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货币
明末清初以来，中国货币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和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特别是新大陆发现后，北美大银矿的发现、西属殖民地银元的铸行、丝银之路的开通，使得中国传统的币制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行使铜钱和纸币的货币体系，开始向着使用银和铜钱的时代转变。本文将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去讨论这一问题，那就是西方传教士眼中的近代中国币制演变。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货币的关系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传教士留下的许多文献，如书信、文章、论著及回忆录等，这些对今天人们研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独到而珍贵的史料；二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仅在理论上关注中国的货币制度及币制变化，还通过教会发行私票的方式直接影响近代中国币制的变革。
一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旧式银两
（一）清初传教士记述中国早期货币使用
中国清朝初年货币的流通情况，可以从清初耶稣会士的通信集里反映出来。法国人杜赫德编写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一书中，有较详细的描述。1712年耶稣会士记载景德镇一个瓷商，曾漂洋过海经商，为了还愿建立了一座天后庙。“这座新庙是靠（这位富商）在印度各地积聚的皮阿斯特兴建的，当地对这种欧洲货币很熟悉，因此不必像其他地方那样将其熔化后再用于流通。”[1]这说明当时景德镇可流通皮阿斯特，而这是一种外国银元的名字。
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不铸造金币，只使用不规则的金块和银条，对此西方传教士十分惊奇。1714年6月26日，在福建的一位耶稣会士认为，中国国君们从不允许铸造金币和银币。他们按分量收售金银，而且很善于辨认是纯的金银还是混杂了其他金属。他们购物时有时也使用金子，但这时金子被当成了商品而不是货币。
银锭开始在交易中大量出现，因此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银锭，并总按法国的货币来进行换算，如银锭的重量有的相当于法国2个埃居，有的约为6个、7个甚至50个埃居，另一些银锭的价值达法国250古斤的银价。中国传统的银锭依重量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五十两的银锭，二是十两重的，三是五两以下的各种市银。银锭用以支付大笔款项，但零星使用时就很麻烦，必须把它放在火上加热，再用锤子敲扁，这样才能将其分割成小块，支付所需的银两。为此与购买相比，支付所需的时间总要长得多，也麻烦得多。用惯了西方铸币银元的传教士们自然感觉不便。
传教士对用银锭交易的复杂性感触很深。1712年9月1日，耶稣会传教士彭加德（Jacquemin）神父在致印度和中国传教巡区使神父的信中讲述了在南京的银锭流通情形：商贸中使用的货币与全国通用的一样，即放在手提小秤（戥子）上称各种形状的银块重量。银子成色是不一样的，有九成银，也有最纯的十成银，甚至还能见到成色最低的八成银。这种银子是流行的。交易时，每人都带一杆秤，买进卖出都要用它来称，但需经户部派出的官吏检验方可使用。称小件物品的秤很像罗马秤，人们放在盒内随身携带，它可用来称银，最多可称二十五两。每一次交易都用戥子进行称量，因而传教士自然就会与自己国家的币制进行比较：而中国人和我们的区别是我们有不同价值的金币、银币，而中国人只有银两。他们把银子切成块，用秤来称，多减少补，直到数额正好。同时，对中国人为什么用如此复杂的交易手段而不借用西方的简便易行的金铸币的疑问，传教士有自己的理解：中国人知道，如果像欧洲那样拥有固定币值和规定重量的货币，那就方便多了。但是若果真如此，中国各地区马上会冒出大批伪造或篡改货币的人；像现在这样根据购物所需的银两切割银锭，就不会有假币之虑了。
除了银锭就是铜制钱了，1724年耶稣会士记载道：“中国人铸造的货币只有小铜板，买卖土地、家具、商品、食物都用小铜板结算。就是说在中国和欧洲一样，使用铜币做交易。”“这种铜币是扁平圆形的，中间有一个小方孔以便串联。所有货物买卖皆论分量。一担为一百斤，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十钱（或者十个八分之一盎司），一钱为十分（或者是十苏），一分为十个小铜钱，即这种流通的小铜币。因此，一千个小铜钱合一两白银；而一两白银相当于我们5利弗乐的价值。与我们相应的重量单位比较，中国的重量单位重百分之二十四。”[2]
（二）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论中国银两制度
