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龚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特别是与文艺知识分子的关系，是近年来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在201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一些学者借所谓的“王实味问题”来歪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特别是文艺知识分子的关系。本文试图结合大量史料，实事求是地叙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特别是与文艺知识分子的关系，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1943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经验介绍的广播稿》，总结了抗战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主要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这篇文章将延安时期对文化人的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抗战初到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1940年1月）。在这一段时间内，已有许多文化人来到延安及前方，来来去去，听其自便。因当时大后方环境还比较好，去前方也容易，文化人中有留在延安工作者，有去前方工作者，也有住一段时间而仍回大后方者。也因为当时我党忙于抗战，忙于其他工作，对文化人的工作除招待及给予帮助其上前方外，一般对文化人的工作的注意还是不够的。
第二个阶段，从边区文协大会到文艺座谈会前（1942年5月）。在这一阶段内，在边区文艺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作为团结进步文化人的总目标。但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当时许多文化工作同志，并未深刻理解，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变为实际。且强调了文化人的特点，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加之当时大后方形势逆转，去前方困难，于是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加以国内政治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增加，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念，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作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
第三个阶段，从座谈会到现在。在这一阶段内，就是把毛泽东的结论，在文化人中展开讨论，从思想上转变他们。并采取具体步骤把他们动员到实际工作中……[1]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大力吸收
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特殊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称赞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抗日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1939年5月，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青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2]。
同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强调：“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化运动在内）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党区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3]
同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指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4]
同年6月25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明确指出，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引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中的一个重要任务。《训令》要求：大批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经常考察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用一切方法逐渐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性与坚定性，虚心地接受本军光荣传统。“必须教育所有的老干部重视和清楚了解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大胆吸收和耐心带领他们，看做是自己的责任，反对歧视与偏见。另一方面必须号召新的革命知识分子虚心从实践中学习，向老干部、向工农干部学习，提出看不起工农分子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口号，以确定他们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以消灭新老之间的隔膜与有步骤〈有〉方法的率领和锻炼这批新的力量。”[5]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议中强调：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战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因此，今后应该注意：（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炼，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起工作。（2）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无疑义地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3）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4）对于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5）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基本上适用上述原则，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时，应更多注意其忠实的程度，以保证党的组织更加严密。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6]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939年12月6日，军委发布《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一切排斥与拒绝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军队的倾向。”“就地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军队。”“对已经参加我军的知识分子，要好好的给以教育和率领，善意的纠正其弱点，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对知识分子的新干部，应当适时加以提拔，不应长久的令其当文化教员和干事。”“对于有政治嫌疑的分子，最好的办法是经过实际斗争去考验后，无问题时则应加以信任，有问题时则加以洗刷。但不要把知识分子的固有弱点（如缺乏组织性等）当作政治嫌疑看待。”“新老部队，有在可能范围内，交换知识分子及老工农干部之必要。”“工农干部应该知识分子化，工农干部无论其革命历史怎样久，若不求上进不学习，便无发展前途，便会落伍和堕落。”“抗大及各军政学校，应尽力就地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加入为学生，深入政治教育，并应多多总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经验，贡献给各部队。”[7]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再次强调：“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8]
1940年10月10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指出：“为了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正确的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实为当前的重要关键。”“必须设法招致与收集大批文化人到我们根据地来。必须使我们的根据地不但能够使他们安心于自己的工作，求得自己的进步，而且也是最能施展他们的天才的场所。”[9]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信《论政策》中，要求：“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文化人、记者、技术专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入我们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10]
