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相关研究回顾_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及发展对策研究-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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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相关研究回顾

一关于政策的研究

（一）关于政策发展的历程

最广义的政策是由诸如个人、群体、企业或者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方案。在通常情况下，政策被理解为公共政策，即政府机构正式或公开宣布的决定。从政策内容上看，政策表现为政府表示将要做什么；在执行层面，政策表现为政府实际上做什么；在结果层面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的影响程度。[18]政策是施政的策略，“施政”就是进行治理或实施管理。政策文件是反映政府目的最普遍、最直观、最正式和最被认可的表现形式。凡有现代管理的地方便有政策，政策是体现管理者意向的命令、规章、方法、措施等的总和。[19]

政策科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人必须能够自己塑造自己的未来的产物（R.M.克朗，1985）。政策科学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被拉斯维尔和乐恩那提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很多政治学家受政府的委托，为政府收集资料和提供政策方案。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越发显得力不从心，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帮助。在许多国家形成了一些帮助政府做决策和为其提出政策建议的智囊团。20世纪60年代以后，关于政策的研究开始快速增加，如关于政策体系、政策的制定、政策与政治的关系（兰奈，1968）等。根据国外政策科学研究的一般观点，政策研究可以分为五个重点范畴，即政策战略、政策分析、政策制定系统改进、政策评估和政策科学发展。随着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政策执行、监督和背景等很多研究领域开始形成。20世纪70年代，政策科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社会制度和社会因素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受到重视，很多专家研究如何更好地使政策达到预期目标[20]。

相对于哲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来说，政策科学是发展相对较晚的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政策科学研究才有独立的研究体系。以《公共政策制定检讨》[德诺尔（Yehezkel Dror）,1968]、《政策制定探索》（德诺尔，1971）和《政策科学构想》（德诺尔，1971）、《政策科学》（德诺尔，1969）刊物以及其他政策研究者如H.拉斯维尔（H.Lasswell）、马斯·R.戴伊（Chomas R.Dye）、詹姆斯·E.安德森（James E.Anderson）和查尔斯·O.琼斯（Charles O.Jones）等一系列的专著和研究成果构成了比较系统的政策科学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批政策研究专家在前期的研究成果上不断完善政策科学体系，不断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政策的科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其本身是以行政性政策引导和规范的发展模式。但是我国政策研究却起步很晚，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关于政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关于政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依然比较落后，这也是导致中国很多领域体现出政策数量多、功效低、执行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之一。[21]

在一个充满革新、竞争的转型社会中，关于社会发展最初设想的发展模式、前期的政策和经验，必然会随着千百万的思考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补充、修正甚至改变。因此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政策必须随着社会的变迁、随着人们对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进行修正。[22]但是政策的变化又不能变化无常，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政策要做到具有前瞻性，就要求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为之付出努力。[23]

通过政策科学发展的历程看，政策和人们对政策的认识都是不断发展的，对政策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对政策的调整和改善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发展和人们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适时研究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及时提出完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建议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关于政策制定的研究

关于政策制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有些政策科学家如德诺尔将政策制定理解为整个政策过程，把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都称为政策制定阶段。大多数政策科学家则对政策制定作了狭义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政策形成或政策规划，指设计政策方案以及将方案合法化的过程。[24]

安德森认为政策形成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社会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意见是怎样形成的；某一意见是怎样在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中被选中的。查尔斯·琼和迪特·马瑟斯认为，政策形成包括如下环节：设立解决问题的议程、方案规划、方案的选择和方案的合法化。设立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始阶段，某一社会问题先进入系统议程，再进入政府议程，最后成为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很多问题可以直接进入政府议事日程，因为政策决策者会主动寻找问题，把它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一个问题即使能够顺利进入政府议程，最后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经过决策者的研究可能很快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也可能由于渠道不畅、行动不力、效率低下，从而作不出决定。

关于政策制定的研究，查尔斯·E.林布隆认为政策制定的首要工作是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如政策环境的证实与评价、政策目标的确立以及对未来环境的预估等，并对这些信息中的标志性信息点进行提取、筛选和分析。相关信息的收集、科研团体或者智囊团的建议等是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是政策更为有效的保证。但另一方面，人们希望政策的制定过程是民主的，使自己的政策需求或者所代表的利益能够在政策中实现，而由于政策制定者观念的差异和竞争的存在，有时一项政策会成为政策制定者之间政策妥协的结果。[25]

政策的制定与国家的制度和体制紧密联系，政策制定的程序、制定机关和社会参与程度等都受限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在一定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环境下进行的，政策功效的发挥也受到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限制。一些发达国家政策信息的收集和政策的决定会由政府官员、新闻记者、社会团体、利益集团和有利害关系的公民经常参加讨论。而一些欠发达国家，很可能没有社会广泛参与政策制定的实施路径，或者公民怠于参与相关政策讨论，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政策参与活动的财政投入。[26][27]

价值冲突也会干扰影响政策的制定，有些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员认为其所从事的大量专业分析是白费心机，行政官员忽视了他们的成果，政府无法采纳他们的建议。政府官员有时也认为，他们发现提供给他们的分析结果并无多大用处。[28]另外政策也无法达到明显对大家都有利的政策，如果对某些集团有利，那么这些政策就会损害其他集团的利益。时间和成本的限制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以可利用的财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政策的决策，有些决议不能等待把所有的事实都掌握了之后再作出。目前还没有哪一个政府资助过任何大型的“近乎完备”的政策抉择研究项目。[29]

“理性经济人理论”表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具有自利性，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首先，政府可以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来界定和认定政策问题；其次，在有效的制约与监督下，其自身利益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得到实现，正当的需求能够通过正规的渠道得到满足；最后，政府的利益常常被视为不应有的利益诉求，这使政府缺乏准确界定、认定和实现社会利益的动力。[30]

从以上关于政策制定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会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社会信息，决定是否制定政策；政策的制定受一个国家制度的影响；政策内容的最终确定受决策方式、政策制定者价值观念、利益驱动、经济理性等若干因素的影响。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定必然也会经历这些必要的步骤和受到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

