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抗战时期

一 抗日战争前夕的澳门教育概况

1925年以后，澳门人口继续下降，直至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人口12万。工商业不甚发达，除渔业以外，居民多以小型传统手工业为主，用作坊形式操作从事火柴、爆竹、神香等生产。这三大传统工业占澳门出口总值的37.8%。^[1]商业区集中在新马路、荷兰园、白马行等狭小地带，赌博业当时已成为澳门的特色。澳门原是一个渔港，1921年，澳门渔民达6万多人，占澳门人口的71%。澳门的渔产多供出口外销，在1930年，渔产出口值为250万元，占全澳出口贸易总值945万元的26%。^[2]可是，整体来说，澳门的经济不甚繁荣，一直以来对香港有一定的依存关系。当时澳门居民的生活水准相当低，每人每月的伙食费3—5元。教师的月薪也只是5元左右，由于贫苦居民多，购买力弱，因此商业不甚兴旺，文化娱乐事业也只能在有限程度中发展，书店少得可怜，只有光明、世界、小小等三四间，报馆也只有一两间，报纸销售量是不大的。

澳门教育向以私立学校为主，学校、教师和学生均以私立的占绝大多数，私校间素质相差悬殊。最负盛名的是美国边麻大学教育硕士、著名教育家廖奉基女士办的粤华中学，学生参加广东省会考，是全澳唯一的华人高中。南海师范学堂及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的梁彦明先生，创办崇实书塾，1932年改办初中，也有很高的校誉。天主教教会办的中学，有圣罗撒女子中学，圣若瑟男、女中，也是初中。此外，还有尚志、华仁、华侨、佩文、复岭等中学，也只办初中，而且学生人数也不多。其中不少称为学校的，实际上是从学塾演变过来的。官校方面，有葡文中学和商业学校，葡文小学和两所收容华籍贫童的葡华小学，另有两所官协民办的学校。

1932年，澳葡官方统计，全澳中、小学学生7953人，女生只占26.6%，学校97所，平均每所只得81.98人。1934年，内地出版的《华侨教育》派了两名编辑来澳实地考察，他们的报告中，指出全华校有70多所，学生约7000人，平均每校约百人。可见30年代澳门教育受社会发展的局限，教育很不发达。他们描述当年的华人中学，把小学加设进修的两三所凑合起来，也只得八所，学生仅350人，平均每校不足44人。每342个澳门居民中才有一个在读的中学生。当年澳门与邻近的广州、香港虽然并称“省、港、澳”，但教育方面，澳门确实比其他两地落后得多。

这些华人私校大多数在澳葡政府华务局附设的华视学会督察之下，其中有规模的、学生要入内地升学的学校又另在南京政府侨务委员注册立案，遵照其规定的中、小学规程标准。但当时仍有不少处于被淘汰中的私塾，或庙宇的义学，30年代还是旧式的“卜卜斋”教育。这一时期可称为封建教育过渡到新式教育的晚期，先进与保守共存。据《华侨教育》编辑考察发现，仍有澳门学校采用1916—1917年间出版的过时教材，教科书上印的“国旗” 还是“五色旗”，澳门私校质量的参差不齐，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是澳门私校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另一方面，澳门人口不多，但地域特殊，具有400年中外沟通的历史，文化、思想和教育往往得风气之先，而且又是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风云人物逃避政治风险之所。因而先进思想火种源源不息，从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九一八事变、八一三事变等等，澳门均受一定的正面影响。在抗日战争战争前夕，社会已积聚了一股爱国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上，星星之火，闪亮了濠江大地，每个历史时刻均哺育出英才。

维新运动成员陈子褒在澳门开办灌根学校，提倡平民教育、妇女教育、培养教育，培养了冼玉清、廖奉基、李应林、容启东等人才；同盟会成员潘才华在澳门办培基学校，在澳门发展会员，培养了一批义无反顾地参与革命的仁人志士，如赵连城、梁定慧。1915年，教育界梁彦明、曾次崔等曾组成“抵制日货救国会”，每逢星期日组织师生到中山各乡演讲宣传救国抗日。1919年，澳门学界不能在澳公开反日，却又有十多校师生，以及童子军转到四乡宣传，号召同胞抵制日货，奋起救国，“虽有学生被捕而志不稍衰”。1922年，成立仅两年的中华教育会组织三千师生参加的国耻大游行，振奋人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澳门师生的爱国情绪更为高涨，宏汉学校校长郑谷诒写了一篇署名“澳门宏汉小学全体同学” 的《致义军书》，除寄往东北军外，还要求高年级学生人人背诵，铭记国难。当年各校师生高唱《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在课堂上张贴“毋忘国耻”等标语，通过周会、时事报告会等，爱国教育深入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