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农田灌溉基础设施作为农村发展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既具有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和生产效率的经济意义，也蕴含着丰富的制度、治理、历史和文化内涵，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

国外相关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研究路径和成果：①资源—技术途径，主要从水资源使用范围、效率和收益的角度研究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利用和分配过程，对各项水利活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应进行总结（Keller et al.，1998；Molden et al.，2000；Hayami et al.，1976）；主要分析工程技术对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和缓解水资源紧张局面的作用，指出技术性和经济性的估值方式是引诱农民采用节水技术的必要手段（Coupal and Wilson，1990；Santos，1996；Arabiyat，Segarra and Johnson，2001）。②制度—政策途径，主要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中国、巴基斯坦、印尼等）在农田灌溉系统的投入却没有达到理想效果的现象，分析宏观制度安排、中观组织结构与微观集体行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Shivakoti and Ostrom，2002；Turral，1995；Chen and Ji，1994；Lohmar，2001；Wang，2001；Jiang，2003），指出政府管理并不总是唯一或最好的共有资源管理模式（Ostrom，1990；Tyler，1994）；研究协会、利益集团等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之于基础设施的积极作用，探讨灌溉管理转移（Irrigation Management Transfer，IMT）和用水者协会（Water Users Association，WUA）等政策工具的应用和推广（Vermillion and Carces-Restrepo，1996；Martin and Yoder，1987；Meinze-Diek，1997；Vermillion，1997；FAO，1999）。③社会—生态途径，加入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分析的视角，从复杂自适应系统思维来看待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注重深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认识（Ostrom，1992；Low B.C.，1999；Radman C.，1999；Kinzig A.P.，2001；Holling C.，2001；Dietz T.，1998），探究个体微观行为与源于微观行为的宏观模式之间的联系，旨在实现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2000年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困境突显出来。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近年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存在的老化陈旧、发展滞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贺雪峰、罗兴佐，2003；罗兴佐，2007、2008；薛莉等，2004；马培衢、刘伟章，2006；陈潭、刘建义，2010），指出水利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分析参与式灌溉、用水协会的影响和作用（陈雷、杨广欣，1998；王金霞等，2000；向青、黄季，2000；陈菁等，2004；J.Wang et al.，2009；刘静等，2008；黄少安、宫明波，2009），并探讨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供给机制、融资方式和影响评估（孔祥智、涂圣伟，2006；刘欣，2007；郑春美等，2009）。还有学者从历史传统角度研究分水案例以及水利共同体和灌溉系统的演变，以此揭示我国独特的“治水”与“社会”关系（赵世瑜，2005；钞晓鸿，2006；钱杭，2008；行龙，2008；陈阿江，2009；董晓萍、蓝克利，2003）。

总的来说，国内外农田灌溉系统研究可以归纳为对资源因素（土地、劳力、水资源）与技术因素（水坝、管井、水泵）、制度与政策因素（水权、管理）和社会—生态因素（复杂系统观）的演变过程和互动结果的探讨，具体而言，农田灌溉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从以下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1）资源—技术途径：主要探讨农田灌溉的研究现状，处于一种静态的要素分析，着重技术要素，视灌溉为一种技术结构或者政治结构。

早期的文献着重探讨农田灌溉中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问题，视灌溉为提高用水效率的一种技术结构或技术要素，主要从水资源使用范围、效率和收益的角度研究农田灌溉系统的建设、利用和分配过程，对各项水利活动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应进行总结（Keller et al.，1998；Molden et al.，2000；Hayami et al.，1976）；强调改造、培训、新技术、信息和决策支持系统以及其他管理和技术的改进，主要分析工程技术对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和缓解水资源紧张局面的作用，指出技术性和经济性的估值方式是引诱农民采用节水技术的必要手段（Coupal and Wilson，1990；Santos，1996；Arabiyat，Segarra and Johnson，2001）。

