化垃圾之大成的‘巨著’的时代，我认为本书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扛鼎之作’。”“由于这部书，我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有了一些信心。”张岱年、季羡林、邓广铭、周一良、王钟翰、许崇德、杨向奎、赵宝煦等名家也据实给出了鼓励与肯定性评价。此外，《光明日报》1997年6月21日发表了王春瑜的《居高声自远——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一文；《求是》杂志1997年第12期刊登了张秀平、索源舟的《揽辔澄清，剥古酬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评介》；《博览群书》1997年第8期，发表了瞿林东的《制度史研究的重大创获——评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联合书评专栏”还刊登了朱大渭、童超合写的《健笔破旧蹊，鸿篇开新局——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长篇评论，认为：“这部论著摆脱了以往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通病，即以官制史代替政治制度史的窠臼，不仅在整体结构上面目一新，读来有别开生面的新鲜感，而且在理论和实际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确有显著的拓展和突破，成为本世纪以来海内外所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最富开拓性的一部学术专著。”“这部书堪称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总结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建立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的科学体系的筚路蓝缕之功，将永不可没。”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1997年9月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1999年9月又荣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白钢，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政治学所政治学理论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1] 会议《纪要》，发表在1988年2月24日《光明日报》上。
[2] 以上俱见《光明日报》1992年5月24日，《鼎新革故，推进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跃上新台阶》。
[3] 以上俱见《中国政治制度史》专家评审会纪要，载于《光明日报》1992年5月24日，第3版。
[4] 以上俱见《中国政治制度史》专家评审会纪要，载于《光明日报》1992年5月2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