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非洲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
一 当前非洲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以社会形态作为时代的划分标准，对时代观划分问题进行了界定，他明确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关系来划分的时代观，是我们正确认识非洲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基础。
关于非洲国家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多次论述。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论断为我们科学判断非洲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提供了科学的依据。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还指出：“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40]
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非洲的定位依然是第三世界，并认为发展是非洲面临的重要任务，非洲国家应该利用有利时机加快发展，用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1988年6月22日，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时说：“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1989年3月2日，邓小平对乌干达总统赛维尼说：“我们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都独立了，这为发展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41]而非洲国家的发展既包括广义的发展，又包括狭义的发展。从广义上来说，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等发展内容。狭义的发展一般指的是经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洲经济发展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逐步成为当今非洲大陆面临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以及非洲所处发展阶段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的判断。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在论述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时均多次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和非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发展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是中国与非洲共同面临的任务。[42]鉴于中国与非洲相似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了中非共同体理论。2013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举行会谈时，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非洲人民求和平、思稳定、谋发展的意愿空前强烈。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自主发展和联合自强，愿为促进非洲和平稳定和发展振兴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43]
应该指出的是，党中央关于当前非洲国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基于非洲国家的现实状况做出的科学判断，因为从当前来看，由于殖民主义长期以来对非洲国家的残酷掠夺和压制，非洲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最集中和最贫困的大陆。主要表现在：其一，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经济腾飞的相关配套；其二，政治局势在总体向稳的情况下，局部动荡不断，影响经济发展；其三，医疗卫生条件总体不高，艾滋病、疟疾等疾病感染和死亡率高；其四，在一些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抬头，恐怖主义成为非洲发展必须克服的问题。此外，非洲国家还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因此，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于非洲属于第三世界、仍是面临迫切发展任务的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地区的判断敏锐地抓住了这片大陆的基本特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非洲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中非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二 非洲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分析
（一）非洲国家所处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非洲发展阶段论述的依据除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是综合国力之外，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非洲国家所处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非洲国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对其发展阶段的判断来自于世界各国发展阶段的对比，来自于外部世界对非洲的塑造。正是大的国际环境造成了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从历史来看，外部力量特别是西方列强对非洲的发展和遭遇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要科学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来分析非洲问题，就必须对非洲国家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进行科学的分析。
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非洲国家所处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苏丹总统时，初步表达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大问题，就是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东西问题就是和平问题，南北问题对第三世界国家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南方国家首先要摆脱贫困。”[44]基于一系列客观的国际环境条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所谓和平，是指全世界范围的和平，也就是没有发生世界大战。邓小平说，“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而不包括某些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所以，一般理解的和平主要是指整个世界的和平，是指不打世界大战，特别是不发生核战争。而从实践中看，多数非洲国家也紧紧抓住难得的和平国际环境的机遇，力促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的经济增长明显提速。1999—2008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9%，是此前10年的两倍；2009年增速降为2.7%，但2010年很快恢复至4.7%；2011年，因北非政治动荡和世界经济低迷的叠加效应，经济增速陡降为1.1%。尽管如此，非洲经济表现出良好的抗冲击弹性，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并未丧失。2012年，非洲经济增速达5.0%，远超世界平均水平（2.2%），也高于发展中国家（4.7%），仅次于东亚地区（5.8%）；46个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全球增长最快的30个经济体中有16个在非洲。[45]