国内研究方面，有学者探讨农业灌溉现状及节水模式（刘景华，2002），对农户灌溉技术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韩青、谭向勇，2004；韩洪云、赵连阁，2000），指出应实行有效的促进节水灌溉技术推广的政府支持政策，完善基层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机构的服务功能等。一些学者分析了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需求、融资方式和影响评估（孔祥智、涂圣伟，2006；刘欣，2007；郑春美等，2009）；强调公共财政在水利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必要性（胡永法，2006；孙开、田雷，2005）；主张农田水利必须现代化，技术进步与创新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动力，要从基础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推广各方面全面推进，取得突破性进展（戴旭，1995；冯广志，1999）；也有学者着重介绍和引进国外节水技术（如以色列）（张国祥，1994；吴景社，1994；曲小红、王仰仁，2000）。

总体而言，此阶段的研究侧重从宏观管理维度分析一些发展中国家农田灌溉设施老化、技术落后、投入不足、灌溉效率低下等弊端，处于一种静态的要素分析，着重技术要素和政府支持体系的建设，强调政府公共财政的投入、节水灌溉技术的引进、调整和改革水价政策等，以解决水资源的短缺问题。

（2）制度—政策途径：研究农田灌溉的组织与管理行为，引入动态的博弈、制度和公共池塘资源分析技术，视灌溉为一种制度结构或社会结构。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对农田灌溉系统的投入却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学界对制度在灌溉系统及其绩效中的重要作用取得了共识，认为物质技术的投入并不必然提高灌溉绩效，有效的制度才是避免灌溉系统这样的公共池塘资源处于低度供给和过度使用的关键（Ostrom，1993；Clark，Colin W.，1973；Larson，Bruce A.and Daniel W.Bromley，1990）。

国内研究方面，近年来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认为我国灌溉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工程技术落后和物质投入不足，更是一个制度性问题（裴少峰，2003），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灌溉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改革效果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将起到非常关键的决定作用（王金霞、黄季焜，2004）。多数学者分析了农田灌溉中合作的困境，及困境的社会、组织和制度根源（贺雪峰、罗兴佐，2003；罗兴佐，2007、2008；薛莉等，2004；马培衢、刘伟章，2006；陈潭、刘建义，2010），探讨产权、参与式灌溉、用水者协会等新型政策工具的影响和作用（陈雷、杨广欣，1998；王金霞等，2000；陈菁等，2004；胡继连等，2005；J.Wang et al.，2009）；探讨各利益主体参与意识不足，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的原因（向青、黄季焜，2000）及影响因素（黄祖辉等，2002；孙亚范，2003；郭红东等，2004；黄季焜等，2010）；分析了影响用水协会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协会本身可持续性的条件（刘静等，2008；张宁，2007；郭善民，2004），对这种制度创新的思路进行可行性分析和绩效评价（赵永刚、何爱平，2007；李树明等，2007）；提出形成集体行动、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相融合的一体化复合型水资源治理结构的构想，实现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制度保障（穆贤清，2004）。

从此一阶段国内研究内容可以看出，我国灌溉系统治理逐渐从工程治理转向资源治理，从“重建轻管”的不可持续治理转向“建管并重”的可持续治理，重视制度激励对灌溉系统“良治”自我实施能力的强化作用成为当前乃至今后很长时期内灌溉系统治理改革的重心。

（3）社会—生态途径：加入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分析的视角，引入复杂性、恢复力（resilience）、持续力等要素，视灌溉为一种社会—生态系统结构。

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国外对资源与环境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从复杂系统观的角度出发，引入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视灌溉系统为一种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研究工具也日趋多元化，体现出交叉学科的前沿特征。

“复杂性”科学起始于1928年，以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在其《生物有机体》论文中首次提出“复杂性”的概念（1968）为标志。随后，美国学者司马贺（H.Simon，1969、1981、1996），在1969年率先构思出“人工科学”的概念，据此将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学习科学、设计科学、管理学、复杂性研究等贯穿联系起来，给人以启迪。1985年杂志Journal of Complexity创刊，对复杂性问题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美国学者霍兰于1994年引入了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的概念（Holland J.，1992）。区别于传统的理论研究方法，复杂适应系统的研究方法强调采用计算机仿真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这也是当前复杂系统研究的最大热点之一。

