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通过区域经济整合实现环珠江口湾区新一轮的工业化

（一）环珠江口湾区的制造业：低端制造业比重过大

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来达成的经济发展，在实质上，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对某个区域的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行重新组合。这种重新组合，能使得在受城市辐射的整个经济区域，都能使用更有效率的技术，从而有更高的产出，容纳更多的经济资源。相对来说，城市的规模越大，所产生的工资开支、地租、交通运输费用等成本就越高，因此，必须在城市内发展利润率较高的产业来抵消这些不利因素。由于在高利润、高附加值的产业中资本的回报率往往呈现递减趋势，而只有更高的人均人力资本投入才能获得更高的产出，所以发达经济体中大型城市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制造和服务业中较为低附加值的部分被转移到了城市之外，而城市保留的是高附加值、高人力资本的项目，如制造业中的设计部门，或是金融部门等。

但是，单从目前的产业结构来说，除香港、澳门外，环珠江口湾区的9个主要城市都存在着较大比重的低端制造业。以二、三产业占城市GDP的比重而言，这9个城市普遍的比重都略低于5∶5。但是，如果观察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员工数，则可以发现，除广州外，即使工业企业员工数量较少的深圳、珠海，其工业企业员工数占二、三产业员工总数之比也在60%左右，而东莞、中山等城市则普遍在80%左右乃至以上（见图17）。考虑到广州、佛山、珠海事实上的经济整合度已经非常高，如果把广佛珠视为同一经济体，那么广佛珠工业企业员工数占比也接近60%，远高于工业企业占GDP的份额。

图17 环珠江口湾区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数占比（香港、澳门除外）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IPP整理。

工业企业员工数量偏大，说明在整个工业部门单位产出过低：在一个较为理想的城市经济中，城市内的工业只有极少制造端部门，而集中于设计、研发等高附加值部门；从人力资本的配置上来说，城市内的工业企业应该是具有较高的人均人力资本，因而具有较高的单位产出。高人力资本意味着存在收益递增的技术，或者说能使得企业更靠近产业成本U形曲线的底部。而环珠江口湾区这些主要城市的情况则与此相反。

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看，首先，历史上在进入近代之前，欧亚大陆与北非都存在过不少人口达到十万、数十万的大城市，但是这些城市的产业扩张以简单的规模扩张、增加企业（作坊）数量为主，其中，能够达到工业革命前夕苏格兰、英格兰工业发展和分工水平的寥寥无几。其次，近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也迅速扩张——很显著的例子就是东南亚的法属殖民地城市，其繁荣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这些城市由于没有较高水平的工业部门，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因此，当环珠江口湾区建设与新一轮的“振兴制造业”思潮相重叠时，有必要厘清环珠江口湾区需要何种制造业，以及现有的产业结构是受到何种因素影响而成形的。

（二）锁定产业结构的隐忧：地区产业结构固化和大城市重新工业化

环珠江口湾区内有多个大型、特大型城市，但区域内主要大型城市对现代城市转型和区域经济发展都并无规划，使得产业经济的主体被锁定在湾区。这种锁定是有双重意义的：

首先，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业被局限在了珠江三角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就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这一过程因中国大陆，特别是珠三角的开放而加速，因此，香港是粤港澳地区大型、特大型城市中首个完成现代城市转型的，香港的转型意味着香港的工业产业从香港转移至珠三角地区，这在当时对于整个湾区来讲都是资源的合理化配置。但在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了30多年后，除香港外，环珠江口湾区的另外两个核心大城市广州和深圳分别在第二产业中都有了相当大的比重，它们不仅对现代城市转型没有兴趣，而且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分别提出了将装备制造业（如广州的珠江西岸工业化计划）直接纳入到城区乃至核心商业区的重新工业化计划，还涌现了在城区直接兴建制造型产业园区的规划（如“广州开发区”项目）。以广深为榜样，周围的城市如佛山、珠海也纷纷提出类似计划。这种不断利用政府计划加强大型城市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做法，延缓了城市的产业升级，使得制造产业无法从大型城市和现有核心工业区转移到要素供应更充足的周边地区，从而也就无法实现布罗代尔称之为由点到面的区域经济扩张。

以广深为代表的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对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特殊偏好，在长期内造成了产业结构和要素的锁死。由于珠江三角洲在地理上较为狭小（5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只有长江三角洲地区（21万平方公里）的约1/4，故而在80年代以三角洲地理边界为大致范围的第一次城镇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如长江三角洲一样的较广大工业化经济区。由于制造业的主体通过政府主导的各种制造业强化计划被锁定在了地理上较为狭小的珠三角，造成了数个不良后果，其中包括劳动者技能偏低和用工荒、民工荒等突出问题。以劳动力为例：制造业的集聚使得在珠三角，特别是以广深为中心的地区产生了对劳动力要素的大量需求，这种需求的集聚在地理上非常集中，使得劳动力空间分布过密化，这就造成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降低。低流动成本则使劳动力对价格敏感，地区间稍许的工资变动就会引起劳动力大面积流动，形成企业招工难。另一方面，从长期而言，由于劳动力对工资变动过度敏感，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制度化的短期劳资关系，使得企业无法对一般工人进行中长期技术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企业也难以进行需要一定人力资本积累的产业升级。

