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中东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
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出发，认清时代的特征和主题，进而分析如何实现和平和发展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中东诸国而言，判断时代变化方向，认清国际和国内环境是确定发展道路与方向、制定战略方针的前提。那么，中东诸国在解决发展道路和制定战略方针等问题上，是否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其衡量标志是：对于时代变化或“世情”的判断是否准确？是否符合特定的“区情”和具体的“国情”？
所谓“世情”，它包括所处的时代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特定阶段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其国际关系等，其中对时代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是一个核心问题。
所谓“区情”即指中东区域环境，它包括地区秩序的特点、变化，地区国家间相互关系状况，本地区与域外国家之间的关系状况等。
所谓“国情”，它包括本国的社会制度及其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人口和自然资源、国土与历史传统等，其中社会制度的性质及其发展阶段是国情的核心问题，即基本国情。
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对“世情”和“区情”做出准确判断，深刻理解所处的时代特点，才能制定出切合客观需要的战略方针，推动国家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从整体上看，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发展经历了两个重要历史时期，即独立前的被殖民时期和独立后的自主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主要是欧洲殖民主义入侵中东和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衰落和瓦解，其中，埃及沦为殖民地、波斯（后改称伊朗）沦为半殖民地以及阿拉伯新月地带相继为英法所控制，中东地区形成了由英法等列强主宰的殖民体系。后一个时期则是各国挣脱殖民体系，取得国家独立并开始建立民族国家时期，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独立运动，到一个又一个国家相继独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在该地区逐步完成，各国纷纷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中东国家经历了深刻而艰难的社会变迁，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制度类型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欧洲殖民主义入侵和资本主义扩张以及殖民化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殖民地经济结构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形成中东地区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其中，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成为中东变迁的新标志。因此，独立以来的中东各国，是否将发展置于首位，如何实现其自主发展？中东诸国的实践经历既反映了对“世情”的认知程度和回应方式，又反映了对国情的把握程度。
一 中东地区国际环境分析
（一）中东地区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
国际环境通常指国际关系结构体系对一国的影响和一国对国际关系结构体系的影响所做出的应对及反映方式。换言之，国际环境反映了国际关系结构体系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考察国际环境通常有多种视角。从地缘政治学来看，中东国家的国际环境包括了三个层次，一是，中东诸国的“周边环境”，它对一国的影响最直接，一国对周边环境的反应最为敏感，因为周边环境的变化决定着一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和实施；二是，中东国家的“区域环境”，它集中于中东地区层面的力量对比关系；例如，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世俗共和制国家与君主制国家之间、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国家集团和以沙特阿拉伯为核心的逊尼派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等等；三是，中东之外的“国际环境”，它通常是不同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形成的复杂的国际体系，且包含了周边环境和区域环境，是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关系的体现。这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关联性。例如，冷战时期，中东地区亲苏阵营与亲美阵营之间的区分就是美苏对峙这一国际关系在该地区的反映。这种关联性的背后，就是中东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中东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汇处，其扼守国际水路运输通道和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赋予其全球性战略要地的特殊地位。这正是吸引着外部列强觊觎中东，纷纷踏入中东的重要原因。由此决定了中东地区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
第一，外部性。中东地区历来是大国角逐的舞台。一方面，外部列强始终将中东列为其战略利益的重要区域，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列强利用地区内部的矛盾，进行渗透和扩张，塑造所谓“中东秩序”。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缺乏可以抗衡外部列强的力量核心，一些地区国家甚至转而寻求外部列强的庇护。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列强等域外力量主宰中东地区的秩序。相反，中东地区国家常常难以主宰其自身发展的命运，缺乏自主性。
