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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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绪论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是阿根廷著名的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1921—1930年他主要进行散文和诗歌创作,发表的作品有:《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1923)、《面前的月亮》(1925)和《圣马丁的手册》。1930年以后博尔赫斯摒弃了极端主义,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幻想小说的创作。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他发表了《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杜撰集》(1944)、《阿莱夫》(1949),其中《小径分岔的花园》和《杜撰集》后被合并收录于《虚构集》(1944)。1961年博尔赫斯与贝克特同时被授予“福门托文学奖”,声名大振,各种文学奖项接踵而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博尔赫斯由于严重的眼疾,几近失明,但失明并没有结束博尔赫斯的艺术生命,凭借着对文学的执着,他先后完成的作品有诗集《迷宫》(1964)、小说集《布罗迪报告》(1970)、《沙之书》(1975)、《老虎的金子》(1977)和《莎士比亚的记忆》(1983)。

德·曼1964年在他的评论《现代大师》一文中写道:“美国和英国的批评家们称他(博尔赫斯)是当今活着的最伟大的作家。”[1]苏珊·桑塔格在《给博尔赫斯的信》中称博尔赫斯为同时代作家中最“称得起不朽”的作家,是“最透明也是最有艺术性的作家”,1982年,桑塔格在一次采访中说:“没有一个健在的作家能比博尔赫斯对其他作家的影响更加深远。很多人都会说他是在世的最伟大作家……当今很少有作家没有学习或模仿过他的。”[2]略萨说“博尔赫斯的出现是现在西班牙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事情,他是当代最值得纪念的艺术家之一”,他称博尔赫斯为“接近完美的作家”[3]。萨瓦托认为博尔赫斯“不仅是为作家准备的作家,而且还是属于作家的作家”[4]。

博尔赫斯是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然而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尤其是他短篇小说中被称为幻想小说的那一部分作品,它们主要集中于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杜撰集》《阿莱夫》之中,它们代表了博尔赫斯小说的最高水平。当博尔赫斯被问及他对阿根廷文学的贡献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为推动我国的幻想文学走向高潮尽了力;现在,别人从事这种文学当然比我幸运得多。西尔维娜·奥坎波、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和我合编出版的《幻想文学精选》一书是阿根廷文学历史上不应该被忘却的一部作品。”[5]博尔赫斯的自我评价充分说明了他对自己在幻想文学上做出的积极贡献的信心。

帕斯在《博尔赫斯:在时间的迷宫中》写道:“他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如此非凡,不是因为其形式,而是因为他幻想的精妙。”“他最重要的技能,是他那创造性的幻想的另一条臂、另一个翼。”[6]苏珊·桑塔格认为博尔赫斯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想象途径”[7],这无疑是指博尔赫斯小说中的幻想。著名的博尔赫斯研究者安娜·巴伦尼西亚在《博尔赫斯:迷宫的建造者》中说:“博尔赫斯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他构建了诗意的和引起幻觉的幻想——对古印度、被残酷征服的墨西哥、对他自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幻想,它们复兴了西班牙语的幻想文学,目的是为了表达人类的境况……因此他寻找那些给他提供最大的美学可能性和超自然的想象,目的是把他自己的寓言置于一个引起幻想的世界,在那里生活和小说的界线被抹去了。”[8]罗纳德·克莱斯特认为:“无论是在诗歌、散文还是在叙述作品中,博尔赫斯所有重要的作品的基础是幻想的,一种思想、观念的模式、足够宽广的描述,在他的构想中包括文学、哲学、神学或任何其他智力的扩展,关于无法确证的、本质上是想象的主题。尤其是,博尔赫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真实世界固有的幻想性和他写作的很多作品的目标是去唤醒我们对内在性的意识,去激励和揭示它。”[9]中国学者陈众议认为:“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他心灵的罗盘,而它给出的向度则注定是形形色色的幻想。”[10]众多文学批评家、学者一致肯定了博尔赫斯在“幻想”这个方面所做的贡献,他们的共同观点是,博尔赫斯延伸了文学想象的长度,开拓了想象的新途径,幻想是其文学中最具个性的特点之一。

