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区域政策整体的研究

在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前，国内区域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中央政府的规划和战略，专门从事区域政策的学术研究，多数是从某些方面研究区域政策制定的必要性、影响因素或未来发展方向，并且主要立足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与政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方面。例如陆大道、魏后凯和杨开忠等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与区域经济角度论及中国区域政策的一些问题。[1]王一鸣的《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一书则着重从区域经济政策内容角度介绍了中国的区域政策制定与实施概况，也涉及区域政策的评价，但主要偏重区域政策评价的程序与方法介绍，而对区域政策评价原则、评价标准没有分析，缺乏对中国区域政策实施效果的系统评估及其原因机制分析。[2]

2000年以来，国内关于区域政策的研究逐渐增多，一些学者长期致力于区域宏观调控政策的研究。在著作《区域大战和区域经济关系》中，张可云指出区域政策要致力于解决区域问题和协调区域利益矛盾，并指出中国未来的区域政策框架包括区域分工政策、区域布局政策、特殊问题区域政策、区域管理和调控政策。他在《区域经济政策》一书对区域政策理论基础作了较为详细深入的分析研究，吸收了大量国外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有借鉴价值的方法和案例；在有关区域政策的基本内涵、研究范围、工具选择和中国区域政策的方向等方面，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可云还关注区域政策的评价问题，他指出，区域政策评价是区域政策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分析了区域政策评价的内涵、特点与作用，从区域政策干预逻辑的角度讨论区域政策效应评价的重要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反映区域政策效应与效益的指标。他通过分析传统的区域政策评价的古典福利方法，归纳出了5个方面的区域政策评价难点，并进一步指出完善区域政策评价是完善中国区域政策的重要环节，应该通过解决5个方面的难点改革区域管理。[3]

魏后凯对区域政策的发展演进和科学基础有持续的研究。魏后凯和邬晓霞指出，中国区域政策应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核心，更加强调公平目标，更加注重分类指导，并针对各类问题区域展开。在战略层面上，要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转型升级，进一步完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政策操作层面上，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关键问题区域，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国家区域援助政策体系。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区域政策的基本框架》一文中，魏后凯和邬晓霞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在“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部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除了进一步完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外，还应按照主体功能区和关键问题区分两种类型区，实行差别化的国家区域调控政策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魏后凯还对中国的国家区域政策的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和展望。[4]

陈瑞莲和谢宝剑指出[5]，改革开放30年里中国主要区域政策的演进可分为四个阶段：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中国区域政策在培育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丰富区域发展的内涵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实施和政策工具上仍有待完善。因此，中国未来区域政策的主要创新路向是：政策目标上以协调区域利益、缩小区域差距为主线；政策框架上加强立法和区域规划编制，完善区域协调机构；政策机制上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政策工具上从简单化向精细化转变，多项政策工具配合使用；政策绩效评价上，应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实施差异化的评估为导向。

陈秀山和张帆，指出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区域问题的多元化特征给区域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难度，与此同时，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也使得区域政策制定缺乏有效的理论依据。为此，他们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形成的区域政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中找出对中国区域政策的借鉴和启示。[6]

丰志勇、赵海建以中部崛起政策为例构建了一个区域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模型，发现中部崛起战略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政策实施效果比较明显，发现了一些阻碍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中部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7]

蔡之兵、张可云分析了区域政策叠罗汉的现象，论述了区域政策叠罗汉的表现、成因、后果，并提出避免区域政策叠罗汉现象的政策建议。[8]丁任重、陈姝兴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实施中出现的“区域规划碎片化、区域经济政策普惠化、区域规划政策非动力化”等问题，提出以大区域协调来优化区域政策。[9]宣晓伟分析了国家特殊性区域政策影响区域竞争的公平性、对地方政府产生了不恰当的激励、损害了国家战略的严肃性、削弱了国家落实自身战略意图的主动权等负面效应，指出“国家特殊性区域政策”应从“区域指向性”向“问题导向性”转变。[10]

李祎、吴缚龙等用国家空间选择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我国区域政策的演变及特征，指出新时期实行的协调发展的区域战略有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的区域政策，而是不均衡发展战略的延续，目前区域增长极的培育已经由开发区转向了以城市为单元的区域。[11]

范恒山分析了“十一五”以来我国区域政策的基本特点、区域政策取得的重大成效、当前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形势，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区域政策要把实行区别对待作为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的基本方向；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缩小地区差距的根本任务；把促进重点地区加快发展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把开展试验示范作为落实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把建立制度保障作为统筹区域发展的核心要求。[12]

在区域政策的总体性研究领域，目前关于区域政策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体系，研究成果分布较散，不同文献之间缺乏衔接性，关于区域政策研究的一些关键的学术问题也缺乏讨论。多数研究关注的都是区域政策本身，缺乏对区域政策执行的研究，而中国区域政策效果欠佳的重要原因在于区域政策执行不力。对区域政策执行主体也缺乏研究，而区域政策效果差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执行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