第二，变动性。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局势跌宕起伏，变动不居，变幻莫测。这里既有外部的干涉和介入，又有地区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后者常常因教派、族群等历史积怨或疆界划分、资源利用等现实利益而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陷入了无休止的纷争之中。因此，内外多重因素造成中东地区环境以及中东国家的周边环境的不确定性。
第三，破碎化。自近代列强介入中东地区以来，中东地区一直处于不断分裂的状态。许多人将中东视之为“破碎地带”（shatter-belts of the Middle East）——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大国的角逐又加剧了这种状况。[9]时至今日，分裂的中东地区变得更加破碎了。相反，中东地区的整合，可谓遥遥无期，各种致力于统一的努力（例如，阿拉伯国家统一运动）均无果而终。
正是这种由外而内的“介入方式”和由内而外的“回应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塑造着中东地缘政治结构的脆弱性特征，并随着内外因素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中东地缘政治结构的不稳定状态，同时也加大了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深刻地影响着中东各国的发展和对外交往。
（二）中东地区国际环境的变化
从全球视野看，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作为新的时代的主题，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因此，顺应“和平与发展”是人们理性的选择。但是，“和平与发展”并不会自动出现，而是要通过不断努力才能实现，尤其是对于动荡的中东地区，更需要努力才有望实现。
从中东地区看，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中东地区逐渐从战争状态向和平过渡，即通过军事方式逐渐转向政治方式解决争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阿以冲突在冷战结束后迈上政治解决轨道。但是，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新的局部性冲突频频发生，中东局势跌宕起伏，整个中东地区正处在由“战”向“和”的艰难过渡时期，且充满着变数。在此过程中，有许多变化值得关注，它直接影响着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走向。
一是阿以冲突从中东地区全局性争端逐渐演变为巴以之间的较量和对抗，由此导致巴以问题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
二是随着苏联的瓦解，以前在中东地区的亲苏反美阵营分崩离析，并成为美国重点打压的对象。在此背景下，美国进一步强化其对中东地区的控制，打造美国治下的“中东秩序”。
三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实力，而且打破了中东地区脆弱的力量平衡，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逐步下降。
四是“阿拉伯之春”导致许多中东国家政权变更，而且地区国家实力的升降，中东地区格局呈现着新的变化，中东地区秩序处在激烈变动之中。
五是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不断恶化。一方面，政权变更以及国家间利益冲突导致安全问题凸显，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的破坏行为——恐怖主义战争危及中东地区多个国家的生存，中东国家的发展和安全环境明显恶化。
由此观之，中东国家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既要把握时代的变化和国际局势，又要立足于特定的“区情”和具体的“国情”。
二 中东国家对时代的认知和判断
中东地区现有20多个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尽相同，治国施政方略差异明显，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因此，各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和处境也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如何把握时代的变化和国际局势，以及如何根据特定的“区情”和具体的“国情”来制定相应的战略。下面将通过分析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和利比亚这个地区小国来透视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一）土耳其关于时代的判断及其影响
对时代的判断以及国家发展道路的定位，是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土耳其政治精英面临的命运攸关的选择。
土耳其在赢得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之后，穆斯塔法-凯末尔审时度势，在国家定位上，果断放弃恢复奥斯曼伊斯兰帝国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一位土耳其记者曾比较凯末尔和恩维尔（土耳其青年党领袖），“恩维尔的特点是胆大，而凯末尔的特点是有眼光。……如果1914年的陆军大臣是凯末尔，他绝不可能把国家拖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1922年进入伊兹密尔的是恩维尔的话，他就会乘势长驱直入叙利亚和伊拉克，从而把所有已经赢到手的东西全部输掉”[10]。所以，正因为凯末尔的眼光和判断，战事一停，他就立即同希腊议和，并且公开宣布放弃一切对外野心，宣布放弃一切形式的大奥斯曼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把重心转到复杂的建设工作。1923年，凯末尔在演说中讲道：“至今我们的军队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不应该为我们军事上的胜利而感到自满。