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年生活与投身教育事业
杜岚校长原名杜芳铭，又名杜晓霞。1914年生于陕北米脂黄土高原红崖坬村，后来进入乡村附近的桃镇小学上学。1925年，转学去米脂石坡女高小读三年级。1928年秋，杜岚的堂叔杜立亭先生从北京回乡，在米脂开办三民二中，该校设在李自成大庙内，她跳级考进了这所中学。这几所学校，思想自由，政治气氛活跃，例如米脂石坡女高小便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佩兰女士创办的新型学校，三民二中亦曾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反帝反封建军阀，抗捐抗粮抗税抗高利贷。杜岚就读期间加入了青年组织，参加了政治活动。她的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争取自由民主的思想，便是在这时打下基础。[1]
1929年秋，她转到榆林，入读陕西省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张德生等人领导下，继续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行动更为积极。曾支持榆林职中的学潮，参加了该校的罢课活动，向校方提出反封建教育，被称赞是“坚强勇敢的新女性”。1930年9月下旬，不畏危险地参加营救陕北特委书记张德生，被誉为“陕北最勇敢的女孩”。后来，转到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就读，经常上街和下乡进行宣传。后来，学校被政府查封，杜岚便转到了瓦窑堡女子高小担任教师，学校是游击队的联络站，杜岚在这里肩负维持联络的任务。1932年春天，她又转到山西省汾阳铭义中学就读，成为校内爱国活动骨干和活跃分子。这个时期，她接触的革命活动愈来愈多，因此强化了自己反帝反封建决心，同时亦建立起大无畏的精神。[2]
1933年秋天，杜岚来到北京，同抗日救国团体取得联系，不久便进入北京平民大学附中和中国大学教育哲学系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的活动。1934年春天，被北京警备司令部逮捕扣押，后被送往苏州反省院。她在狱中得到同志的支持，而狱中的生活使她更了解国家面对的形势，使她更明白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并因此坚定了革命的理想。
1935年杜岚参加了号称“七君子”所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活动。1936年8月，她与黄健结为伉俪，此时黄健已接任澳门濠江中学校长，于是夫妇俩到了澳门。来澳门后，即进入澳门镜湖医院柯麟院长主办的“救护训练班”学习。她以不畏山岚瘴气的伟大气魄的含意，把原名晓霞改为杜岚，从此扎根于澳门。
镜湖医院护士学校创办于1923年秋，护校的设立得从镜湖医院说起。根据校史资料，镜湖医院创办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是由澳门的坊众侨团、名流商贾集资建立的，是澳门华人自己创办的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1892年，孙中山先生曾任该院的义务西医，这所医院从此中西医兼备。
1919年，留医所建成后，留医病人逐渐增多，护理工作繁重，于是有了创建护士学校的提议。护校于1923年创办时，名为“镜湖高级护士学校”，学校开始时的规模很小，最初的18年才办了8届，毕业生合计只有48人。
据镜湖医院护士学校第十一届学生李铁所说：1935年秋，广州名医柯麟举家迁至澳门，开办诊所，挂牌行医。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对穷苦病人收取低廉费用，特别困难的病人则给予免费医疗，深受澳门居民的赞赏。
柯麟1926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他接受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建议，设法进入镜湖医院，帮助改善医疗条件，为穷苦病人服务，并借此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柯麟根据医院的需要，先义务为护士讲课，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准；后又当义务医生，每天上午到医院义务诊病，下午才回到自己的诊所开诊，收取低廉的费用，以维持家庭生活。[3]