随着1840年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均发生了变化。然而，中国货币制度的进步却是十分缓慢的。
1.传教士对中国银两主币地位的论述
18世纪后期，中国的银两依然是大额的货币。英国人麦高温，1860年来华，先后在中国南方的上海、厦门传教，1909年时他在上海出版了《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书中记录了当时中国银两的一些情况。
中国各地流通的标准货币是银两，它相当于一盎司白银的重量。各种商业账册的记录和一切商业交易行为的履行都是以银两为记账单位。这种银锭重有几两，便于人们出门时携带，在需要用钱时可到钱庄将其兑换成现款。钱庄遍及全国，银锭兑换起来也很方便。如果不想把一块银锭都换成现钱，人们也可以根据需要在银锭上切下一块，钱庄里的人会称出这块银子的重量，然后再付给相等价值的现钞。除了银锭之外，还没有哪种货币能取代银两的作用。[3]这说明在晚清时期，银两是中国货币体系的核心。实际上到1933年废两改元以前，银两的这种地位一直没有改变。
2.何天爵对银两制度复杂性的观点
银两制度的复杂性表现在多方面。首先，衡量银两重量的标准称为“平砝”。中国的平砝十分复杂，有库平、关平、漕平、市平等大类。“库平”是清廷制定的征收税银的平砝，又分中央库平和各省藩库平、道库平。“关平”是海关征收关税银两的平砝，比库平大些。各地海关关平并不一致。“漕平”是清廷征收漕粮改收银两的平砝，比库平小些，各地的漕平也不相同。“市平”是各地市场通用的平砝，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市平，甚至一个城市有两三种不同的市平，标准因平而异。
1869年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在北京负责公理会所办的学校，1895年回国，同年出版了《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书中以北京地区为特殊对象，将中国人使用的银两重量分为五种。[4]第一种是“二两银”（two ounce’weight）（实际是九八规元），它规定九十八两银子便算作一百两。换句话说，它比实际重量少了2%，这是所有标准中最轻的一种。第二种是“商业银”（commercial ounce），即市银。第三种是“官银”（official ounce）。第四种是“库平银”（treasury ounce）。最后一种，也被传教士认为是最重的一种，就是“海关银”。它是在近代产生的一种新的标准，用于海关进出口货物税的征收和支付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一标准比政府的“库平银”标准还要重得多。何天爵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制定任何法律来规范每两银子的实际重量和成色。因此，在银子的成色和重量这两个异常重要的具体问题上，不存在统一固定的标准。但为了防止个人在银子的重量上做文章，北京约定俗成地逐渐形成了五种不同的银重标准。
银两复杂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成色”，各地成色差异很大，平砝又多种多样，这就给银两的流通带来许多问题。何天爵对银两成色的看法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清朝中央政府有自己的一套关于银子成色的通行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银子叫作“库平银”。政府按照这一标准收取一切进项并用于一切支出。这一标准规定银子的成色是98%。但是它对于民间的所有交易并没有任何约束力。在全国各地根本没有统一的白银成色标准。即使在同一座城市或者同一个地区，成色标准也不统一，这对于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行会带来极大的不便，造成某种不稳定性。
第二，中国的习俗总是在很大程度上任意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如果双方没有事先达成协议的话，某些种类的生意总是固定用某种成色标准的银子作为支付手段。比如在北京，房租可以用最轻的成色银支付，而欠商人或者店家的账可以用市场银或者“商业银”偿还；同时其他的账目往来又必须用更重一些的银价标准来平衡。若想探寻这种交易规则到底始于何时，又是出于何种考虑，那是枉费心思的。虽然习惯并没有规定一个人不可以要求一种成色最重的银价标准，但包含其中的道德迫使他望而却步。
第三，政府对于熔铸银锭的事情从来不予以干涉，它完全掌握在私人钱庄和商号的手里。银锭通常被铸成椭圆形，有点像中国人穿的鞋子。因此，外国人称为“足银”。虽然有时也铸造得较小一点，每个大约重十两，但多数情况下每个银锭都是五十两一个。这些银锭在日常交易中往往被切割成小块的碎银，以适应支付的需要。每块银锭上都打印着铸造者的商号，而且都有表示银锭纯度的特殊标志。那些素享盛誉的商号所作的标志一般都是真实的。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中国的生意人能够根据每种银锭的铸造方式，异常精确地判断出它们的成色和纯度。铸造银锭的铸模通常是用石棉做成。先将熔化的银子倒进铸模里猛地摇晃一下，待其冷却之后再倾倒出来。这样做成的“鞋子”，在其表面我们会发现有若干细小的波纹，而在其各个边和底部，会有一些针眼般的小孔。这些波纹和小孔是判断银锭纯度如何的两个最重要的依据。波纹越多，孔眼越细密，那么就说明银锭的品级越高。[5]
