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律中和佛教有关的法条辑录
隋代法典均已佚失，根据《隋书·刑法志》的记载，隋代颁布的律有《开皇律》和《大业律》两种。《开皇律》为中国封建法典确定了十二篇五百条的基本框架，被唐律所继承。这十二篇的名称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6]。唐律始创于武德元年，完善于贞观年间，而真正传世的却是永徽年间以《贞观律》为基础而制定的《永徽律》及其律疏。《永徽律疏》，后称《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一部代表性封建法典，为我们研究唐律中和佛教有关的法律规定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现将《唐律疏议》中涉及佛教的法条辑录如下。
一 直接规范僧尼道士的法律条文
《唐律疏议》中提到僧尼的法律条文不多，主要集中在《永徽律》的《名例律》《户婚律》《贼盗律》《杂律》四篇中，还有一条来自隋《开皇律》的《名例律》。
（一）《唐律疏议·名例律》
《名例律》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部分，是规定全律通用的刑种、等级、刑罚适用原则的法律。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的内容：五刑的刑名和等级；十恶罪的罪名和刑罚细则；不同身份的人的处罚特例；年老、年幼、疾病者的责任能力；刑罚适用原则；流移的执行和赃物的没官；法条的适用和解释；法律用语定义。《名例律》中涉及道冠僧尼的条款一共有三条。
1.“除免比徒”条
若诬告道士、女官应还俗者，比徒一年；其应苦使者，十日比笞十；官司出入者，罪亦如之。疏议曰：依格：“道士等辄着俗服者，还俗。”假有人告道士等辄着俗服，若实，并须还俗；既虚，反坐比徒一年。“其应苦使者，十日比笞十”，依格：“道士等有历门教化者，百日苦使。”若实不教化，枉被诬告，反坐者诬告苦使十日比笞十，百日杖一百。“官司出入者”，谓应断还俗及苦使，官司判放；或不应还俗及苦使，官司枉入：各依此反坐徒、杖之法，故云“亦如之”。失者，各从本法。[7]
根据疏议的规定，僧尼道士严禁穿俗人服饰和历门教化，穿俗服者判“还俗”；历门教化者判“苦使”。如果是诬告不实，按唐律的“反坐”原则，由诬告者接受同等程度的刑罚。“还俗”和“苦使”不属于唐律的基本五刑，它的适用人群是僧道，因此对诬告僧尼道士穿俗服或者历门教化者的刑罚变易为基本“五刑”中的“笞”“杖”和“徒”刑。“还俗”易刑为“徒”一年；“苦使”十天易刑为“笞”十下；“苦使”百天易刑为“杖”一百。如果司法官吏有“官司出入”，即量刑失误，对应判“还俗”“苦使”的不判，不应判“还俗”“苦使”的错判的话，也要依照“反坐”原则追究司法官吏的法律责任。
这一法条透露出这样两个信息：首先，僧尼、道士犯法，有专门的法律进行规范，即“依格”，也就是说唐代有专门的格典适用于僧尼道士，而且这一部格典的法律效力高于律典。其次，这部专门适用于僧尼道士的格典使用的刑种和唐律的“五刑”不一致，有“苦使”“还俗”等刑罚方式，因此才会有易刑的规定出现在唐律中。
2.“会赦应改正征收”条
诸会赦，应改正、征收，经责簿帐而不改正、征收者，各论如本犯律。（谓以嫡为庶、以庶为嫡、违法养子，私入道、诈复除、避本业，增减年纪、侵隐园田、脱漏户口之类，须改正；监临主守之官，私自借贷及借贷人财物、畜产之类，须征收）[8]
这条法规是关于赦令免罪适用原则的规定，即在规定的期限内对所犯罪过自行纠正者可以享受赦令免受刑罚。过期仍不改正者，依旧按照法律处罚，不再减免。疏议中对“私入道”做了这样的法律解释：“道士、女官，僧尼同，不因官度者，是名私入道。”[9]说明唐朝凡僧道剃度，必须经由官府批准，官吏亲临监督，并造籍给牒，才能获得合法的出家人身份，也就是“官度”身份。否则，就属于违法“私度”。