濠江中学创建于1932年，首由黄仁辅校长主理，向以爱国、为社会培育人才为宗旨。创办之初，仅设初级小学于见眼围，没多久便迁往天神巷十六号。1935年由黄晓生（即黄健）接任校长，并由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柱记、黄豫樵、黄渭霖、黄福隆、黄汉兴等组成校董会。在黄校长的积极推动下，校务发展很快，数年间发展为完全小学。并于1936年开设初中一年级，学生达二百余人。濠江中学当时的办学条件并不理想，据一位曾在濠江中学任教的老师回忆：
四十多年前，即一九三六年，正当抗战前夕，我初到濠江中学教书。
濠江中学那时设在天神巷十六号，是一间古旧的房子，地方湫隘、潮湿，光线也不很够。
那时，濠江中学校长是黄晓生（黄健），教务主任是黄一峰，事务主任是杜君恕，老师有周筱真、张五美、黄锡勋等，以后又增加了郑冷刃（郑少康）、梁道平、陈雪等老师。
在开办初期的濠江中学，名为中学，实际上只有一班初中一，其余六班都是小学，全校学生仅一百多人，学生大多数是工人、小贩的子弟（那时的小贩，经济情况很差，绝不能同今天的小贩相比）。[4]
杜岚的教育理念及处理濠江中学事务的原则，与丈夫黄健有莫大的关系，深受黄健思想所影响。黄健原名黄如诚，字晓生，1906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现名中山）县长洲乡，父亲黄佩秋是长洲乡烟洲小学教师，他和该校校长黄仲衡、教师毛泽荣都具有爱国思想。因为仰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被当地的土豪劣绅、民团团长黄芷赏所陷害，向当时盘踞在两广地区的军阀陆荣庭、龙济光诬告他“勾结革命党，图谋不轨”，因而被捕入狱。当时黄健年仅十余岁，母亲在贫困苦难中病逝了，被逼辍学。家庭的悲惨遭遇，使他非常仇恨土豪劣绅和社会的黑暗专制，随后在进步思潮影响下，萌发了反封建、解放受压迫人民的革命意愿。
1925年，黄健依靠亲戚的资助，在中山县立中学读书。中山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相继组织了“新学生社”和“县学联”，黄健在五四运动的思潮影响下，积极投身于工作中，成为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参加广东省学联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学联第一届执委。
1926年春，黄健到广州参加青年训育员养成所第一期学习，同期来自中山县的还有刘广生、高宗濂等5人。这一期学习的学员共约50多人，学习的内容主要有《形势与任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近百年史》、《青年工作》、《农民运动》等。养成所由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亲自向学员讲课。黄健在学习期间，不仅按课程努力学习，还积极参加社会调查、宣传革命道理等活动。他和两位学员曾一起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还介绍他们阅读革命理论的书刊，其中有《向导》、《政治周报》、《中国青年》、《农民运动》等。黄健热衷学习，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开展革命工作增长智慧和力量。后来，他每当追忆青年训育员养成所这一段生活时，总是深情地说：“青年训育员养成所规模虽然不大，开办时间也不长（只办了两期），但是，它却凝结着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心血，记录了他们早年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功勋。”
1925年广州、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举行大罢工，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运用罢工、排货、封锁三个方法与英国人进行斗争。在严密封锁下，香港成了死港。为广东地区统一，为北伐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大罢工开始后，黄健被推选为中山县工农商学兵联合委员会的常委。他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省港工人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他组织农民自卫军，兼任了队长和该队训练班的政治教员，曾带领农民自卫军缉获奸商走私的一批白银，如数送交省港罢工委员会，由该会委员长苏兆征的秘书李少石收转。
