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历史悲剧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45]二文，可以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纲领，文中倡导的“人道主义”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文学，也成了“五四”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然而，让人十分遗憾的是，“五四”之后的周作人本人，在为人处世诸多方面，却逐渐滑向了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
这里，人们自然首先想到了“二周失和”。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然而，“难断”不等于“无法断”，更不等于说“不要断”、“不必断”。事实上，各色人等也不断地在“断”。就说“二周失和”吧，有人断之曰：鲁迅对老婆朱安不好，对弟媳羽太信子有邪念（这正是他多年的性苦闷、性压抑的“必然结果”），跑去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羽太察觉，告诉周作人，周作人兴师问罪，导致了兄弟失和——此之谓“窥浴说”。更有人断之曰：鲁迅、羽太信子早就是情人，周作人1906年赴日后，鲁迅“让贤”，将羽太让给了弟弟——此之谓“情人说”或曰“让贤说”。当然，亦有人力斥以上二说之谬，而力主“家务经济矛盾说”。即认为羽太信子管家，大把花钱，挥霍无度，搞得周家每月都闹经济危机。老要鲁迅出去“举债”。其实，周氏兄弟每月薪水上千元，再加稿费收入，以当时北京的物价，周家根本就不应闹经济危机。这样一来，鲁迅慢慢便啧有怨言，一来二去矛盾越来越大，周作人夫妇便决计赶走鲁迅（自然也赶走朱安和鲁老太太）独霸八道湾了。
“家务”之所以“难断”，正在于它琐碎而隐秘。它是一个日积月累而又罕为人知的“渐变过程”。从幼年到留日到“失和”前，周氏兄弟一直感情很好，被称为“兄弟怡怡”，然而，“隐患”也一直很多，首先，鲁迅坚持不分家，坚持要维护一个和睦美好、兄弟怡怡的大家庭，这本身便是一个违背时代潮流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妨看看三弟周建人关于两个哥哥（主要是大哥鲁迅）当年对他教诲的回忆：
你可不可以在家里，照料家务，陪伴母亲，一面自学。这样，母亲放心一些，我们在外面的，也放心一些。将来我们学成回国，只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用，这样好不好呀？
这话他们平时倒也经常在讲，说我们兄弟很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不要分家。对这些，我只简单地回答说：“我不要你们养活。”
大哥说：“莫非你不相信我的话吗？我是说话算数的。”[46]
鲁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孝敬寡母、善待兄弟，这位大哥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是一杯常人无法饮下的“苦酒”。妻子朱安既黑且丑，又是小脚，更无文化。如果退婚，将导致朱安的自尽。鲁迅只好忍痛拜了天地，但并未“圆”房，三天之后便匆匆赶回日本了。鲁迅把这桩“无爱婚姻”，当成母亲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违心地接受下来。其主要目的自然在安慰母亲，但也充分考虑了家庭和睦对两个弟弟的重要意义。因此，他想方设法将二弟作人带出了家乡，先是让他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又一起到了日本。当作人决定与羽太信子结婚后，鲁迅放弃了赴德国留学的打算，毅然回国教书挣钱，以便负担作人结婚后的生活费用并养家糊口。实在难以支持并将作人夫妇接回绍兴后，鲁迅又多方设法为作人找工作，特别请蔡元培先生聘他当北大教授。1917年周作人之进北大，这是他生命中之大事件，二十年间，他成长为北大著名教授和全国知名作家。没有鲁迅的奔波努力，周作人是进不了北大的。从1917—1923年“兄弟失和”前，鲁迅对周作人的帮助、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尤其周作人多次生病和去西山疗养期间，鲁迅对他的照拂、关心确乎做到了“长兄如父”的程度。再说买八道湾这座房产，虽然是以绍兴主屋的售款为主，但并不够，鲁迅为之多方举债。院落告成，鲁迅自己住前院，请母亲也住厢房，而将里院正房让给了周作人夫妇。鲁迅这是够屈己从人的了。鲁迅还说服母亲，不要再管家理财，让羽太信子去管。鲁迅几乎时时处处为作人夫妇着想，为周氏大家庭的和睦着想。尽管这些着想充满了旧意识，但总是很对得起周作人夫妇吧。然而，周作人夫妇全不念这一切，他们竟然合谋将鲁迅赶出八道湾，甚至在鲁迅一年之后回八道湾搬书时对他大打出手。这一切都在说明，在“二周失和”事件中，周作人扮演了一个忘恩负义、极端自私的角色。后来鲁迅多次说周作人“昏”，开始主要指的正是这些地方。如果周作人的“昏”仅此而已，那岂不要谢天谢地！要命的是，周作人不仅在家庭关系上对兄长“昏”，1927年、1928年之后，他在人生态度、文学观念以及许多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也都愈来愈“昏”了起来。
先说人生态度，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他的“闭户读书论”。远的不说，即使从五四运动时期算起，直至1928年底以前，周作人走的都不是“闭户读书”的道路，也没提出过“闭户读书”的主张。像《前门遇马队记》[47]等文章，像斥责《顺天时报》的那些文章，像支持“三·一八”学生正义斗争、哀悼死难烈士、驳斥陈西滢《闲话》的那些文章，都充满着正义的火焰。
周作人是《语丝》北京时期的实际主编，《语丝》的锋芒也是他的锋芒。这里哪有什么“闭户读书论”的色彩？哪有一丝一毫“闭户读书”的影子？然而时至大革命失败，大量革命青年被屠戮之后，“闭门读书论”提出了：
人的生命只有一条，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此刻现在”，无论在相信唯物或是有鬼论者都是一个危险时期，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噎隔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且不要说动，单是乱叫乱嚷起来，想出出一口鸟气，那就容易有共党朋友的嫌疑，说不定会同逃兵之流一起去正了法……医好了烦闷就丢掉了性命，正如门板夹直了驼背。那么怎么办好呢？我看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其次是有了烦闷去用方法消遣。抽大烟，讨姨太太，赌钱，住温泉场等，都是一种消遣法，但是有些很要用钱，有些很要用力，寒士没有力量去做。我想了一天才算想到了一个方法，这就是“闭户读书”。……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48]
不是说文章没有义愤，作者不满社会现状的情绪是很明显的。然而，他开出的药方，却只能是误人、误国。假如中国青年都照周作人的药方行事，还有中国革命的发展、壮大直至胜利吗？把自己埋在故纸堆中，当然“可以得道，可以养生”，然而整个中国呢？就眼睁睁看着它变成一池乌烟瘴气的臭泥塘吗？周作人开出这样的药方，如果仅仅是发发牢骚，当然是可以体谅的。然而不然，他实际是身体力行的。这篇文章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他充满革命义愤的文章了，他真的“苟全性命于乱世”起来。周作人真的成了“隐士”。