其次，由于周边地区缺乏必要的第二产业升级，而使得以广深为首的城市无法发展出可以与其城市规模相当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持续低端化。现代大型、特大型城市的产业是以高人力资本为特征的服务业和第二产业，换言之，是能服务于区域经济的高端服务业（例如金融、会计、法律和商业）和高技术产业（例如工业设计、建筑规划）。这些产业和相应的制度能够在市场机制下起到媒介作用，使得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内经济可以远距离整合，而不需要企业自己进行产业匹配。但是，广深（以及环珠江口湾区内多数大城市）在地理上和制造业基本重合，这一格局从80年代初以来未曾改变，这种产业格局虽然一方面减少了企业进行市场活动的风险（产业上下游往往集中在一个区乃至一个街道中），但另一方面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失去了区域整合的必要性，使得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地理上无法离开所在的城市，离开以后就没有配套的其他企业、经济制度和基础建设。

（三）区域间产业的整合与经济发展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经济区域的表现取决于城市群的类型。当城市群本身的经济具有封闭性时，城市无法将其现有的产出水平扩散到城市群的周边地区，就会产生出城市群与周边地区的收入/产出悬崖，人均收入/产出在从都市区进入到非都市区的地理边界上，会发生快速的下降。这是发展中国家经常可以观察到的一种现象的扩大版本：城市的核心商业区景观和发达国家几乎雷同，但是离开核心商业区数十甚至只有数公里后，不仅高质量住宅和商业建筑会消失，连基础建设和基本的水电供应都会成问题。这种现象在形成了城市群之后，仍然存在，例如印度新德里—德里城市群的东侧即是印度最贫穷的北方邦。相对地，开放性的城市群经济则可以将产出水平扩散到地理上而言相当大的经济区域。以欧洲为例，在整个西欧，核心城市群的外围与核心区域的产出差异不大，在扣除地租等区域型成本差异后，这种差异则更小（见图18）。

图18 欧盟和英国的人均雇员产出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IPP整理。

因此，在存在现代产业结构的情况下，必须由制度保障来激励产业结构在经济区域内扩张，解决产业技术无法从城市或城市群的地理边界向外部扩散的问题。这一现象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也非常常见，以中国为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50年代中期，上海在轻工业上有着绝对性的技术优势，但是，除了周边的两三个小城市之外，上海只能在其本土上进行工业化，它的这种技术优势也就无法转化成长江三角洲或是整个长江流域的现代化动力了。从整体上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的周边地区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而要保障这些市场运行良好所必需的制度只存在于上海地区的租界中。

（四）珠三角城市经济的整合：特大城市与周边城市

如上所述，在进入21世纪，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后，广州等大城市一方面通过重新工业化等手段与小城镇在要素市场上发生竞争，另一方面还通过房地产、金融等产业对小城镇收取经济租金，产生了抽血效应。这种竞争的后果对环珠江口湾区的主要经济体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对于小城镇而言，广州等大城市重新工业化和第三产业普遍低端化给他们带来了不必要的要素竞争压力；在这种态势下，由于大城市在基础公共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有绝对性优势，小城镇又面临着因为大城市公共资源优势产生的向大城市的人口外流，以及随着城市间移民产生的经济资源外流。

大城市和小城镇的这种低水平竞争在两个方面存在着重大隐忧。首先，可能会产生地区间以邻为壑的竞争。历史上城市之间由于产业利益的冲突——比如早期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为了争夺市场发生的旷日持久的斗争——而导致了经济上停滞不前的例子非常多。进一步地，这种敌视造成了经济上的地域主义，这对于今日的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都会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其次，是制度和技术的相互封闭。就像上面例子中意大利北部城市一样，虽然各个城市都有各自独特先进的制度和技术，但由于互相之间的产业对垒状况，使得这些制度和技术在当时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扩散。这种技术和制度上的孤岛状态，导致了这一地区工业化的成果——比如佛罗伦萨的羊毛业——无法扩散，而早期工业化所得到的财富则被用来维持这种城邦的孤岛状态，更加剧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内耗。环珠江口湾区城市要解决这两个古老但现实问题的困扰，必须重新思考现代经济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意义，以工业和城市的转型来实现本地区新一轮的高水平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