1942年整风期间，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欢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讲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11]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实施民主政治，制定了大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指导中国抗战的“圣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知识分子，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和寻求革命真理的激情，如潮水般地涌入延安。
著名诗人柯仲平1939年写了一首诗真实地反映了为什么大量热血青年奔赴延安：“青年，中国青年，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12]
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日记中记述了他来延安的经过：
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是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要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了是否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问了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虑去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次电报，我就抱着试探的心，起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那时正是一九三八年的冬天。[13]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
武汉大学毕业生、延安中央大礼堂和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要设计者杨作材回忆说：“当时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涌到边区，特别是在双十二事变以后，一直到‘七七’事变以前，已经陆陆续续地到达边区。1938年上半年一直到秋天可以说是一个高潮。那时的国民党对这一情况并未引起注意，所以对边区也没有产生什么阻碍，像1938年夏秋之间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我本人就是在1938年的春天，从广西桂林、经过武汉，由武汉办事处董老开介绍信，陈家康同志介绍我到延安的。”[14]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15]；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获准去延安[16]。1943年12月底，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时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17]。1944年春毛泽东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18]。
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文艺知识分子。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1942年，主要有：丁玲、艾青、周扬、李初梨、周立波、田间、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萧军、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焕之、钟惦棐、江青、王实味、杨朔、周而复、贺绿汀、贺敬之、华君武、高长虹、王朝闻、古元、江丰、彦涵等等。
茅盾、老舍也曾经到延安小住、访问。茅盾访问时，准备在延安扎根，儿女都带在身边，儿子沈霜在陕北公学文工队和西北文工团工作，女儿沈霞在女子大学就读。
著名学者朱光潜也表达了到延安的意愿。1939年1月，朱光潜致信给在延安的周扬说：“你的十二月二十九的信到本月十五日才由成都转到这里。假如它早到一个月，此刻我也许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们在一块儿了。”“延安的朋友我见过几位，关于叙述延安事业的书籍也见过几种，觉得那里还有一线生机。从去年秋天起，我就起了到延安的念头，所以写信给之琳、其芳说明这个意思。”[19]
对于到延安的文艺知识分子，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1936年10月，丁玲到达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就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亲自与会，毛泽东在会后还专门为丁玲赋词一首《临江仙》：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著名诗人艾青到延安后同样受到了热烈欢迎。“到了延安之后，党中央当然知道了。因为周总理的电报已经到了。就欢迎。总书记叫张闻天，一个宣部部长叫凯丰，一个组织部长叫柯庆施，欢迎，搞一个宴会。”[20]
二 团结尊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尊重的态度，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开办实用科学研究所，以发展工业、植物、土木工程、动物、化学、地质等的科学研究”[21]
1940年10月10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这份指示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尊重。《指示》要求高度重视知识分子，指出：“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须知一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相当声望、能有一艺之长的文化人，其作品在对内对外上常常有很大的影响。”“应该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的发挥。须知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最大供（贡）献。”“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工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给文艺家们规定具体题目、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
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作品。“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以讥笑怒骂的态度。我们一方面应正确的评价他们的作品，使他们的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同时鼓舞他们努力写作的积极性。不使他们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失望。”
尊重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估计到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各种特点，特别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的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共产党人应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能够同具有我们不完全一样生活习惯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适当的。”
支持知识分子组织文化团体。“各种不同类的文化人（如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新哲学研究会等。这些团体亦可联合起来，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之类的联合团体。但应该估计到这些团体同其他民众团体的不同性质，而定出它们的特殊任务。这些团体的任务，一般是：介绍、研究、出版、推广各种文化作品；吸收与培养各方面的文化人材，指导大众的各方面文化活动；联络文化人之间的感情与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组织文化人向各地报章杂志的写稿；介绍并邮寄他们的作品或译著到全国性大书局出版；向外面的及大后方的文化团体进行经常的联络。纠正有些地方把文化团体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看待及要他们担任一般群众工作的不适当的现象。”“上述各种文化团体，一般的只是受文化人及一部分爱好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不在数量之多，而在质量之好。他们也不必在各地建立自上而下的、系统的、普遍的组织。只有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中心地区，可以建立他们个别的分会。团体内部不必有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以保证文化人有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时间。”“各文化团体应努力指导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民众团体的文化运动，帮助他们组织各种群众的文化小团体如歌咏队、剧团、文学小组之类，并供给他们以指导者与研究材料。必要时刻召集他们开一定的代表会或座谈会。但在组织系统上，这些群众的文化小团体不属于各文化团体而仍属于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民众团体的文化教育宣传部门，以避免各文化团体忙于日常的组织工作，而妨碍文化人基本任务的完成。”