3.“称道士女官”条
诸称“道士”、“女官”者，僧尼同。[10]
疏议曰：依《杂律》云“道士、女官奸者，加凡人二等”。但余条唯称道士、女官者，即僧、尼并同。诸道士、女官时犯奸，还俗后事发，亦依犯时加罪，仍同白丁配徒，不得以告牒当之。若于其师，与伯叔父母同。[11]
疏议曰：师，谓于观寺之内，亲承经教，合为师主者。若有所犯，同伯叔父母之罪。依《斗讼律》:“詈伯叔父母者，徒一年。”若詈师主，亦徒一年。余条犯师主，悉同伯叔父母。其于弟子，与兄弟之子同。[12]
疏议曰：谓上文所解师主，于其弟子有犯，同俗人兄弟之子法。依《斗讼律》:“殴杀兄弟之子，徒三年。”《贼盗律》云：“有所规求而故杀期以下卑幼者，绞。”兄弟之子是期亲卑幼，若师主因嗔竞殴杀弟子，徒三年；如有规求故杀者，合当绞坐。观寺部曲、奴婢于三纲，与主之期亲同。[13]
疏议曰：观有上座、观主、监斋，寺有上座、寺主、都维那，是为“三纲”。其当观寺部曲、奴婢，于三纲有犯，与俗人期亲部曲、奴婢同。依《斗讼律》:“主殴杀部曲，徒一年。”又条：“奴婢有犯，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注云：“期亲杀者，与主同。下条部曲准此。”又条：“部曲、奴婢殴主之期亲者，绞；詈者，徒二年。”若三纲殴杀观寺部曲，合徒一年；奴婢有罪，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其部曲、奴婢殴三纲者，绞；詈者，徒二年。余道士，与主之缌麻同。犯奸、盗者，同凡人。[14]
疏议曰：《斗讼律》:“部曲、奴婢殴主之缌麻亲，徒一年。伤重者，各加凡人一等。”又条：“殴缌麻部曲、奴婢，折伤以上，各减杀伤凡人部曲、奴婢二等。”又条：“殴伤、杀他人部曲，减凡人一等；奴婢，又减一等。”即是观寺部曲，殴当观寺余道士、女官、僧、尼等，各合徒一年。伤重，各加凡人一等；若殴道士等折一齿，即徒二年。奴婢殴，又加一等，徒二年半。是名“于余道士，与主之缌麻同”。[15]
疏议曰：“道士、女官、僧、尼犯奸盗，于法最重”，故虽犯当观寺部曲、奴婢，奸、盗即同凡人。谓三纲以下犯奸、盗，得罪无别。其奴婢奸、盗，一准凡人得罪。弟子若盗师主物及师主盗弟子物等，亦同凡盗之法。其有同财，弟子私取用者，即同“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不满十匹者，不坐。[16]
“称道士女官”条是整个唐律中针对僧道的规定最为集中的一条，条文名称虽然是“称道士女官”条，但同样适用于僧尼。疏议中涉及的罪名有奸、盗、杀。首先，道士、女官、僧尼犯奸，定罪量刑比普通人加二等。即使还俗后才事发，也一样要加刑，不许用度牒抵罪减刑。其次，唐律量刑的原则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社会地位的尊卑不同而呈现“同罪异罚”的特点，因此对僧尼、道士以及寺院里的三纲、部曲、奴婢等法律主体参照世俗的“五服制”做了量刑规定：弟子对师主犯罪，比附凡人对其伯叔父母犯罪的性质量刑；师主对弟子犯罪，则按照凡人对兄弟之子犯罪的性质量刑。寺观里的部曲、奴婢对于三纲有犯，比附凡人家中奴婢对主人犯罪量刑；对寺院一般僧道有犯，比附奴婢对主人的缌麻亲犯罪量刑。按照《斗颂律》“主奴相犯，奴重主轻”[17]原则，寺观部曲殴打寺观普通僧道的，判徒刑一年，伤重的，比凡人罪加一等。身份低于部曲的奴婢犯罪，还要再加一等。道士、僧尼犯奸、盗之罪的处罚最重，即使侵犯对象是寺观里的部曲、奴婢，也一样按照俗法定罪。