（三）关于政策执行的研究

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随着社会各种因素的不断变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是非常可能的，因此政策运行系统必须具有控制、调节和修正功能，尽量使政策为社会所需求，尽量使政策效用达到最大。国外对政策执行的研究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政策执行研究主要采取个案研究方法，主要分析对政策执行失败的原因，认为政策制定不科学和执行结构的不合理是政策执行失败的主要原因（Goggin,1886; Sabatier,1986）。第二阶段主要形成了能够预测政策执行结果的各种模型，认为政策执行会随政策类型、政策执行结构和政策执行时间而产生不同的执行效果，并产生促进和阻碍政策执行变量而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形成了分析政策执行过程的多样化视角（Mazmanian,Sabatier,1983; Hjern,Pprter et al.,1981）。第三阶段强调运用内容分析、社会实验、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内的多元研究方法，通过各种历史案例研究政策执行动态过程（Deleon,1990; O' Toole,2000等）。政策执行是一个动态行为过程，目前国内外政策执行研究已经总结了很多政策执行模型，如宏观视角上的从上至下的政策执行模型、从下至上的政策执行模型和综合政策执行模型；微观视角上的过程政策执行模型、互适政策执行模型、循环政策执行模型、系统政策执行模型等。在国内政策执行的研究中，一般借助前人的理论模型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提出各种提高政策执行效果的方案。[31][32]

政策执行偏差是当前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应从强化政策执行控制的视角，构建政策执行控制主体体系、优化政策执行控制制度安排、构建立体无障碍的信息沟通系统、提高控制主体的觉悟水平和能力，以防治政策执行偏差。[33]丁煌等对我国目前政策执行的研究较具有权威性，他认为政策执行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模型，作为代理人的政策执行机关（人）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利用信息优势、监管漏洞以及风险分担机制，通过不作为、虚假执行和歪曲执行等方式，致使政策执行偏离预先设计的轨道，进而造成政策目标的落空或扭曲。[34]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存在“道德风险”，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可能会从地方政府虚假执行政策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无法满足的条件下的利益博弈，表现在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间的“斗鸡博弈”特征，具有层级隶属关系的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智猪博弈”的特点，同级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博弈则属于典型的“囚徒困境”。他还认为信息不对称对政策执行有很大危害作用，他分析了政策信息不对称的十多种可能的原因，如“经济人”本性，政府及其官员都是寻求自身利益的“自利人”，在执行政策时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故而在政策执行中，政策执行者会有选择地传递对自身有利的信息，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35]；有限理性决定了政府机关的行为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只能达到相对准确，很难达到所谓的客观理性；信息收集、实地调查与访谈等活动存在大量交易费用，构成了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搜寻信息的障碍等。基于这些原因，他从制度策略上、过程策略上、行为策略上、文化策略上和技术策略上提出避免政策信息不对称的方案，如进入竞争机制、完善行政公开制度、建立政策执行信息系统、改进政策评估、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培养合作精神、优化政策信息技术手段等。

政策执行是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由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政策执行偏差是非常容易产生的，也是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但是政策的偏差是可以控制的，也可以通过若干方式进行干预以减少偏差或者杜绝偏差。但是关于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执行偏差问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相关的研究也非常少。

（四）关于政策评价的研究

政策评价也称为政策评估，是检验政策执行效果的行为过程。国外专家对政策评估的研究更多侧重于评估指标、评估程序、评估模式、评估方法等评估技术层面的研究。在具体政策评估中，主要对政策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估，评估政策是否发挥了作用，发挥了多少作用，影响政策发挥作用的因素等。国外关于政策评估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如爱德华·萨齐曼（Edward Suchman）的《评估研究》（1967）、卡罗尔·威丝（Carol Weiss）的《项目有效性评估方法》（1972）、约瑟夫·侯利（Joseph Whley）的《联邦评估政策》（1970）、艾丽丝·里夫琳于1971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系统思考》等。很多发达国家对政策的评估都非常重视，政策评估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政策的功能，以维护现有的基本社会秩序，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等。国外关于政策评价的研究比较开放，评价性的研究结果会展示政策中实施步骤的正确与否，从而为下一步的政策工作提供指导。一些政策机构必须对政策本身的成败作出明确的评价，机构可以使用永久编制人员或机构内部的人员进行评价，也可以雇用外部的研究或咨询公司来评价。[36]但是政策制定者会力图证明他们的政策方案是成功的，如果政策评价揭露出许多不利的调查结果时，负责该项方案实施或者政策制定部门会压制这一报告的公布。[37]

国内关于政策评价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策评估功能（陶学荣，2008），认为政策评估能有效地检测政策效率和效益，为合理配置政策资源奠定基础；张国庆等梳理了政策评估困境和政策评估不力的原因，如政策评估理念没有形成，许多政策仅具有象征性的价值而不具有实际价值，政策评估由于需要投入很多经费、时间和精力而被放弃评估。

目前关于我国政策评估的研究开始注重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并建立了关于政策执行中的政府执行力的评估分析模型和政策执行效果的指标评价体系。[38]随着我国政策科学的不断发展，一些专门行业的政策或者单体产业政策的评价研究越来越多。白常凯等认为政策的评估应以科学、合理、逻辑和简易可操作为原则，同时还要遵循科研与国情结合、多学科交叉融合、定量与定性结合，形成研究者和决策者共同评价的政策评估模式。他设计了一套政策执行程式，并将乡村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政策运用到其中，建立了该政策评估指标体系，评估了该政策的执行效果。[39]

我国政策评估研究多为先分析国外政策评估理论，然后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评估方式。但是从我国政府政策评估的实践来看，关于政策的评估还处在探索阶段，选择何种评估手段更科学，是否需要对政策的评估投入大量的成本，都是政府正在考虑或者还没有考虑的问题。有些专家认为政策的评价贯穿于整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也有些专家认为仅仅是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对一个机构的政策或计划的成败作专门评价和研究，是提高政策制定理性程度的表现，但是我国政府同样不愿意看到自己制定的政策失败的评价结果。