帮助知识分子发表作品。“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因此，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剧曲公演、公开讲演、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同时发表他们的作品也即是推广文化运动最主要的方式。”
关心知识分子生活。“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应设立文化俱乐部一类的地方，以供给文化人集会与娱乐之用。此外，为了使作家们有创作的适当场所，可特设创作之家一类的住所，使他们能够沉静下来，从事他们的创作生活。”
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为群众演出《兄妹开荒》
培养知识分子干部。“选择对文化工作有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办各种文化工作干部的学校或训练班，以培养新的文化工作干部。选择机关部队中有文艺天才的小鬼，给以长期的训练，亦甚重要。鼓励文化人去担任一定的教课，是必要的。”“从有相当威信与地位的共产党员文化人或非党的文化干部中，培养一小部分在文化运动中能够担任组织工作的干部。他们自己虽是文化人，但他们的活动，应偏重于组织工作，而不是写作。没有这些文化组织工作者，文化人内部的很好团结，文化人文化团体的效能的充分发挥是很困难的。现在各地文化运动中特别缺乏这类干部。”[22]
1941年5月1日，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第14条明确规定：“鼓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23]同时，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要求“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党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与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24]
1941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指出：“我们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启蒙工作。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愿意到民间去的科学艺术人才来共同担负这个工作。”
1941年6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再次发社论《提倡自然科学》，要求“把最基础的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我们认为要努力于通俗化的工作”。
同年，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提交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中，强调：出版通俗科学读物，普及科学知识”[25]。
1942年9月17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对待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中，提出要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队伍，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正确地分配他们的工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优待的政策，具体表现为：
第一，政治上高度关心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高度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为了抗日救国，是为了追求进步，是为了追求革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及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人，经常挤出时间看望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为边区的建设事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做贡献。在实际工作中，根据知识分子的特长和志愿，及时安排他们到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进行培训，让广大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教育；各类单位，积极吸收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作为技术骨干；积极帮助他们加入中共党组织。陕甘宁边区党委专门作出规定：不论在军队中、政府中、救亡团体中、文化运动中，凡是无党无派的、真正为国家民族奋斗的，政治纯洁、能吃苦耐劳、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愿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我们均应大量地吸收他们入党。[26]各级党组织积极吸收具备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为党员。抗大第四期共招收学员5562人，知识分子4655人中原有党员530人，到毕业时党员增加到3340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0%[27]。
陕甘宁边区还让知识分子充分享受民主权利。1941年10月，边区参议会第二届选举和聘请的仅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参议员就有：赵一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局长）、鲁之俊（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巴苏华（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翁远（八路军制药厂主任）、何穆（中央医院肺科专家）、金茂岳（中央医院妇科主任）。[28]
中国共产党在团结知识分子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犯过错误。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在十年内战时期，“那个时候，我们根据地与广大的知识分子隔绝了，与中心城市的人隔绝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又犯过错误，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要是不犯这些错误，情况也许会好一些”。[29]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内少数干部仍然存在着轻视知识分子的问题，不少工农出身的干部看不起知识分子，不愿意与知识分子共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多次下达文件，要求全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要学会与知识分子合作。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多理解、包容知识分子的不足。他在中央学习组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同志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政治战士。虽然我们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们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什么风气不好，一嗅就嗅出来了。现在所有发生的这些问题，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城市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做革命工作。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个别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30]“现在是过渡时期，我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要五十年，这五十年是很麻烦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在此期间，有点麻烦，出点乱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看中普通的文艺工作者。”[31]