何天爵以上记述，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银两制度的核心内涵。银两成色、重量各异，商号收进的银两就不能简单相加记账。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虚银两”应运而生。虚银两没有实体，只是一种以一定的平砝和一定成色为标准的记账单位“纹银”，用于商品标价、国家财政收支、民间债权债务契约，即所谓的“中央政府有自己的一套关于银子成色的通行标准”。但实际交易中又用实银两，因而“它对于民间的所有交易并没有任何约束力”。除官方使用的纹银以外，全国还有地方性的虚银两。有影响的为上海的九八规元、天津的行化银和汉口的洋例银。九八规元是纹银的九八折，即所谓的“这一标准规定银子的成色是98%”。
（三）传教士论中国银两的运输方式
有的传教士还记载了中国传统的银两运输方式，也就是镖局对银锭的运输。
对于银锭的运输情况，《真正的中国佬》中有详细记载：中国大部分的税收是以汇票的形式汇寄到北京。但是也有某些省份是以散装的形式把银子运到北京。其装运的方式非常原始独特。有时人们会看到长长的一列车队缓缓驶进北京城，人困马乏，风尘仆仆。每辆车上都插着一面三角形的黄色小旗，那表明车上装载的是皇家的财产；同时，每辆车上还有一名看押的士兵，每辆车上看上去都好像装载的是老粗的大圆木。每根“圆木”都嵌着一圈又一圈的铁箍，同时每个“圆木”上还贴着带签名的封条。实际上，每根“圆木”都被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中间是空的，上下深约几英寸。这一部分空间被很合适地塞满了每块重五十两的银锭后，它们就以上述的方法经过长途跋涉，不辞千里，来到北京城后，在国库里安家落户。[6]
对于当时百姓用得最多的货币铜钱，英国人麦高温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作了如下描述：“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银子的模样。国家发行了铜币，这也是这个国家唯一认可的铸币。”铜币的大小与先令相差无几，中间有一个方孔，以百为单位穿在一起。十串这样的铜币相当于一美元，也就是两个先令。每个铜币只等于千分之一美元，可见其价值是多么微小。从另一方面看，铜币则只能算是平民货币了。它是穷苦人的伙伴，即使是个乞丐，他的口袋里也会有几枚硬币。那些卖苦力的人，干了一整天的苦力活，只能得到两百个铜币。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若是挣了三百个铜币，“看到自己的丈夫带了这么多的钱回家，妻子的眼睛里也放出了光彩”[7]。
二 传教士眼中的外国银元与中国币制
中国近代的货币银两一直到废两改元前依然是计重货币，这已落后于时代。而西方国家的银元却早已走出了计重货币的阴影，并纷纷铸造银元按枚行使，这种货币制度随着西班牙银元的铸造及大帆船贸易而大量流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币制的发展。中国在经历了明末清初外国银元的流入，以及西班牙银元的大量流通后，到了近代，外国银元一度成为中国流通的主要货币。
从西方传教士记录中国币制的文献中，可以把外国银元对中国货币的影响分为四个阶段。这一过程更准确地说，从传教士的视角看，是外国银元如何逐步被中国老百姓及官府所接受。
第一阶段，明末清初时外国银元大量流入后多被熔铸成中国银两。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期，是西班牙人通过贸易以银币向中国换取丝绸、瓷器的时代，从此本来产银不多的中国，竟然开始在流通领域中大量使用银两——将大批西班牙银币熔化再重新铸造成船形的元宝。
墨西哥银元初入中国时，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在部分地区也同样遭受到西班牙银元的命运——被投入熔炉再铸成中国式的银币“元宝”。
对于外国银元在中国又被重新熔化成银两的做法，西方传教士大惑不解。南方沿海的港口城市是西班牙银元最初流入中国的地区。后来在对外贸易活跃和发达的地区，由于墨西哥鹰银元（又称鹰洋），制作技术和成色好，1850年左右鹰洋就代替了西班牙银元“双柱”。它的流通区域和数量与“双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墨西哥银元广为流行。但是，这种银元毫无例外到中国后都得按重量来计价。本来这些银元的流入是为了向当地居民证明，它们所代表的货币是坚挺可靠的。然而，它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之后，大部分很快就被投进了熔炉之中，经过重新精炼后，再铸成银锭在市面上流通。无论就其重量还是成色而言，墨西哥银元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标准的通用货币，它之所以在中国受到如此荒唐的冷遇，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分析了被世界公认的标准货币墨西哥银元在中国遭受“冷遇”的原因。