在复杂系统思维下，从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有学者提出不应该将人类与自然系统分离出来进行研究，而应该探索“社会—生态”（social-ecological）或者“人类—环境”（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的互动方式与结果（Ostrom，1992；Low B.C.，1999；Radman C.，1999；Kinzig A.P.，2001；Holling C.，2001；Dietz T.，1998）。随着这种讨论的深入，“社会—生态”耦合分析已经形成一系列富有创新意义的研究途径，最具代表性的项目和研究机构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启动的“自然与人类耦合系统的动力学”（Dynamics of Coupled Natural and Human Systems）、Beijer生态经济学国际研究所（Beij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恢复力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总的来说，根据连接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研究轨道，学者们已经从不同层面深化了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认识，提出了众多创新性的观点，并且一部分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推行。

二 研究发展动态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灌溉系统的关注点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从工程建设、技术应用层面向制度建设、人文心理层面的“由硬到软”转变，更强调人与制度的作用，着重分析宏观制度安排、中观组织结构与微观集体行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Shivakoti and Ostrom，2002；Turral，1995；Chen and Ji，1994；Lohmar，2001；Wang，2001；Jiang，2003）；二是从正式制度、集体管理层面到社会资本、参与式管理层面的“由上到下”转变，强调基层参与和合作，主要研究协会、利益集团等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之于基础设施的积极作用，探讨灌溉管理转移（Irrigation Management Transfer，IMT）和用水协会（Water Users Association，WUA）等政策工具的应用和推广（Vermillion，1997；Martin and Yoder，1987；Meinze-Diek，1997；FAO，1999）；三是从国家作用、政府调控层面到市场机制、产权制度层面的“由内而外”转变，强调发挥水价、水费机制的作用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Dinar A.and Subramanian A.，1998；Sampath R.K.，1992；Rogers P. et al.，2002；Johansson R.C.et al.，2002）。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态耦合分析途径的兴起，国外学者对农田灌溉、森林、草场、渔业等公共池塘资源属性的物品研究也更加注重人—自然、社会—生态间的复杂互动与多元演变。其中，灌溉系统因其独特的性质成为“社会—生态”耦合分析的焦点之一。这是因为，灌溉系统既包含了物理基础设施（泵站、渠道和堰塘）、社会基础设施（如信任、互惠、结构关系）、制度基础设施（激励、合作、博弈）等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又容易经受不同治理体制、集体行动的影响而发生资源利用问题，形成难以理解的复杂性。例如，工程师和政策分析家就很难理解为何农民在灌溉系统中应用不同的治理规则并根据不同条件进行转换。为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灌溉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Lansing，1991；Baker，2005；Barker and Molle，2004；Regmi，2008；Cifdaloz et al.，2010），还有一些学者应用基于主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等方法来探索灌溉系统中的恢复力机制（resilience mechanism）、多样性（diversity）和管理介入技术（Schlüter and Pahl-Wostl，2007；Perrings，2006；Anderies et al.，2004）。

国内外研究的丰富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分析视角和经验材料。但总体上，农田灌溉合作行为的研究与实践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现有国内的研究成果看，还存在几个可以深入的研究空间。①非合作博弈层面的分析较多，合作与自组织的“管理”维度的研究则有所欠缺。②将农田灌溉系统视为孤立系统，忽视了它与生态环境、水资源系统、使用者行为、治理组织的关联性，并且在经济属性上表现出多样性和层次性。③治理对策比较静态和一维，忽视了不同使用者属性和物品属性下治理结构选择的动态性和适应性。本研究拟在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添加行为、适应性和复杂性等维度，从新的角度（包括第二代集体行动、适应性治理和复杂社会—生态系统）探索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④多数研究从分立的利益主体角度切入，但促进灌溉合作的核心是重新建构相关利益的配置机制，关键在于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合作与行为激励，只有将这些相互关联的利益主体动态地放入制度框架，才能更好地理解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下灌溉合作行为的演进机理。基于此，本书拟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视角，对农田灌溉过程中的人类合作行为机理开展深入研究，丰富这一题材的研究成果，并为未来的政策设计提供新的参考。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认为，应该把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绩效放在公共资源（commons）治理的问题框架中去思考和分析，核心是解决“公地悲剧”所反映的机会主义和缺乏合作问题。本书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成果和方法探索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各章节的内容如下（见图1-1）。

