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起

进入21世纪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建设阶段，该阶段以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调整市场经济结构和塑造市场经济秩序为主要内容。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形塑问题，国务院先后两次专门发文指导该项工作。2001年，《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即指出，“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既是保证当前经济正常运行的迫切需要，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举措”; 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又进一步指出了其重要性，并从放宽市场准入、强化市场行为监管、夯实监管信用基础、改进市场监管执法、改革监管执法体制、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完善监管执法保障、加强组织领导8个部分给出了具体而明晰的意见。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其重要内容进一步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重视。但现实中，食品安全问题、假冒伪劣商品问题、违规失信事件，却频频发生，同样，在职业体育领域也是如此。

事件一：2015年，当红国脚孙可，以6600万元从江苏舜天俱乐部转会至天津泰达俱乐部。然而，就在各界惊讶天价转会费之际[1]，更让人瞠目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孙可转会实质上是天津泰达俱乐部的赞助商权健集团的行为，而权健集团花天价买孙可的目的是让泰达俱乐部做出更多的让步，而最终这场博弈却使双方越走越远。结果泰达俱乐部宣布不承认这一转会，新晋标王陷入无球可踢境地。于是，一桩天价转会最终变成了一场闹剧。（整理自《北京晚报》）

事件二：2015年11月21日，2015年亚冠联赛决赛第二回合，广州恒大主场1∶0击败迪拜阿赫利捧得冠军。比赛中，恒大球员身披一套印有“恒大人寿”胸前广告的球衣出战。而在赛后，恒大胸前广告赞助商“东风日产启辰”发表声明称，恒大并未如约身穿印有该赞助商广告的球衣出战，该违约行为侵害了赞助商的合法权益，并要求恒大尽快就此事进行公开解释说明。随后，恒大方面也承认了违约行为，承认该行为侵害了赞助商的合法权益，并表示，愿意按照合同规定进行相应的赔偿。被作为中国职业体育运作标杆的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出现如此明显的违约行为，着实让人惊奇。（整理自网易体育）

事件三：2016年3月16日，CBA总决赛第三战在四川赛区（成都）打响。而在赛后，辽宁队球员在酒店的门口和四川队的球迷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当辽宁队球员走出大巴准备返回酒店的时候，和酒店门口的四川球迷发生了言语上的冲突，之后冲突进一步升级，多名球员和球迷厮打在了一起。职业运动员与球迷冲突震惊世界，而随后中国篮协的相关处理方式与意见同样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整理自人民网）

事件四：2016年4月16日，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发出一份处理决定函：在2016中国平安中超联赛第四轮长春亚泰与华夏幸福的比赛中，现场出现了商务违规情况。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主教练（李铁）整场比赛穿着非耐克品牌的运动鞋（阿迪达斯）在教练席指挥比赛，且未做遮挡处理，此行为违反《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商务管理规定》和《进一步规范各俱乐部着装要求的通知》。中超公司认为，在中超第三轮河北主场对阵苏宁的比赛中，李铁的鞋子已经违规，赛后华夏幸福已经收到中超公司的书面处理意见，但未予重视，在第四轮比赛时也未进行有效整改，故对其进行相应处罚。不过，更让人不解的是，在中超第五轮华夏幸福和石家庄永昌的比赛中，李铁继续穿着阿迪达斯的球鞋指挥比赛，现场转播镜头甚至给了李铁球鞋一个特写。（整理自凤凰体育）

事件五：在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管办分离已然启动背景下，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的管办分离亟待解决。2016年4月，由姚明牵头成立的中职联公司先后与篮协进行了两次会谈，然而双方无法就“CBA联赛公司的组织结构设计、联赛商务开发权向谁授予”等核心问题达成共识，利益阻挡了CBA改革，CBA联赛乱象不断，改革路在何方？成为社会各界拷问的焦点所在。（整理自光明网）

于是，不禁要问：职业化发展20年后，我国职业体育为何相关事件还不见消亡呢？是什么原因催生了这种行为的屡次出现呢？又该如何做呢？而相关问题的解答显然是有利于我国职业体育联赛有序健康发展，以顺应体育产业汹涌的市场浪潮。