他记载道：中国的生意人在辨别其本国银锭的成色方面有一双“异常犀利的眼睛”。墨西哥铸的银元与中国的银锭相比很不相同，它没有中国商人所习惯辨认的那些符号和线纹。虽然它们自己并不能说明，“但中国商人总是模模糊糊、疑神疑鬼地相信，类似墨西哥铸银那样的外国货币肯定是用一定比例的合金铸成的”。也就是说，墨西哥银元不是纯银，但到底成色多大，中国人看不清楚。因此，他们宁愿把这些东西捣腾成自己所喜闻乐见的原始形式。“这样的话，只要瞄一眼，他们立刻就能够判断出其真正的价值如何。”可以说，这是人传统的思维习惯的结果。但不可否认，中国官方的态度，“除纯色的银锭之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接受、认可或者支付其他任何形式的货币”[8]，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4、15世纪，西欧在与中国和印度的通商过程中，输出了大量的白银，因而交易媒介问题成为困惑欧洲经济的主要问题，通过寻找新航路发现新的金银矿成为欧洲一些冒险者的梦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人了解到墨西哥和南美西部有丰富的矿藏。美洲是16—18世纪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大批银矿开采都在16世纪，最著名的秘鲁波多西银矿（Potosi）也在1580年达到采银的鼎盛期。波多西在1581年至1609年近二十年中，平均年产白银达254000公斤，约合明制680.9万余两，几占当时全世界产银总额的60%以上，占有巨额白银财富的西班牙于1571年占领马尼拉，菲律宾殖民地发展为著名交易地点，经中外海商之手，西班牙运向东方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9]这一条新的海上贸易之路，后来取代了陆上的丝绸之路，并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由于交易商品品种的改变，后人将其称为“丝银之路”。从此开始了西班牙人以菲律宾为基地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时期。由于贸易量巨大，西班牙曾规定从墨西哥出航的船只不许装运超过25万比索的银币。[10]交易的媒介主要是西班牙银币。
墨西哥独立后，1823年停铸西班牙银币“双柱”，自铸墨西哥鹰银元。其面值、直径、重量和成色与西班牙银元完全一脉相承。直到1905年才由于实行金本位而停止铸造。墨西哥银元早在1829年就流入广东，开始时被称为蝙蝠。[11]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更是大量流入，成为中国现存量最大的外国银元。
第二阶段，墨西哥银元逐步被中国人接受，其明证即烂板银元。
传教士对烂板银元在中国的流通有较详细的记载。早期墨西哥银元在中国流通时，曾经历过两种模式，一是被重新熔化成银锭，二就是在银元上打上各种记号。钱币学上称为“烂板银元”（chop coin）。之所以形成这种烂板银元，也是由于银元需要按照中国传统的银锭即按重量流通，同时也需要中国钱庄的成色保证。可以说它是中西货币制度相结合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似乎这两种方式同时并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有此消彼长的变化：初时多数被熔铸，少数被打上印记；后来更多的被打上印记了。所以后期可被视为一个新阶段。
看看传教士是怎样描述这种特殊银元的：烂板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这些沿海城市形成了一种风俗，当地的钱庄和银号总要把它们所经手的所有银元打上自己商号的印记，以作为负责定额兑换的信用标志。于是，这种做法陈陈相因，家家仿效，每家商号都在经手的银元上面打一个信用记号，如此重重叠叠、反反复复，一块银元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它们在显然不能按块计算其价值以后，还可以凭重量流通一段时间。而下一步等待它们的最终命运，便是进熔炉。
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对中国人制作出烂板银元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西方银元虽受到沿海商民的欢迎，但是在一些地方，“交易也并不总是诚实的”。每个商行都有自己的小戳子，用于往银元上打戳记，为其真实性做证。但在这个过程中，少量的银子就被这些商家刮下来自肥。那时候，你可以发现银元上布满了戳记，这些银元毫无疑问是真的，“但太多的戳记已把大约百分之二十的重量和价值剥去了”[12]。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的例子更是烂板银元的生动写照：“数年之前，一位很有名气的美国女士在广东游历时，希望凭信用卡（应为外商银行汇票）在当地的钱庄取500元的墨西哥鹰洋，以作购物之用。但是钱庄老板向她建议，最好不要带着钱去做现金交易。她可以给每位商人出具一份自己的购物证明，然后钱庄老板再从账户上扣除她的全部花费。夫人拒绝了这一建议，还是愿意自己带上钱去买东西。于是钱庄老板按照要求，从一个麻袋中倒出夫人所需银元的数目，让她自己再核实一下是否有误。摆在面前的墨西哥银元无异于一堆废铜烂铁：其中没有一块能够称得上是完整的银元，其价值也只能按照实际重量计算。然而，据说那还是在广东所能够得到‘最完好的墨西哥银元’。”[13]