我们还应该更多地为取得科学和经济方面的新胜利做好准备。”[11]因此，凯末尔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和时局新变化，选择以现代化、世俗化作为重点，重塑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和素丹制，建立了新的政权——土耳其共和国。一方面，凯末尔迅速结束战时状态，将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致力于民族国家建设，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系统而深入的社会改革，改变土耳其“西亚病夫”的形象，提高土耳其现代文明程度。另一方面，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复杂局势，土耳其摆脱了帝国时期的“负累”，在对外交往上奉行“中立”政策，既同欧洲国家保持密切交往，又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从而为土耳其现代化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可以说，凯末尔对时局的认知及其改革实践，显示了作为一位伟人的世界眼光，不仅符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潮流，直接推动着土耳其的“新生”，而且使土耳其以新的姿态重新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与苏联关系一度紧张（土苏围绕黑海海峡问题的争端），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土耳其一步步地靠向美国、欧洲等西方阵营，并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样，为了换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土耳其政府对内实行多党制选举、扩大民主自由，经济自由化等措施，对外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扮演着美苏争霸时期西方阵营中的小伙伴角色。
2002年，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当政（以下简称正发党），正发党根据土耳其地缘政治特点和所处国际环境，提出了“战略纵深”（strategic depth）战略，重新对土耳其发展进行定位，力图将其打造成具有重要影响的“中枢”国家。为此，土耳其实施“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zero problem policy），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土耳其还充当了伊核问题、叙以矛盾、巴以争端的“调停者”角色，推动中东地区和平进程。叙利亚成为土耳其向阿拉伯国家出口的主要通道，甚至包括与亚美尼亚的关系也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零问题外交”使得土耳其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获益甚大，不仅国内政治发展稳定，而且周边环境相对平稳，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稳步上升。伴随着土耳其经济快速发展，“土耳其模式”（Turkish model）受到广泛关注。土耳其政府进一步明确国家发展目标，提出了“2023百年愿景”即共和国成立100年的2023年，将土耳其建成发达国家，其标志是土耳其进入G10全球的十强之一，显然，“2023年百年愿景”展现着当代土耳其人的雄心。
然而，“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以强硬姿态介入中东事务，把这场变局视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新时代。土耳其则以“民主典范”自居，积极推销“土耳其模式”。基于这一判断，土耳其政府改变了此前“零问题”外交政策，公开支持革命后的“民主政体”，试图构建一个以土耳其为核心的囊括北非的“中东民主阵线”。最突出的变化是，土耳其政府改变对邻国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态度，公开要求巴沙尔下台；同时公开支持2013年7月被废黜的埃及穆尔西总统，坚称其民选合法总统身份，不承认塞西政权的合法性。土耳其政府在外交上的变化，导致本国与埃及、叙利亚、以色列交恶，与伊拉克关系也冷淡。2015年11月24日俄罗斯战机被击落之后，土俄关系趋紧。凡此种种，意味着土耳其受到广泛推崇的“零问题”外交已经演变为“多问题”外交：大批叙利亚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土耳其，迄今已高达250万人之众，成为土耳其难以承受之“重”；“伊斯兰国”恐怖武装力量崛起后，频频在土耳其制造血腥袭击事件，给土耳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威胁。与此同时，土叙、土埃、土俄交恶后，经叙利亚出口阿拉伯市场以及经埃及出口非洲市场的贸易渠道几乎中断，俄土经济来往搁浅，赴土旅游者减少，由此导致土耳其经济遭遇最困难境地。年均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2011年高达9.2%和8.8%回落到2013年的4%，[12]2014年又至2.9%，2015年低于2.5%。
可见，土耳其政府对于中东变局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对中东地区局势及国际关系变化的判断出现失误，直接影响土耳其自身的发展，2023年的“土耳其梦”似乎难以企及。地区环境的风险和周边关系的恶化还导致安全问题再度成为土耳其的重大挑战。
（二）伊朗关于时代的判断及其影响
20世纪后期，伊朗关于时代的判断反映在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学说中。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制定了“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基本国策，视美国为“恐怖主义政权”，共产主义是“最坏的独裁者”，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建立世界伊斯兰制度的时代已经来临。于是，霍梅尼对内实行全盘伊斯兰化的同时，对外全面推行“伊斯兰革命输出”。其行动表现在：推动伊斯兰复兴运动，进而谋求在整个中东地区推动伊斯兰制度实践。