与此同时，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地区性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动荡频发，对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以非洲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刚果（金）为例，该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占据了非洲大陆“心脏”的地理位置，与多个非洲国家相邻接壤。但是，受资源争夺、殖民纠葛、部族矛盾与政治纷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刚果（金）局势不断出现动荡，仅1998年以来的冲突已致500万民众失去生命。[46]例如，近年来刚果（金）的反政府武装“M23运动”不仅在该国制造了多次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流窜到其邻国乌干达，对包括卢旺达等国在内的边境安全局势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处于非洲该地区的另一伙反政府“圣灵抵抗军”自1987年成立以来更是频繁袭击平民，造成数以百万的人无家可归，严重影响了乌干达、刚果（金）和苏丹等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
（二）非洲国家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
当下非洲国家纷纷将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第一要务，是适应了和平与发展的这两大时代主题。但是，应该看到，非洲国家所处国际环境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众所周知，非洲国家在历史上遭受了长达300年的殖民侵略。西方列强主导国际秩序，用强权和武力维持对非洲的殖民统治，这是非洲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前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最大特点。从16世纪开始，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传统航海大国不断将黑人奴隶源源不断地卖往世界各地特别是美洲殖民地。罪恶的奴隶贸易维持了300年之久，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半叶，在给非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严重阻碍了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也正是从16世纪开始，西方殖民大国开始不断侵略和掠夺非洲，将非洲国家变为其殖民地。特别是，随着18世纪英法等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对非洲工业原材料和商品销售市场的需求与日俱增。在此情形下，帝国主义列强不断掀起瓜分非洲国家的侵略狂潮。至20世纪初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非洲大陆还能保持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非洲民族主义的觉醒，民族独立运动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但是，面对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不可能一蹴而就。以英法葡为代表的殖民强国在非洲和国际上为此施加了包括武力、恫吓与拉拢等在内的各种手段。毫无疑问，抗击西方国家对独立运动的各种阻挠与破坏就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和所处国际环境的主要内容。正是在这样不利的国际环境中，非洲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纷纷取得独立。在论述非洲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时，列宁指出在反帝反殖时代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而在这一时代，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启发和教育，他们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衡量自己的成绩，他们正在锻炼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不可遏制地成长壮大。[47]1990年，纳米比亚宣布独立，这标志着帝国主义在非洲殖民体系的最终崩溃。非洲殖民统治时代和民族独立运动时代的终结，使得非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如上所述，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纷纷将发展作为国家的最主要任务。但是，非洲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随时会影响到非洲国家经济建设的进程。
在论述时代观时，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48]而当前，非洲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特别是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从政治上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南南合作不断深化，使得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显著提升。而在新兴大国积极开展对非合作的同时，西方大国也继续加大了对非洲事务全面介入的力度。[49]这无疑为非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另外，国际环境中存在的许多因素对非洲的发展形成不利的干扰。自殖民时代就已形成的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仍然存在，非洲国家在其中处于边缘化和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从总体上看，农产品和未经第二次深加工的矿产原料是非洲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而西方国家则利用技术和资金优势占据国际分工的顶端，这种长期以来国际分工的不同造成许多非洲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例如，在尼日利亚、南苏丹等产油国，石油出口收入往往占其财政收入的90%以上，完备工业体系的建立受此影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地区环境、地区关系的复杂性也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时常形成不利的干扰，这方面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除了本章前面提到的刚果（金）的反政府武装“M23运动”和臭名昭著的“圣灵抵抗军”对地区稳定形成破坏性影响外，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不仅造成该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动荡，而且屡屡发动针对肯尼亚的包括西门商场袭击事件在内的重大报复性恐怖活动。