1926年4月，黄健在青年训育员养成所结业后，回中山和刘广生、高宗濂、黎奋生等十余人，在中山县中学成立新学生社中山分社，向青年学生及教师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不久，逐步扩展到青年工人、农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教育，他发动了一场在中山史无前例的“择师运动”，驱逐一个洋奴态十足的物理教师，清除学校领导中的反动势力。这次运动由于领导核心黄健等人的斗争坚决和中山社会舆论的支持，迫使当时任中山县长的黄居素出面调解，调走了中山县中学校长林笋，开除了那位物理教师，恢复了12位曾被开除的学生的学籍，轰轰烈烈的“择师运动”才告一段落。黄健在教育界推行的改革运动，与杜岚在榆林职中参加的学潮，有些不谋而合，反映出双方的教育理念十分相若。
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到了4月，蒋介石下令解散了受共产党控制的第二十六军第一、第二两师政治部，又查封了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将共产党组织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3000人缴械，开始清党。13日，上海总工会宣言全面罢工，并号召群众攻击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但遭到军方还击，除击毙者外，捕获九十余人。驻军宪警分别搜查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受共产党控制的机关，先后捕获共产党员千余人，处死汪寿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罗亦农、陈延年、赵世炎等重要人物。4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在南京开会，议定政府定都南京。17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于1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推胡汉民为主席，并正式接受中监委4月2日在上海通过的查办共产党员案，首批被通缉者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毛泽东、刘少奇、张国焘、瞿秋白、刘伯诚、徐谦、邓演达等197人。继上海、南京地区以后从事清党的是广东，广东在李济琛的主持下于4月14日开始采取清党行动，曾与共产党发生武装冲突，共产党被捕者二千余人，死者二百余人。4月26日，中央常会决议通令各级党部彻底实行清党，5月7日，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成立，旋公布“清党条例”，并于军队、海外及各省组织清党委员会，于是东南各军、海外及浙江、福建、广西、安徽、四川等省，均实行清党，各地共产党员或被杀，或被拘，或逃匿。[5]
当时，黄健同志和几位同学组成了中山革命行动委员会，李华照、韦健、陈秋鉴、冯光、王器民为委员，领导中山武装起义，准备配合广州的起事行动。中山革命行动委员会根据上级指示，一面派人到农村进行集聚武装力量的工作，同时研究发动驻中山的国民党部队三十九团武装起事问题。经研究决定，由该团政治部主任王器民（革命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负责争取该团为参与武装暴动的骨干力量，并以一度表示支持起事行动的代理团长周景臻为主要争取对象。可是，由于广东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形势逆变，周景臻已动摇。当负责联络的代表人员前往该团部商洽起义的具体行动时，周景臻竟将代表和王器民一起拘捕起来；同时立即调兵到卖蔗埔镇压起义农民。当时黄健正集结农民自卫军，在卖蔗埔准备起事行动，俟发觉被驻军包围后，才愤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役伤亡颇大，黄健在阵上被捕，被押往广州番禺监狱，这是他第一次被捕。
黄健在狱中，因张发奎带兵回广东，赶走桂系军阀，形势混乱，数月来，均被置于候审中。1927年12月11日拂晓前，继南昌起事之后，又爆发了广州起事。顷刻间，枪声四起，人声鼎沸，黄健乘混乱之势，号召难友们合力砸破牢门，冲出监狱。
第二天，黄健奉命回中山发动农民自卫军来广州支援。因内河航道均遭封锁，他只好绕道澳门，但抵澳门时，广州起事部队已告失败，部分参加的人员也随之来到澳门。与数位知己商谈后，黄健萌发了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的思想，他当时认为只有掌握军事技能，才可以打败敌人，得到侨居秘鲁的大哥黄其乐和在美国的姑姐支持资助，未几成行。
1928年春，黄健抵达日本神户，同船前往的有杜君慧（女，全国有名女作家）。他在先抵日本的潘兆銮的帮助安排下，先在成城日语速成学校学习。与他一起的有麦毓棠、陈曼云（女，曾在中央侨委工作）、司徒慧敏（曾任中央电影局局长）、罗坤泉（又名罗锦坤，曾任广东民政厅科长）、王明（女）、黄锡榆等同志。在东京，为了团结更多的华侨、留学生，他们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开展了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活动，黄健积极参加。