应该说，随着1979年革命的成功，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朗宗教领导阶层对形势的判断以及对时代的认识是：伊斯兰革命已经来临，伊朗是这场革命的旗手，伊朗将为此承担起“应有的使命”。霍梅尼在其《政治遗嘱》（《伊斯兰革命的篇章：伊斯兰革命领袖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父霍梅尼教长的政治和宗教遗嘱全文》）中指出：“当今的时代，是美国、苏联和他们的走狗们，例如沙特王室（愿真主诅咒他们）压迫穆斯林世界的时代，他们是反对穆圣家族的共谋者，他们都将受到严厉的谴责。”[13]因此，“我号召其他穆斯林民族，以伊斯兰政府、以伊朗的奋斗着的人民为榜样，倘若你们残酷无情的政府不听从人民的要求，你们就推翻它们”，因为“依赖西方或东方的政府是穆斯林们不幸的根源”。[14]为此，伊朗举全国之力发动伊斯兰化运动，在中东地区掀起了宗教激进主义复兴运动浪潮，霍梅尼号召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国穆斯林起来反抗本国政府，旨在建立伊斯兰政权。1981年9月成立专门机构伊斯兰革命总会，下辖“伊拉克伊斯兰革命协会”“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非洲及马格里布伊斯兰革命协会”和“亚洲伊斯兰革命协会”，负责对外发动不同区域伊斯兰革命活动，其后，伊朗与伊拉克进行长达八年的战争，对中东地区乃至伊斯兰世界各国政权安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伊朗领导人开始做出了重大调整，集中反映在两方面：一是主动放弃对外公开输出“伊斯兰革命”；二是倡导“文明对话”，缓和与西方等国的关系。在拉夫桑贾尼、哈塔米相继担任总统期间，伊朗奉行务实外交。特别是1997年哈塔米执政后，对内倡导民主政治，对外奉行“消除紧张、文明对话”的政策，开启了伊朗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被誉为“第二共和时期”。哈塔米认为，提出文明对话是为了代替文明冲突论，并作为新世纪的外交基础和原则。因此，哈塔米执政时期，尽管伊朗内外政策的伊斯兰性质并未改变，但是，对外进行伊斯兰革命输出的行动基本放弃，开始谋求顺应世界全球化、民主化潮流，走自强发展之路。其中，哈塔米关于文明对话的倡议还得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认可，遂将2001年确定为文明对话年（Year of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文明对话在本质上是强调以和平、对话方式融入国际体系，否定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显示了伊朗改善并加强与世界各国关系的愿望。
然而，内贾德担任总统后，伊朗重回强硬激进政策。内贾德将伊朗视为抗衡西方的中心，视其为世界文明的中心。2009年9月内贾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将伊朗的伊斯兰世界观视为西方世界观的替代者。他认为：“世界面临两种相互冲突的世界观：一种是美国和西方的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世界观；另一种是相信万能的真主的唯一性、遵从真主使者教导、尊重人类尊严并为人类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人人皆能享有平等、可持续的和平和精神追求的世界。”内贾德执政八年，围绕伊核问题，伊朗与西方国家关系交恶，甚至剑拔弩张，伊朗甚至成为美国采取军事打击的选项，也造成伊朗长期被封锁、制裁。可以说，对抗加剧并没有给伊朗带来益处，相反导致伊朗国内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的艰难。
客观而言，内贾德时期的强硬政策，并不是为了对抗而对抗，而是西方长期打压、排挤、制裁的回应。美国不仅从一开始敌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承认其合法性，而且千方百计进行颠覆活动，还在国际上孤立、在经济上制裁、在军事上威胁、在舆论上“妖魔化”伊朗。从而导致美以关系长期紧张，伊朗也随之进行强硬回击。拉夫桑贾尼、哈塔米时期对西方的缓和并没有带来实际利益，因此，内贾德担任总统后的示强就有其必然性。伊朗还力图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中东，瓦解美国主导下的中东秩序。2012年8月26日—31日，伊朗还举办不结盟运动峰会，并担任主席国，有100多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16位国家首脑出席此次峰会。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伊朗确有推动“伊斯兰革命”的强烈冲动。伊朗将其界定为反对专制统治的“伊斯兰觉醒运动”（Islamic Awakening），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延续，伊朗官方甚至号召通过伊斯兰觉醒运动帮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推翻以色列政权。为此，伊朗成立专门机构，连续每年举办“世界伊斯兰觉醒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slamic Awakening），著名政治家、最高宗教领袖的顾问韦拉亚提亲担大会秘书长。2011年9月，在德黑兰举行首届“世界伊斯兰觉醒大会”，来自80多个国家的穆斯林专家应邀出席会议并进行研讨。2012年1月29日、30日还专门举办了“世界青年与伊斯兰决心运动大会”，来自75个国家约1200青年参加会议，大会认为“‘伊斯兰觉醒’是真主的旨意，它表明当今时代伊斯兰教……进入新阶段”[15]。同年7月，又举办了“世界妇女与伊斯兰觉醒运动大会”，来自80个国家的1500名妇女出席会议。2013年4月在德黑兰举办的第六次“世界伊斯兰觉醒大会”有700多名国内外国专家和宗教界精英参加，其中国外专家500多人。韦拉亚提认为：“2010年以来席卷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觉醒运动浪潮，验证了伊斯兰革命领袖的预言。”[16]
尽管如此，内贾德时期的伊朗的强硬政策并不意味着伊朗会重回对外进行“伊斯兰革命输出”的路径上。
2013年伊朗选举后，鲁哈尼担任总统，伊朗对外战略做出重大调整。鲁哈尼总统提出与国际社会“建立‘建设性互动’（constructive interaction）”的主张。2013年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夕）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为什么伊朗寻求建设性互动》一文，明确指出，世界已经变了，国际政治不再是“零和游戏”，而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多维关系，国际社会面临着诸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外军干涉、毒品走私、互联网犯罪以及文化腐蚀等严峻的挑战。因此，提议开展建设性互动外交。[17]此后，鲁哈尼进一步表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情况下取得进步，伊朗愿与所有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东西方国家建立兄弟和朋友关系。[18]
