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总报告
“一带一路”合作空间拓展：中拉整体合作调研
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的精神，中国将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这是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举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简称拉美）作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地区，是中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支点。特别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随着2015年年初中拉论坛的建立并召开以及2016年中国对拉美第二份政策文件的发布，中拉整体合作也正式进入机制化的新阶段。实践表明，中拉整体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精髓一脉相承。
一 文献综述及阶段成果
（一）文献综述
近两年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战略和“中拉经贸合作”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特别是，有关中拉整体合作的研究为本调研项目确立了研究路径和框架。
1.关于“一带一路”战略
刘卫东指出，“一带一路”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1]
卢锋、李昕等指出，作为东亚与欧洲“中间广大腹地国家”共同谋求发展的宏大规划，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包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广泛系统的合作内容。“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出中国更加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共进谋发展的清晰指向，传递出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新思路，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现阶段生产能力在常规制造与建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开放宏观经济领域拥有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资源。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有机会向世人展示，中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靠得力的合作发展伙伴，中国也将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而获得广泛利益。[2]
张晓静、李梁从区分不同区域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入手，采用“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2008—2013年的样本数据，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识别出不同区域的不同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异质性，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3]
薛力指出，“一带一路”战略面临三大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不是遏制，而是体现两面下注战略中防范的一面；周边国家的疑虑，中国应尽可能予以消减；中国应注意到“一带一路”战略对于转移过剩产能的效果很有限，外汇储备用于投资的安全性与收益很难保障。有必要把沿线国分为四类进行处理，重点放在潜在的周边支点国家；对于一般中小国家只能进行选择性合作；对于主权争端国，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处理争端；对于周边大国应该制定专门的外交政策，首先从经济与文化领域着手，建立“亚洲五国经济论坛”，成立“亚洲文明对话”机制。[4]
2.关于中拉经贸合作
中拉经贸合作是近年来兴起的研究热点。国外研究着重分析了中拉经贸加速的原因、影响和未来前景。国内研究的重点聚焦在“1+3+6”[5]框架下的中拉全面合作，特别是产能合作，并持续关注拉美经济下行趋势下中拉贸易的新前景与新格局，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拉全面合作的新延展。
Espinasa、Marchán和Sucre[6]聚焦亚洲（以中国和印度为首）和拉美在能源和矿产领域的合作，2000—2013年，双方在这两个领域的贸易额度以年均10.9%的速度增长，并在2013年达到330亿美元。高额的双边贸易使得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许多国家的贸易重心由传统的北美和欧洲转向东亚和南亚。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Sucre、Marchán和Espinasa进一步讨论了亚洲企业在拉美能源和矿产利率的投资。[7]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年里，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企业，已经在拉美大陆展开了广泛的投资，无论是能源企业、矿山、农地，均有涉猎。分析表明，尽管中国对于能源和矿产的需求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放缓，但是对整个亚洲而言，在未来十年中，对于能源和矿产的需求将持续呈现上升态势——而中国，将始终在国际能源市场的买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日益繁荣且稳定发展的中拉经贸合作中，如何维持这条新的丝绸之路继续繁荣和稳定，将是中拉双方共同的任务。
Daniel E.Perrotti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对拉美国家出口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经济和中拉双边贸易量均实现了显著增长，并预测2014—2019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在年均7%左右的增长，中拉双边贸易总量将保持年均增长10%左右。[8]