博尔赫斯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幻想小说。这些作品或采用侦探小说的形式,或采用神话传说的形式,或采用文学随笔的形式,在杜撰的虚构情节中杂糅真实的或看似真实的事物,呈现出一种真伪难辨、虚虚实实、亦真亦幻的美学形态,这些真实与虚构互相杂糅的小说探讨着一些深奥的形而上学主题,包括时间问题、自我问题、现实问题等,探寻它们的答案是博尔赫斯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它反映了博尔赫斯对宇宙和人类的困惑和理解。博尔赫斯是个极具形式感的作家,他以独特而又完美的艺术形式去诠释抽象的理念,思想和艺术以一种全新的面貌结合在一起,那么博尔赫斯用一种怎样的文学方式去诠释那些令他终生着迷的哲学困惑?这是一个有待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博尔赫斯研究在西方世界可谓成果丰硕,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文学、叙事学、符号学、语言学、史学、哲学、神学、数学、电影和探戈舞等。博尔赫斯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文学批评每个阶段的特点。

20世纪40年代以前,拉美对博尔赫斯的评价是消极的,当时的评论者认为博尔赫斯的作品只有“形而上学的狡猾”,“缺乏人文品质”,“甚至连起码的力度和新意都不具备”,“把民族文学当作空心核桃”等[11]。这类措辞严厉的批评为60年代左翼作家抨击博尔赫斯奠定了基调。40—50年代,拉美作家对博尔赫斯的批评总体上趋于缓和与深广,新一代文人开始比较公允地正视博尔赫斯,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依然存在。到了60年代,随着左派运动和校园文化的高涨,博尔赫斯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人们批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作家”,既不珍惜民族文化,也不关心人民的疾苦,“虽拥有写作技巧,但却毫无生命气息”,他们视博尔赫斯为“资产阶级没落作家”,一心要阻碍一切进步思潮。70年代的新左派虽然继续视博尔赫斯为“贵族作家”,但批判话语明显改变,开始从不同角度分析博尔赫斯的虚无观和保守主义、个人主义等。20世纪80—90年代,博尔赫斯作为现代大师的地位早已无法撼动,对他的赞美淹没了反对的声音。[12]

20世纪20—50年代对博尔赫斯的讨论多于分析。研究者主要使用社会、政治和心理学来分析作者,很少对作品本身进行分析。较为客观的批评始于50年代后期,主要是以主题研究和形式研究为主。这种方法延续到70年代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偏重于研究小说的形式对意义的表达。

20世纪70年代,博尔赫斯研究较多关注其作品的哲学思想。70年代末80年代初,研究的焦点转移到了形式主义的角度,它的主要思路是小说是自治的,文学文本以自身为根据,而反对从超越文本的维度来研究博尔赫斯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博尔赫斯批评关注的是他的小说的语言、结构、修辞,而对其哲学、超验主义的意义的关注减弱。当今的研究则把新批评的方法和主题与文本结合起来,寻求对文本的更深入的阐释。

以上是博尔赫斯研究发展的大致历史轨迹,下面将国外博尔赫斯研究的成果作简要的概述:

博尔赫斯与哲学的关系是国外博尔赫斯研究的一个重点。博尔赫斯与同时代作家的明显区别在于他对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喜爱,使博尔赫斯独一无二的是他用隐喻和象征表达抽象哲思的能力。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博尔赫斯关注的形而上学问题上,包括时间、自我、实在等。《博尔赫斯和哲学——自我、时间和形而上学》(Borges and Philosophy:Self,Time,and Metaphysics)是这一论题的成果之一,研究者波萨特(W.H.Bossart)围绕博尔赫斯的小说涉及的主要哲学问题:理性和现实、时间和永恒、自我及其幻象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此外,还有《文学中的哲学家: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艾柯》(Literary Philosophers:Borges,Calvino,Eco),书中“哲学和哲学的,文学和文学的博尔赫斯和他的迷宫”(‘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ical,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ry,Borges and the Labyrinthine’)、“博尔赫斯的〈皮埃尔·梅纳尔〉:哲学还是文学?”(‘Borges's “Pierre Menard”:Philosophy or Literature?’)两节讨论的都是博尔赫斯的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博尔赫斯的神秘主义图书馆:从形而上学到元小说》(Borges’Esoteric Library:Metaphysics to Metafiction)一书把博尔赫斯的形而上学思想与他的元小说结合在一起讨论。要深入理解博尔赫斯,他的哲学观念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叙述学研究在博尔赫斯研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博尔赫斯小说的形式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它的复杂性和陌生化也是批评者倍加关注的方面。林德斯特朗(Naomi Lindstrom)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研究》(Jorge Luis Borges: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从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开始研究了他的小说形式的嬗变过程,作者把博尔赫斯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重要时期: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50年代早期,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博尔赫斯早期的小说主要来自对一些历史、文献资料的改写。30年代的小说《虚构集》《阿莱夫》代表了他创作的最高成就,并发展了20世纪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在这些小说中博尔赫斯展示了反讽、悖论、模糊性,而这些方面主要是通过他一贯喜欢使用的巴洛克风格、文本建构或隐秘地运用“迷宫”“镜子”“刀”“塔”“环形物体”等象征性意象来实现的。1954—1966年,博尔赫斯没有发表小说,当他再次发表小说时,他的叙事风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70年发表的《布拉迪报告》《沙之书》中博尔赫斯不再使用巴洛克风格,而是通过情节来结构小说,这些情节包括:在壁炉旁讲的鬼故事、对个人离奇经历的回忆,北欧异教徒代代相传的文化等。如果说博尔赫斯早期的创作无法让读者和批评者轻易找出一个故事梗概,那么他后期的作品通常具有清晰的叙事脉络。在《精密的表现:博尔赫斯的隐喻艺术》(The Narrow Act:Borges' Art of Allusion)中,罗纳德·克莱斯特(Ronald Christ)从博尔赫斯的思想实质开始逐步进入其艺术形式的探讨,在分别讨论了博尔赫斯的否定美学、否定主义形而上学、宇宙主义之后,进入作品的统一性、文学形象、隐喻的研究。