可以说，鲁哈尼上任后，频频向国际社会传递伊朗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的意愿，强调伊朗与世界的关系已经走在了友好互动的道路上，从而为伊朗缓和与西方国家、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条件。2015年7月14日，经过艰苦的谈判，达成《伊朗核问题最终协议》，结束了伊朗与西方严重对抗的局面。这一历史性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伊朗既要适应全球化潮流，又要寻求摆脱受西方长期经济制裁的困境。因此，伊朗选择主动缓和与西方关系，逐渐融入国际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朗决策层对时代的新的理解和认识。随着《伊核最终协议》的生效，2016年1月，鲁哈尼总统先后访问意大利、法国，双方开启了“崭新关系”，伊朗分别同意大利、法国达成了价值约170亿美元和25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后者成为自西方国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来伊朗签署的最大订单，伊朗迎来了一个新的外交“春天”。伊朗伊斯兰革命37周年前夕，鲁哈尼再次向世界表示，伊朗要进一步加强与邻国友好关系，密切同全球各国的友好交往。[19]
由此可见，伊朗当权者们在经历了对时代和国际局势的重新审视之后，在逐渐把握住时代潮流的同时，正在为伊朗创造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
（三）埃及关于时代的判断及其影响
对于时代的认知和判断，埃及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在《革命哲学》中强调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他指出“孤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铁丝网为界把各国隔绝和孤立起来的日子也过去了”，“任何国家都不得不环顾国界的周围，以便认清对于本国发生影响的那些浪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以便知道要怎样才能和其他国家相处，要怎样……”，“任何国家都不得不环顾国界的周围，研究本国在这个空间中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看清本国在这个空间能做什么，活动范围有多大，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本国的积极任务是什么”。[20]因此，纳赛尔从埃及的周边及国际环境出发，分析并归纳埃及对外交往的“三个圈子”，即“阿拉伯圈子”“非洲圈子”和“伊斯兰圈子”。纳赛尔一方面分析了埃及的落后性，“我们已经落后了5个世纪，或者更多一些”[21]；另一方面，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即“我们必须置身其内，并且在里头竭尽所能采取行动的第一个圈子，就是阿拉伯的圈子”，“如果我们进而考虑到第二个圈子，也就是非洲大陆的圈子，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于500万白人与2亿非洲人今日正在那里进行的可怕的血腥的冲突都不能袖手旁观……非洲的人民继续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扼守着大陆的北门，我们被认为是大陆对外面世界联系的连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能放弃对于处女森林的最深处传播光明和文化，给以全力支持的责任。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尼罗河是我国的生命动脉，而尼罗河是发源于大陆中心的”。[22]
基于这种认识，1952年革命后，埃及作为地区大国，将推动阿拉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维护阿拉伯民族利益视之为天然职责。力争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控制，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埃及与西方关系紧张，逐渐以苏联为友。为此，在支持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革命运动的同时，担负起对抗以色列的主要责任，即阿以冲突的主要前线国家。
然而，在先后进行的四次中东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中，埃及作为对抗以色列的主要国家蒙受了巨大的代价，领土和主权遭到破坏，战死10万余人，耗资400亿美元，军费开支连年递增，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不断攀升（从20世纪50年代的5%—7%，60年代初期10%—12%，1967年上升至17%，1974年高达25%）。[23]
可以说，战争早已成为埃及难以承受之重。尤其是，1973年“十月战争”关键时期，当以色列军队受重创告急时，美国政府向以色列架起空中桥梁，源源不断地向其输血，使战局朝着有利于以色列方面发展。埃及总统萨达特很快意识到埃及的对手不只是以色列，还有其背后的美国。他说：“我猛然发现我面对着美国”，“这是我或者任何一个不是大国的国家都无能为力的”。[24]这更加坚定其“以战促和”的目标，尽快使埃及摆脱战争的漩涡。因此，“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走遍天涯海角”[25]。萨达特客观分析了世界局势，以现实主义态度，通过美国的调停实现埃及与以色列的和解，最终为埃及迎来了和平。可以说，“十月战争是现代埃及对外关系的转折点，而埃及对外关系的重大转折是埃及对外战略调整与国际环境变化的结果”[26]。
实际上，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期，埃及民族独立任务已经完成，迫切需要创造和平建设的环境，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因此，萨达特在“十月战争”之后的选择，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不仅实现了和平，而且收复了失地，更好地维护了埃及的主权和独立。曾任以色列驻埃及大使杜维克认为“萨达特是和平的主要缔造者。……没有他对短期、长期历史进程的判断力，我们这一代同埃及实现和平是难以想象的”[27]。