图1-1 具体研究思路流程

（1）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制度变迁研究。在梳理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制度和政策变迁基础上，构建物品（服务）、使用者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三维分析框架来揭示制度变迁的成功与失败因素，分析当前水利基础设施制度体系的内在问题。

（2）“合作治理”的内涵与重要价值。基于政策网络、公共资源治理等相关理论，阐明合作治理是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社会力量成长的结果，是对传统政府管理的超越，对参与式管理的提升。合作治理尊重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但更重视不同情境下水利建设管理所需要的激励结构和责任机制，反对片面的政府控制、市场竞争或精英控制。一言之，合作治理是一种“平权式”治理结构（世界银行，2006），是由“参与”到“共治”的转变，更强调普通民众对水利的积极响应和有效约束，甚至行使终极的管理和监督权力。

（3）农田水利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博弈研究。从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出发，摒弃人是普遍自利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具有复杂性（既有自利行为，也有利他和互惠行为），微观行为系统（合作程度和社会学习能力等）对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蝴蝶效应”。基于这个假设，本研究以全国15省43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各利益主体（国家、地方政府、村社、农户、灌区）的合作态度、合作意愿及行为取向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回归模型对利益主体的合作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4）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合作治理的制度选择。农田水利作为“公共资源”，在生产、供给和消费过程中具有不同的物品属性，同时，不同行动单位所构成的村庄类型（协商文化）不同、自然条件和种植结构不同，与此相关联的水利亦十分不同，要求匹配多样性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盲目以产权明晰为由推行市场化或全盘回归政府控制。本部分一是概括农田灌溉治理结构的演变及主要特征，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比较分析，研究促发农田灌溉合作行为的机制设计与选择逻辑，从内部与外部、宏观与微观、社会与生态等多层面探讨与不同物品属性和使用者行为属性相匹配的多样性制度选择（如农户自组织和村集体管理）；二是从降低交易成本角度研究国家、村社集体和农民间合作的纵向制度安排（责任和权利分配）；三是从促进自主治理角度研究政府让利于市场、分权于社区，实现三者间合作的横向制度安排。

（5）农田灌溉合作行为的“基于主体模型”研究。基于复杂社会网络视角，将农田灌溉系统视为人—自然复杂互动的产物，将农村社区模拟为以农户为节点、以农户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连边的社会网络；运用计算机仿真（Computer Simulation）技术考察灌溉自组织中异质性主体合作行为的扩散机制和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对扩散机制的影响，进而讨论农户自组织治理的制度绩效等问题。这样做的意义在于：①将网络和网络上流动的知识视为一个互动的整体来研究，通过灌溉系统中各个主体间多层次、非线性的网络关联，揭示主体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分析灌溉治理中公共合作的扩散机制及影响因素，这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各种制度环境下利益主体的合作激励和合作模式的认识，理解异质性主体自愿供给群体公共品的合适治理机制，促进形成灌溉水资源治理与制度变迁的新范式。②通过计算机仿真研究，“自下而上”（Bottom-up）模拟合作扩散的“有机”过程，观察个体之间局部、微观的交互行为在宏观上涌现出的种种规则，比如合作行为规范等，这些涌现出来的宏观规则反过来又影响和限制了主体间的交互行为方式。这种基于过程的动态分析方法能促进我们对灌溉合作行为演化过程的理解，有助于推动复杂性科学的前沿理论与工具在我国资源环境管理领域的应用和本土化，促进学科的交叉、综合和统一。

（6）农田水利设施合作治理的制度安排：可持续发展之路。农田水利嵌套在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中，需要超越政府权威和市场机制，和改善乡村治理结构（法律保障、财政支持、制度建设、体制衔接等）结合起来，形成基于社区的“合作治理”格局。本部分也指出，“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农村用水合作组织应该从外生型合作向内生型合作发展，只有建基于村庄与当地灌溉系统特点、纳入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和体现社群民意、具备一定的造血功能和管理能力的用水合作组织，才能有效解决我国农田水利困境，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1）文献分析。以国内外对复杂系统理论、社会—生态耦合分析、人类行为演进与制度变迁、农田灌溉合作行为的激励与促发机制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和分析，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持，提出理论假设。