对博尔赫斯的叙事进行了深入研究的著作还有:《博尔赫斯的叙述策略》(Borges’Narrative Strategy)、《博尔赫斯和他的小说——思想与艺术导论》(Borges and His Fiction:A Guide to His Mind and Art)、《迷宫建造者博尔赫斯》(Borges:The Labyrinth Maker),《博尔赫斯的幽默》(Humor in Borges),《皇帝的风筝:博尔赫斯小说形态学》(The Emperor's Kites:A Morphology of Borges’Tales)等。《博尔赫斯的叙述策略》一书从博尔赫斯小说的开篇方法、结构机制、主题变化、插入事件和嵌入细节、叙述视角、结尾方法多个方面分析了博尔赫斯的叙述策略,该书是从比较纯粹的叙述学角度来观照博尔赫斯小说的。

博尔赫斯博览群书,对文学传统的熟悉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正是因为谙熟文学史和文学传统,他才能在原创几乎成为不可能的文学现况中开拓出新的书写空间。前代作家对博尔赫斯的影响和博尔赫斯对后来作家的影响也是国外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贝雅特丽兹·萨尔洛(Beatriz Sarlo)在《边缘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A Writer on the Edge)就博尔赫斯与阿根廷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在第一章第三节《传统和冲突》中他提出“作为阿根廷人,博尔赫斯是一个快要消失的传统的一部分。无论现在这个传统多么贫乏,他都感觉到自己属于这个传统就像这个传统属于他一样”[13]。另外,博尔赫斯与欧洲文学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这也是博尔赫斯研究者研究的重点。《枯竭的文学: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和巴思》(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Borges,Nabokov,and Barth)一书把三个不同国籍的作家联系在一起,其理论出发点是约翰·巴思在他的《枯竭的文学》一文提出的——文学的可能性已经被耗尽。《博尔赫斯和他的继任者——博尔赫斯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Borges and His Successors:The Borgesian Impact o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是一本论文集,涉及博尔赫斯对他之后的作家的影响,博尔赫斯与后现代哲学、文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及他对电影和其他艺术类型的影响。例如《博尔赫斯和新拉美电影》一文认为,到目前为止围绕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博尔赫斯对欧洲电影尤其是法国电影制片人的影响,包括阿兰·雷斯内、阿兰·罗伯-格里耶,特别是雅克·利维特,他认为拉美电影忽略了博尔赫斯而向马尔克斯、卡彭铁尔等作家取经,是因为博尔赫斯研究相当狭隘地认为他是艺术中的极端例子,完全脱离了社会政治环境[14]。