为了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毛泽东提出：“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有缺点，不原谅是不行的，将来一定还要有问题。一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和我们做朋友，这不只是知识分子、文艺家这一面有缺点，一些部门一定也有缺点，也有问题。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在他们这个阶段完全知识化以前，还要利用别的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慢慢地来，要进行宣传解释，光是写几篇文章作几次演说办不了事，一定要具体地一步一步地来，没有一次就成功那样容易的事。”[32]
第二，工作上大胆使用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根据边区的实际，放手大胆使用各类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各种专长。
1942年7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提出对于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各类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予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给予充分的信任。
对于广大文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文艺才能，让他们组织各类文艺团体，举办文艺杂志，成立各种教育研究机构，自由地发表作品。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推动下，延安这个偏僻小城，各种机构、团体、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延安成为文化之城。1936年到1942年，延安主要文化单位有：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音协”）、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1939年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简称“边区剧协”）、延安文化俱乐部、战歌社、抗战文艺工作团、山脉文学社、文艺小组、大众读物社、文艺月会、延安新诗诗歌会、鲁迅研究会、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延安诗会、小说研究会、西北战地服务团、民众娱乐改进会、鲁艺实验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等。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合唱团在演出
在音乐、美术、电影方面，有延安合唱团、延安作曲者协会、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中央管弦乐团、鲁艺美术工场、大众美术研究会、版画研究社、抗敌电影社、八路军总部电影团、延安电影制片厂等。
文艺类主要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部队艺术学校（简称“部艺”）、星期文艺学园、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
主要的文化文艺刊物有：《文艺战线》、《中国文化》、《大众文艺》、《文艺月报》、《谷雨》、《诗刊》。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导下，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知识分子，在延安、在根据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正像《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中所指出的：“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特别是在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在延安，不拘一切客观条件的困难与限制，各种文化活动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则下，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分保障。艺术的想象，与科学的设计都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对边区的缺点（即是任何新社会亦所不免的），也正需要从艺术方面得到反映和指摘。我们看重‘自我批评’，尤其珍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33]
第三，生活上优待照顾知识分子[34]。
延安时期，由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再加上又处于战争时期，特别是在1941年至1942年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得陕甘宁边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地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竭尽可能从生活上优待照顾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
陕甘宁边区为了保证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在分配经费的排列次序上，常常是生活费第一，事业费第二。抗战以来，边区几乎拿出财政的三分之二保障生活，使当时的6万多“公家人”享受各种待遇（5万人是一般生活标准，1万人享受差别待遇）。1942年，边区按照不同标准，把所有享受待遇的人按性质分为10类40余种：第一类是国际友人及少数民族，第二类是学校教职员，第三类是荣誉军人，第四类是技术人员——医务、保育、工程师、技师等，第五类是财经税务人员，第六类是公营工厂工人，第七类是老弱病残，第八类是非党中间人士，第九类是党政机关干部，第十类是一般工作人员。为了优待技术干部，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条例》，规定“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根据这个精神，边区政府按照“实际能力、现任职务、服务年限”为标准，对于文化技术人员进行了分类，关于资历，专门指出“主要根据其实际和知识能力，而非机械的看出身”。
根据上述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将文化技术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是在文艺界有威望、有著作、有成就者，每人每月发给津贴费15-30元，伙食标准按小灶供应，住宿可1人独住，勤务及马匹须尽量便利工作为原则；其家属应安排工作或进学校学习，因故不能者，其生活待遇应同本人。
对医药卫生技术干部，按八路军卫生部关于“各类技术人员按其学历、经历、工作成绩而增加补贴”的规定，也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医生凡在国内外医科专校毕业并有3年实际工作经验者，每月津贴60-80元；护士凡专门护校毕业者每月20-40元；司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类医生其家属与本人待遇相同。
文教技术干部曾试行薪金及津贴两种制度（后停）。薪金制校长（兼课不计薪）每月270元，专任教员上课1小时，支薪3元（每周不超过18小时），每月可达200元以上；津贴规定校长每月8元，专任教员（每周上课12小时）每月6元，统由公家供给衣服、粮食、菜钱等。按边区财政厅规定：校长及专职教员每月发菜钱15元，另外凡编著讲义，经本校教材编审会采用，每千字按2元发给稿酬。
从以上对文化艺术、医药卫生、教育科技等方面知识分子待遇上的规定看，当时一般技术人员的待遇均高于党政机关干部（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每月仅10元），可见陕甘宁边区对知识分子生活是非常优待的。[35]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生活上的优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尊重，也充分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了边区的文化建设。
三 教育改造
中国共产党在对知识分子团结尊重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使广大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与广大工农群众更好结合，实现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在为工农兵服务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也对他们进行了教育改造。
广大知识分子到了延安，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好多人是抱着追求革命理想到延安的。但他们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一些知识分子与一些工农干部产生了矛盾。因此面临如何与工农结合，为何与工农服务问题。不少知识分子由于对国民党对日抗战的表现不满，相信共产党真心抗战，到了延安，以一种理想的眼光看待延安，要求延安。