同年秋，黄健进入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班专学军事，和他一起学习的，有西北军将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其妻舅及一大批西北军官。黄健通过成立西北军官俱乐部，运用各种联谊活动的形式，和他们交流思想感情，积极开展团结、争取、教育工作，这对以后西北军的分化和反蒋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1年夏秋间，黄健从日本转抵上海，住在旧法租界霞飞路一间公寓里，过去和他在中山一起工作的谭思文（曾在上海艺术学院工作）等人在闸北办了爱群小学。他们研究决定由黄健担任校长，并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工作。黄健在小学附设免费的女工夜校，招收广东中山县籍的女工入学，利用这一阵地，向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女工进行教育宣传工作，在闸北一带地区打好群众基础，以更有利于开展反帝大同盟的活动。为了搞好同盟活动工作，黄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先后被捕三次，度过两年多的铁窗生涯，受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严刑逼供。
黄健从南京出狱后，1934年年底到了澳门。他一面开展抗日工作，一面兴办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为己任。他决定团结争取有利的社会关系，集资办学。当时有社会热心人士黄仁辅等人于1932年创办了濠江中学暨附属小学，黄仁辅成为首任校长，教务主任是马若彬，训导主任黄子华。可是，创办人等在创校不久先后离开澳门，或改从事其他工作，于是1935年2月1日将该校正式移交黄健接办，并郑重地立了一纸约据，提出“接办之后益加努力，使学校日臻发达”的奋斗目标。濠江先后在广东省教育厅、中国侨务委员会教育部立案；并在澳门葡政府注册。[6]
黄健愿意在澳门接手兴办教育，除了他自己具有教育的热忱外，澳门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况，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澳门的教育转变与中国的教育发展息息相关，成为教育改革，甚至是宣传政治改革者的一个基地。无论是维新派、革命派，还是一些有志于振兴中国的仁人志士，都试图在澳门落实教育救国的理想。光绪二十四年（1898）晚清进行的维新变法，开始了对澳门传统教育的冲击。因为这个改革是由上而下，废除沿袭数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对广大的士子产生极大震撼。虽然变法失败，但参与其中的陈子褒（1862—1922）来到澳门办学，把改革的理念在澳门落实，迈出了澳门传统教育现代化的第一步。
陈子褒是广东新会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在广州设帐讲学，光绪十九年（1893）乡试中举，与康有为同科中举人，在此期间成为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弟子。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北京会试期间参加“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顺道考察日本教育。他把教育视为救国的主要途径，教育的目标在培养新国民。光绪二十五年（1899）从日本回国，在澳门荷兰园正街八十三号创办一所小学[7]，初名蒙学书塾，后改名为灌根书塾，继改称子褒学塾。他的胞弟在邻近地方设立子韶学塾。兄弟分别招收高初两等学生。陈子褒本身虽是科举出身，但属维新派人物，首先提倡用浅易白话文教学。他自编妇孺浅说教科书数十种，故自号为“妇孺之仆”。
陈子褒联合卢湘父等人，在澳门成立了中华教育学会，会所设立在蒙学书塾内。不久，陈子褒将该会改为蒙学研究会。该会章程规定：“会以研究蒙学为名，此外概不之及，即教育中之中学条理亦姑置之”；而且，规定互相讨论问题的人限于正在从事蒙学教育者[8]。该会经常在报纸上以问答形式讨论有关儿童教育的问题。