尽管博尔赫斯的文学远离现实已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共识,但是也有批评家仍尝试把那些玄想的作品与现实和历史结合起来,为他的小说的阐释提供一条可能的途径。《语境之外:博尔赫斯小说的历史指涉和现实表达》(Out of Context: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Borges),丹尼尔·波德斯顿(Daniel Balderston)认为博尔赫斯的研究者安娜·巴伦尼西亚的《豪·路·博尔赫斯的作品对非现实性的表达》一书为博尔赫斯批评定下了调子,博尔赫斯就意味着“非现实”,丹尼尔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博尔赫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将博尔赫斯的那些书生气的引文看作是纯粹的艺术创造的观点是不正确的[15]。他认为博尔赫斯的写作与20世纪阿根廷历史和政治紧密相关,与“一战”前后的欧洲相关,与充满激情的人物——卢贡内斯、费尔南德斯、维多利亚·奥坎波等人相关[16]。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博尔赫斯进行研究的专著还有《作为作家和社会批评家的豪·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As Writer and Social Critic)。

博尔赫斯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比如福柯就承认自己的著作《词与物》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散文《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中令人吃惊的中国分类法的启发。博尔赫斯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第一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你也许可以从这儿到达:博尔赫斯和后现代之再思考》(You Might Be Able to Get There from Here:Reconsidering Borges and the Postmodern)一书的作者马克·弗里斯奇(Mark Frisch)提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本质和特性是什么?它是如何与博尔赫斯在作品中提出的观点和思想相关联的?当前后现代主义者的讨论常常集中于自我概念的瓦解,博尔赫斯是如何表达主体和主体性的?博尔赫斯对历史的态度与后现代主义研究有什么关系,在哪种程度上说博尔赫斯的写作和思想具有政治意味等。弗里斯奇认为文学批评者把焦点集中于博尔赫斯对“一”的挑战,而忽视了博尔赫斯也肯定了“多”这一点,他还认为博尔赫斯是多元论者,但他避免绝对的相对主义。从后现代性的角度阅读博尔赫斯提供了一种研究的新视野,也能澄清一些对后现代性的争论[17]。该书从多元论、自我、女性主义、历史、政治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博尔赫斯与后现代性的关系。

《博尔赫斯与喀巴拉》(Borges and Kabbalah and Other essays on His Fiction and Poetry)一书关注的是博尔赫斯的思想与犹太神秘主义之间的联系。作者吉姆·阿拉斯拉基(Jaime Alazraki)认为喀巴拉的方法和观点影响了博尔赫斯的叙述,它们在博尔赫斯的虚构小说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是如何与虚构小说融为一体,则是这本书着重解决的问题。《不思之思:博尔赫斯、数学和现代物理》(Unthinking Thinking:Jorge Luis Borges,Mathematics,and the New Physics)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博尔赫斯的思想与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出发,论证了博尔赫斯参与极其复杂的文化基质中,“他的形而上学小说和散文是对隐含在许多当代思想和行为模式中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种想象性的回应”[18]。

除了上述占主导地位的几个研究视角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视角新颖独特,例如《博尔赫斯的幽默》(Humor in Borges)便是以“幽默”这一特殊视角来观照博尔赫斯的作品。研究者热内·科斯塔(René de Costa)认为博尔赫斯的幽默源自卡夫卡,这些幽默镶嵌在十分严肃的写作中。《博尔赫斯2.0:从文本到虚拟世界》(Borges 2.0:From Text to Virtual World)一书也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者佩拉·撒松-亨利(Perla·Sassón-Henry)依据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费利·瓜达里(Félix Guattari)和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理论,通过科学和技术的透镜来研究博尔赫斯的小说,这些理论为如何在21世纪理解博尔赫斯提供了新的途径。他认为如果熟悉博尔赫斯关于混乱和时间的未来主义观点,那么人们很容易理解博尔赫斯的作品、技术、科学、超文本与诸如网络和视频游戏等新的多媒体应用之间的关系[19]。

对本书着重论述的“博尔赫斯的幻想”的关注散见于各种博尔赫斯研究之中。“幻想”对于博尔赫斯的小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许多研究者都会涉及这一点,但并未见全面深入的论述。