（2）基于主体建模。运用NetLogo软件工具模拟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农田灌溉系统的行为主体、运行环境及其自适应过程，通过调整变量的参数和主体的行为方式进行计算机实验，从而考察关键变量的影响，揭示不同行为规则下利益相关者合作与对抗方式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

（3）社会网络分析。基于对微观主体互动方式的考察，对农田灌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结构进行量化分析，为农田灌溉合作行为的演进机理提供经验基础以及“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桥梁，探究利益相关者合作行为的模式。分析的两大方向为：从行动者之间的同质性或异质性来探讨关系纽带的强弱；根据行动者所处网络的位置结构来探讨关系纽带的优势（如社会资本）。

（4）统计分析。根据分析框架，提出理论假设，通过深度访谈、参与观察、问卷调查等实地调查法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态度、合作意愿及其行为取向进行数据编码和统计分析。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验证预想的假设或理论。在此基础上，应用二元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户灌溉合作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进行相关模型的推导，进一步验证预想的模型、假设或理论。

（5）案例研究（实地调查）。在实地调查中，对不同村庄、不同灌区在实践中涌现的各种合作治理模式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参与观察、焦点团体访谈、深度访谈等质的研究方法对典型案例进行扎根研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比较制度分析，提炼出理性认识和一般规律，验证农田灌溉合作行为的关键影响变量和因果关系。

（6）比较分析。根据不同标准（社会规范、适应性治理和经济成本标准）建立农田灌溉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绩效评估框架，在异质性的村庄物理特点和社群属性下，对农村用水合作组织的绩效进行比较分析。

图1-2 研究的技术路线

（三）样本分布及数据收集方式

本书涉及的社会调查前后历经了三年时间，2013年暑假及2014年、2015年的寒暑假。其中，2013年的调研是以福建省清流县为主的定性调查，以入户访谈和参与观察为主。2014年的社会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摸底调查，对全国15个省份，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的农田水利资源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员均由厦门大学各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利用大学生寒暑期社会调研时间，以就近便利为原则，根据生源地进行随机的摸底调查。调查员经过系统的指导和培训后，在2014年1—2月进行实地驻村调研，目的是摸清现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整体情况、农村灌溉水资源管理与维护的绩效、农户合作组织运行情况及用水协会的实际作用等，并从中挖掘典型案例点为第二阶段的个案分析做准备。第二阶段在2015年7—8月暑假期间进行，对第一阶段中涌现的一些典型地区案例开展进一步的参与观察（湖北当阳市东风三干渠农民用水协会）和深入访谈（当阳市黄林支渠农民用水协会），了解影响农田灌溉合作的主要因素，从产权、制度等方面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原因与结果。此次调查将东风三干渠用水协会所辖的8个自然村，以水文为边界，上游、中游、下游各抽取两个村，每个村再根据与主要水源地的距离，分别对处于水源上游、中游、下游的农户随机抽样，各抽取4户，由该户户主填写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72份。对协会干部、基层政府人员（村干部、水利站）则采取焦点团体访谈方式收集资料。调查选取湖北宜昌当阳市用水协会为案例区，依据在于东风三干渠协会是世界银行在中国最早支持成立的协会之一，协会是在世行专家的指导下，依据世行制订的标准组建的。目前，东风三干渠农民协会与黄林支渠用水协会是湖北省运行最好的两个协会，通过将成效好与成效差的其他协会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和提炼出灌溉合作行为扩散的理论预设。基于这个研究假设，构建基于主体模型进行政策仿真研究。2016年1月，为了检验计算机运行得出的仿真结论，验证理论假设，课题组再次对湖北省6个乡镇涉及4个灌区的20个村庄开展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98份，采用Stata、SPSS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整理。