明末清初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后，尤其是墨西哥银元的影响日益扩大，很快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和湖南的东部及南部逐渐成为银元流通区域。过去商人们的习惯做法是把收到的外来银元毫不犹豫地投入熔炉中，重新铸成他们所熟悉的宝银。但是墨西哥银元成色的稳定、制作的精美，再加上交易的便利，使得它已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了。不过这种接受不是一下就完成的，而是要经历一个过程。我们从流传下来的特殊银元“烂板”身上，依稀可见当时国人对外国洋银态度的转变。
第三阶段，中国仿铸和自铸银元时期。墨西哥银元的巨大影响力，使列强坐立不安，后来日本、美国、英国等也陆续铸造银元，大部分受“鹰洋”影响，在直径、重量、成色上进行模仿，甚至相似。
1897年，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在青岛传教。作为一位汉学家，他于1922年任德国驻华使馆文学顾问，在中国生活了25年，著有多本著作。其《中国心灵》一书记录了银元对中国币制的影响。
“考虑到与直接流通手段相连的种种困难——其巨大的数量，用银支付意味着更大的问题，在中国古代，银只是一种商品。其与金（金从来不用铸币）的比值，最初是十比一。银的货币单位是两，没有等值的钱与之相对应。从十两到一百两的银条或呈小船状的银锭，称为纹银或银锞子，是钱庄发行的，上刻有字，以证实其足色无欺。银和铜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浮动相当大，不光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有不同的兑换率。有个传言说，有个人怀里揣着一两银子，从某个大城市的银街一头开始，先把银子兑成铜钱，再到下一个钱庄将铜币兑换成银子，如此往复，等到他走到这条街的另一头，他就会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样除了大额支付的问题外，围绕银家兑换率的争执也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麻烦。结果，外国人先是引进了西班牙，后来又引进了墨西哥银元，因其重量长期固定不变而被作为通货普遍接受，尤其是在各通商口岸城市。”[14]
外国银元的流入对中国传统的币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首先，中国传统的以铜币和纸币相结合的货币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过去白银虽然很早就成为货币家族中的一员，但是其货币的属性大多囿于储蓄，自从明中后期美洲银元大量流入中国以后，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大为增强，政府在赋税中征收白银的政策，更加强了白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白银在大额交易和政府财政上起着纸币和铜钱无法替代的作用。
其次，引发了中国自铸银元。中国最早的银元，应当是仿铸外国的银元，如西班牙银元或墨西哥银元，现在已经发现了仿铸这些银元的币模。
中国最早的仿铸外国银元，发生在乾隆年间的广东，当时广东省的藩库官员曾下令让银匠将银元“铸得像外国人造的一样”。但是这个命令带来了麻烦，由于银匠向银币内掺铜，从而使市场上的银元贬值，政府下令禁止其流通。[15]
自乾隆年间银元在中国南方广为流通后，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各地仿铸外国银元在中国南方已相当普遍。道光十三年黄爵滋在奏稿中说，沿海各省市民因为喜爱洋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所以很多人“消化纹银，仿铸洋银”。铸于广东者叫“广板”，福建的叫“福板”，杭州的叫“杭板”，江苏的叫“苏板”等，[16]郑光祖的《一斑录》对于这些仿铸的银元也有过记载。[17]但是，由于这些仿铸银元的成色太低，不久在江南就不能使用了。咸丰年间，江苏有一个叫徐雪村的人，也曾在无锡乡间自行铸造了一些银饼，被民间视为新板，但很快被停用。
在民间仿铸外国银元时，地方政府也开始自铸银元。林则徐在其任上就曾仿铸外国银元。从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知道，这种仿铸的银元实际上是一种银饼，而且“其面如棋，面刊是银七钱三分”。但是这种银饼流通了很短的时间就因为出现了民间私自仿铸而不得不废除了。[18]