当然，由“战士”到“隐士”，“绅士鬼”压倒“流氓鬼”也并非一蹴而就，也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1927年冬在编订《谈龙集》、《谈虎集》时，这个趋向就很明显了，不妨看看他在《谈龙谈虎集序》[49]中的一段自白：
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这一类的文字总数大约在二百篇以上，但是有一部分经我删去了，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议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
被周作人胎死腹中的《真谈虎集》，从大体上说，颇类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编。不仅写作时间都是1925、1926年顷，矛头所向也主要是以《现代评论》派为主的“正人君子”以及章士钊为代表的“尊孔读经”的守旧派。所谓“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这些“个人”并非什么普通的“个人”，而是当时社会文化界的一种“典型”。鲁迅、周作人与他们的斗争，正如鲁迅所说：“实为公仇，绝非私怨”。[50]分歧是大是大非的分歧，斗争也是光明磊落的斗争。周作人当时所以要编《真谈虎集》，原因正在于此。然而，转眼之间，周作人变卦了，“打消了这个念头”，枪毙了《真谈虎集》，说什么如不枪毙便“未免太自轻贱”了。其实，《真谈虎集》一点也不“轻贱”，“轻贱”的是对它的否定和抹杀。即使那小半所谓“过了时的”，也一点都不过时，至少都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周作人枪毙《真谈虎集》和鲁迅印行《华盖集》正、续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孰是孰非，了了分明。历史证明：不是鲁迅“太自轻贱”，而是周作人太自“昏头”了！否定刚刚过去的严肃的战斗，拉出“绅士”派头，还有比这更可笑、更“昏头”的吗？严重的是，这种昏头昏脑的倒退，正是通向他“苟活性命于乱世”的桥梁。这与他日后的下水附逆，也正是一脉相通的。
再说周作人的文学观念。无论“人的文学”也好，“平民文学”也罢，周作人早期的文学观念无疑是与鲁迅相一致的“为人生”派。从创作上说，倡导写实（即社会现状，民间疾苦），反对“消闲”与“黑幕”。在翻译方面则着力于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着力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不幸与呼号。周作人自己曾说：他翻译的那些外国文学作品，虽非“同派”，“却仍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如托尔斯泰的博爱与无抵抗，固然是人道主义；如梭罗古勃的死之赞美，也不能不说他是人道主义。……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这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51]整个20年代，这都是周作人主导的文学观念。
然而，曾几何时，这个文学观念便被周作人弃如敝屣了。他将这种为人生的、人道主义的文学，一概贬之为“载道派”文学，而使之与所谓“言志”派文学截然对立起来。而他之所谓“言志”，更变成了“闲适”、无人间烟火气。他躲进苦雨斋，大抄古书，俨然自封为“隐士”。他抓住左翼文学的一些弱点，大加嘲讽，连鲁迅也被说成了“载道派”的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两面派，“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52]。而他自己的小品散文，泡在草木虫鱼和故纸堆中，自得其乐，完全背离了自己“五四”以来的文学主张。
公开反对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冷峻质问蔡元培、胡适等人对国民政府屠杀革命青年的暴行的支持，周作人在许多社会、政治问题上本来都很清醒。然而，在“闭户读书”之后，他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也越来越昏聩了。一个关键问题是他企图用抽象的国家观念凌驾在现行政府之上。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他采取“不承认主义”，既不受它的约束，也不为它承担义务。似乎他周作人只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国民”。这样一种“超政府”观点和态度，当然有对国民政府当年屠杀革命青年的义愤，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无法成立的。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就是国民政府办的，周作人的工薪不就是国民政府发放的吗？怎么能“超政府”呢？七七事变之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周作人的这种“超政府”就暴露出了极大的危险性。周作人之拒绝离京南下，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他不愿为“国民政府”（他所不拥戴的政府）千里跋涉。正好，这恰中日本侵略者的下怀。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然腐败无能，但它却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必须在它的领导之下。连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武装对垒了十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面前，也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拥戴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决议和宣言，何况你周作人？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休想自外于这个大局。而周作人的“超政府”恰恰是自外于这个大局。结果如何？“自外”的结果不正是投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吗？
至于八道湾不时挂出日本国旗以寻求保护，这就无须细说了。
[1] 《知堂回想录》第92节《辛亥革命（一）——王金发》，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版。
[2] 《京报副刊》1925年1月6日，收入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四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末篇为《山东之破坏孔孟庙》，《语丝》第33期，1928年8月13日，收入《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
[4] 《京报副刊》1925年1月13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四卷。
[5] 《日本与中国》，《京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收入《谈虎集》，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版。