王实味就是一个有着严重缺点的革命文艺知识分子的例子。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看待延安，对延安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偏颇的看法。他以《野百合花》为名发表的一组杂文，就反映了他的这种认识。“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符合事实，因为它实际上存在着。”“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36]他因为与李维汉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就认为“罗迈同志发言的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抑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37]他还认为，“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纲[刚]的硬骨头！”“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38]王实味的这些言论，“充满了对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39]对于王实味的错误思想，当时采取了集中批斗的错误方式，并把他定为“托派”，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这些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错误。至于1947年7月1日被错杀，更是不对的。对于王实味被错杀，毛泽东毫不知情，半年后方才得知，他大发雷霆，喝令“某某人再赔他一个王实味来”。毛泽东身边的几位同志，都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毛泽东很少动怒，动怒起来，却如烈火，一发不可收。单从人们记忆最清楚的这一句话来看，毛泽东一定是生气到了极点，有关人员的一顿批评是免不了的。[40]1992年，公安部对这桩冤案予以平反。
1944年和1945年春节的新秧歌活动，陕甘宁边区的工人、农民、士兵、店员、学生广泛参加。图为毛泽东亲自起名的“枣园秧歌队”
知识分子存在的上述问题在文艺知识分子中表现尤为明显。边区文艺工作者在整风运动之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大部分文艺工作者世界观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同革命利益、工农干部发生矛盾。一些人鼓吹要树立“为艺术的人生观”，要“艺术指导政治”，公开宣扬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力。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在实际工作中教条主义严重，在教育和艺术等领域，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贪大求洋。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坐落在延安东川距城15里的桥儿沟，周围住的都是老乡。可是，他们常常关起门在礼堂里演出，观摩技巧。每当这时，老乡们就在外面敲门打窗，批评他们是：“关门提高。”他们下乡演出时，也是演外国的节目，老乡们听不懂、看不懂，很有意见。1938年1月26日晚，成立未久的诗歌组织战歌社举行新诗朗诵会。晚会发出三百张入场券，毛泽东亲临观赏。大煞风景的是，朗诵会开始不久，人即陆续散去，末了，会场内稀稀落落只剩下不足一百人。作为最重要的观众毛泽东没有走，他“静听未动”，“一直坐到散会才走”。事后，主办者羞愧地承认：“这是几个月来延安最惨的一次晚会。”[41]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存在主动改造的要求。就是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做小说的主人公的”第一人鲁迅[42]，也承认“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43]。他们认识到了，“以个人为创作的中心，以个人生活为描写的目标，而忽视了群众的生活”，这种“心目中只知道有英雄，而不知道有群众，只知道有个人，而不知道有集体”的“个人主义”创作是违背“革命文学”要求的[44]。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要求文学和政治缔婚”式的文化理想[45]，他们像丁玲一样，认为“写小说是不够的。我要脚踏实地干真的革命工作”，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螺丝钉，“我把社会看做一架机器，革命是这机器的动力。像这机器的一个齿轮那样工作是必要的”，这种澎湃的激情绝非是丁玲一个人的特质[46]。
对于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非常关心，也积极加以引导解决。毛泽东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要求知识青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打倒日本。”[47]
1938年5月，毛泽东就在鲁艺告诫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演戏要像陕北人”，不可“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我们的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48]。毛泽东还专门做文艺界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工作，著名作家萧军就是一例。1941年8月2日，毛泽东专门致信萧军：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49]
1940年6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鲁艺两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三个不足：一是延安文艺家不是“好的宣传家”；二是延安的文艺创作是“给少数人看的”；三是“笔杆子们”多嫌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俗气”并“摒弃它”。朱德提出三点希望：“要习惯过集体生活”，不要做“渺小”的个人；“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不要老想着‘文章自己的好’”，“应当学习军事”，“应当，也可能参加实际的武装斗争的工作”[50]。当时，《新中华报》报道了朱德的下面的话：
“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的联合起来。
“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们英勇牺牲于战场，还不知他们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51]
为了深入解决文艺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5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鲜明地提出文艺是为群众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判断，著名作家萧军对此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5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谈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和感情问题，明确要求将立场、态度、感情“由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个改造。”[53]
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文化工作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这里有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54]。毛泽东还指出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的两个原则。第一是团结，第二是批评、教育和改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的报告中，继续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相结合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有一百多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次会开得还算好，其目的就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如何结合呢？分两个方面，要向两个方面的人做工作。对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要与军队工作的同志、党务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经济工作的同志接触，要与这些同志结合；对其他方面的人，则告诉他们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总之，要向两方面做工作，要告诉双方各应采取什么态度。”[55]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实现与工农兵相结合，“这中间就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一个人从事一种事业，如果时间长了，一定会发生很多习惯，一定会发生很多偏向。许多文艺工作者生长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或封建社会，旧社会的影响有的受得多，有的受得少，有的根底浅，有的根底深，有着程度的不同。这些东西如果不加以指明，如果不使他们把这些东西来一个自觉的破坏，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那末就会成为这些同志在行动中完全同工农兵和党相结合的一个障碍，阻碍他们这个结合的过程的速度，阻碍他们自己的进步。所以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56]