当然，这首先要从职业体育的运行特征谈起。关于职业体育，阿伦·古特曼在《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中，从人类为了消遣目的而进行的无功利性活动——游戏出发，将游戏分为本能游戏和有组织游戏（指有组织的、规则限制的），而在后者中，包含竞争游戏（竞赛）和非竞争游戏两类，体育作为身体竞赛活动与智力竞赛活动一起构成了竞赛游戏。如果沿承古特曼的推理，则可以在身体竞赛（体育）中按照是否商业化（以营利为目的）进一步进行划分，即经营型体育（体育产业）与非经营型体育。体育产业中，根据是否具有游戏竞赛的本体性区分，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非本体性竞赛产业和本体性竞赛产业两种，其中后者主体上即为职业体育，具体如图1-1所示。如此来看，职业体育，实质上是原有人类本源意义上的游戏活动的社会化变迁样式。

图1-1 职业体育概念衍生示意

从自由和无任何动机的游戏活动出发，经历了组织化、竞争化、身体化、商业化改造实践，并最终又回归本性的体育游戏样式，方为职业体育。也就是说，“职业体育不是体育与生俱来的存在态势，而是随着社会发展的社会选择存在态势，是体育的社会‘衍生物’”。[2]从缘起来看，职业体育是在西方特定社会背景下，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调适扩张过程中，西方“体育与娱乐融合共生的‘Sportainment’趋向产物”。[3]体育功能和属性的社会性变迁历程中碰上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工业化、城市化、娱乐化实践，是催生职业体育的关键所在。而从演变历程来看，职业体育首先要经过竞赛游戏的组织化和目的化过程；其次进入竞赛的商业化、产业化实践；最后“磨砺”出组织体系完备、内部运行规范及专业化、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态，以迎合社会需求的变迁。

关于职业体育的概念，学术界往往将其定义为：“一种高度专业化、商业化的高水平竞技体育。”[4]从组织体系层面看，职业体育是以体育为经营和运作客体，以经济性为显耀特征的组织模式。面向观众诉求，围绕体育竞赛活动，以俱乐部为主体，以联盟或联赛为组织样式，进行体育赛事产品的运营，这是职业体育运行体系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职业体育，在运营过程中特别强调其体育赛事产品和体育赛事产业的特性，其游戏规则“受竞技游戏规则与经济游戏规则的双重制约”[5]，在具有体育竞赛特质的同时，还需具备市场特性。正因为如此，职业体育的市场特性往往被认为是其核心表征，因此也赋予了职业体育在组织形态和制度设置中遵循市场规律的约束，其产权配置、商业营销、市场销售等各环节蕴含着明显的市场秩序。市场秩序作为一种职业体育受约束的状态出现，成为表征职业体育是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上述当前中国职业体育中存在的问题显然与我国职业体育市场秩序的缺失有关。当然，即使了解了我国职业体育存在市场秩序缺失的问题，那么该如何做呢？而且，中国职业体育是一个“舶来品”，是在中国体制改革背景下，学习和借鉴西方体育的产物。职业体育，在西方已有百余年发展历程，已经是一种成熟业态；而在中国仅有二十余年发展历程。具有后发性的我国职业体育，目前尚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和挑战，有必要借鉴、吸收西方先进职业体育成功的经验。因为，职业体育缘起于西方，经历百余年发展，已积累形成了成熟的运行体系，在收入创造、成本控制、法律法规、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组织结构、产权制度安排、经营方式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成功经验，这些值得当前处于双轨制阶段、面临众多运行缺陷的我国职业体育，有效合理地借鉴与学习。问题是，即便承认中西方职业体育制度变迁的方向和目标具有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但有关西方职业体育对我国可资借鉴的价值，也必须在我国现有的社会环境互动中被确认；而且，其所涉及的社会环境问题，还需要在职业体育历史演化进程中加以确认。