（五）关于体育政策的研究

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体育政策的研究较多，一方面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政策、学校体育政策和群众体育政策方面，另一方面比较注重体育政策的执行力，也有一些较多涉及体育产业政策和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方面。如英国的公共政策的改革对英国体育政策具有很大影响，英国公共服务的外包政策直接推动了体育服务外包政策的形成。[40]欧盟体育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注重调查和研究，体育政策科研人员提供的调查研究成果起很大作用；其次要求各国体育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参加政策的制定和修改，确保制定出的政策能够有效执行；最后给予不同国家体育机构一定的自主权，使政策能够适应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体育发展状况，或者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出更加细致的政策或者政策执行方案。[41][42]再如斯蒂文·杰克逊认为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人才不断增加的国际交流对各国体育政策具有很大影响[43]。在竞技体育方面，澳大利亚和英国还研究中国竞技体育政策对体育发展所起的作用，借鉴中国的竞技体育政策，在竞技体育方面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国内关于体育政策的研究也较多，有对体育政策的本质、内容和运行过程的研究，也有对学校体育政策、群众体育政策和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苗志文系统地研究了当代中国体育公共政策，他将公共政策分为体育综合指导性政策、竞技体育政策、群众体育政策、体育经济和产业政策，其中的体育经济和体育产业政策主要指体育服务产业。他认为体育政策的研究即为政策分析，提出了体育政策分析的要素为体育政策问题、体育政策目标、体育政策方案、体育政策资源、体育政策评估标准、体育政策效果、体育政策环境。他从管理体制的角度提出公共体育政策的决策模式、从体育公共管理职能角度提出体育公共政策执行的路径、从我国体育公共政策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体育公共政策方案设计模式[44]。他对公共体育政策的研究侧重于体育公共政策的静态分析，对政策的分解比较多，但是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价的动态过程体系没有体现出来。

王书彦在其博士论文和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对学校体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她在相关政策执行理论和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和分析了影响学校体育政策执行效果的原因，提出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评价指标体系。并从组织理论、政策执行理论、博弈理论的角度对学校体育政策的执行力问题进行研究，指出影响学校体育执行力的原因是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博弈、学校体育政策执行个人能力的制约、学校体育政策执行机制不畅、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资源短缺。她将某一个学校体育政策文件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忽略了政策的延续性、协调性、系统性，也没有对学校体育政策的环境进行分析和研究。[45]

李捷在其博士论文中对群众体育政策执行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以北京市群众体育政策执行为案例进行分析。她认为“我国群众体育执行对象和范围广泛，政府多采取非强制性手段”。她从行为理论和组织理论的视角对北京市群众体育政策的执行进行分析和研究，认为影响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因素有政治体制和政策文化、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国际大众体育发展、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改进北京市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对策为完善群众体育政策执行机制；进一步加强群众体育政策执行资源建设，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将青少年体育和学生体质健康作为衡量学校教育质量评价指标。[46]但是没有考虑政策执行的成本因素。

冯火红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地方社会体育政策，她主要从政策执行主体的角度研究沈阳市社会体育政策的执行状况。她认为“沈阳市体育政策执行机构是地方体育局、地方其他相关部门、地方性群众性体育组织、其他与体育有关的社会组织、街道办事处”。她总结出沈阳市社会体育政策执行机构的特点，即“体育行政部门侧重于指导、监督社会体育政策实施，地方政府各相关机关及有关社会组织侧重于具体实施政策的执行；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相互间缺乏一定的沟通与协调，从而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街道实现承担体育职能的机制不够完善”。但是她没有分析行政主体之间的协调能力等因素对政策执行的影响。[47]

隋路系统地研究了我国体育经济政策（其中所指的体育产业是狭义上的体育产业，不包括体育用品业），他认为“体育经济政策是国家在社会发展领域里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政府发展和管理社会体育事业的重要手段”。他根据体育事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的性质特点，把我国体育产业分为四种类型，即“完全公益型、完全产业型、部分公益与部分产业结合可分型、部分公益与部分产业结合不可分型”。他认为“针对不同的体育事业类型，制定相匹配的体育经济政策是体育经济政策的关键环节”。同时分析了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体育政策发挥的效果；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体育经济政策的形成、执行和评价，并提出完善中国经济政策的建议，如实行总体扩张、结构调整的体育经济政策，实行多元化的投资政策等。[48]但是他没有分析各政策体系之间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另外，罗加冰、张颖、肖谋文、王婧、刘玉、谭祝平等人从其他不同角度对我国体育政策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内容上主要涉及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少数民族体育、社区体育、农村体育、弱势群体体育等；在政策运行过程方面主要涉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主要观点为我国体育政策内容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呈不断提高趋势，但是体育政策的制定环节和执行环节都存在较多问题，如意见表达机制不健全、执行存在偏差、执行效果不佳等，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政策执行主体的重视不够、制度的限制等。[49][50][51][52]

从以上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看，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并不能全面指导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发展。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必须从更广泛的研究方法和更恰当的视角进行研究。

二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

（一）产业政策基本理论研究

产业政策是绝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政策类型。产业政策分为两类：一是公益性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农业、国防等基础行业，以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它不以竞争性商品的生产为方向而以社会综合效益为目标；二是竞争性产业政策，一般选择未来市场上具有潜力的产业，加大政府对主导产业的支持力度，以期形成对未来市场很高的占有率和培育产业竞争力。[53]但是关于产业政策的含义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夏大慰、史东辉等认为，产业政策是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政策变量，是为各国政府所执行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由于政策环境的差异，政府之间和学术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别。下河边淳、管家茂、周叔莲等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政府）系统设计的有关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演变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的总和。刘吉发、龙蕾、小宫隆太郎、奥野正宽、铃村兴太郎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了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根据产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整产业关系，维护产业运行，促进产业发展，达到对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调整产业活动的一种政策导向。

