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一次工业化：珠三角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定位与机遇

（一）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珠三角增长的一体三面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时也是一段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环珠江口湾区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以在改革初期就已经是国内最大都市之一的广州为例：1978年广州（包括增城、从化在内）的城镇化率不足50%，人均GDP也不满千元，但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广州的城镇化率就达到了70%左右，与工业化国家水平相当，此时其人均GDP也接近1万美元；之后，到了2014年，广州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90%，人均GDP则接近2万美元。（见表1）

表1 广州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1978—2014）

从这个角度而言，环珠江口湾区的经济发展在中国的发展中不仅具有领先意义，也有代表性指标作用：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开始，以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镇部门，其收入水平（以及相应的产出水平）就要远远高于以农业为主的农村部门，两者之比始终维持在2.5—3的水平。以改革初期农村人口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情况来说，这种低城镇化水平反映了中国当时低工业化、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正因中国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处于低度工业化、低度城镇化的阶段，所以，当80年代早期城镇部门本身开始同时经历收入/产出水平大幅度增长（见图9）和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时（从不足20%增长至超过50%，见图8），这两者在地理意义上共同构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

在珠三角发展初期，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尤为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工业化进程，使得人口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不仅仅是本地人口，外地劳动力也因劳动力市场的旺盛需求而涌入这一地区。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又进一步推动了地区的产业结构向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转变。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同一种方向的不同形式，共同推动了珠三角和环珠江口地区的经济发展。

图8 中国的城镇化率变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IPP整理。

图9 中国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IPP整理。

（二）环珠江口湾区发展的早期基础：港澳纽带的加强与小城镇的兴起

在环珠江口湾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的时期，珠三角（随后，这个过程也在长三角发生了）的小型企业成长速度尤为惊人，并随后以“乡镇企业”闻名。双三角洲地区小型企业的成长，在地理上基本都位于小城镇或县级城市，因此，随之而来的是这两个地区小城镇的快速发展，有些城镇则扩张成中小型城市。从二、三次产业占经济的比重来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双三角洲地区的比重基本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江苏略高，但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两个地区的二、三次产业与农业的比重迅速赶上并远远超过了全国水平。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双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削减到发达国家水平。（见图10）

图10 双三角洲省份的二、三次产业与农业之比（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IPP整理。

在双三角洲地区城镇化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即是所谓的“百强县”集中——即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全国范围内GDP最高的一百个县级单位中，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占了约2/3。在国家统计局进行这一统计的时间段内（1991—2005年），可以观测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江苏、广东的一些县级、乡镇级城镇在地理上的扩张，使得它们和周边的大城市融合了（如：江苏锡山与无锡市区合并，广东番禺与广州市区合并，浙江余杭则与杭州合并）。因此，广东和江苏在“百强县”中数目的减少（见图11），反映了这两省部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边界的扩张已经使得原有城市在地理上发生融合（浙江则因为地理上的原因，浙南城市难以出现融合）。

图11 双三角洲省份“百强县”数量变迁（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IPP整理。

因此。在珠三角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集聚的主要载体是小城镇：这种集聚化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湾区中小城镇（最显著的例子是80—90年代的“广东四小虎”^[5]）为地理载体的。这种城镇化发生时，粤港澳地区大陆区域的大城市除深圳外，都在很大程度上还由计划经济控制，因此，小城镇事实上绕开了计划经济体制，也绕开了大城市，直接与港澳连接：珠江东岸的“前店后厂”模式代表了直接由港澳台（早期以香港为主，自90年代起台湾开始进入这一地区）提供技术和资本的工业化模式，而西岸的顺德模式则是从港澳学习技术和管理，以乡镇企业的形式进行工业化。这一特点使得本地区的小城镇在经济上与广州等大城市的联系越加脱钩。也正是因为经济制度上小城镇更具灵活性，在产业技术和管理上则又和港澳台连通，广州等大城市很难通过成为制度和技术提供者来确保其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

（三）环珠江口湾区发展：广州、深圳的崛起

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了一种新的模式，即300万以上人口大型城市的迅速扩张，和以这些大型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的兴起。环珠江口湾区在这一轮的城市化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大型城市扩张中最有影响的，也是经济表现最为耀眼的，莫过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特大城市，环珠江口湾区即占了其中的两个。我们以北上广深为例，从经济比重上说，这四个城市占中国经济的份额从90年代末开始快速增长，至2008、2009年才开始回落（见图12）。以人口增长率而言，这四个城市从21世纪初开始涌入大量移民，人口增长加速（见图13，其中2005年前广州人口增长率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不能完全反映其实际情况），在2011年左右才告放缓。几乎在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以住宅为代表的城市资产价格也迅速上升（见图15）。

图12 北上广深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IPP整理。

图13 北上广深的城市人口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IPP整理。

其次，90年代末以来大型城市扩张的基础主要是大型城市的经济腹地，而环珠江口湾区通过早期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整个中国制造业占有不可或缺的份额，这使得它有能力、有资源来确保以广州、深圳为首的大城市的发展。以集装箱吞吐量为指标的话——主要的工业制成品的运载手段——就可以发现，包括香港在内的环珠江口湾区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超过了我国集装箱总吞吐量的1/3（见图14），与长三角环杭州湾地区的集装箱吞吐量相仿，但后者的经济腹地横跨江浙沪三省，面积是环珠江口湾区的4倍以上。

图14 主要湾区集装箱吞吐量占比（2015）（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IPP整理。

图15 北上广深城市商品住宅单价（单位：元/平方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IPP整理。

（四）环珠江口湾区区域经济的整合任务

无论是八九十年代环珠江口湾区小城镇的兴起，还是之后广州、深圳的崛起，都是本区域在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珠三角及环珠江口湾区几乎都走在了我国的前端。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主要经济区块的复苏与增长情况来看，环珠江口湾区所在的泛珠三角区不仅在总体经济增长上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其占我国总体经济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鉴于环珠江口湾区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核心区域，也是构成泛珠三角共同市场的中心纽带，在整体上环珠江口湾区在当前国内经济环境上是有其优势的，环珠江口湾区建设处于有利的历史机遇期。（见图16）

图16 我国主要经济区块增长及其占经济总量比重的变迁（单位：左轴：万亿元，右轴：%）
资料来源：WIND资讯/IPP整理（此处经济区定义按照国家统计局及WIND数据库：环渤海经济区指京津冀、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长三角经济区包括上海，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泰州和南通等城市，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和舟山等城市；泛珠三角经济区包括粤闽赣湘桂琼）。

但是，从产业结构上来说，本地区既有产业的主体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才刚刚开始，而且，产业的城市间分布差异非常明显，低附加值企业在中小城镇的聚集程度要远远高于大城市。因此，有必要厘清湾区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