玛丽·弗里德曼在《皇帝的风筝:博尔赫斯小说形态学》中论述了博尔赫斯的范式及其来源,她认为在博尔赫斯的作品的结构、主题和语言中,有一种非现实的感觉,博尔赫斯的小说范式来源于这种非现实性,“博尔赫斯几乎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把他的迷恋中所产生的问题与非现实性放在一起”[20]。玛丽看到非现实性是博尔赫斯小说的重要特点,但这并非该书论述的重点。贝雅特丽兹·萨尔洛在《边缘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幻想文学的修辞”一节中较为详细论述了博尔赫斯小说的“幻想”。他认为幻想是博尔赫斯作品最重要的特征,博尔赫斯完美的小说形式不受现实的影响从而独立于现实世界。幻想小说提供了假设的世界,它基于无拘无束的想象的力量,不受再现美学的约束。幻想是仅仅依靠内在文学需要的一种形式。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也表现假设的世界,不同于幻想的只是假设的程度。他进而提出,博尔赫斯的幻想美学是对他写作所处的混乱时代的理性回应,他还以《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通天塔图书馆》《巴比伦彩票》为例分析了博尔赫斯小说的“想象的结构”[21]。《博尔赫斯的神秘主义图书馆:从形而上学到元小说》在“神秘、幻想和博尔赫斯的元小说”一节中也论述了博尔赫斯式的幻想,该书的作者笛迪尔运用了托多洛夫的定义说明博尔赫斯的幻想主要依赖于现实/非现实的二元结构,他认为幻想文学推翻了占主要地位的哲学前提,这类哲学把“现实”看作是一致的、连贯的单一的实体,这种狭隘的视角,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独白者”[22]。安娜·巴伦尼西亚的《迷宫建造者博尔赫斯》没有直接论述博尔赫斯式的幻想,而是把“非现实性”(irreality)作为阐释博尔赫斯小说的关键,而现实与非现实的奇妙关系正是博尔赫斯式幻想所产生的根源,这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总的来说,国外对博尔赫斯式幻想的研究较为零散,尚未见到对此问题的全面论述,但是从国外对博尔赫斯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博尔赫斯式幻想”在博尔赫斯的研究中是无法绕过的话题,研究者在研究博尔赫斯小说的其他主要特征时也常常提到它与“幻想”的联系。

相对于中欧、中美文学关系来说,中国与拉丁美洲文学的关系除了对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的研究成果颇丰以外,中国文学与拉美其他作家和文学流派的关系研究则略显薄弱。

博尔赫斯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在中外比较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范例。一方面,博尔赫斯从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中汲取了养料,中国文学对博尔赫斯的影响不仅仅发生于文学形象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博尔赫斯的文学创作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学和哲学产生了深层的共振;另一方面,博尔赫斯的文学又反过来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博尔赫斯从中国文学中接受的影响与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发生在两个非常不同的领域,这形成了博尔赫斯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特殊性。很少有研究者探讨中国文学和哲学对博尔赫斯的创作观念产生的影响。

最初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研究主要是由一批西班牙语学者主导的,他们为博尔赫斯在中国的译介做了大量工作。这批学者有陈凯先、王永年、陈光孚、朱景冬等人,他们不仅翻译了博尔赫斯的作品,而且还对博尔赫斯的创作情况和基本艺术特色做了大量的介绍,这为博尔赫斯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做好了前期准备。例如,陈凯先的《博尔赫斯和他的短篇小说》(《当代外国文学》,1983年第1期)、《杰出的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纪念博尔赫斯百年诞辰》(《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博尔赫斯年谱》(《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陈光孚的《对博尔赫斯作品的解析》(《外国文学》,1985年第5期)、《论路易斯·博尔赫斯》(《外国文学报道》,1986年第3期),张汉行的《博尔赫斯研究资料(1979—1998)索引》(《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博尔赫斯与中国》(《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陈众议的《心灵的罗盘:纪念博尔赫斯百年诞辰》(《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博尔赫斯》(华夏出版社,2001年)等。

1996年,陈众议为海南国际新闻中心出版的《博尔赫斯文集》撰写的序言“博尔赫斯与幻想美学”,对“幻想文学”的概念进行了阐释。2001年他出版的《博尔赫斯》可能是国内最为集中论述博尔赫斯的幻想特质的一本书,该书充分认识到博尔赫斯的“幻想”是其最为重要的艺术特质,其中第五篇——“幻想篇”从“幻想与现实”“幻想与情感”“幻想与其他”这三个方面入手,较为集中的对博尔赫斯式的幻想展开研究,同时,陈众议先生指出了研究博尔赫斯式幻想的困难,“幻想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分析、界定的困窘与畏葸,从而加剧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平面重复与立体交叉”[23]。

国内学者研究博尔赫斯与当代文学的关系,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叙事;②时间问题;③幻想与虚构;④博尔赫斯受到东方思想的影响;⑤博尔赫斯的译介与传播;⑥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这里着重要谈到的是最后一个方面。