产业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保护扶持政策，国家对某一类认为符合当前利益的行业制定政策进行特殊保护和扶持。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制定和实施了产业政策。实施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主要为：（1）后发优势理论。19世纪前半期，当时英法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产业革命，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本国保护幼稚工业学说，扶植本国工业快速发展，追赶英法国家并与之竞争。日本也因此采取了具有借鉴、学习和追赶功能的产业政策。（2）弥补市场缺陷论。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提出，产业政策的实施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政府有必要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诱导或者直接介入以调节或干预社会资源，弥补现实经济中市场存在的信息性失灵、外部性失灵、公共性失灵等。（3）结构转换理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必须实行从低级向高级的不断适时转换，才能实现赶超或者保持领先的地位。该理论促使很多国家及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利用产业政策力度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另外还有危机导向理论和机会导向理论，如过去美国的理论界并没有产业政策这一概念，但是面对日本20世纪60年代后实行产业政策取得了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美国感受到危机，便开始对一些具有较大威胁的产业采取了扶持政策，危机导向理论的核心是在快速发展的新型产业中，政府选择增长潜力最大的产业，引导其健康稳定发展，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关于产业政策的目标、特征、任务、手段和体系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比较一致。一般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经济政策体系的中观政策，其目标和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主要有加速和优化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平衡、充分就业、避免通货膨胀和对外收支平衡等，但是不同的产业政策在目标上具有某一倾向性。产业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发展的常用政策，具有常规性；产业政策体现了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的特点，在引导产业发展和推进经济增长方面效果显著，具有更强的导向性；产业政策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政策可能会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而一直延续下去，但是某些具体的政策导向和内容可能会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动而发生某种阶段性的变化，即具有阶段性。[54]产业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调控经济结构，以市场机制的调节为依据，对市场起着直接调控，对企业起着间接调控的作用；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各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供给结构，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总量、结构的平衡。[55]产业政策主要由结构政策、组织政策、布局政策和发展政策构成。这四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产业结构政策主要通过调整各产业之间的比例、结构以及资源配置，以实现高效益和均衡；产业组织政策是指在产业范围内实现企业生产的国家干预同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以调整企业规模、生产体制和生产活动的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往往是产业布局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的手段。[56][57]

从以上基本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产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实现赶超目的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产业政策强调通过对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布局的干预实现产业良性发展的目的，这对于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是对于单体性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来说，不能完全照搬产业政策基本理论来解释，应采取选择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来诠释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特别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其目的不仅要加快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和促进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还要承担建设体育强国的任务。[58]

（二）产业政策应用研究

日本的一些专家主要研究怎样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赶超欧美发达国家，并在实践中证实了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并将产业政策运用到许多具体的行业。日本的产业政策长期以来受到其他国家政府和研究专家的重视，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的政策干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多年里为日本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协调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为适应日本产业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需要而采取的产业结构政策；二是协调各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它们既能相互合作补充，又能保持竞争进步的产业组织政策。结构政策主要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分配，组织政策主要干预资源在产业内部不同规模的企业间的分配。[59]日本的产业结构政策包括产业扶持政策、产业调整政策等，产业组织政策包括合并和改组政策、中小企业政策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结构政策方面陆续采取了以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为核心的恢复性调整政策、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政策、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发展的政策，最终实现了现代化赶超任务。日本的组织政策主要为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既防止竞争不足和垄断，又防止过度无序竞争，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保护公共领域的企业，限制公害，促进企业规模经营，加快技术进步[60]。如日本在实施本国产业规模经济政策过程中，预测到对中小企业带来的不利后果，在采取规模经济政策的同时，设计了日本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后期，英国一直面临经济衰退的压力，该国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国家生产率。专家们意识到英国人口数量降低导致消费下降，然后影响了经济增长，而休闲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类型和经济增长类型。20世纪初，美国专家认为，应该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快速实现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虽然美国政府起初不承认自己实施了产业政策，认为是宏观经济政策在起作用[61]；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产业政策得到了专家和政府的认可并引起了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国家应该支持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达到什么目标引起了关注，经过争论，美国选择了多层次性、非规划性和干预的间接性政策，充分适应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环境，保证了国家经济发展一直领先的地位。[62][63]如美国政府以补贴形式资助农业发展、注重研究与开发、资助小企业发展和反垄断行为，提供巨额资金发展高技术产业。美国产业发展政策的主要特点为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促进市场机制完善、提高国际竞争力。[64]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产业主要为农业、住房、社会基础设施等基础产业，很多体育公园和基础健身俱乐部就属于社会基础设施产业，主要采取扶持和鼓励的措施。另外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主要指美国的反垄断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以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65][66]20世纪6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仅仅利用30年的时间就成了一个受人瞩目的发达国家。韩国国内外专家都认为，这和韩国实施的“压缩型”产业发展政策有直接的关系。[67]

关于产业政策如何发挥作用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Beason 和 Weinstein（1996）、Okazaki 和 Korenaga（1999）、Kiyota 和 Okazaki（2005）等研究结果为：第一，产业政策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作出了贡献；第二，产业政策不一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作出贡献。因为产业政策可能通过扩大投资促进了资本积累，这为扩大产出作出了贡献，使劳动生产率上升。然而，产出的扩大可能只是单纯地带来了资本投入的增加，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日本产业经济学专家清田耕造的研究提出：如果因为政策没有发挥功能，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长，那么说明政策执行阶段存在问题；如果是发挥了功能，但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长的话，那就是制度设计本身有问题。日本专家对日本纺织业进行了定量研究，产业政策对保证纺织业的产量发挥了作用，在20年间基本保持市场份额稳定，但是却导致了纺织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最后导致纺织业走向衰退。说明产业政策就像一把“双刃剑”，对某个特定产业重点实施政策可能会带来副作用，尽管通过维持大企业的市场份额为稳定市场作出了贡献，在另一方面却阻碍了资源从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转移。[68]