金晓文的《理解中拉能源合作中的抗议事件》[9]以中拉能源合作中的抗议为切入点，介绍了拉美国家国内政治环境的复杂性，该研究表明，在深化中拉能源合作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对这些抗议事件的分析，并且加强对拉丁美洲的基础研究，做好宣传工作，防范可能存在的合作风险。
孔庆峰和董虹蔚的《拉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10]系统地测算了拉美主要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而利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并对欧盟和拉美两个不同的国家集团和地区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分别检验了贸易便利化的各项一级指标对中国出口拉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在提升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加强与拉美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吴彤和陈瑛的《中国对拉美主要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11]选取了占中国对拉丁美洲投资90%以上，且具有代表性的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9个国家，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对中国在这些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展开定量分析，并对这9个国家的风险状况加以排序，以期为后续的投资提供参考。
关于“一带一路”与中拉整体合作的延伸方面等问题，左品的《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拉合作深化的若干思考》[12]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与新时期中拉全方位合作关系展开讨论。“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因此，拉美未来若能参与“一带一路”，将对中拉全方位合作关系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该文探究了中国对拉美外交战略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以及目前对中拉关系的考量存在的误区，剖析了拉美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最后通过对美国西半球政策的思考，探讨了其对中拉关系的深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此外，国内外学者还推出了拉美研究相关专著，从不同视角分析拉美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和制度变迁等问题。其中，相关专著包括：Jeff Dayton-Johnson主编的《拉丁美洲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经济学视角》、Schneider的《拉丁美洲的产业政策设计：政商关系和新发展主义》、Stuenkel和Taylor编著的《全球视角下的巴西》、A.Post独著的《阿根廷的外国和本国投资：基础设施私有化的政治学分析》、D.J.Needell编著的《崛起的巴西：全球新力量的解读》、Campello独著的《拉丁美洲的政治和市场规则：全球化与民主》、Santarcángelo和Justo & Cooney主编的《金融危机之后的拉丁美洲》、Yán～ez独著的《拉丁美洲的经济：新计量历史数据》、Alston等人合著的《转型中的巴西：信仰、领导和机构变革》、Bagley等编著的《21世纪背景下的哥伦比亚政治经济：从乌里韦到桑托斯》、李罡独著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与改革的制度分析》，以及胡必亮主编的《互利务实·共同发展：中拉经济合作新框架》等。
最新相关报告则包括拉美经委会主编的一系列丛书：《包含性社会发展：拉丁美洲消除贫困和降低不平等的新政策》《世界经济中的拉丁美洲2015·区域贸易风险：判断与展望》《拉丁美洲经济调查2015：振兴投资周期的新挑战》《拉丁美洲展望千年发展目标：地区监控报告（2015）》，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主编的《为了一个更加安全的拉丁美洲：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新视角》以及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等主编的《拉丁美洲经济展望：面向发展的教育、技术和创新（2015年）》等。
（二）调研组阶段成果
调研组成员在理论准备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也做了大量前期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多的阶段性成果，主要如下。
吴白乙的《中拉论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的风景线》[13]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根据客观形势变化，不断创造性地提出外交的新理念、新主张、新思路，敢于担当，勇于实践，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此次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成功举办，再一次将具有鲜明中国元素、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的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呈现在世界面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突出体现在“合作共赢”这一观念上。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又一重要特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始终秉承“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两大先进理念。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发展与合作的新机遇，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等更具跨地区合作意义的国际公共产品，贯彻“真、实、亲、诚”的原则，切实让发展中国家从合作中得到实惠，使众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看到了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机遇和希望。