陈子褒学塾，当时在澳门享有很高的声誉，学生人数达百余人。上课地方不足，则迁往龙嵩街，后再迁荷兰园二马路，更名为灌根学校。而子韶学塾则迁往皮梓堂街国华戏院现址，改名为澳华学校。二校为澳门作育英才，不少时贤硕彦出于子褒学塾之门，如：冼玉清、李应林等辈，比比皆是。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子褒一度参加保皇会。据说，他到澳门创办学校，本来是想为康有为的勤皇建立一个基地。陈子褒编印了一些称为“三字书”、“四字书”、“五字书”的国文课本，来代替旧的“三字经”等，有意识向学生介绍康、梁的维新思想和保皇观点。例如“三字书”中就有“戊戌年，朝政变，康有为，一出现”，和“光绪皇，好皇帝，愿我皇，万万岁”的句子。“四字书”、“五字书”的内容都是根据康、梁的学说和游记来介绍西方的科学和外国风土人情。这些课本当时曾被港澳甚至广州一些学校所采用。但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陈子褒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脱离了保皇会的政治活动。他甚至在革命党人的《中国日报》发表文章，表明自己反对光绪皇帝复权、反对君主立宪的政治态度[9]。不过，陈子褒并没有转而成为革命党人，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光绪二十六至三十年（1900—1904），他接受当时在澳门的格致书院汉文总教习锺荣光的邀请，主讲该校的暑期国文讲习班。其后，格致书院发展而成岭南大学，他的一些学生在岭大任教，对提高岭大的中文教学水平做出了贡献。在澳门期间，他还率领弟子先后创办了培根平民义学、赞化平民义学、灌根劳工夜学。1918年，他把学校迁往香港，名为子褒学塾，后又改名子褒学校。1921年，他在香港开设了子褒女校，后来又联同其他人创办了培道联爱会工读义学。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1922年病逝。
陈子褒开澳门教育风气之先，同期，一些教学较为新式的改良书塾亦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崇实书塾。书塾初在卖草地街租得二楼两座，学生仅得十余人。课程专授经、史、书、算，课余之暇，偶然以爱国歌曲，教授学生演唱。于民国元年（1912）迁往天神巷三十七号（即宋氏大屋），学生随增至百余人，分高初两级，按民国当时学制，改名为“崇实初等高等小学校”。
不久，清政府施行新政，全面推行学堂政策。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公布《壬寅学制》，规定各级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修业年限，入学条例，课程设施等。光绪三十年（1904）公布《癸卯学制》，对各级教育，从宗旨目标到学校管理、教学方法、仪器设备等，都有详尽的规定。并通过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布停科举，使传统教育观念的转变加剧，亦使新式学堂的发展加速。澳门受到影响，开始有新式学堂出现。
同盟会为宣扬革命思想，推翻满清统治，亦在澳门创立学校，让同盟会会员来澳门时有根据地，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澳门创办“培基两等小学堂”。学校校长潘才华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但潘才华回国后主要忙于商务，并没有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对于学校事务也不大过问。正式负责该校务的是同盟会会员谢英伯。培基两等小学堂是当时港澳两地唯一曾获得清政府核准立案的学校。清末华人小学是九年制，分高级和初级两等，主要学习《四书》及《五经》后便可以毕业。学生年龄一般也比较大，高年级学生多数为16—17岁，甚至到22岁。学生共有一百余名。该校也使用子褒学塾一样的课程与教科书。同盟会会员区大球、王岐生、陈峰海、李醒魂、刘卓凡等先后到校演讲。由于演说会不断宣传革命，澳门当局得悉后开始干涉学生行动，演说会被迫停止举行。[10]
华商学堂是维新人士在澳门首创，他们在港澳间，或办报刊，或办教育，借以宣传维新宗旨。学堂以德智体群并重，具备现在学校之形式，与传统的学塾不同。一般的学塾只是一二名老师宿儒所设之训馆，收徒教学，只授经学古文，间或兼教珠算信札，属于守旧派人士。
华商学堂创于清朝宣统初年（约1909），设立在天神巷三十七号。屋旁开辟草地广场，设置有秋千架，运动仪器等，供学生体操运动及游戏之用。学堂按各学生的程度，分编为甲、乙、丙、丁各班，不分年级。全学堂的学生人数约有一百余名，以当时澳门人口而论，学生人数亦不算少。所授课程除当时的新式读本以外，仍要攻研经学训诂等等。图画、唱歌、体操、游戏等科亦有设立。华商学堂在澳门不过如昙花一现，只有一两年时间便结束。原因是当时有一名学生因练习秋千而跌毙，使所有学生家长害怕其子弟嬉戏会遭遇不测，又认为图画唱歌、体操游戏是荒废学业之举，所以纷纷退学。