产业政策研究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产业政策的应用研究一直是我国重点支持的研究课题，而且取得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国内专家对国外产业政策的应用研究主要有以下若干观点。代永华、路风、韩小威、江海潮、周叔莲、白雪等对产业政策研究的观点为：中国工业需要技术产业政策改变技术落后的现象，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需要一定的评价。产业政策虽然在政府的介入下更容易达到经济目的，但是如果政府的政策与经济发展周期不吻合的话，产业政策则难以达到政府的初衷，或者政策实施无效。国内关于具体产业政策的应用研究涉及面非常广，在具体政策的应用方面有关于结构政策的研究、组织政策的研究和布局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内外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在产业政策的实施方面有关于政策的监督和评价研究；在不同的产业领域有单体产业政策的研究，如汽车产业政策、文化产业政策、旅游产业政策等方面的专门研究等。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为：要加大第三产业结构、应多采取间接干预政策、采取多层次干预政策、采取具有市场性导向的政策、重视产业政策效果评估等。[69][70][71]这些研究成果都为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最近几年我国关于单体产业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很多专家从发展某一产业类型的角度研究和探索中国产业政策的功能和发展，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是对中国潜优势产业或者高附加值产业进行培育和扶持，待产业成熟后，政府应该及时退出市场，让产业在市场环境下充分发展，产业政策对产业的培育不仅要从培育产业主体出发，还要从培育消费主体角度出发，从规范政府行为的角度出发，促进某一产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产业政策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确实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产业政策也具有副作用。在赶超阶段以实现规模经济为目的时，会损害中小企业的利益，也可能会降低总体效率。所以对产业政策的使用要谨慎，应尽可能使用间接性干预手段，减少产业政策的副作用，也需要及时对政策进行修正以防止产业政策带来低效率。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应用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如目前我国成立各类体育产业发展集团以实现规模效用，但同时也可能使中小体育服务产业经营者生存困难，应协调好促进规模与公平竞争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单体产业政策的研究

随着产业政策研究的不断推进，单体产业政策的研究逐渐被提上日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单体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汽车产业、林业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等各产业类型都有较专门和系统的单体产业政策研究，也产生了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邵明远、程宏美等认为汽车产业政策作用的过程是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政策作用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企业、市场和政府行为三个方面。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行为取向对产业政策的实际效果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市场中处于强势的汽车企业，更多地受市场的支配，处于竞争劣势的汽车企业趋向于从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中获利。从市场角度看，汽车产业市场的完善程度和发展过程决定了政府采取何种政策和采取多少政策进行干预，以及政策能否继续发挥高效用。从政府行为角度看，汽车产业政策能否发挥显著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推行政策采取的手段和实施力度[72]，如产业政策手段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否具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是否恰当等。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汽车产业政策在整个演进过程中的执行效果进行了研究，并对两部专门的汽车产业政策进行了绩效研究，认为影响汽车产业政策绩效发挥的因素有汽车产业政策体系中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套政策不明确或不准确，如汽车消费政策未能出台导致市场培育滞后、汽车行业金融政策缺失是政策执行的“软肋”、过度保护和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导致重复建设严重、政策中扶持零部件企业的标准太高导致规模效益难以实现。[73][74]

吴建文对我国制药产业进行了系统研究，他采用了组织结构理论SCP（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设计了 BCP（产业政策背景、政策行为、政策绩效）制药产业政策评价模型，他认为每一个特定产业都有其特殊性，这使得不能用像市场结构这样的单一指标或指标体系来描述制药产业政策背景。因此他将 SCP 模式改造成了 BCP模式研究制药产业政策，使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制药产业综合社会政策背景下，他采取了美国产业经济学理论，系统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制药产业技术政策和中国制药产业组织政策的具体政策内容、政策的实施方式、实施效果，以及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各种因素，最后在我国制药产业政策背景下，从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两个方面，提出完善中国制药产业政策的建议。[75]

刘家顺系统研究了林业产业政策，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描述了我国林业产业政策影响下的林业发展过程，并系统总结了目前林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然后借鉴国外林业产业政策，在我国现有林业政策的基础上设计出我国林业产业政策调整的方案。[76]

周斌将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产业法规一同研究，实际上指广义上的文化产业政策，他论述了文化产业管理机构和体制改革对文化产业政策的重要影响作用，将文化产业政策的具体方案作为文化产业政策环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文化市场管理政策、文化市场建设和准入政策、文化产业集约化政策、文化产业创新和精品政策、文化产业经济政策等。[77]杨吉华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了研究，他将各种类型的政策文件视为文化产业组织政策、文化结构政策和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政策途径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方案，没有讨论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的影响作用。[78]

从单体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看，学者们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侧重于产业经济学分析、有的侧重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的侧重于政策环境的影响、有的侧重于单体产业的发展变化等。但是这些研究最终都是以提高单体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为根本目的，对于研究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具有较多借鉴意义。

三关于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

（一）关于服务产业的研究

早在17世纪，西方经济学家格瑞·肯（Gregory King）（1648—1717）和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等提出，服务也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活动。但是当时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如费雪、克拉克和福哈斯蒂耶都认为第三产业是一个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不增长的部门。最早提出服务业对产业组织有积极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维克多·富克斯，他在1968年的《服务经济》里提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不断增加，服务业将可能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贝尔在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来临，一个大胆的社会语言》中提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服务的社会，服务业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乔纳森·格沙尼在1978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之后——自我服务经济的兴起》和1983年的《社会创新与劳动分工》中分析服务和商品之间的共同特点，并指出服务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目前关于服务业研究的国外专家（Jefferson-Rawski,1992; Allan Rae,2003）更侧重于服务产业的增长方式和服务产业的效益研究。目前在经济服务化的背景下，服务产业已逐步取代制造业的主体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流（陈凯，2009）。

1987年国家统计局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服务产业在我国主要指以市场为主要配置和调整方式的第三产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三产业都可以称为服务产业。目前国内专家通常将服务业分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79]我国传统服务业带有计划经济特色，现代服务业主要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即服务产业。2007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服务业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在国内大量的服务业研究中，都体现了我国要大力发展服务产业，实现服务产业化的方针。1990—2003年我国服务业增长率只有0.12%，国内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则主要为提高服务业发展速度、形成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结构和地域分布。[80]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服务产业的产业类别也不断增加，服务产业之间的交叉和重叠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刘成林等认为传统服务业包括运输业、邮电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是指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已经或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服务业，如信息服务业、咨询业、广告业、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广播电视业、民间体育业、新型娱乐业等。[81][82]20世纪中后期对生产性服务产业政策研究较多，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主要提供中间性质的服务产品，其服务对象主要面向生产企业而非最终消费者。一般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贸易、交通、金融保险、房地服务业等。[83]21世纪初到目前为止，关于生活性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增多，体育和文化等很多服务产业成为其中重要的研究内容。[84]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服务产业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出现代服务业种类的多样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且生活性服务产业在服务产业中的位置越来越高，并不断受到广泛重视。从这些研究也可以看出，体育服务产业是以体育元素为核心的生活性服务产业类型。体育服务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功能应该受到重视，也应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来优化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