毛泽东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向工农兵学习。“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视，不看重，那是一个偏向，就是比较地忽视革命性（当然忽视的程度也有轻重的不同）。如果说有偏向的话，这就是一个严重性的偏向。当然也不是说个个都有这个偏向，但是有许多人都有忽视革命性这一个偏向。他们忽视学习马列主义，忽视拿马列主义的思想来破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中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思想和行动不统一，想是这样想，做却是那样做，做的事和想的东西不相符合。这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想的是为工农，做的事不为工农；想的是为工农做事，在工农中间的朋友却很少；想的是为工农，对工农干部却不了解。这种‘想’，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就是说，对革命性没有强调得好。这种偏向在文学艺术界的同志中很多，应该很好地检讨一下。”[57]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界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改造运动，也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对转变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在评价延安大学师生参加整风运动的收获时说：“这次整风运动是我们学习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的一个大运动，也可以说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个伟大运动，它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所以说整风运动奠定了我们学校的坚实基础。”[58]
1942年5月，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同志在杨家岭合影
同时要承认，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由于康生的错误，导致了抢救运动中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对这一错误，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临会场，向广大知识分子道歉：“整风是好的，审干也做出了成绩，只是在抢救运动中做得过分了，打击面宽了，伤害了一部分同志，戴错了帽子。现在，我给大家行一个脱帽鞠躬礼。”说完，毛泽东把帽子摘了下来，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个躬。[59]“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先是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接着不约而同地唱起《东方红》。”特别是那些受委屈的同志，“他们一面高声歌唱，一面流着激动眼泪”。[60]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大众文艺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组织文艺工作者与劳动英雄座谈，让他们了解群众，获得创作题材。其次召开了具有五十多位党员文艺工作者参加的下乡动员大会。1943年10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中宣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从而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的热潮。“到农村去、工厂去、部队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成为解放区文化工作者的行动口号！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人民大众中去，努力学习大众语言，学习改造群众文艺。在陕甘宁边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背着背包下乡、下厂、下部队。如：诗人萧三、艾青，剧作家塞克到南泥湾，作家刘白羽、丁玲、陈学昭到农村和部队，柳青、高原到陇东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延安音乐工作者提出了到街头去、到工厂去的口号。戏剧界经常下乡、下厂为群众演出。画家背着画板，到工厂、农村，以工农大众为素描对象。
1943年春节开始的秧歌剧运动，就是这种结晶。2月9日，毛泽东在枣园看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后满意地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61]群众对“文艺下乡”称赞道：艺术家把艺术从窑洞里搬到了街头来了。”
1944年和1945年春节的新秧歌活动，在陕甘宁边区，工人、农民、士兵、店员、学生都广泛地参加了。据当时的资料记载，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乡镇和山村，平均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同时，还有自乐班124个，皮影班62个，观众达800万人次以上。[62]
毛泽东对作家与工农相结合及时予以鼓励，并创造条件使他们能与工农结合。1945年2月23日，毛泽东在致著名诗人萧三的信中说：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有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向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63]
知识分子的这种变化，丰富了解放区农村文化生活。王春在《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一文中对农村文化的变化进行了描述：“我们有了由巫神转过来的劳动英雄。有了主动上门替人治病的农村医生。签筒不见了，泥老爷不见了。因为蝗神可以打绝，所以蝗神庙没香火，因为旱灾真能度过，所以再不见祈雨的行列，人们参加的是农会、工会，没了枪会、佛会的阵地。要学的时事政治，所以《推背图》、《东方朔》再不上场……家里的《诸神同堂图》撕了，换了毛主席；灶王牌揭了，换上了农家历。《名贤集》开始被《古话正误》、《识字课本》所代替，每一县差不多都有五六十个剧团，多的则在一百以上。”[64]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后来回忆道：
“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最想讲的一点，就是它解决了我国几千年来文学作品的服务对象问题。它是划时代的篇章。当时能聆听《讲话》觉得很光荣，但不像人们想象的听了以后很兴奋，马上就接受了。我是琢磨了好几年才逐渐理解的。
“首先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我去延安前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反帝反封建的。
“座谈会号召我们下去熟悉人民的生活，学习人民的语言。《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下去以后，记录了老百姓的生动语言，形象鲜明。我也学着搜集，用在我的漫画中。群众熟悉这些语言，自然就看懂了我的漫画。逐渐的，我认识到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性，两者各有内涵而又不可分开。画了一些受到大众欢迎的画以后，我很受鼓舞，渐渐地理解了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为大众服务，反映人民的声音，与时代的脉搏相合。
“1942年，蔡若虹、张谔和我在延安搞了次三人漫画展，在延安轰动了，毛主席去看了。他讲了很多，我当时很懵，不是很懂。只记住‘漫画要发展’。后来我画了一张漫画《延河边上一棵树》，画面只有一棵光秃秃的小树。是讽刺管种不管养的现象的。毛主席看了以后对我说：延河一带植的树死了，而王家坪的树都长起来了，哪一段不好就说哪一段，要注意区别个别与一般、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嘛。文艺家要想着人民，目的还是在教育。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使我明确认识到，漫画创作不仅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还要解决如何为的问题。