这一条文可以视为唐律对僧尼、道士、女官这一群体的身份定位，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几点有用的信息：一是唐政府对僧尼犯“奸”“盗”的处罚要严于普通人，这和僧尼的特殊身份不无关系，僧尼出家后应恪守的基本五戒即有这两条；二是寺院僧团的个体被法律区分为“三纲”“师主”“弟子”“奴婢”等几个等级，呈现出不平等性；三是僧尼之间的关系被世俗化为“伯叔父母”“兄弟之子”“主之期亲”等亲缘关系；四是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不得以告牒当之”[18]，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论出，唐代“以官代徒”的“官当”制度已经延伸到寺院中，度牒，也就是僧人身份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以用来折抵徒刑的；五是“三纲以下犯奸、盗，得罪无别”[19]，这句话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那就是“官当”制度的“官”是包括僧官的，僧官犯罪，也可以用官品折罪。
（二）《唐律疏议·户婚》
《户婚》是规定违犯国家户籍制度（如脱漏户口、相冒合户等）、土地管理制度（如私卖口分田、占田过限等）、赋税制度（如输税违期、差科违法等）、财产继承制度（如收养异姓、立嫡违法等）以及婚姻管理制度（如同姓为婚、无故出妻等）等方面的犯罪刑罚的法律。
“私入道”条
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已除贯者，徒一年。本贯主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与同罪。若犯法合出观寺，经断不还俗者，从私度法。即监临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流三千里。[20]
凡是未经官方许可私自出家的道士、僧尼，杖一百；如果是受家长之命私度的，则处罚私度者的家长。私自出家还注销户籍的，加罪一等，徒一年；为他剃度者也负连带责任，徒一年。私度者所属州县的长官、寺观三纲知情的，也和私度者同罪。如果寺观有道士、僧尼犯法，被判还俗却依旧不还俗离开寺院的，则按私度罪杖一百。如有官吏违法私自度他人，致使国家赋税流失的，私度一人，杖一百；私度两人罪加一等，流放三千里。“其官司私度人，被度者知私度情，而受度者为从坐；若不知私度情者，而受度人无罪。”[21]由于“私入道”者不是法律承认的僧尼，因此所受徒刑是杖刑，“私入道”并且“除贯”，造成人口流失，后果更严重，所以刑罚更重。
（三）《唐律疏议·贼盗》
这里的“贼”和现代概念中的贼不同，《周礼》云“杀人为贼”[22],“窃贿为盗”[23]。因此《贼盗律》包含颠覆国家、煽动叛乱、蛊毒厌魅、杀人放火、盗窃抢劫、掘墓残尸、拐卖人口、侵犯住宅等多项重大犯罪。《贼盗律》涉及僧道的条文有两处。
1.“缘坐非同居”条
诸缘坐非同居者，资财、田宅不在没限。虽同居，非缘坐及缘坐人子孙应免流者，各准分法留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出养、入道及娉妻未成者，不追坐。（出养者，从所养坐。道士及妇人，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止坐其身）[24]
唐律中有重罪株连的制度。缘坐，就是指因为和罪犯有血缘、亲属以及婚姻关系而被牵连受刑罚。唐律规定应缘坐的犯罪有三类，一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如谋反大逆、谋叛已上道、征讨告贼消息等；二是严重损害社会稳定的犯罪如造畜蛊毒；三是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如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根据与犯罪人血缘关系的远近，被株连的程度也有不同。如犯谋反大逆罪被缘坐的亲属有父子、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伯叔父、兄弟之子，不包括祖母、伯叔母、姑母、兄弟之妻女等。此条款的疏议列出了几类不受缘坐的人群，已经订婚的女子，受夫家人缘坐，不受娘家人缘坐；送养者，由收养之家受缘坐；奴婢、部曲犯罪，都“止坐其身”，不连累主人。僧道出家离俗，身份特殊，家族中如果有人犯谋反、大逆等重罪，僧道不被株连。反之，如果道士、僧尼等犯谋反、大逆重罪，也止坐其身，不株连亲人。放眼整篇唐律，几乎可以说是以血缘为中心而立法，“缘坐非同居”条虽然仅有“止坐其身”几个字涉及僧尼，但是这几个字却使僧尼成为不同于士、农、工、商的特殊群体，他们出家后和世俗的家庭从法律上割断了一切联系。