1981年，穆巴拉克担任总统之后，继续维护埃以和平局面，将和平外交视为实现埃及国家利益的最为有利的途径，因此，在外交战略的选择上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穆巴拉克总统说：“我们选择和平，因为我们希望将用在武器、弹药上的资金节省下来，用于造福饱经战争、恐惧和贫穷煎熬的埃及人民。因此，在和平的道路上我们将义无反顾，绝不走回头路，这是既定事实，没有商量的余地。”“和平是我们的社会建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将坚持不懈地为实现本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公正和平付出努力。”“和平不会永远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要实现和平。需要诚恳的态度和坚决的决心。”[28]他在谈及和平和安全时说，“只有和平才能创造安全。和平能够建起信任的桥梁，摧毁极端主义思想，消灭暴力和仇恨”[29]，它甚至批评安全第一论，“先后安全后有和平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和平就不存在安全。如果和平还没有实现，我们无论怎样努力维持安全都是徒劳的，因为还有土地被占领着，极端势力会在被占领土地上存在下去，阻碍问题的最终解决，所以我们不可能维持住安全”[30]。正是在穆巴拉克和平理念的推动下，不仅促成以色列撤离西奈，又经过长达10年艰苦谈判，解决了塔巴危机。1989年3月埃及终于收复了塔巴地区，实现了以和平的方式捍卫埃及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目标。与此同时，埃及努力实现同周边各国的正常和平交往。穆巴拉克总统还积极扮演推动着中东和平进程的角色，并多次出面居间调停解决国际争端，化解矛盾，缓和危机，显示其外交智慧，也展现了埃及作为中东地区大国的积极作用。
然而，埃及执政者始终没有破解“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如何实现“发展”成为困扰埃及的难题。换言之，埃及领导人解决了“和平”问题，却仍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在穆巴拉克执政的近30年里，埃及作为地区大国其地位逐步下降和削弱，经济发展基础脆弱（主要依靠“旅游”“侨汇”“苏伊士运河过路费”和“石油”这四大支柱），对外依赖性强（依靠美国经济援助和阿拉伯国家援助），社会建设落后，贫富差距悬殊，失业问题尖锐，腐败等社会问题突出。而穆巴拉克本人长期当政、恋权擅权，造成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以至于民众以“够了运动”表达其心中的不满情绪。于是，在“阿拉伯之春”的风暴中，穆巴拉克这位“政治常青树”被民众运动逼下台。
应该说，发展与稳定相辅相成，穆巴拉克总统时期发展问题没有解决好，反过来又导致社会和政治的动荡，稳定和安全问题凸显。因此，对于埃及来说，究竟如何推动适合其“国情”的发展路径，仍然是一道世纪性难题。
（四）利比亚关于时代的判断及其影响
1969年利比亚“九·一革命”后，革命领导人卡扎菲崛起，时值阿拉伯民族主义趋向衰落的时期，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卡扎菲把推动阿拉伯统一，孤立和打击以色列，削弱西方势力作为利比亚对外关系的基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世界第三理论”（《绿皮书》），它集中反映了他对时代的认知、判断及其实践，对外致力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对内实行“民众国”统治。
在《绿皮书》中，卡扎菲全面阐述了世界第三理论的政治基础（“民主”和“人民政权”）、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和社会基础（家庭、部落、民族）。卡扎菲认为，所谓共和时代已经过时了，利比亚进入了民众国的新的历史时期。因此，他宣布：“继共和国时代之后，民众时代正朝我们快步走来。”[31]
民族主义是卡扎菲最基本的价值观。卡扎菲认为“民族斗争——社会斗争是历史运动的基础”，“民族主义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32]卡扎菲认为，民族是一种社会结构，其连接的纽带是民族主义；而国家则是政治结构。如果政治结构适合社会结构，这个政治结构——国家就会存在下去；如果政治结构由于外来殖民主义或自身没落而发生变化，不再适合社会结构，那么它“将在民族斗争或民族复兴、民族统一的口号下再次出现”[33]。这实际上表达了当今分裂为20多个国家的阿拉伯民族必定会走向统一的意向。从中不难看出，贯穿于卡扎菲思想中的乃是“民族斗争”——“民族运动”——“民族统一”，即“统一阿拉伯民族”，这构成了利比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正如卡扎菲执政早期所说：“阿拉伯统一无论如何是不可少的，也是万万不能忽视的。要想保护阿拉伯人民不遭敌人的侵犯，就不可缺少统一；要想保护阿拉伯国家的成就，就必须要有统一；要想保护自由和社会主义，还是需要统一。统一是阿拉伯国家进行斗争的可靠保证和最终理想。”[34]
在卡扎菲看来，真正阻碍阿拉伯统一的势力乃是西方帝国主义。于是，反对西方强权就成为卡扎菲对外政策的突出表现。1969年利比亚“九·一革命”后，利比亚首先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殖民主义，把清除一切外国势力，特别是外国军事基地作为维护利比亚主权独立与完整的重大举措。从收回英、美租占的军事基地，实行国有化措施（主要针对外国石油公司），到发动旨在消除西方影响的“文化革命”、成立“伊斯兰宣教会”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传播伊斯兰教，等等。
卡扎菲在推动“民众国”建设和“阿拉伯统一”事业中，越来越将利比亚视为中心，并以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和世界的“解放者”自居，热衷于对外输出革命。早在1986年，卡扎菲就认为，“一种具有世界水平的新的国际主义已经建立起来，它的中心在利比亚，它的司令部在利比亚。它在利比亚是为反对美国和犹太主义、保卫锡德拉湾和巴勒斯坦而斗争”[35]。很明显，卡扎菲将自己看作是肩负特殊使命、致力于阿拉伯民族的变革和统一的革命领导人。从他对时代的认知和判断上，卡扎菲显然认为革命已经到来，其目标：一是挑战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并将“世界第三理论”推向全球，以取代现存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二是执着于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在阿拉伯世界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时代，试图超越国家利益谋求阿拉伯世界的“大一统”，寻求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