浙江省曾在道光时自铸过银饼。日本人吉田雄虎的《中国货币史纲》中说：“又在浙江省，于道光中，铸造一两银币，以与外国银币一起使用，但因流通阻滞，终于废止了。”[19]《币制汇编》和《松江府续志》中的记载与上书情形十分相似。1981年北京大兴县出土了银饼19枚，银饼中间有横书的“库纹”和直书的“七钱二分”；右边是浙江省的县名，其中有永嘉、奉化等15个县名，另3枚上面文字不清；左边记的是发行银号的名字，如振昌、协丰、性诚、敦裕等。这些银饼成色约95%。道光年间铸造的浙江银饼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官铸的一两重银饼，另一种是民间银号铸造有七钱二分的银饼。[20]浙江造银饼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重要的一笔。
上海道曾以船商的名义发行过一种仿外国银元的银饼。原因是上海开埠后使用的货币以西班牙的本洋为主，但是由于商人囤积等原因，本洋曾一度越来越少。咸丰六年（1856），上海道以该地3家商号的名义发行的这种银饼，上面只有文字，标明铸造的银炉、工匠名字、成色重量、发行时间和商号名称。面额分为一两和五钱，发行一两银饼的有王永盛、经正记、郁森盛3家，而发行五钱的只有后两家。而且这种银饼还有不同的银匠版别，郁森盛发行的有丰年、平正、王寿3种，王永盛发行的均为万全。而发行的这3家商号均为当时上海势力强大的沙船商人。[21]这种银饼为简单机械制造，仅流通了半年。
福建漳州铸造的漳州军饷，是清政府为了支付当地驻军的军饷而用土法铸造的银元。现在这种银元人们一般将其分成三个大的种类，第一种面文为漳州军饷，第二种上面的戳印特别多，第三种上面的文字人们一般认为是“谨慎”或“谨性”。
道光、咸丰年间时，由于农民起义，台湾地方政府将库存的数十万两白银拿出来铸成银元，发放军饷，铸造了三种图案样式的银元：一种是寿星，一种是花篮，一种是剑秤，重七钱二分，上有“库府”两字。这是台湾最早铸造的银元。现在人们一般称花篮银元为如意银元。福建和台湾的早期中国自铸银元，由于与农民起义有一定的关系，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时曾引起史学界的热烈讨论。
此外，中国传统的银两，一般分为大锭，重五十两；中锭，重十两；滴珠，重量在五两以下不等，用于找零。而传统的滴珠形制各异，随着外国银元对中国币制影响的加深，很多地方的滴珠，也开始铸成像银元一样的薄的圆盘状。
第四阶段，晚清政府官铸铜元、银元时期。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记载了晚清机制制钱改革的一些情况。“衰亡之中的清帝国特别急于进行的改革之一就是铜币改革，中间一个大眼的硬币突然间显得不那么文明了，按照外国钱币式样铸造新币，被认为是高级文化的象征。每个省会城市都建造了造币厂。新钱值原来十个大钱，大约相当于半个英国便士。但所用的金属材料，大概只有原来的两到三个重。其余的只要不是用于购置造币的机器，便流进了造币厂督办和其走运的属下的腰包。新钱在流通中自然不能保持其名义价值，最初的反对被政府施展手段镇压下去以后，物价上涨了百分之百还多，这样先前以生活水平低下闻名的中国，其整体生活费用也危险地接近了欧洲人的水平。”[22]
上述文字，反映了近代中国货币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从形制上说，“中间一个大眼的硬币”指的是中国传统的货币圆形方孔钱。从货币制度上来说，中国近代聘请了一大批的外国顾问，请他们为中国设计货币改革的方案，而所有的这些方案均是想与国际货币制度接轨，特别是与当时世界通行的金本位制接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用银，因而一直到1933年以后，中国进行了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中国货币才开始与世界货币发展的潮流一致起来。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后发的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还要承受对后发者的诅咒，即经济后发者往往只学习看得见的技术或产品，而不学习这些东西后面隐藏的经济制度。中国自铸银元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问题。自铸银元上面一般并没有标名“元”，而依然是用过去的计重如“七钱二分”，说明中国的银元还是在走传统的银两制度的老路，银元是按银两七钱二分的价值在市场上流通，并没有像外国银元那样，从计重单位中抽象出来，从而形成诸如“元”“镑”“法郎”“里尔”这样的纯货币单位。直到晚清民国后，才出现标有“圆”而不再计重的银元，到了1933年，中国才最后废除了银两制度，废两改元。从仿铸外国银元、自铸银元，到真正步入近代货币体系，中国人花了几百年的时间。
三 传教士与私票发行
中国近代货币体系中有一种十分奇特的被人们称为私票或钱票的小区域流通货币。这种私票的历史十分悠久，其起源可上追至宋代的交子。中国私票是指各种经营性或行政部门发行的小区域流通的货币，多在县或县以下的乡村流通。这种小区域流通的货币名称是千奇百怪的，诸如钱票、银票、私票、花票、流通券、私帖、街帖、商帖、银帖、屯帖、代价券、土票、土钞、凭票、抵借券、工资条等，代表的货币有银两、铜钱、铜元、银元、银角等。由于它们的初始形式在清代前、中期被人称为私票，我们也就将其泛称为私票。这些私票具有一般货币的职能，如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