2.“盗毁天尊佛像”条
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若道士女官盗毁天尊像，僧尼盗毁佛像者，加役流；真人、菩萨，各减一等。盗而供养者，杖一百。盗、毁不相须。[25]
按照疏议，普通人盗窃或者毁损天尊像、佛像者要徒三年，道士女官盗窃毁损天尊像、僧尼盗窃毁损佛像者，除了徒三年外还要加役流，因为他们盗毁的是他们所奉的先圣像，所以不能同俗人一样量刑。盗毁的如果是真人、菩萨之类，则罪减一等，即：凡人徒二年半，道士女官盗毁真人、僧尼盗毁菩萨徒三年。若盗窃佛像、天尊像不是为了牟利，而是拿去供养的，杖一百。“盗”与“毁”，分别处以“徒”“流”刑，所以叫“盗、毁不相须”。如果盗毁的不是真人像、菩萨像，而是其他“化生神王”之类的法像，则不再从重判处。凡是收了盗窃所得钱财的，都按凡盗论罪；毁损数量多者，按照坐赃论。道士女官盗毁佛像菩萨像、僧尼盗毁天尊像真人像的，按凡人的标准论罪，不加刑。[26]
刘俊文在《唐律疏议笺解》卷十九对这一条文做了这样的笺释：“佛即佛陀，佛教称其始祖也，如释迦牟尼佛、弥勒佛等。天尊尤天神，道教称其始祖也，如灵宝天尊、原始天尊等。菩萨，位次于佛，佛教认为罗汉修行精进者可成菩萨。真人，位次于天尊，道教称修真得道者为真人。”[27]这一条文为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三条信息，首先，盗毁佛像、天尊像比盗毁真人、菩萨像刑罚更重，因此可以看出，封建等级制度不仅深刻体现在约束俗人的唐律法条中，而且也适用于宗教中的神佛、菩萨，受侵犯的佛像在神界的级别越高，罪犯受到的刑罚越重；其次，从僧尼盗毁佛像要加役流，而盗毁天尊像不加役流的规定来看，唐律似乎是将佛教的崇拜偶像也“比附”为僧尼的祖先，要求僧尼对寺庙里的祖先更多恭敬和孝道；最后，盗毁佛像和盗走佛像而供养的刑罚不同，说明这条法规的制定并不是出于惩罚盗窃的目的，而是要求人们对佛像、天尊像所代表的神灵有主观上的敬畏。
（四）《唐律疏议·杂律》
《杂律》实际上是将不能归类于其他各篇的犯罪行为汇集成的“拾遗补缺”之篇，包括奸非罪、赌博罪、失火罪、私铸钱罪、非法借贷罪、侵吞公益罪、损官肥私罪、医疗事故罪、废坏堤防罪、妨碍交通罪、危害公共安全罪、计量违法、隐没拾得物品罪等。《杂律》中有两条涉及僧道的内容。
1.“和奸无妇女罪名条”
诸和奸，本条无妇女罪名者，与男子同。强者，妇女不坐。其媒合奸通，减奸者罪一等。[28]
疏议曰：假有俗人，媒合奸女官，男子徒一年半，女官徒二年半，媒合奸通者犹徒二年之类，是为“从重减”。[29]
根据疏议：凡人犯奸者，徒一年半。道士、僧尼犯奸者，加凡人二等量刑。媒合者徒一年，如果媒合的对象是女冠（女尼同），则媒合者要加重刑罚，徒一年半；媒合者如果是女冠，则徒两年半。从这一法条可以知道，僧尼作为法律上的特殊主体，法律要求他们严格遵守“不淫”戒，严惩违戒犯奸的僧尼，而且也要求社会成员将僧尼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凡是凡人奸淫僧尼的，也要加重刑罚。
2.“监主于监守内奸条”
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加奸罪一等。即居父母及夫丧，若道士、女官奸者，各又加一等。妇女以凡奸论。[30]