20世纪末,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学风尚吹过了中国文坛,继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之后,最为强劲的一股要算博尔赫斯了。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主要写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后在欧美各国产生广泛影响。博尔赫斯最早见于中国报刊是在1961年,此时正值西方博尔赫斯研究的高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博尔赫斯再一次出现在中国已经是70年代末了,当他再次出现时,中国文坛对他给予了高度关注,形成了“博尔赫斯热”。中国先锋作家余华、残雪、马原、格非、孙甘露、吕新等纷纷在自己的文学评论、对话中讨论博尔赫斯,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借鉴和模仿博尔赫斯,从他们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能发现博尔赫斯的影子。博尔赫斯对先锋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座令人迷惑的文学迷宫似乎因它的高深莫测而增加了吸引力。他的梦幻,他的迷宫,他那诡谲的时间,他的形而上学都是值得我们花费大量精力去理解的东西,尤其是博尔赫斯文学的幻想性更是对先锋作家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厘清博尔赫斯的幻想文学与先锋作家之间的影响事实,研究从观念层面到创作层面,博尔赫斯对中国先锋作家所产生的影响及影响过程中发生的变异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博尔赫斯与先锋文学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中国学者研究博尔赫斯对中国先锋作家影响的文章并不少见,但大多集中于博尔赫斯小说的总体特征或叙述策略对先锋创作的影响,而专就博尔赫斯的文学幻想与先锋作家的“虚构”的关系的研究却并不多见,有学者虽注意到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与先锋作家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更深层次的关系,但并未深究。

关于“博尔赫斯对当代先锋作家的影响”的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下面将对有关该问题的重要论文略作概述。

最早论述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小说影响的文章是1990年张新颖发表的《博尔赫斯与中国当代小说》(《上海文学》,1990年第12期)。

1999年,张汉行在《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博尔赫斯在中国》一文,对博尔赫斯在中国的“译介与出版”“声望和影响”“研究和前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第二节“声望和影响”中,张汉行大致勾勒了博尔赫斯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关系,但未深入论述。此文主要是以历史的眼光对博尔赫斯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进行论述,对博尔赫斯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影响、研究作了系统的梳理。同年,樊星的博士学位论文《影响·契合·创造》的下篇第二章“影响的裂变:博尔赫斯与马原、吕新”论述了博尔赫斯与当代中国作家马原和吕新的关系。作者认为马原与博尔赫斯的相似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时间”“梦”“虚构”“偶然”等词的迷恋;②虚构的故事加入真人的名字;③扑朔迷离又情节紧张的冒险故事中表现命运的阴差阳错、混沌莫名;④对玄学的迷恋。攀星还从人生履历、文化背景两个方面详细分析了这种“内在的文心契合”的深层原因。

季进在2000年《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了《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一文,该文指出博尔赫斯风格的三个方面:“时间”“循环”“梦幻”。在提到“梦幻”时,季进认为博尔赫斯作品梦幻般的感觉是由于作者追求迷宫效果使然,但更重要的在于作品中现实与虚构的双向互动。季进进而论述了博尔赫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观念层面和技术层面,并以格非为例证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格非的小说在“文本含文本”“循环型结构”“迷宫型结构”这三个方面受到了博尔赫斯的影响。此文所提到的观念层面对中国小说家的影响并未展开,但它仍是研究博尔赫斯对中国作家影响的一篇重要论文。

赵稀方的论文《博尔赫斯·马原·先锋小说》(《小说评论》,2000年第6期)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马原对博尔赫斯的模仿:第一,打破小说的假定性,明确告诉读者小说的虚构性;第二,迷宫式的故事叙述方法。这两个方面基本上都是叙事层面的影响。作者还试图寻找马原及其之后的先锋作家与博尔赫斯的观念上的差异性,在辨析二者差异时不乏真知灼见。

2003年穆昕发表于《小说评论》中的文章《游走于现实和幻想之间——从博尔赫斯看中国先锋小说的形式探索》一文从小说的题材、结构、叙述方式三个方面论述了先锋小说对博尔赫斯的模仿,提出了对先锋小说的反思和展望,他认为先锋作家对博尔赫斯的小说形式刻意模仿,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他们从博尔赫斯那里学到了多少,学会的又是怎么的一种形式呢?这种模仿、借鉴到底是一脉相承,还是断裂的抑或超越呢?这种形式的意味究竟何在?穆昕的思考是很具启发性的。