在此期间，很多有志之士在澳门兴起办学热潮，如：1914年，热心英文教育者，如蔡克庭、郭杓、区利仁，发起成立“树学会”的组织，开办“澳门英文学校”（简称为M.E.C）。该校学制是依香港学制，设有由Form1至Form5各级，高级完全用英语讲授。且于每年派学生参加香港大学堂会考之初级试和本级试等。及至1912年，该校更谋发展，扩充加设汉文小学部，校名改为澳门英文、汉文学校。又如1923年吴寄梦办励群小学，陈公善办陶英小学，1928年廖奉基的粤华中学从广州迁来澳门，其他如濠江小学、知用小学、致用小学、佩文小学、宏汉小学、华仁中学、中善中学等，澳门的教育完成了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变。
澳门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及改善性，对黄健投身澳门教育工作有一定影响，而他一方面振兴濠江校务，一面继续革命工作的决心，亦是由此得到启发。黄健掌管学校之始，首先确立了办学方针和宗旨，要为广大的劳苦同胞子女服务，培养学生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的有用人才。他先组成以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桂纪、黄豫樵、黄渭霖、黄福隆、黄汉兴等为董事的校董会，作为后台支援。同时团结一批年轻有为、热爱祖国、同心同德的教师，尽力办学，在教育前线发挥效能。当时的教师有黄一峰、杜岚、张铁柔（张阳）、陈雪、曾枝西、黄瑞坤、周筱真、郑冷刃（郑少康）、区白霜（区梦觉）等，他们都抱着献身教育事业，为国家为社会培育人才的志愿，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安贫乐道，不避艰苦，不计报酬。办校初期经济困难，没有教具教师动手做，没有教材自己编，没有图书四处请亲友捐助，或是剪剪贴贴、自编自制装订成“画报”，供同学们阅读。黄健和全校教职员工，以“忠诚勇敢、勤劳朴素”为校训、对学生言传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学在社会上奠定了基础。
自从黄健由黄仁辅手中接办濠江中学暨附属小学，已确定“热爱祖国，为社会培育人才”的办学宗旨，同时，他坚持以濠江中学为阵地，撒播抗日救亡的种子。[11]黄健与杜岚的教育理想相同，大家互相支持，合力克服办学及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受到黄健的影响，杜岚的爱国主义理想和事业，便在澳门的教育事业上发扬光大。
[1] 高万泉：《从黄土高坡走来的教育家》，陕西省榆林师范学校《师范群英光耀中华》第10卷。引自黄洁琳《六十春秋苦耕耘——澳门濠江中学杜岚校长专集》，1995年，第153页。
[2] 高万泉：《从黄土高坡走来的教育家》，陕西省榆林师范学校《师范群英光耀中华》第10卷。引自黄洁琳《六十春秋苦耕耘——澳门濠江中学杜岚校长专集》，1995年，第155页。
[3] 李铁口述，李冬执笔：《珠江纵队战士李铁回忆录》，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页。
[4] 濠江旧侣：《回忆天神巷时期的濠江》，《濠江中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特刊》。
[5]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台北：东华书局1994年版，第406—407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6] 黄健同志革命的一生编辑组：《黄健同志革命的一生》，及刘羡冰编著《二十世纪澳门教育大事志》，刘羡冰出版，2002年，第77页。
[7] 据夏泉、徐天舒《陈子褒与清末民初澳门教育》注6，以陈子褒自己文章所述为依据，指出刘羡冰《澳门教育四百年》所载的1899年有误，子褒学塾的创办的时间当为1901年。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编《澳门研究》第22期，2004年6月。
[8] 《蒙学研究会章程》、《文言报》第10号，广告栏。
[9] 陈子褒：《论光绪帝之复权》，《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108—109页。
[10] 冼玉清：《澳门与维新运动》，林亚杰《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6册，第620页；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册，第302—306页；何伟杰：《澳门与中国国民革命研究：1905年至1926年》第2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未刊稿），第84—85页。
[11] 黄洁琳、叶苍、周飞鸿、方源湜、尤端阳编：《纪念黄健同志逝世十周年》，1992年，第10—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