近代中国，教堂也曾在中国发行过小区域流通的货币。
在华传教机构早就从事经济与金融活动，比如开设钱庄，发放高利贷。俄国学者约·拉甫列茨基著《梵蒂冈宗教、财政与政治》中讲道：“耶稣会徒在中国从事商业和财政活动的积极性并无逊色。在18世纪初期游历过中国的使节法国人李多尔农在报告中谈道：耶稣会士在北京开设三家钱庄做高利贷生意。每家钱庄拥有五万到六万串钱的流动资金。”法国学者埃德蒙·帕里斯也谈道：“人们注意到神父们过分地忙于那些与宗教无关的事务，如商业、外汇，甚至成为破产倒闭的清产人……在中国，神父们借钱给商人、利息高达25%—100%。”[23]甚至出现西洋传教士张若瑟将自己的银子“放在澳门生息”，息钱高达500两的记载。[24]
如一些宗教言论对于钱财的看法总是让人感觉真正的无欲。但实际上，中国古代佛教寺庙就开过长生库——放高利贷，西方中世纪的教会也强有力地影响着当时的经济，如9世纪加罗林王朝解体后，国王也曾把造币权赐给若干教会。在中国晚清民国年间，由于国家币制混乱，一些佛教、道教、基督教、喇嘛教等宗教部门也曾发行货币在小范围内流通，这在中国经济史、宗教史以及社会史里都是极为独特的。
1921年的湖北建始，各商号争相发行私票，县商会规定，发行票子必须要加盖商会图章，以为限制，但是没有任何用处。1925年时私票更多，一时间烧汤锅的郑永煊、道士、乞丐（郭继仁）都发行私票。这是近代中国仅见的一例道士发行的私票。[25]
也是在湖北，1916年枝江县江口弥陀寺的住持妙云和尚以宝积公的名义与当地士绅一起印制票子发行，并说用之修佛殿，因而流通很广，有的甚至流通到了江西省。中国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力量很大，但是和尚发行纸币，也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一例。[26]
四川甘孜的大金寺曾发行纸币在寺内及附近地区流通。大金寺全名为扎西大金寺，发行的纸币可在寺内流通，也可在寺外流通，为木版刻印，纸币分为1元券和半元券两种，发行制度十分完备，10元可换4斤茶。这是喇嘛发行的私票。[27]
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很大，而且由于在政治上常能得到外国列强的支持，因而其经济实力也日益膨胀。1923年，河南南阳靳岗天主教堂在南阳设立了意利布庄，实际上是一家钱庄，发行了1元和5角的小票。河北献县是近代北方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县之一，献县张庄天主堂是一个占地广、规模较大的天主教堂，该堂创建于1856年，1874年夏在总教堂（即张庄教堂）建立印书房，以便为当地及附近教堂，如位于张庄以东20多公里的百兴庄天主堂的传教士、教徒和在教堂办的学校读书的学生印刷《圣经》、课本等书籍和读物，时而也印刷像《道真来华》之类的官话小说。献县张庄天主堂的传教士来自欧美数国，印书房主持人——精通汉文的法国修士溥若思曾于20年内用木板刻雕汉字4万个，并用其制作字模，浇铸铅字。印书房建立初期，使用人力手摇印刷机，后改由电力拖动。1890年到1894年，曾印刷《法华大字典》《初步华语会谈》《崇修引》《民众道德及习俗》等图书。据河北编著《出版纪事》载，献县总堂曾于1868年在天津建印字馆和报馆。[28]可见，献县天主堂印书房是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印刷机构。该县天主堂印书馆在1938年时发行过纸币。此外与天主教和基督教有关的一些部门，也曾发行过各种各样的私票。
民国初年老河口天主教堂大兴土木修建教堂，兴办医院，开设学校，买地置产还放高利贷，发行纸币也是其一大财源。当时老河口货币混乱，大商号、商务会均发行票子，1917年，该地钱铺缝源、恒茂、钱丰、人和、同丰、天生、德盛、增茂、立昌、乾丰、裕大、增盛、泰昌、谦德、怡隆、林茂、聚玉、广盛等发行私票。但是老河口若瑟中药店的票子在当时是信誉最好且流通最广的，不仅在老河口一地流通，还远至光化谷城一带，这种当制钱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不同面额的纸币，实际上就是老河口天主堂发行的。[29]扬州南门外浸会堂也发行过一分的代价券。[30]
下面介绍最近发现的一张与天主教有关的纸币，这张纸币是由湖南省一个商号发行的。背面图案是“圣家庭”。上面的文字“一里”则是指中国里甲制度的管理单位，背面正中“薛淑善”三字则应是该商号的主人，而且从名字上分析应当是一位女性，这也和私票正面右边图案中的人物图案相吻合，因为该图案上的人物穿着恰是民国初年流行的女装。
中国古代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均有印制各种善画以传播宗教思想的传统，因而近代中国私票上多有佛教人物、故事及道教的八仙等图案。而使用与中国人观念最为相近的“圣家庭”理念进行传教也曾是利玛窦最初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时使用的方法，但是在纸币上印有基督教教义的图案，在中国近代纸币史上还是极为罕见的，它为研究中国近代纸币及中外文化交流，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原载《江苏钱币》2008年第2期）