而马里北部宗教极端武装发动的叛乱活动不仅严重冲击了该国政局与邻国的稳定，也给西方干涉提供了借口。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洲面对的一直是20多年保持上行阶段的世界经济增长长周期。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特征逐渐显露，世界经济尤其是全球技术和产业前沿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普遍降低。而非洲在这样的经济国际环境面前，发展的短板也相继显现。[50]因此，面临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如何实现政治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改变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多数非洲国家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
三 非洲国家对时代的认知和判断
非洲国家对时代的认知和判断离不开20世纪至今非洲国家走过的历史进程，离不开对国家独立与发展任务的科学思考。而非洲大陆所经历的种种历史事件和变革，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大的方面。一是非殖民地化的完成以及由饱受西方黑奴贸易和殖民主义奴役压榨的黑暗大陆，转变成了一块自由独立充满生机活力并重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自主发挥作用的阳光大陆；二是由传统部族社会向现代国家的历史性转换以及新型现代民族国家逐渐成长。[51]因此，考察非洲国家对时代的认知和判断，可以以这两大历史阶段作为基本的划分依据。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又出现了“向东看”的趋势，它代表了不少非洲国家力图充分利用国际环境的特点以加速自身发展的渴望，是非洲国家时代观的新发展。
（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时期非洲国家对时代的认知与判断
从总体上看，民族独立运动时期主要主张实行社会主义的非洲领导人普遍认为，非洲所处的时代尚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非洲国家在此过渡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灭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统治，特别是经济控制；铲除封建主义残余；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机构，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进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的改革，发展生产，促进民族文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52]总之，这一时期的革命家和领导人认为，只有完成独立的任务，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前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认为，马达加斯加今天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处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即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因此，马达加斯加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同马达加斯加人民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打破旧的机构，特别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剥削阶级的旧秩序，同时必须废除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者控制的旧的社会经济制度。[53]
刚果科学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前领导人马里安·恩古鲁比认为，随着独立而来的时代是“重新评估传统社会”的时代，也是“否定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否定资本主义这一滋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的时代。因此，非洲国家“应当建设社会主义以代替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这一制度形式才能保证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在独立后的刚果还不是社会主义阶段，因为刚果还将经过民族、民主和人民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为此，在政治上必须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实行全面的革命斗争以赢得与巩固彻底的独立；在经济上必须废除特权阶级的相关特权，于所有制方面废除私人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以此来重新构建社会经济结构。[54]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的观点与上面两位非洲领导人的判断类似，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经过“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和“人民民主革命”阶段。[55]其中，“民族民主革命”指的是打倒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还要进行“人民民主革命”，在此阶段，要通过阶级斗争打击殖民者资产阶级、民族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层。而从总体上看，曾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非洲国家如马里、塞内加尔、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尽管取得民族独立和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大多都是反帝反殖态度比较坚决的民族主义者，主张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先经过民族独立阶段。并且，在他们执掌国家政权之后，纷纷迫切要求迅速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通过经济独立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下去。