（二）关于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服务产业在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和作用。在经济发展的特定时期，体育服务产业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关于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多集中在政策内容的分析、评价、预测和建议等方面。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比较早，Bruce R.Guile（1988）提出如果没有服务产业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服务产业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服务产业的产出状况和吸纳就业状况。[85]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多集中在某一特定服务产业研究中，Manfred Zeller和Manohar Sharma（2000）在关于金融保险政策的研究中论述到，小额金融和保险政策的综合使用必须考虑到低收入或者贫困人群的实际需求设计，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86]Esther Turnhout（2008）针对荷兰生态走廊政策的执行和终止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政策的终止和政策的执行一样也起到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社会需求程度、经济投入的大小等很多因素都影响政策的执行或者终止。[87]Terry（2010）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在欧洲、亚洲、澳洲和北美洲均有各自的发展模式，相关政策对这些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如在媒体传播方面、文化和学习方面都有一定的干预。[88]Russell（2010）认为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应该基于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英国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实施，应该支持和制定多元化文化产品生产政策。[89]国外关于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中，也有不少专家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对各种公共服务政策进行了研究，比如贫困、艾滋病等相关服务政策进行的研究。Wood,R.（2009）认为对贫困儿童卫生健康服务的重视，仅仅靠物质的投入是不够的，必须有政策的支持，依靠社会力量才能大幅度消灭贫困、保证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90]

张向宁认为，优惠政策对服务产业具有强烈的推动作用，它如同“大产业”链条中的润滑剂，整个产业链会因此快速发展。[91]代文认为我国应该在现代服务业集群内建立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政策支撑服务体系，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注重政府导向角色的平衡，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政府的作用在于规划和引导，完善外部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促使服务业集群的形成和效应的发挥，最终推动经济的发展。他还认为应将服务产业集群政策制定看成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对各种功能政策，如教育政策、科学政策、技术政策等进行整合。政府在制定现代服务业集群的政策和规章时，不能割裂市场机制的运行，而应反映市场变化的规律。这就要求政府以市场为导向，建立高效和精干的政府支持机构，防止以现代服务业集群为基础的政策或政府支持的计划被滥用。[92][93]孙国茂认为，由于宁波市特殊的柔性政策，使宁波市吸引了大量的服务产业人才，为宁波市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宁波市将继续完善和优化服务产业柔性政策，以促进产业升级。[94]

四关于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

（一）关于体育产业的研究

英、美、澳等很多国家将一切和体育有关的投入、产出和消费行为均列为体育产业范畴，多数体育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经济行为也被列为体育产业的范畴。英国体育产业主要分为体育用品业和体育服务业两大类，体育用品业包括体育服装鞋帽、体育装备、体育出版物、体育船只；体育服务业包括体育参与、体育博彩、体育观赏、体育传媒、体育旅游、健康与休闲、其他体育产业。美国是一个商业性非常强的国家，一般情况下体育产品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无形的体育产品即为体育服务，其形成的产业即为体育服务产业。体育服务一般分为参与性服务、观众服务和赞助商服务。美国的体育产业一般划分为职业体育、健身娱乐体育、体育用品等，也有专家将美国体育产业分为大众健身行业（约32%）、体育用品生产业（约30%）和体育观赏业（约25%）。[95]帕克斯等认为体育服务产业包括校际运动、职业运动、国际体育、校园娱乐、社区体育、体育健身产业、场地管理、赛事管理、体育市场营销、体育信息、体育传媒、体育新闻、运动训练、运动医学、健康宣传、体育旅游、体育俱乐部管理、项目管理、体育管理和销售代理、咨询和工商企业家活动。还有学者将体育服务产业分为：（1）业余体育产业，包括高中和青年体育、大学校际体育、欧洲体育俱乐部以及国际体育；（2）职业体育产业，包括体育代理和职业体育；（3）支撑体育业的其他环节，包括场地管理、赛事管理、媒体关系、体育转播；（4）生活方式体育，包括健康健身产业以及娱乐体育。对美国体育服务产业的政策支持就是对美国整个体育事业的支持。

在美国的体育产业科学研究中，以职业体育的市场运作和体育管理科学为主流，目的是为发现和解决体育经营中的各种问题，以达到提高体育产业经济效益的目的。格瑞蒂认为体育确实能在经济繁荣时期带来很多商机，但是体育对经济的变化比其他社会现象更敏感。当经济衰退时，公司不可能再花很多的钱投资在体育上，人们也最先削减对体育的开支。在股市上，跌落最多的也是体育，体育股市偶尔也会上涨，但是很不稳定。[96]霍恩等认为评价体育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只评价GDP的变化，应综合考虑其对城市文化、政府形象、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等各方面的影响，这样的综合评价方式才具有参考意义。[97]拉瑞斯认为场馆对城市的经济影响受地区特点的影响，如英国的体育场馆增加了城市的经济潜力，大大促进了曼彻斯特零售业的发展，但是却降低了邻近城市加的夫的零售业。[98]丹尼斯认为体育运动的广泛普及，可以带来市场价值，体育活动推广部门看到体育活动带来市场价值，又积极开展更加广泛和质量更高的体育运动。[99]

奥斯尼和米查尔（Ozanian,Michael K.F.W.）描述了美国体育比赛的商业价值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体育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活动，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它和任何经济活动都能挂上关系，体育的运作其实就是对一个产权的管理。基默探讨了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地区美国赛车运动产业集群的存在基础，认为大学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创新意识的深入，以及尖端人才和高素质管理人才的聚集，是有效管理体育产业，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重要条件。[100]丹尼斯认为职业体育虽然每年可以产生成千上万的净资产，也可以创造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这种经济效益是带有瑕疵的，政府对职业体育设施的补贴费用非常大，几乎所有的职业体育场地都是政府出资的。[101]Paul认为体育大型赛事是目前社会的必然需求，但是过去发生了很多赛事亏损现象，他通过访谈和调查了英国二十多个赛事后，认为成功大型体育赛事的运作必须建立在对体育、媒体和投资者的相互联系的高效管理基础之上。[102]