[1] ［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2册，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2] ［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2册，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272页。
[3] ［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朱涛等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214页。
[4] ［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251页。
[5] ［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第239—251页。
[6] ［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第274—275页。
[7] ［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第211页。
[8] ［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第211页。
[9] 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10] 陈健鹰：《关于西班牙银元流入中国的若干问题》，《福建钱币》1994年第3、4合期。
[11] 伍连炎：《外国银元大量注入广东史迹》，《银海纵横》，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 ［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45—347页。
[13] ［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第214页。
[14] ［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8年版，第346页。
[15] Wen pin wei：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1914，p.41.
[16]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3页。
[17]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2页。
[18]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38页；郑观应：《盛世危言》第3卷“铸银”。另周腾虎《铸银钱》及《平贼记略》也有记载。
[19] ［日］吉田雄虎：《中国货币史纲》，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东亚经济研究会昭和八年版，第102页。
[20] 北京金融志编委会编：《北京金融史料·货币篇》，1995年编印，第190页。
[21] 傅为群：《图说中国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22] ［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45页。
[23] ［法］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第四章“耶稣会士在欧洲”，张茄萍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24] 《钞录张若瑟等人供词》，转引自罗兰桂《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清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0年。
[25] 仲甫：《江口商户自发“票子”见闻》，《枝江文史资料》第5辑，1990年编印。
[26] 仲甫：《江口商户自发“票子”见闻》，《枝江文史资料》第5辑，1990年编印。
[27] 浩林：《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28] 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472页。
[29] 艾伯镛：《老河口天主堂“生财有道”》，《湖北文史资料》第7辑，湖北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2年。
[30] 张南：《有红十字标志的扬州浸会堂代价券》，《专题集钞》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