吴白乙和史沛然的《社会安全与贸易投资环境：现有研究与新可能性》[14]指出，贸易投资便利性的“主观判断”和“客观取舍”之间的冲突已然常见，却未能引起学术上的充分探究和理论修正。目前通行的衡量标准、评估体系和简单化指数均无法充分解释丰富多样且不断变动的国际贸易投资实践。文章从现有的社会安全衡量因素出发，讨论社会安全与贸易投资环境的关系，通过初步分析既有社会安全衡量指标的不足，提出投资对象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投资方的获利模式以及国家间政治互信程度、文化差异等部分新变量，以期引起同行的争论，推动对社会安全与贸易投资二者关系的学术研究更加深入、多维且更具实际解释力。
周志伟和岳云霞的《中拉整体合作：发展逻辑、现实动力与未来方向》[15]，分析了中拉整体合作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认为这是双方在当下全球治理进程中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和自觉自强意识的必然选择，其产生是双方关系演变的自然进程，在外部受到南南合作新趋势和全球跨区域合作潮流的推动，在内部则符合双方经济转型对接需要。基于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以及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成果文件，文章指出，中拉整体合作旨在实现“五位一体”的全面合作关系目标，需要遵守五大基本原则和方向：第一，坚持平等互助原则，加强中拉双方的政治互信。第二，秉承互利共赢原则，探寻中拉经贸合作升级。第三，加强交流互鉴，促进公共外交。第四，坚持国际协作，维护共同权益。第五，坚持整体合作，促进双边关系。文章还着重研究了中拉整体合作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强调双方需要应对拉美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地区国家合作态度的差异性、区域营商环境的复杂性以及非建交国因素的微妙性等重大挑战。对此，文章提出，为了确保中拉整体合作的生命力和效力，中短期内需要针对性地探讨并层层落实三方面的实施路径：第一，打造经贸关系的“双引擎”驱动。第二，开拓多样化的公共外交渠道。第三，巩固与拉美国家、地区组织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有效支撑中拉整体合作机制发展。
柴瑜的《外国直接投资对拉美和东亚工业化国家（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16]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左右拉美和东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跨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采用反事实的分析方法，文章发现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活动只是在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所确定的框架内对当地的资源比较优势利用有一种放大效应。符合资源比较优势利用的东道国（地区）战略将促进当地宏观资源效率的提高，反之则会恶化这种效率。跨国公司本身不会使东道国（地区）的资源利用方向发生根本性逆转。外国直接投资对拉美资源配置效率和当地企业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东亚有促进作用。当前，跨国公司全球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对经济治理的精细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区分不同引资目标、不同产业特征和不同市场竞争状况，注重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有效配合。
柴瑜、孔帅、李圣刚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关税减让和非关税措施承诺水平评价——基于哥伦比亚四个主要自贸协定的研究》[17]从自由贸易协定中关税减让和非关税措施两个方面对哥伦比亚分别与美国、欧盟、韩国和墨西哥签订的四个自贸协定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在随后的中哥自贸区谈判中，在关税减让中应注重对哥敏感领域如农业领域的协商；在非关税措施上应将尽可能多的、我方实施无困难的非关税措施包含在自贸协定的谈判中，避免滥用非关税措施行为的发生。
张勇的《拉美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及中拉合作建议》[18]在梳理拉美能源资源储备基础上，总结出目前该产业对拉美国家出口、财政收入、投资贡献、社会及环境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文章指出，中国应抓住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处于下跌周期、拉美区域一体化加强以及新能源开发逐渐兴起的三大机遇，加强与拉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并以务实谨慎的态度防范合作中潜在的风险。
岳云霞研究员的《对拉美援助分析：国际现状与中国模式》[19]认为，在较好地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并达到较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时，拉美仍面临着发展能力弱和稳定性差两大突出问题，从而成为国际援助的“重点非核心”地区，长期接受西方传统援助方的有条件支持。近年来，随着中拉关系出现跨越式发展，中国上升为拉美重要的援助国之一。中国对拉援助，在指导原则、实施力度、操作模式和执行方式上不同于西方传统模式，与中国对亚非传统地区的援助也有所不同，构成了对现有模式的有益补充，也带来了中拉双赢。当前，中拉关系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对拉援助有必要在中短期内扩大规模，并进行进一步的“拉美化”的适应性调整，以巩固其在拉的现实利益与潜在利益。
杨志敏在“The Roles played by Three Categories of Actors in China's Engagement in Latin America”[20]一文中主要就中拉经济合作过程中三类行为体，即政府、企业和准官方组织，各自发挥的主要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总之，上述文献及阶段性成果为“一带一路”战略与中拉整体合作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准备。但从理论联系实践角度看，来自政府机构、公司企业、研究部门以及国内外大使馆的信息反映了现实的营商环境、合作状况与问题。针对这些诉求的调研成果将为战略及政策研究提供扎实的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