显然，由于对“世情”和“区情”缺乏科学的判断和分析，卡扎菲不切实际地追求阿拉伯统一以及在中东政策上的强硬立场，导致了利比亚与周边国家、与阿拉伯各国关系跌宕起伏，变化不定。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一是利比亚直接或间接进行军事干预，与邻国乍得之间持续多年的冲突，损害了利比亚的国际声誉；二是对外进行革命输出，不仅受到许多国家的谴责——称其为干预内政或颠覆政权，甚至被西方国家视之为支持“恐怖主义”。1986年，美国借口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出动战机空袭利比亚。20世纪90年代又因洛克比空难事件（1988年），对利比亚进行全面制裁，利比亚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在一连串挫折和失败中，卡扎菲逐渐意识到新时代的变化，开始放弃了“阿拉伯统一”的努力。他说：“利比亚为实现阿拉伯统一进行了30多年的努力，我们努力包括所有国家，也包括同两个、三个、四个国家促成统一。……但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以民族主义、宗教、一种语言与文化进行统一的时代已告结束。现在是经济、消费、市场和投资的时代。它促使人们不顾及语言、宗教或国籍的差别而统一（联合）起来。”[36]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强硬著称的萨达姆政权败亡。受此影响，卡扎菲立即向美国表示了妥协姿态，表示愿意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并接受国际社会的武器核查，随后交出了制造大规模伤性武器的试验材料。此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宣布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2006年6月，美国宣布恢复中断25年的利美外交关系。随后，利比亚与其他西方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利比亚逐渐回归国际社会。
实际上，卡扎菲的统一梦想并没有放弃。在推动阿拉伯统一遭到挫折后，卡扎菲转而致力于非洲的统一，将巨额的石油财富投入到这一理想和目标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洲联盟的建立。长期以来，卡扎菲敢于抗衡西方、挑战现有秩序、推动阿拉伯统一或非洲统一，甚至对外输出革命的主要资本——丰富的石油资源，源源不断的石油财富支撑着卡扎菲的理想追求。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利比亚毕竟是小国，既难以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又无法支撑卡扎菲式的理想大厦。更重要的是，石油财富源源不断的外输必然损害本国民众的利益，忽视本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再加上财富分配的不均和长期的独裁统治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于是，2011年3月利比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西方大国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借机实施军事干预，统治了40多年的卡扎菲政权垮台，卡扎菲被俘而死。强人统治结束后，利比亚徘徊在一个血腥、脆弱又充满变数的转型期。
三 中东国家对时代认知的经验和教训
对“世情”和“区情”的认知状况是时代观的具体表现。纵观独立以来的中东各国，在对世情、区情的认知以及时局的研判上，有着各自不同的选择取向，由此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简要归纳，集中反映在如下方面：
第一，在对待西方国家及其主宰的国际秩序上，除了土耳其之外，绝大多数中东国家走上了抗衡西方的道路。凯末尔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态度，在废除了丧权辱国的《色弗尔条约》后（取而代之的是《洛桑和约》），不仅没有切断与西方的联系，反而将现代化、西方化作为土耳其发展的方向，积极向西方体系靠拢。相反，从纳赛尔、霍梅尼到卡扎菲，几乎都经历了切断与西方联系的过程。与之所不同的是，霍梅尼时期，伊朗采取了“既不要西方、又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独特道路，反抗西方主宰的国际秩序，推崇“伊斯兰秩序”；而纳赛尔、卡扎菲在反抗西方的同时，完全倒向了苏联。虽然说，中东国家抗衡西方、反对强权和霸权的斗争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导致另外的一些问题，或者造成国家的封闭，或者倒向苏联后，又被苏联所控制，成为美苏较量中的一颗“棋子”。
第二，在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等重大问题上，这些国家经历了从战争向和平、从革命向建设的过渡，通过战争捍卫独立，通过革命建立新政权。但是，各国由于对时代的认知的差异，对时局的判断的不同，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艰难程度，也完全不同。土耳其在独立战争结束后迅速开启了和平建设进程，顺应世界潮流，全面推动现代化、世俗化改革，实现了由革命向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转变。相反，埃及、伊朗迈向和平的过程则异常艰难复杂。埃及在经历了四次中东战争的巨大代价后，伊朗在承受了八年两伊战争的沉重负荷后，才逐步迈上和平发展轨道。可以说，中东国家从战争向和平以及从革命向建设转变的速度，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革命领导人”对时代的认知和时局的把握上。