在这一时期，除了上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领导人和政党，在时代观方面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人物是南非伟大的政治家曼德拉。众所周知，曼德拉具有全非乃至世界性的影响，他成功带领这个国家从种族隔离和平过渡到民主新南非时代。曼德拉虽然没有留下多少关于时代观的明确论述，但是，他的革命成长经历和政治主张透露出他对时代的准确把握。例如，曼德拉早期受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影响，曾经一度主张通过和平抗议来促使白人政权结束种族隔离统治，但是白人的暴力镇压和非洲其他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浪潮使之认识到在这一时代局势下暴力斗争的重要性。1960年3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大屠杀后，面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正义事业的残酷镇压，曼德拉认为应该放弃非暴力的革命方式，力排众议组建了非国大党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拿起枪杆子向反动政权发起武装进攻。[56]20世纪90年代，出狱后的曼德拉敏锐地注意到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南非有可能实现一场不流血的和平变革。为此，曼德拉主张放下武器而与南非政府当局谈判。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当时国际环境总体特征和南非时局的准确把握，曼德拉不可能做出如此英明的决定。
（二）民族国家建设时期非洲国家对时代的认知与判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完成非殖民化进程的非洲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已经变换为通过经济发展来进一步巩固民族国家建构，实现非洲的一体化，并在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来实现非洲的崛起与复兴，即实现伟大的“非洲梦”。而从整个非洲大陆看，非洲国家领导人基于时代观提出的非洲复兴思想是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它最能从总体上反映非洲领导人对这块大陆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的总体判断，最能体现非洲国家的时代观。
第一，非洲复兴思想反映了非洲领导人对非洲所处时代总体国际环境特征进行的科学判断。
一方面，非洲复兴思想反映了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时代非洲领导人与精英分子对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考。例如，20世纪非洲大陆兴起的各种民族主义理论都与反抗西方对非洲的压迫统治联系在一起，因而这些理论与思潮总是直接地涉及“非洲与欧洲”“黑人与白人”“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问题，从而表现为一种对于非洲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权利的思考，是一种“非洲与世界之关系”的思想维度或话语结构。[57]
另一方面，非洲复兴思想反映了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时期非洲领导人与精英分子的时代觉醒意识。在殖民时代，面对西方列强的统治和险恶的国际环境，作为非洲复兴思想最重要来源之一的“泛非主义”应运而生。“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思想有着前后相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泛非主义”也称为“非洲主义”“非洲个性”，其核心内容是以捍卫非洲文明之独特价值和个性为基本形态，以争取非洲大陆之平等、独立、自由与统一为基本目标，它其实是一种形态庞杂、内容广泛的非洲本土形态的民族主义。[58]以“泛非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诞生的时代背景则是殖民者对非洲的贬低，认为非洲黑人是劣等人种，非洲文化也是落后的文化。“泛非主义”或非洲复兴思想指出，在许多方面，非洲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非洲人并非劣等种族，是殖民主义统治埋葬了非洲文明。[59]因此，非洲人民必须有这样一种时代意识，即摆脱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对非洲进行的剥夺和在思想上对非洲进行的奴役，即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彻底终结殖民统治。
第二，非洲复兴思想反映了新时期非洲领导人对非洲大陆以及个体国家所处时代发展阶段的理性思考。
如前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经济发展的表现十分抢眼，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细究其重要的时代背景，一方面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殖民统治时代的彻底结束，另一方面则是非洲领导人对新时代的思考以及制定的相应的发展战略。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让位于全面的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非洲逐渐认识到自身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正在不断上升，非洲成为一个崛起的大陆也日渐成为现实而非神话，因此非洲对自身和国际事务的理解也变得日益自信。[60]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总体特征和非洲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提升的现实，非洲复兴思想的旗手、南非前总统姆贝基自信地指出，非洲有辉煌的历史，也必将有光明的未来。基于非洲正在走向总体复兴的时代判断，姆贝基不仅不断完善这一时代判断的基本内涵，还赋予这一理念以具体的形式。例如，姆贝基与其他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包括尼日利亚的奥巴桑乔、阿尔及利亚的布特佛利卡、埃及的穆巴拉克，还有塞内加尔的瓦德等共同推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以集体方式做出承诺，保证促进民主准则、公众参与、良政和合理的经济管理。他们还推动建立“非洲互查机制”，作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一项主要内容，希望利用这一制度推动各国政府实行良政，从而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增长，使非洲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61]
第三，由非洲复兴思想所界定的时代观将继续引导未来非洲领导人对非洲发展所面临国际环境的判断，引领非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和“非洲梦”的实现。
非洲复兴思想之所以得到热议并为许多非洲领导人所接受，说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已经成为当下大多数非洲领导人的共识，目前多数非洲国家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优先任务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从总体上看，虽然未来非洲发展和实现一体化的任务还面临不少挑战，但近年来非洲大陆的经济吸引力持续攀升，不仅经济形势总体向好，政治形势也总体相对平稳，这为非洲在未来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实现伟大复兴的“非洲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德拉米尼·祖马说，“非洲时代已经来临”[62]。
（三）21世纪非洲国家“向东看”
所谓非洲国家“向东看”，是指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国家在发展战略上特别注重加强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关系、注重学习其发展经验的一种现象与趋势。