张学军2004年在《文学评论》第6期上发表了《博尔赫斯与中国当代先锋写作》一文。此文从时间的重复与循环,迷宫设置和元小说三个方面考察了博尔赫斯对我国当代先锋写作的影响。先锋写作重视故事时间的重复和循环,由此造成了一个自足的圆形结构。迷宫的设置展现出世界的无序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元小说彻底消解了传统小说的真实性。张学军的文章主要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影响关系的。

同年《敞开的痴迷与纠缠:博尔赫斯小说结构在格非短篇创作中的延伸》刊载于《深圳大学学报》。论文分为三个方面:时间、镜子和迷宫、空间距离。时间是指循环的永恒,镜子和迷宫是指复杂的结构,空间距离是指叙述的叙述——元小说。论述的三个角度与张学军论文论点相似。

关于博尔赫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的重要论文就是以上几篇。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的博尔赫斯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研究角度相对单一,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时间问题、迷宫叙事、元小说等问题被反复言说。高汉行在论文《博尔赫斯在中国》中认为当时国内对博尔赫斯研究的匮乏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博尔赫斯作品的博学导致了立论的艰难;第二,理论的缺乏导致了论证的艰难;第三,博尔赫斯及其作品的智慧和完美导致了立论的艰难[24]。事实上这些困难在今天仍然是存在的。

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可以向纵深方向拓展。时间、迷宫、镜子等词语是研究博尔赫斯的关键词,但是对这些关键词意义的阐释比较模糊。博尔赫斯的时间观具体是怎样的,迷宫又是什么,他是怎么样营造迷宫的,迷宫的背后是什么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清晰的阐释。例如:对博尔赫斯的小说叙述在国内有“迷宫叙述”一说,事实上叙事学中并没有迷宫叙述这一术语,所谓“迷宫叙述”无非是要强调博尔赫斯小说在叙述上呈现的复杂性,至于他是通过何种叙述策略来达到这种复杂性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博尔赫斯对时间的认识远非“循环时间”这么简单,关于时间的思考是其最深刻、最有洞见的思想组成部分。他对时间的认识是非常复杂的,时间问题是其哲学观的综合体现,因此应该更深入地探究相关问题。另外,影响研究没有把作家的创作思想、文本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联系发掘不够,缺少文本分析,因而对问题的分析不够具体、深入,对这种文学关系的意义思考不足,影响研究的深入要以对影响源深入探讨为前提。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群青年作家热衷于讲述远离现实的“虚构”故事,他们“崇尚语言与想象力,他们热衷的不是现实生活本来是什么形态,而是生活在他们想象中的可能形态”[25],这些故事大多写得十分精妙,特别是叙述策略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有时也会写一些关于现实生活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却少有突破,“相形之下,偶尔见到的一些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却显得虚假乏味,了无生气”[26]。“在新潮作家的理论话语中,‘真实’和‘虚构’得到了全新的解释”[27],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先锋作家不愿正面描写现实社会呢?这里面包含着社会、历史的原因,还有文学自身的原因。

博尔赫斯的“幻想”与中国先锋作家的虚构创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对中国文坛在那一时期力避现实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博尔赫斯被译介到中国以后,激发了先锋作家对“现实”问题深入而持久的思考,不少先锋作家专就博尔赫斯的“现实”问题写了评论,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先锋作家对博尔赫斯叙述技巧的学习和模仿已经被很多文学批评者发现并且论证。叙述上的相似性相对比较直观,研究者们更容易找到放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在形式借鉴背后,先锋作家在观念上是否接受了来自博尔赫斯的影响呢?这种影响发生在什么层面上呢?先锋作家的虚构创作和博尔赫斯的幻想有什么异同?如果先锋作家选择性地接受了博尔赫斯的某些观念,那么这种有选择性地接受与本土文化和文学传统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书主要关注的是隐藏在叙事影响背后的观念上的联系,试图在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与中国先锋作家的虚构创作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和文化的交流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本国文学的创新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博尔赫斯的小说对中国先锋文学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然而,先锋文学与博尔赫斯之间在精神实质和现实指向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差异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有误读产生的原因,也有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原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发现的问题。

深入研究博尔赫斯的幻想美学是本书的重点和难点,它作为一个影响源并未得到充分研究。博尔赫斯的幻想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学特征,本书将从幻想文学的理论探讨、文本特征、生成机制等方面展开论述,准确地把握影响源的性质,这是本书的重点之一。由于幻想文学理论比较匮乏,再加上“幻想”本身的复杂性,因此也增加了此论题的难度。