此条款规定监临主守于监守内奸良人，加凡奸一等定罪；奸有妇之夫，徒两年半；奸监内道士、女官、僧尼，或者在居父母丧、夫丧期间犯奸的，再各加一等，即加凡奸两等判刑。这一条文进一步显示了唐律不仅加重处罚触犯淫戒的僧尼，而且也将僧尼视为特殊的神圣群体加以保护，对侵犯僧尼的俗人和监临官都加重刑罚的精神。
（五）隋《开皇律·名例》
隋律已经佚失，但是《隋书·刑法志》中多处引用隋律条文。其中有一条和佛教有关。
开皇元年……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年龄晚暮，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二十年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31]
“十恶”条源自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凡是犯十恶罪的，一般连大赦时都不能减罪，处决也是“决不待时”。隋文帝将毁坏佛像天尊的行为列为十恶罪，是一种十分严苛的刑罚。唐律的“十恶”从武德律开始，一直都沿用开皇时期所设的“十恶”罪，没有丝毫改变。《唐律疏议》中的“恶逆”指的是“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32]，因此可见隋朝将僧尼、道士毁坏佛像、天尊像视为“恶逆”也有将崇拜的神佛视为僧尼道士的祖先、父母的含义。
二 唐律中间接和佛教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唐律疏议·贼盗律》“残害死尸”条
诸残害死尸（谓焚烧、支解之类）及弃尸水中者，各减斗杀罪一等；缌麻以上尊长不减。[33]
疏议曰：“残害死尸”谓支解形骸、割绝骨体及焚烧之类；及弃尸水中者，“各减斗杀罪一等”。谓合死者，死上减一等；应流者，流上减一等之类。[34]
如无恶心，谓若愿自焚尸，或遗言水葬及远道尸柩，将骨还乡之类，并不坐。[35]
按照疏议的注解，“残害死尸”指的是“支解形骸，割绝骨体及焚烧”[36]等行为。“残害死尸”和“弃尸水中”，依照斗杀律应该处斩。但是，“若愿自焚尸，或遗言水葬及远道尸柩，将骨还乡之类，并不坐”[37]。我国古代受儒家“入土为安”丧葬观的影响，丧葬礼俗一直以土葬为主，并将化骨扬灰的火葬视为大恶之行处以死刑。然而在唐律疏议中却规定“自愿焚尸”不受刑罚，这显然是随着佛教传播，火葬在僧侣群体中逐渐流行使然。这一点将在后面章节单独分析，此处仅将此条目辑出。
（二）《唐律疏议·断狱律》“立春后秋分前不决死刑”条
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38]
根据疏议可以知道。唐代的《狱官令》规定每年立春至秋分这段时间内，是不可以执行死刑的，违者徒一年。此外，遇到国祭、斋祀、二十四节气、每月的朔望日、上下弦月时分、雨没有停、天没有亮以及佛教的断屠月、十斋日和法定节假日，一般都不可以执行死刑。即便是“决不待时”的重罪，在正月、五月、九月这三个月里（断屠月）以及每个月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这十天（十直日）也不许执行死刑。甚至“正月、五月、九月有闰者，亦不得奏决死刑”[39]。
“断屠月”“十直日（禁杀日）”是佛教的慈悲思想所衍生出来的一种宗教习俗，信徒们在这几个月和这些日子里严禁屠杀渔猎，坚持素食斋戒。早在南北朝时“断屠月”“禁杀日”就已经有入律的记载，但是当时仅限于禁屠猪羊禽鱼等。将“断屠月、禁杀日”推广到行刑制度，正式写入刑法的，正是从唐代起，这也是佛教影响唐代法律的一个见证。断屠月、十直日不执行死刑，将传统的秋冬行刑的时间又缩短了许多，减去整个九月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的十直日，能够执行死刑的日子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