一方面，“向东看”反映了非洲国家对国际环境的科学判断。非洲国家“向东看”是在国际权势结构特别是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众所周知，凭借其超强的政治经济实力，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长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其为首的西方国家俱乐部利用不合理的政治经济旧秩序长期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而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种“中心—外围”的分工中则处于不利的依附地位，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很大一部分成果为发达国家所盘剥。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特别是，2010年，中国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而与此同时，西方世界自2008年以来持续酝酿的国际金融危机长期拖累其经济，复苏乏力。非洲经济因此遭受到了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巨大冲击。相反，随着中非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在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有力地拉动了非洲国家经济的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崛起导致津巴布韦、肯尼亚、坦桑尼亚、纳米比亚等国领导人开始奉行“向东看”理念，他们希望在保持和发展同西方国家传统经贸关系的同时，渴望走出非洲向东发展，加强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从而进入高速增长的亚洲市场。[63]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前不久明确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其实并不真正关心非洲的发展，中国才是非洲国家的真正朋友，我们应当把目光投向东方。”[64]
另一方面，“向东看”反映了非洲国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自身发展模式的理性思考。作为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和最不发达国家最多的大陆，经济发展无疑是政治形势总体稳定的非洲面临的最大任务。但是，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肆鼓吹发展的“华盛顿模式”，不断推行其对非洲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造，结果造成了许多“水土不服”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许多21世纪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发展模式的成功和发展经验值得非洲学习与借鉴。例如，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在200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强国。中国是这种转变的模范，这给了非洲以希望，让我们知道有这种可能把我们的国家从可怕的贫穷带到发展的道路上来。有了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行动，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那样。”[65]
四 非洲国家对时代认知的经验和教训
归结非洲国家在时代观方面取得的基本经验，一方面在于他们可以根据国际环境的主要特征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来认识时代。例如，在脱离殖民统治走向独立的历史时期，非洲国家敏锐地认识到西方殖民统治正在全球范围内走向衰落，必须抓住这有利的一时代特征来实现民族的彻底解放。在民族国家建设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非洲大陆经济开始获得良好发展的时期，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意识到自身相比世界其他国家所具有的独特的发展优势，强调充分利用大国对非纷纷加强工作力度的这一有利的历史时机来实现非洲的崛起。另一方面，非洲国家之所以在时代观方面取得宝贵经验，还在于其整体意识，即将非洲大陆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纯从某一特定国家的角度来看待时代及非洲面临的任务，从而不会导致从割裂开来的角度来认识时代特征。从总体上看，非洲领导人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探讨来认识时代，通过将自己国家融入非洲整个大陆来认识国际环境和其所处的时代，即具有很强的非洲意识。例如，不管是“泛非主义”还是非洲复兴思想都是从整个非洲大陆的角度来驳斥西方对非洲人种、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的贬低，强调非洲大陆的整体复兴。又如，为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2001年7月第37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该计划不仅反映了非洲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自觉意识，而且成为非洲国家自身全面规划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纲领性文件。
当然，非洲国家对时代认知方面也存在一些教训。特别是，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基于国际环境和自身定位对时代进行了大致正确的判断，但是长期以来非洲在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受着欧美国家的主导。[66]例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仅不顾非洲千差万别的国情一味地推行民主化，还在经济上强迫非洲国家接受其结构化改造，接受西方发展的所谓“华盛顿模式”。在西方的压力面前，大多数非洲国家选择了屈服，结果造成了许多“水土不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种对西方的屈从导致非洲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总体上未摆脱依附性状态，既反映了部分非洲国家在面临西方政治经济强权时的无奈，也在客观上表现了非洲对时代观的认识存在局限性，未能根据时代特征全力推动整个国际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此外，非洲政坛一些领导人对国情的认识不足，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不顾国际环境对自身的制约，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进程遭受重大挫折。以非洲政坛的常青树穆加贝为例，他在带领津巴布韦实现独立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顺应潮流、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穆加贝对津巴布韦自身发展阶段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失误，不能从国情或实际出发，客观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这表现在，90年代先是被西方世界所利用，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进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致使津巴布韦经济出现了严重滑坡。而2000年以来，在非洲政治经济形势总体向好的时代背景下，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又强行实行没收白人农场的土地政策，极大地损害了具有丰富生产经验和国际联系的白人农场主的利益，遭到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和制裁，使本已十分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在非洲国家经济普遍持续增长的大好背景下，津巴布韦经济却连年呈负增长态势，昔日的“非洲经济新星”已经沦为非洲经济最不景气的国家之一。[67]