国内关于体育产业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多集中在体育产业概念、体育产业内容、体育产业类别等基础性研究。梁晓龙、鲍明晓等人对体育产业进行了基础性定义和分类。梁晓龙认为体育产业只能界定在体育本身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范围内，如果体育产业的内涵与外延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就会引起概念的混乱。[103]鲍明晓提出体育产业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称谓，体育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体育事业运作方式和产出成果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104]2000—2005年，我国体育产业多集中在发展趋势、发展对策、地方性研究以及国内外比较研究等方面；最近几年出现了体育产业集群、体育产业结构、区域体育产业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研究的角度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具体。目前已经在体育产业统计方面作了非常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并运用到实践中，将我国体育产业分为体育服务业、体育用品业和体育建筑业三大类。同时也明确了体育服务产业的范畴，即为体育组织管理活动、体育场馆管理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中介活动、其他体育服务活动。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由体育服务业（17.70%）、体育用品业（79.11%）和体育建筑业（3.19%）构成。体现出体育用品业比例高，体育服务业比例过低的现象。[105]

我国体育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规模小，集群度低，计划经济遗留的条块分割痕迹重，管理的创新性不足，政府管制范围大，相应的立法与配套支持政策少，经营管理水平低下，专业管理人才缺乏。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结构不合理、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和经济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冲击都是我国体育产业面临的挑战。[106]专家提出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建议，认为体育产业管理者应该树立体育产业发展的新理念、加快体育产业化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力度培养体育产业化专门人才、加快配套政策建设，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07]尹从刚、姚颂平认为我国休闲体育发展初期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引导下发展，充分利用地区资源优势科学合理发展休闲体育产业。[108]目前关于地方发展体育产业的研究也较多，如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河南等省市，乃至一些关于市域的体育产业研究，主要分析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对策。一些专家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分析和研究体育产业，体育消费是体育产业发展的源动力，应该鼓励不同的人群进行各种水平的体育消费，以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109]。体育消费的发展，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国民素质的增强、促进社会文明具有重要作用。[110]

在地方性体育产业研究方面，制约地方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经济欠发达、地方政策环境差、专业人才缺乏等因素，地方体育产业要紧密结合地方旅游资源协调开发和提升体育产业的价值[111]。张金桥、史兵认为西部地区体育产业在行业选择上，要在发挥优势的基础上，选择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具有一定特色的项目进行集中投入，塑造产业品牌。同时，还要注重结合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对现有要素禀赋进行改善。[112]认为我国少数民族体育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应该在体育产业投资策略中重点选择具有潜在特色资源与优势产品进行产业开发，政府要抓住能带动全局性发展的关键环节加以引导和投资。[113]

从国内外关于体育产业的研究成果看，国外研究主要以体育服务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的过程中会有少量体育用品业的涉及。而国内的研究则处于动态发展状态，起初我国把体育产业限定为体育服务产业的范畴进行研究，但是随着我国体育产业概念扩大化解释的趋势，大量的体育产业研究都包含了体育用品业。体育服务产业和体育用品业具有必然联系，两者兼顾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在政策问题研究方面，需要将二者适度分开进行研究。

（二）关于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

美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体育政策和公共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方面。美国职业联盟内部的准政策对职业体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很多专家对联盟内部的准政策进行研究。美国的非营利性组织免予交经营所得税，英国和法国的体育组织如果被确认为慈善组织也免予交税[114]，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企业或者单位用于体育运动或者健身的资金不纳税，对体育进行赞助的公司给予减税或者免税政策。[115]英国将体育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发展、创意产业发展，甚至与农业产业发展相结合，使体育产业政策不仅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还激发了其他产业的发展。英国在经济不景气时，休闲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类型和经济增长类型，并因此发展休闲体育且制定相关的休闲体育产业政策。20世纪末澳大利亚不断借鉴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体育产业政策发展经验，开始重视本国体育产业政策研究，对该国群众体育、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关于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多数是描述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现状，认为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内容需要完善。主要研究成果为：目前我国体育产业规模小、产值小，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体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体育发展的重要途径，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需要体育产业政策支持[116]；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执行力差、监督机制缺失，实践中难以实现体育产业政策的初始目标。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国家财政投入少、税收重、投资形式单一、市场准入门槛高[117]。我国产业政策制定主体多、层次多、行政政策多、法规政策少。[118]在政策制定方面给出的建议有：我国应该鼓励民营企业投资体育产业，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也要有体育产业的科技政策支持，以提高我国体育产业的科技水平，从而使体育产业产值大幅度提高；要给予体育产业发展一定的金融政策支持，解决体育产业的资金紧张问题；要规范体育企业的价格行为，优化体育产业市场秩序[119]；要借鉴国内外体育产业政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以促进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要扶持大型体育龙头企业，形成体育企业规模[120]；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要与其所处的政策环境相协调；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体育产业发展的需求[121]；要正确反映体育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符合体育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体育产业政策的实施应避免体育产业政策效应的人为偏差，目标的实现应具有时间效益，应衡量成本与收益，并考虑到“政策外部负效应”。[122]地方政策的选择要以本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特点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体育产业政策，要重点发展民族体育产业，如哈尔滨、广东、河南等地区地方体育产业政策的发展[123]。在福建、浙江一些制造业快速发展地区做好体育产业品牌政策、布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翁飚，2009）。有些专家从管理学的角度研究体育产业政策，认为目前我国出台的体育产业法规，大多是综合性的管理办法，在综合性规定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制定有关实施细则。周武从政府规制的角度给出我国职业体育改革的政策性建议，认为需要从产权改革入手，使俱乐部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以规制立法为先导，推进规制改革，还提出引入规制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建立规制影响评估制度，提高规制质量，加强规制机构与反垄断机构配合与衔接，加强政府规制与行业自律配合与互补。[124]陈林祥认为体育产业政策对正确引导体育产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地区过于重视体育用品业发展；体育服务产业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政策应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体育场（馆）设施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相协调，应多选择引导性的、激励性的政策。[125]

从以上研究成果看，国外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实际上指的是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且分为以促进经济效益为主的政策和以促进体育公共服务为主的政策，较少研究体育用品业政策。国内的研究则是将体育用品业和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一并进行研究，甚至提出体育用品业发展政策。我国体育用品业和体育服务产业发展水平都比较低，研究体育用品业政策和体育服务产业政策都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然需求。但是基于两者归口管理部门的差别、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的差别，需要对二者分别进行研究。