现实问题是，我国职业体育长期以来“迷恋”于西方职业体育的运行样式，CBA模仿NBA，中超联赛模仿欧洲联赛（特别是英超联赛），西方追求公司治理体系和政府无为而治，我们也追求；西方强调竞争平衡，于是我们就想着如何进行竞争平衡。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适用性。西方职业体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艰巨的演变过程”，涉及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氛围等因素的互动，同时也有赖于围绕职业体育内部各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逐渐达到系统的最佳效果。即西方职业体育运行模式和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方有效用的。因此，“一味地用西方的范式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的概念去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的理论去指导中国实践，结果不但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反而形成误判，导致问题的恶化”。[6]于是，跳出西方职业体育发展之路径依赖，进行本土化搭建，方能探究到解决中国问题之策。

本土化架构，实质上就是“把西方的发明、西方的概念拿来以中国的方式用，加以改良、活学活用、西餐中吃，以适合我们做事的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有所结合，纳入中国的体系中”。[7]近年来，有关“中国模式”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之所以如此，在于它是根源于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发展环境中，并在国际舞台的对话中获得认同与“尊重”，其背后隐藏的是制度适应性和高效性，是“我国继承自身历史文化，比较各国经验，独立创建的新发展模式和新公平模式”。[8]从这个意义上讲，吸收先进的成果，为我所用，从而形成自己的发展理论和话语体系，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追寻“中国梦”之关键所在。

同样，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职业体育欲有所突破，也需打破西方职业体育的话语垄断，结合自身实际，建构自己的发展理念。当然，这涉及一个前提，即如何看待西方职业体育运行规律与理论。理论上讲，探明了西方职业体育运行的规律体系，充分吸收其经验，然后进行本土化建构，无疑是相对经济的。以职业体育产权为例。遵循市场运行规律，一切与职业体育相关的资源都是商品化的，一切职业体育产品的运行都是市场化的，这是职业体育当前显示的基本特征，也构筑了职业体育市场秩序的基本旨趣。遵循市场规律，按照市场法则办事，则意味着，职业体育运行主体必须是产权清晰的，是有明显的利润追求取向和激励机制的，是可以遵循价格机制进行市场运作的。现实中，西方职业体育提供了明显的范本。无论是欧洲职业体育联赛，还是北美职业联赛（如NFL、NBA等），都强调职业体育经营者是独立的经营个体或实体，对俱乐部和联盟拥有处置权、收益权等相关权益；而且要求内部产权分类清晰，谁拥有什么必须是明确规定的，可以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换句话说，职业体育市场秩序范式下，产权私有化是其最基本的经济规范。反观我国，从转轨而来的职业体育，近年存在众多发展问题，往往被冠以与我国职业体育的产权不清有关，而沿承的相关政策指向，无论是管办分离，还是体育产业国务院相关政策，都将产权问题作为解决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是否就意味着，当前我国必须要像西方一样建立一个产权清晰且私有化明确的职业体育产权制度体系呢？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西方职业体育的运行模式，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带有社会性的体育竞赛活动和社会需求；也离不开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等环境的协调与配合。

由此可见，孤立地进行西方职业体育运作模式的移植和经济学层面的参照，往往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这提示我国职业体育的研究应该从我国社会基本结构关系和社会运行特征出发，在社会性基础上研究职业体育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运作。换句话说，就是如何从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元视角去研究职业体育所涉及的经济与社会关系问题，找出核心要素，并以此促进其走向秩序，展现我国职业体育具有特色的良性运行态势，成为当前重要任务。

秩序问题一直伴随人类社会自然化的表征，是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备受关注。在市场化倾向明显的现代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尤为受到关注。西方职业体育的良性发展显然与其建立的某种秩序有关，而我国职业体育建设的目标也恰恰谋求建立一种良性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体育职业化秩序。因此，站在谋求发展的理路上，研究职业体育市场秩序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探明和理顺职业体育内外部复杂关系，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本书借助成熟的SSP分析范式将繁杂的职业体育形成与运作体系进行结构化处理，以市场秩序结构因素及其演化过程为核心，遵循“西学中用”原则，探讨其演化规律，并提出可行性强的政策建议，从而突破思维模式上的束缚，实践切合性强，有助于解决我国职业体育经济社会问题，推进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建构。同时，本书以市场秩序为核心考察对象，借助结构分析有效把握西方职业体育运行机制，可以更准确地认清职业体育运行实质，把握职业体育运行规律，完善职业体育相关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