[6] 《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收入《谈虎集》。
[7] 皆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四、五卷。
[8] 《关于读〈顺天时报〉》，《语丝》第122期，1927年3月12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五卷。
[9] 《〈神户通信〉附记》，《语丝》第59期，1925年12月28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四卷。
[10] 《在中国的日本汉文报》，《世界日报》1926年1月1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四卷。
[11] 《排日》，《京报副刊》1926年3月16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四卷。
[12] 《排日平议》，《语丝》第139期，收入《谈虎集》。
[13] 《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11月19日，收入《谈虎集》。
[14] 今译“裁决”、“判决”。
[15] 《京报副刊》1926年1月26日，收入《谈虎集》。
[16] 《擦背与贞操》，《语丝》第133期，1927年5月28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五卷。
[17] 《逆输入》，《语丝》第132期，1927年5月21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五卷。
[18] 1931年10月27日北大讲演稿，收入《看云集》，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
[19] 《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38期，1934年9月24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六卷。
[20] 《日本管窥》（之一），《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18期，1935年5月13日，收入《苦茶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日本管窥》（之二），《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24期，1935年6月24日。又署《日本的衣食住》，收入《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日本管窥》（之三），《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收入《风雨谈》，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日本管窥》（之四）当时未发表。《谈日本文化书》，《自由评论》第32期（梁实秋主编），收入《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版。《谈日本文化书》（其二），《宇宙风》第26期，1936年10月1日，收入《瓜豆集》。《怀东京》，《宇宙风》第24期，收入《瓜豆集》。
[21] 《知堂回想录》第174节《日本管窥》。
[22] 《知堂回想录》第174节《日本管窥》。
[23] 见《日本管窥》（之一）及《日本管窥》（之四）。
[24] 《谈日本文化书》，收入《瓜豆集》。
[25] 《日本管窥》（之三），收入《风雨谈》。
[26] 《晨报》1920年10月23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
[27] 《弃文就武》，《独立评论》第134期，1935年1月6日，收入《苦茶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
[28] 郑振铎：《惜周作人》，《周报》第19期，1946年1月12日，收入《回望周作人·国难声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 《华北日报》1935年3月21日，收入《苦茶随笔》。
[30] 《华北日报》1935年4月21日，收入《苦茶随笑》。
[31] 收入《书房一角》，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32] 参见李传玺《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33] 见《关于英雄崇拜》。
[34] 《宇宙风》第3期，1935年10月16日，收入《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
[35] 《再谈油炸鬼》，《论语》第95期，收入《瓜豆集》。
[36] 同上。
[37] 见《两个鬼》，《语丝》第91期，收入《谈虎集》。
[38] 《谈中国新文艺运动》，收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台湾“中国文艺协会”，1961年5月。
[39] 见1937年8月6日《致陶亢德信》，《宇宙风》第23期，1937年11月1日。
[40] 《复某君函促南行》，《戏言》第1期，1938年3月20日。
[41] 见拙文《川岛先生谈“二周失和”》，《北京晚报》1986年10月15日，收入《坐井观天录》，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42] 见1937年8月20日《致陶亢德信》，《宇宙风》第23期，1937年11月1日。
[43] 唐弢：《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收入程光炜编《周作人评说8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
[44] 郑振铎：《惜周作人》，《周报》第19期，1946年1月12日，收入《回望周作人·国难声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5] 《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12月15日；《平民的文学》，《每周评论》第5期，1919年1月19日。均收入《艺术与生活》，群益书社1931年版。
[46] 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7] 《每月评论》第25期，1919年6月8日，收入《谈虎集》。
[48] 见《闭户读书论》，写于1928年11月1日，收入《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
[49] 写于1927年11月8日，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版。
[50] 《致杨霁云信》，1934年5月22日，收入《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1] 《点滴序》，1920年4月17日，收入《点滴》，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8月出版。
[52] 《志摩纪念》，《新月》第4卷第1期，1932年3月，收入《看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