五关于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

（一）关于体育服务产业的研究

体育服务产业是随着体育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和人们对体育服务的不断需求而成为一类产业，和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一样具有服务产业的共同特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育服务业即为体育服务产业，虽然没有专门的研究进行区分和界定，但是大量体育服务业的研究文献都体现了这一客观事实。[126][127][128]我国早期研究成果中的体育产业也指本书的体育服务产业。[129][130][131]通过目前的研究成果和若干政策文件可以看出，体育服务产业属于现代服务业的范畴，即以市场经济制度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育服务业。根据目前我国体育服务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出，体育服务产业就是体育产业中的体育服务业。从鲍明晓和梁晓龙早期对体育产业的定义方式看，狭义的体育产业或者体育本体产业都是本书提出的体育服务产业。[132]

国外也较少提及“体育服务产业”这一概念的解释和辨析，但体育服务产业现象普遍存在，如职业体育、健身休闲、体育博彩等都属于体育服务产业的范畴。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为：体育服务产业的持久发展需要政策的规划和支持；体育服务产业产值的增加必须与科技水平、媒体策划、体育水平、管理水平等关键因素紧密结合；体育服务产业的经济效益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人们有很多体育服务消费的替代消费，在与替代消费产品共同出现时，体育服务产业效益降低。

早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已经出现了体育服务产业现象，如很多地方贯彻“体育场馆发展多种经营，广开财路，提高场馆使用率，逐步做到自负盈亏，以场馆养场馆”的行为。并在经济特区率先进行了体育服务产业的经营和试验，主要是以场馆为媒介的经营和管理。[133]20世纪90年代初，体育服务或者劳务普遍被认为其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商品价值，能够成为商品，可以对它进行经营。进入21世纪后，体育服务产业作为我国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体育服务产业面临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很多方面需要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如财税扶持政策、人才激励政策等。[134]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关于体育服务产业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不断增加，如关于职业体育的研究、体育经纪的研究、体育健身娱乐的研究、体育彩票的研究等。主要结论为：我国职业体育改革不彻底，难以按照市场运作的一般规律运作；我国职业体育理论水平低、体育技能水平低、制度环境差、产权不明确等是制约我国职业体育的重要原因；我国必须解决国家竞技体育与职业体育之间的关系，优化职业体育政策环境，以提高我国体育职业化水平。[135][136]体育经纪行业不仅是我国体育服务产业的重要内容，还是我国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纽带，我国经纪人数量少、种类少、人才结构不合理、从业者素质低、法律政策环境不完善，应该完善经纪人培养体制和法律政策制度。[137]我国体育彩票经营政企不分问题严重，由于体育彩票“恶性竞争”产生的利益争夺、违规违纪现象依然存在，彩票发行、销售和公益金的监管力度不够。[138]

从以上国外体育服务产业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体育服务产业是容易被其他服务产业替代且对经济波动非常敏感的产业类型，需要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从我国体育服务产业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体育服务产业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背景下，起源于公共体育资源的市场化运作和体育事业的社会化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展中，我国体育服务产业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其发展。

（二）关于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

在国外，关于体育服务产业的专门研究中，经常涉及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方面。在政策内容方面，一般认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应该给予支持体育事业的商家或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府应该给予特殊体育事业经营者（如新开业者、非营利经营者等）扶持；在体育消费方面应该给予弱势群体一些价格优惠措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应该维护从业人员的就业权利。在政策实施方面，一般认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对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需要通过评价来证实；认为政府的许多部门如政治、经济、文化、财政等部门都应该配合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Caroline Chilverr,2001）。[139][140][141][142]

国外专家关于体育政策的研究也涉及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其中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基本理论、制定方式、政策演变和政策比较等方面。主要观点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博弈程度小于其他政策，政府主要采取放松性、扶持性政策。主要因为体育服务产业具有公益性，且对其他产业的波及效应显著（Aaron Beacom,2008; Related Articles,2007）。在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前，应该充分考虑体育服务产业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建议，科学确定政策方案，以提高政策的执行力（Steven J.Jackson et al.,2007）；政策制定的过程要顾及政策制定成本（Mike Collins,2008）。[143][144][145][146]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起初伴随着体育政策的产生而产生，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体育服务产业的扶持；随着体育服务产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多为间接性干预，多利用市场引导的方式促进体育服务产业发展；随着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和政策理论的不断成熟，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评价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Dr.Neil King,2009）。在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政策与国际规范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中，认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内容的设置要具有协调性、地方适应性，政策的执行也应有变通性等（Veerle De Bosscher,2009）。[147][148]

曹可强等分析了英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产生的动因，认为英国体育组织对体育管理权的需求，是体育服务产业产生的主要原因，快速发展的体育服务业是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产生的主要背景。王波介绍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职业体育的各种优惠政策，认为政府给予了职业体育管理、融资、税收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对美国职业体育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吴丽君分析了国外若干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但只是列举了若干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内容，认为有很多内容对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李军分析了俄罗斯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认为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因素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中，多是指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另外在体育服务产业研究和体育政策研究中也体现出一些零碎的观点，如关于体育产业政策的体系和内容的讨论，体育产业政策概念、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关于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比较集中的观点为：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存在问题，体育服务产业急需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扶持，现有扶持政策范围小，且缺少监督和评价（陈林祥等，2005）；我国现有的很多政策不适应目前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应该多借鉴国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针对我国现有的政策环境和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状况，完善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

从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研究情况看，国外研究注重政策内容的扶持性、兼顾政策的制定成本、重视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和评价机制。而国内研究仍处于初级水平，只限于对国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简单分析和对国内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现状的研究。针对目前我国体育服务产业存在的各种问题，需要对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1]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产业及相关产业统计标准》,2008年。

[2][美]迈克尔·麦金尼斯主编：《多中心治道与发展》，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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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戴维·杜鲁门：《政治的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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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产业及相关产业统计标准》,2008年。

[11]鲍明晓：《体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5—90页。

[12]阿格拉：《欧洲共同体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