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外因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西亚非洲地区由盛而衰的最重要因素

按照唯物辩证法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当上述内因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为以下苏联干涉与西方国家干涉两个外因发挥作用提供了依据，并使之成了该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由盛而衰的最重要因素。

一 苏联的干涉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前，非洲在苏联的对外战略中并不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46]二战后，苏联不但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战后经济建设和政局稳定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并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配合，掀起了强大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浪潮。在这股浪潮下，苏联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名义进入了该地区。随着冷战的爆发，苏联为争夺世界霸权，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外交支持等多种方式在该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大力和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马里等国发展关系，以遏制西方在该地区的战略。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借美国深陷战争泥潭之机，苏联开始利用该地区中小资产阶级执政党的软弱性，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与该地区所有新独立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签订友好关系条约，发展党际关系，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利用该地区各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缺陷，诱导他们照搬苏联模式。苏联不但用上述方法将该地区国家“绑架”到社会主义阵营之中，以便于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推行其大党大国主义，满足其称霸该地区的战略野心，而且苏联还人为地制造了西亚非洲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苏联采取“以苏划线”的方式确立自己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导致该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被人为地割裂为从属于东方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和从属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裂为东西两个阵营的局面。例如贝宁、南也门等国倒向苏联，埃及、突尼斯等国向西方靠拢。第二，苏联不惜以牺牲社会主义阵营力量为代价，满足其一己之私。例如，当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爆发欧加登战争时，苏联为防范美国渗透而在埃索两国间执行“脚踩两条船”的政策。又如，苏联对萨达姆1968年与美国CIA联手血腥镇压伊拉克共产党采取漠视态度，用伊拉克共产党为筹码换取了萨达姆政府转向苏联，以实现其排挤美国势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目的。第三，苏联为实现其霸权目的，以经济军事援助为饵，对该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疯狂掠夺，最终致使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疏远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联系，主动恢复与其宗主国的经贸往来。例如，几内亚刚刚独立时，面临着诸多困难并渴望获得苏联的帮助，苏联向其提供了经济援助，但却要求几内亚将本国矿产资源铝矾土，以国际价格的一半卖给苏联，同时以不可兑换的卢布结算。这使得几内亚不但原有经济问题未能解决，反而被苏联层层盘剥。时任几内亚总统的杜尔公开表示：“苏联比资本家还资本家。”^[47]苏联戈尔巴乔夫实行“新思维”战略时，苏联的注意力转向了亚洲和苏联周边地区，这为西方国家对该地区进行干涉提供了机会。

二 西方国家的干涉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社会主义运动在该地区的出现与发展，不但褫夺了它们数百年来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而且使它们丧失了众多的既得利益，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必然会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构成极大的挑战。为此，资本主义国家，尤其西方大国，在该地区掀起了“私有化”和“民主化”两股风潮，从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两方面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在中东变局中则以直接干涉和煽动革命的方式，阻碍该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首先是“私有化浪潮”。在20世纪70年代，上文所述的两大内因对该地区社会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危害开始显现出来。再加之受到美苏争霸、世界经济危机、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等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该地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进入80年代后，国内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并引发了社会动荡，其中以1983年底，突尼斯爆发的反对面包涨价的“面包风潮”最具代表性。该地区各国为摆脱困境，普遍实施了政策调整和经济改革，并向苏联寻求援助。而美国一方面通过IMF主动向这些急需外援纾解困境的国家兜售“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利用国际舆论大肆吹嘘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益处，让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描绘经济结构调整后的“美好蓝图”；另一方面，美国对唱反调的利比亚实施了代号为“草原烈火”和“黄金峡谷”的军事行动；直接策划政变推翻了拒绝与美合作的几内亚和苏丹社会主义政权，支持突尼斯的本·阿里废黜了布尔吉巴。就在这关键时刻，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实施了全面战略收缩，减少或停止了对它们原有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要求它们向西方国家求援。这成了压垮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该地区已陷入绝境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接受了IMF的援助资金，并同意在IMF监督下实施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内容，以将本国经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导向的改革。最终，美国成功地在该地区掀起了一场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私有化浪潮”。这股浪潮为美国资本以技术优势摧毁和控制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为将这些国家经济体系融入西方经济体系打开了大门，并成功摧毁了莫桑比克和毛里求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最为重要的是，这股浪潮让该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未来的发展已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本质上讲，美国掀起的“私有化浪潮”是改变该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浪潮，是削弱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浪潮，是遏制该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釜底抽薪之计。