不过，近来我们注意到，随着西方模式所带来的问题逐步显现，非洲的自主意识在增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洲精英认识到，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非洲国家发展的道路应当由自己而不是西方强国来确定。2002年7月，非洲联盟的成立则掀开了非洲自立自强的新篇章，自成立之日起，非洲联盟就期待由非洲人主导，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非洲地区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为全面落实“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创造条件。[68]
因此，非洲要实现全面的复兴，不仅要在发展的实践中增强自觉意识和本土意识，避免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和试验品，还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时代进行科学的判断，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走更多的弯路。
综上所述，中东非洲地区正处于历史性巨变之中，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性变迁之中，这种变迁是极其漫长和复杂的。与此同时，中东非洲地区因其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长期遭受大国的干预，这种外部性特征构成了该地区特殊的国际关系环境。由此可见，处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动荡的地区的领导人，需要对时代的基本特征，对时局变化及其走向有一个清晰和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当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20世纪以来，中东非洲国家对于时代认知和国家发展定位方面出现过失误，有着沉痛的教训。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中东非洲国家，既要高瞻远瞩，把握时代前进的方向和规律，又要脚踏实地，从具体国情、区情出发，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在激烈竞争的时代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为本国赢得广阔的发展前景。
（王林聪 刘中伟）
[1]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2] 郭跃军：《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当今时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3]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4] 陶文昭：《列宁时代观的新视角》，《晋阳学刊》2012年第4期。
[5] 《列宁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9] Saul Bernard Cohen，Geopolitics：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owman & Littlefield Pubishers，Inc.，pp.355-356.
[10]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6页。
[11]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7页。
[12] “The Silent Revolution：Turkey's Democratic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ventory，2002-2012”，Undersecretariat of Public Order and Security Publications，November 2013，pp. 24-126.
[13] ［伊朗］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的篇章：伊斯兰革命领袖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父霍梅尼教长的政治和宗教遗嘱全文》，香港穆士林布道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14] ［伊朗］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的篇章：伊斯兰革命领袖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父霍梅尼教长的政治和宗教遗嘱全文》，香港穆士林布道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15] “World Conference on Youth and Islamic Awakening”，http://iranaware.com/2012/02/03/world-conference-on-youth-and-islamic-awakening，FEBRUARY 3，2012.
[16] “Iran to host 6th Islamic Awakening conf.”，http://english.irib.ir/radioculture/iran/society/item/149842-iran-to-host-6th-islamic-awakening-conf，24 April 2013.
[17] Hassan Rouhani，“Why Iran Seeks Constructive Engagement”，https：//www.washingtonpost. com/opinions/president-of-iran-hassan-rouhani-time-to-engage/2013/09/19/4d2da564-213e-11e3-966c-9c4293c47ebe_story_1.html，SEPTEMBER 20，2013.
[18] “Iran on path of interaction and friendship with the World：Rouhani”，Tehran Times，May 8，2014.
[19] “Iran's Rouhani calls for further and closer global ties”，http://www.iran-daily.com/News/136564.html，11 Feb，2016.
[20] ［埃及］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革命哲学》，张一民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2页。
[21] ［埃及］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革命哲学》，张一民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22] ［埃及］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革命哲学》，张一民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
[23]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gypt，1893-1973，Oxford Press，pp.37-38.