第三，在处理周边及地区国家关系上，能否客观地看待自身力量（“国情”），存在着明显的问题。许多中东国家，往往过高地估计了自身力量，在处理周边及地区国家关系上，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符合“区情”和“国情”。例如，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小国，凭借石油“武器”（资源）欲称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且频频向西方大国“叫板”，致使利比亚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国家关系起伏不定，最终导致卡扎菲本人众叛亲离，一败涂地。同样，有的地区大国随着国力的不断上升，其地区大国心态膨胀，急于扮演大国的角色。例如，埃尔多安主政下的土耳其，在综合实力上升的同时，改变以往的中东外交政策，频频介入中东事务，卷入中东纷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其地区“大国心态”和“大国情结”，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37]，导致土耳其与一些周边国家的紧张。
显而易见，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视角看，许多中东国家对于时代认知和判断出现失误。究其根源，既受其立场、观念的影响，也是中东地缘政治关系复杂性的客观反映。例如，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对于伊斯兰革命时代已经来临的判断，显然是其宗教观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表现，以宗教统治取代东西方的世俗统治，以宗教治理取代世俗治理。进而从宗教观念出发处理国际关系，以伊斯兰国际观代替科学的时代观。这种认知方式必然决定其回应方式，即对外进行伊斯兰革命输出。因此，仔细探究中东国家对于时代的认知和判断，其教训是深刻的。
首先，伊斯兰国际观对于中东国家在时代认知上有着消极影响。历史上，在对待国家间关系上，按照伊斯兰教义，将整个世界划分为伊斯兰区域（Dar Al-Islam）和战争区域（Dar Al-Harb）。前者指接受伊斯兰统治的地区，包括穆斯林居住区和受伊斯兰统治的非穆斯林地区；后者则指伊斯兰主权范围之外、不执行伊斯兰宗教和政治规则的地区，亦即由异教徒统治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区。[38]这构成了伊斯兰国际观的基本内涵。于是，向“异教徒”统治地区发动“伊斯兰革命”就被看作理所当然的选择，由此导致同外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此，马克思曾有过精辟分析：“《古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他们分为两种国家和民族——正统教徒和异教徒。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39]正是受伊斯兰国际观的影响，独立以来的许多中东国家，无视当今时代的深刻变化，仍大张旗鼓地推动伊斯兰革命输出，不仅脱离了现实，也不符合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正是这种理念和认知，导致许多中东伊斯兰国家难以融入现代国际体系。
其次，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理念驱动着一些国家脱离实际，追求不现实的目标。20世纪50、60年代，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民族主义运动中，许多新独立的中东国家处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时代”，其领导层在国家间交往和治国理政上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倾向，脱离现实。最突出例子就是许多阿拉伯国家竭力追求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发动阿拉伯统一运动。不可否认，阿拉伯世界统一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抗西方霸权的性质。但是，阿拉伯世界统一运动的倡导者们忽视了中东的“外部性”特征，也无视“民族国家”是新时代的既成事实，结果，统一运动接连碰壁，最终遭遇挫折。60年代末至70年代，伴随着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纷争，阿拉伯世界进一步走向分裂，阿拉伯统一运动遂迅速走向衰落，阿拉伯统一的目标变得遥不可及。
再次，对时代认知的失误还反映在民族国家主权观念淡薄等问题上。众所周知，外部干预是中东动荡的根源。但是，中东国家间以强凌弱、相互干预的情况频频发生，这既给外部插手中东地区提供了借口，又在本地区造成严重的危机。例如，1990年伊拉克举兵入侵科威特，反映了萨达姆在民族国家主权观念上的错误、对时局判断的严重失误，最终为美国提供了进一步插手中东、全面控制中东的借口。实际上，无论是2011年海湾阿拉伯国家协助法美出兵利比亚，还是2015年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等，这些事例说明，许多中东国家并未从民族国家主权观念上来解决纷争，而是从教派、教俗划分以及宗教认同等研判周边和地区关系，造成在处理周边和地区关系上的失误。
最后，对于发展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冷战后，大国之间的竞争从军事领域逐渐转变到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的综合国力上，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因此，“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特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许多中东国家并没有将主要精力转变到发展上来，换言之，发展生产力尚未摆上各国的首要日程，而是仍将大量财力和物力投放到军事领域，展开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包括埃及在内的许多国家，忽视了工业化建设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依赖于外部的经济援助等。许多国家缺乏周密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致使生产力发展落后，经济发展缺乏推动力，社会落后，贫富分化严重，民生问题突出。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自下而上的“改善民生、追求民主”的运动，反映了民众对解决发展问题的强烈愿望。可以说，处在“和平和发展”时代的许多中东国家，尚未深刻认知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