其次是民主化浪潮。90年代伊始，美国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迅猛发展中显示了其巨大的威力。凡是那些在80年代接受了IMF“结构调整方案”援助资金的社会主义国家，本国经济体系无一例外地被美国牢牢地掌控住。美国在通过不断地转嫁危机，故意恶化它们经济的同时，让曾经送钱上门的IMF以不具备还款能力为由，催讨“经济结构调整”援助资金及其巨额利息。这些国家在经济和债务双重危机的重压下已濒于崩溃。“非洲国家外债急剧增加，1981年为864亿美元，1990年狂增到2720亿美元，1995年达到3170亿美元。债务总额相当于非洲国民生产总值的80%。非洲每年用50%以上的收入支付到期债务和利息。”^[48]两极格局的突然终结，又使这些国家进一步陷入了政治信仰危机当中。在这种经济、债务和政治信仰的多重危机下，该地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受到严重威胁，尤其在西亚北非地区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伊斯兰复兴运动民众基础变得愈发雄厚，其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也变得异常脆弱。

此时，西方的援助又成了这些国家当政者摆脱危机巩固政权的救命稻草。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故技重施在该地区掀起了“民主化浪潮”。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在1990年7月举行的G7首脑会议上一致同意：该地区凡不接受“民主化”和“多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均不能获得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贷款，从而借势抛出了以“民主化”和“多党制”为附加条件的援助资金方案；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扶持反对派颠覆了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政权；严厉制裁了拒绝向美妥协的伊拉克和利比亚；利用国际舆论不断抹黑维护本国利益的叙利亚领导人，继续用杀鸡儆猴的方式对其他国家进行心理和军事恫吓。不止于此，美国还于1991年斥巨资成立了旨在帮助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派参与竞选或实施政变的“非洲民主基金”。

处于内忧外患，文攻武吓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三个产油国以外，纷纷接受了西方援助资金，从而踏上了以“多党制”和“言论自由”为特征的“西方民主化”的不归路。西方国家自然不会放过苦等四十年才得来的机会，开始针对它们各自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从事颠覆活动。其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以解除制裁，提供援助资金为诱饵，逼迫国内经济因西方制裁而已经崩溃的4个国家^[49]“自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美国1991年成立的“非洲民主基金”为依托，以“言论自由”为先导，以多党制为载体，以“普选”为手段，颠覆了国内矛盾较为突出的7个社会主义政权。^[50]美国通过第二种方法颠覆的社会主义政权占同时期该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减少总数的54%。科学社会主义在该地区已荡然无存。通过对比图2-1中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数量，可以明显地看出此次民主化浪潮对该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破坏作用，其本质是一股摧毁该地区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浪潮，是通过多党制消灭社会主义政权的浪潮，更是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了这些国家的浪潮。

最后，煽动革命和直接干涉。西方国家并没有放过该地区剩余的8个社会主义国家。^[51]刚刚进入21世纪，西方资助的众多NGO就通过资助反对党竞选的方式，使执政长达40年的塞内加尔社会党和执政39年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在大选中败北，丧失了执政地位。

2003年，美国谎称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使用武力推翻了已饱受制裁但拒绝向其屈服的伊拉克社会主义政权。2008年爆发了世界金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危机转嫁给了该地区国家，并利用它们经济再一次陷入困境，失业率高涨的时机，在2011年通过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社交媒体大搞煽动和串联，竭力推动以街头示威为主要方式的中东变局。受美国资助的反对派迅速夺取了突尼斯、埃及的社会主义政权。随后，这股浪潮又迅速传播至利比亚，利比亚国内的不同教派和部落为抗议卡扎菲专制统治而爆发了内乱，以法国为首的北约军队随即赤膊上阵对利比亚发动了侵略战争，并最终推翻了利比亚社会主义政权。此时，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了坦桑尼亚，而西亚地区仅存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叙利亚，因受中东变局影响社会发生动荡，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刻进行干涉，使叙利亚陷入内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