1.数据收集

2013年的定性访谈调查构成了第七章中对福建Q县农民用水协会案例分析的内容，第五、六章的定量统计则基于2014年的问卷调查。2014年的调查问卷根据受访对象分成四类问卷（附录）：村庄问卷——问村干部或对村里情况很熟悉的村民，一个村至少问3个人；村民问卷——问村民（主要是户主，或熟悉家里情况的其他成员），每个村随机抽取10%—20%的农户；用水协会问卷——如果本村有用水协会或类似组织，问协会负责人或熟悉协会情况的人，每个协会至少问2个人（用水协会的负责人）；基层政府问卷——问本村所在的乡镇政府、基层水利服务机构、水利局、财政局/农村事务办公室、民政局等相关部门，每个调研员至少完成3份。

考虑到寒假期间临近春节，基层政府年末事情繁多，客观题耗时长，与开放性问题相比，不易在短时间内获得充足和可延伸的信息量，因此基层政府问卷全部由主观描述性问题组成，其余三类问卷结构均分为客观性问题和描述性问题两类。客观题主要了解村庄的物理属性，如水利基础设施情况、水源、种植结构、是否有农户合作用水组织、基层水利服务机构执行情况；农户的社会属性，如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情况、对用水协会的认识，参与合作组织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农户的领导力与社群间关系（社会资本）；用水协会的成立时间和方式、用水协会的制度建设、人员结构、经费开支等情况。描述性问题主要了解村委会或村干部在本村农田灌溉/村民合作用水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村民自治的实施情况、用水协会在水利事务方面的制度绩效；面临的障碍或困境；本地有否响应国家号召对基层水利服务组织或机构进行相应的改革；新的基层水利服务机构与村庄所在的用水协会之间关系如何，前者是否促进后者更好地开展工作。此次调查共回收问卷522份，有效问卷493 份，问卷有效率为 94.44%。其中，村庄问卷34份，农户问卷430份，用水协会问卷10份，基层政府问卷19份。

2016年1月的问卷调研内容涉及户主个人特征，农业生产特征（灌溉水源、灌溉设施与方式、灌溉面积、劳动力、灌溉投入与成本等），社会资本（担任领导职务的经历、参与合作组织的经历、参与用水协会的动机、与邻居朋友的交往情况及在灌溉事务上的合作协调情况等），灌溉组织特征（用水协会性质、职能、水利设施产权情况、水费收取情况、会长选举制度、协会的资金来源及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协会对“搭便车”者的惩罚规则、农户对协会成立前后的绩效评价、协会的造血功能或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四个板块，基本涵盖了村庄灌溉系统物理属性、社群属性和灌溉组织制度属性三个层面我们所关心的内容。另外，对地方水利局、基层水利工作站、灌区管理处和用水协会领导，我们采取质性访谈和参与观察方式收集了调研区域的社会经济数据和自然地理概况（农户生计、种植作物、水源地理、风土人情等）、调研单位职责内容（如经费来源、主要职能、管理体制；灌溉计划与设施维护；基层水利工作站、灌区管理处与用水协会之间的关系和工作衔接）、水价制度改革与财政状况（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计划及进展；用水协会的财政收支；末级渠系工程产权的运营等），具体样本分布见表1-1。

表1-1 湖北省调研样本村的分布

表1-2 田野调查、访谈及参与观察记录

2.实地质量控制

访问方式：采用访员读录法和自填问卷法相结合的方式，一些年纪较大或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的受访者，由访员读出问卷，受访者回答，访员填写问卷，每个访问持续30分钟左右；另一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受访者采用自填问卷的方式。访问完毕给付调查对象纪念品一份。

问卷审核：由课题组负责人在访问现场对抽样和访问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抽查，对每一份完成问卷实行卷面审查，卷面要求不符合规定的及时返工，确保问卷的有效性与完整性。

电脑差错复核：问卷内容录入数据库后通过逻辑差错并辅助以电话对访问质量加以复核，删除逻辑错误出现率较高的问卷，并在对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基础上，找出录入出错的记录逐一核对更正，删除空白记录，确保原始数据库的准确性。

3.技术说明

所有有效问卷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获得原始数据库；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频数分析、交叉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在95%的置信度下进行差异性检验，显著性检验P值取P＜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