博尔赫斯与中国文学的影响关系是双向的,但是不同向度的影响发生在不同层面。从作家创作观念的角度讲,博尔赫斯主动地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哲学中寻找与自己的幻想文学观念相通的东西,这为自己的幻想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些有力的支撑。几十年后,博尔赫斯凭借自己的幻想文学获得了文学声誉,并开始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对于这一颇具特殊性的影响关系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0世纪80年代,对先锋作家产生影响的外国作家和流派有很多,文学影响的复杂性常常在于它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多种影响源错综交织,厘清博尔赫斯与其他影响源的区别,突出博尔赫斯的文学与先锋文学的内在联系是本书的又一重点。文学观念之间的影响往往没有发生在叙述层面的影响那么显而易见,通过发掘先锋作家对博尔赫斯的幻想的关注和评论,证明两者在观念层面的影响关系,也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博尔赫斯幻想文学的复杂性决定了理解的难度,先锋作家的理解是否会发生偏差,它是如何发生的也是十分有趣的论题。

本书的前三章是对博尔赫斯的幻想文学这一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问题的探讨,主要从理论出发描述博尔赫斯幻想美学的特质、博尔赫斯对现实和梦这两个关键词的论述、幻想小说与形而上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在充分阐释博尔赫斯的幻想特质之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尝试在博尔赫斯与中国传统文学和哲学、与中国先锋作家之间构建一种对话关系。博尔赫斯在文学创作观念上与中国传统文学和哲学有一种深层次的共振,中国先锋文学对文学本体性——“虚构性”的回归受到了博尔赫斯幻想文学的影响,本书还将进一步探究影响发生变异的原因。

注释

[1]Paul de Man,“A Modern Master”,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Ⅲ,7(November 19,1964),p.8.

[2][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3][秘]略萨:《博尔赫斯的虚构》,《世界文学》1997年第6期。

[4][阿]博尔赫斯、萨瓦托:《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奥尔兰多·巴罗内整理,赵德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5][阿]博尔赫斯、索伦蒂诺:《博尔赫斯七席谈》,林一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6]帕斯:《博尔赫斯:在时间的迷宫中》,《天涯》1999年第6期。

[7][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8]AnaMaría Barrenechea,Borges:The Labyrinth Maker,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65,p.15.

[9]Ronald J.Christ,The Narrow Act:Borges’Art of Allusion,New York:New York UP.,1969,p.102.

[10]陈众议:《博尔赫斯》,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11]陈众议:《〈反博尔赫斯〉:一枚集束炸弹》,《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12]参见陈众议《〈反博尔赫斯〉:一枚集束炸弹》,《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13]Beatriz Sarlo and John King.Jorge Luis:A Writer on the Edge,New York:Verso Books,2007,p.35.

[14]Richard Peña,“Borges and the New Latin American Cinema”,Borges and His Successors:The Borgesian Impact o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Columbia:Missouri Press,1990,p.229.

[15]DanielBalderston,Out of Context: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Borges,Durham & London:Duke UP.,1993,p.2.

[16]DanielBalderston,Out of Context: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Borges,Durham& London:Duke UP.,1993,p.15.

[17]See Mark F.Frisch,You Might be Able to Get There from Here:Reconsidering Borges and the Postmodern,Cranbury:Fairleigh Dickinson UP.,2004,pp.15-17.

[18]Floyd Merrell,Unthinking Thinking:Jorge Luis Borges,mathematics and the new physics,West Lafayette:Purdue UP.,1991,p.xiv.

[19]See Sassón-Henry Perla.Borges 2.0:From Text to the Virtual World,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2007,p.2.

[20]Mary Lusky Friedman,The Emperor's Kites:A Morphology of Borges’Tal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109.

[21]See Beatriz Sarlo and John King.Jorge Luis:A Writer on the Edge,New York:Verso Books,2007,pp.50-60.

[22]See Didier Tisdel Jaén,Borges’Esoteric Library,New York:America UP.,1992,pp.17-28.

[23]陈众议:《博尔赫斯》,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24]张汉行:《博尔赫斯在中国》,《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

[25]吴义勤:《写真实·真实性》,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

[26]陈晓明:《后现代的间隙》,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27]吴义勤:《写真实·真实性》,洪子诚、孟繁华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