“如何为，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画自己观察到的东西。现在文艺作品很多，但缺乏精品，解决的途径恐怕也只能是：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诚心诚意向人民学习。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为人民服务这个方向问题，认为《讲话》过时了。现在文化界、文艺界有很多混乱现象，我们还是应该用《讲话》的精神去量一量，想一想。
“最值得回忆的是延安的那种环境和风气。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要想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首先要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境界，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65]
著名作家丁玲概括了文艺知识分子面向工农兵后取得的成绩：“新的木刻、密切结合群众、反映群众斗争的木刻在古元、彦涵等的刻刀下出现了。艾青写了对劳动模范的赞歌，李季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的新民歌，欧阳山等写了歌颂英雄、歌颂光明以及反映陕北新生活的报告文学。接着是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以及民间说书等，都以抗日战争和曲折的阶级斗争为题材而陆续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时的秧歌经过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合作，改造、提高，也从初级发展成为生动、活泼、新鲜的小歌剧。每当《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赵福贵自新》、《刘顺清开荒》等演出时，锣鼓一响，人们都从窑洞里涌出来，冲下山坡、围满广场。陕北的冬天虽然很冷，但演出场上的热烈气氛，把人们的心都熔化了。那种场面永远留在演员和观众的记忆里。那种美好亲切的享受将使人终生难忘。至于《血泪仇》、《白毛女》，更是当时广大农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这些从土到洋，既土又洋，从旧到新，真正是新的作品，代表了那一个时代，深受群众的欢迎拥护。”[66]“这一辉煌成就，当年从延安出发，曾经影响全解放区、大后方蒋管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发展的基石。”[67]
日本阿布幸夫评价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艺：“我认为以陕甘宁边区文艺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因具有文学的自创性，所以可以成为世界文学。”[68]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1] 参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450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135页。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20页。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214页。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499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769页。
[11] 同上书，第432页。
[12] 转引自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页。
[13] 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
[14] 《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
[15] 曾鹿平：《延安大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16] 转引自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页。
[1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18] 同上书，第251页。
[19] 引自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6页。
[20] 1982年8月16日采访艾青录音，转引自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21] 《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499页。
[23] 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24] 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3页。
[25] 《延安自然科学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26] 转引自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16页。
[27] 同上书，第316页。
[28] 转引自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页。
[30] 同上书，第426-427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431页。
[32] 同上书，第431-432页。
[33] 《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
[34] 本部分写作参考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319页。
[35]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页。
[36] 王实味：《野百合化》，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史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16-317页。
[37] 同上书，第322页。
[38] 同上书，第324、326页。
[39] 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
[40] 转引自张志清、孙立、白均堂《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41] 骆方：《诗歌民歌演唱晚会记》，《战地》第三期，1938年4月20日。
[42]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43]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44]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第2号，1928年2月1日。
[45]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46] [美]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47] 《新中华报》1937年7月7日。
[48] 参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期。
[4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50] 朱德：《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见金紫光、何洛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107页。
[51] 《新中华报》1940年6月18日。
[52] 《毛泽东的逸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54] 同上书，第1013页。
[55]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426页。
[56] 同上书，第426页。
[57]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8页。
[58] 转引自曾鹿平《延安大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59] 转引自张志清、孙立、白均堂《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60] 王云风主编：《延安大学校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61] 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62]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页。
[63]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页。
[64] 转引自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页。
[65] 华君武：《补丁集》，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66] 丁玲：《延安文艺丛书·总序》，《延安文艺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67] 同上书，第3-4页。
[68] 《延安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