[24] [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我的一生——对个性的探讨》，李占经、施光亨、王贵发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3页。
[25] [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我的一生——对个性的探讨》，李占经、施光亨、王贵发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7页。
[26] 陈天社：《埃及对外关系研究（1970—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
[27] Ephraim Dowek，Israeli-Egyptian relations，1980-2000，Frank Cass & CO. LTD，2001，p.282.
[28] 埃及新闻部、新闻总署：《穆巴拉克与现代化国家建设》，中译本2006年版，第19页。
[29] 埃及新闻部、新闻总署：《穆巴拉克与现代化国家建设》，中译本2006年版，第20页。
[30] 埃及新闻部、新闻总署：《穆巴拉克与现代化国家建设》，中译本2006年版，第20页。
[31] ［利比亚］穆阿迈勒·卡扎菲：《绿皮书》（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32] ［利比亚］穆阿迈勒·卡扎菲：《绿皮书》（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4页。
[33] ［利比亚］穆阿迈勒·卡扎菲：《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34]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卡扎菲和利比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6页。
[35] Ronald Bruce St. John，Qaddafi's World Design：Libyan Foreign Policy，1969-1987，p. 69.
[36] Muammar Al-Qadhafi Speaks Out，http://www.qadhafi.org/Muammar_Al_Qadhafi_Speaks_Out.html.
[37] Nora Fisher Onar，Neo-Ottomanism，Historical Legacies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Bahçesehir University，2009.
[38] 刘中民：《伊斯兰国际观》，《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0页。
[40]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页。
[41] 王培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探讨》，《社科纵横》2011年第3期。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0年12月。
[43] 《习近平：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19/c_117004049.htm，2013年8月19日。
[44] 王培文：《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探讨》，《社科纵横》2011年第3期。
[45] 迟建新：《非洲经济：真实的增长与转型的挑战》，http://www.qstheory.cn/zxdk/2014/201403/201401/t20140127_316768.htm.
[46] 焦兵、白云真：《欧盟参与刚果金冲突管理与建设和平评析》，《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
[47]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2页。
[48] 张晓彤：《试论胡锦涛的时代观》，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306226. html。
[49] 罗建波：《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对中非关系的影响》，《非洲发展报告（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页。
[50] 郝睿：《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对中非经贸关系的影响》，《非洲发展报告（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51] 刘鸿武：《“非洲个性”或“黑人性”——20世纪非洲复兴统一的神话与现实》，《思想战线》2002年第4期。
[52] 唐大盾：《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53] 唐大盾：《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
[54] 唐大盾：《非洲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6—259页。
[55] ［美］戴维·奥塔韦：《非洲共产主义》，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
[56] 李新烽：《论曼德拉精神及其产生的原因》，《西亚非洲》2014年第4期。
[57] 刘鸿武、肖玉华、梁益坚：《一个大陆的觉醒、抗争与自强——20世纪非洲国际关系理论之研究论纲》，《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
[58] 刘鸿武、肖玉华、梁益坚：《一个大陆的觉醒、抗争与自强——20世纪非洲国际关系理论之研究论纲》，《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
[59] 钟伟云：《姆贝基的“非洲复兴思想”》，《当代世界》1998年第8期。
[60] 参见简军波《非洲的国际秩序观》，《复旦国际评论》第14辑，第211页。
[61] 张忠祥：《非洲复兴：理想与现实》，《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6期。
[62] 马红丽：《祖马：非洲时代已经来临》，《经济》2013年第6期。
[63] 姚桂梅：《非洲“向东看”的经济考量》，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10—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64]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第三届中非青年论坛上（2015年3月27日—29日，坦桑尼亚阿鲁沙）的讲话。
[65]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2/03/content_5689163_1.htm.
[66] 李安山：《非洲梦：探索现代化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73页。
[67] 曾强：《津巴布韦局势及其“向东看”政策》，《西亚非洲》2007年第5期。
[68] 李安山：《非洲梦：探索现代化之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