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绪论

一 研究缘起

《论语》是由孔门后学追记孔子思想言行的语录体著作，集中反映了孔子“内圣外王”方面的思想，是儒学的重要经典之一，被尊称为“圣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1]。汉文帝时“便立有博士传授，宣帝以后，更成为皇太子启蒙之重要书籍”[2]。从东汉起，《论语》被列入儒家经典之列，地位虽在《五经》之下，但在统治者选拔人才的策试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及至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将《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所作《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于宁宗嘉定五年（1212）被列入学官，成为法定的教科书。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下诏盛赞“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3]。在他的推崇下，朱注《四书》取得了学术上的统治地位。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政府规定以《四书集注》取士，自此中国的“德行明经科”取士便在其范围内出题。士人凡读《论语》必兼读朱子注。由上可见，《论语》在中国古代始终是士子们必读的典籍之一，影响了中国近两千年。诚如康有为所说：“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4]

由于“孔子一生仕止久速、造次颠沛、纂修删述、盛德大业，靡一不具《论语》；及门弟子德行气质、学问造诣、浅深高下、进止得丧，靡一不具《论语》”[5]，所以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的人品性格与思想观点，成为后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文本。如朱熹就认为“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6]，他说：“盖《论语》中言语，真能穷究极其纤悉，无不透彻，如从孔子肚里穿过，孔子肝肺尽知了，岂不是孔子！”[7]加之“六经”也被认为出自孔子之手，因此，掌握《论语》，便逐渐成为攻治“六经”的条件之一。东汉赵岐说：“《论语》者，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也。”[8]唐薛放说：“《论语》者，六经之菁华。”[9]宋员兴宗说：“盖六经之作，夫子所以载道。独《论语》之作，门人所以载夫子之道者。世儒不学夫子则已，如学之，必无不该不遍以求斯道，以穷夫六籍之奥，未有不由此书也。所谓輨辖六经云者，其以此哉！”[10]明杨宗吾说：“六经譬则山海，《论语》其泛海之航，上山之阶乎？”[11]甚至有人认为，它在某些地方已经超越了“六经”，清李元度说：“《论语》所言之义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论，非诸经所能及也。《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各造其极，亦各不相谋，而简括处终不及《论语》。《论语》之文，能以数语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气，如化工之肖物，各无遁形。”[12]不惟如此，在朱熹看来，《论语》更是治学的起点和德行事业的标准，他在《论语训蒙口义序》中明确指出：“圣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极而后世之标准也。古之学者，其始即此以为学，其卒非离此而为道。穷理尽性，修身齐家，推而及人，内外一致，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亦终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岂无可观者？”[13]其在中国古代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因此，《论语》一书，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也在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过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不但自汉至清的两千年的专制王朝以它作为做官求仕的入学初阶或必修课本，成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言行思想的根本基础，而且通过各种阶层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撰写编纂的《孝经》《急就章》（少数词句）一直到《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以及各种‘功过格’等等，当然更包括各种‘家规’‘族训’‘乡约’‘里范’等等法规、条例，使儒学（又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的好些基本观念在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解释下，成了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思想意识的指引规范。不管识字不识字，不管是皇帝宰相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所以，它不仅是‘精英文化’‘大传统’，同时也与‘民俗文化’‘小传统’紧密相联，并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通过儒学教义，经常相互渗透、联系。尽管其间有差异、距离甚至对立，但并不是巨大鸿沟。”[14]

《论语》不仅在国内有深远影响，而且在国外也广为人知，受到极大的重视。《论语》曾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并被作为基础教养科目，对两国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593年，传教士利玛窦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论语》开始传入欧洲。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以后又有英、德、俄等文译本。《论语》在这些国家也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便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的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魁奈对孔学也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书的价值超过了希腊哲学七贤的全部著作，其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15]时至今日，西方国家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论语》文本的译介、诠释与意义的阐发。

《论语》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不仅得益于统治者的推崇和扶持，而且更得益于历代学者对《论语》的注疏、训解、阐释与发挥。历代学者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社会问题和统治者的不同政治需要，对《论语》做出旨趣迥异的传、注、疏、解，力图解读经典中蕴涵的圣人的微言大义，使其为现实社会服务，使之与时俱进。可以说每一次对传统经典的解释都是一次承传。因为，从解释学观点来看，“文本”从来不是“客体”，而是向解释者开放的意义结构，这种意义结构不但离不开解释者，而且恰恰是通过解释者的理解和解释，才得以保存和发展的。如果没有这些儒家学者的合乎时代特征的诠释、疏解、阐发，那么《论语》等经典只不过是一些死的毫无生气的物质载体而已。不仅不会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而且自身的流传恐怕也成问题。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也与时俱进，不断变换着面目。“寝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寝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16]既然如此，那么人们不仅会问：究竟如何看待《论语》训解、阐释中的不同进路之争？不同时代面貌迥异的《论语》训释与解说，在学术史上有何意义？为何不同社会阶层或不同学术派别，都能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从《论语》中掘发出适合自身诉求的思想？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每一个从事《论语》诠释研究的学者来说，都是一个充满诱惑力和挑战性的话题。本书试图通过对“宋代《论语》诠释”的研究，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宋代是汉学、宋学的转型期，在这一时期，《论语》诠释也由汉学横式转向宋学横式。在此期间，面对时代的核心议题，围绕当时人的生存焦虑与制度焦虑，各派学者纷纷通过《论语》等经典的注疏、训解与阐释，提出自己的思想观念，架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论语》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兴盛。通过对该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梳理《论语》注释自身发展演变的脉络、探讨《论语》诠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与特征等问题，有助于明晰宋代学术思想史的基本形态，特别是有助于考察儒家学术的传承、创新与经典诠释、流传之间的关系，从《论语》学的角度具体把握学术的发展、演变，学派的形成与分化，学术风尚与学术旨趣的变化，学术范式与学术视域的转换，等等。同时，研究宋代《论语》诠释，还可以从经典诠释的角度，考察、探索儒学在不同时代得以传承与创新的内在机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儒学的认识，还有助于在当今时代更全面地思考儒学如何发展的问题，从而为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弘扬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启迪。这正是我们对宋代《论语》诠释予以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 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对宋代《论语》诠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宋代《论语》诠释的整体情况予以研究。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唐明贵的《宋代〈论语〉研究的勃兴与成因》（《东岳论丛》2007年第3期）、朱汉民和张国骥的《两宋的〈论语〉诠释与儒学重建》（《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4期）、朱汉民的《玄学、理学对〈论语〉学的拓展》（《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乔芳的《当代北宋〈论语〉诠释研究》（《南通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等。其中朱汉民指出，魏晋、两宋是《论语》学的两座高峰，玄学、理学对孔门弟子不闻的“性与天道”做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诠释，从而推动了《论语》学的发展与内圣之道的建构。

与该领域研究相关的论著主要有陆建猷的《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鹏凯的《历代论语著述综录》（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藤塚邻著、陈东译的《论语总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松川健二编、林庆彰等译的《论语思想史》（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朱汉民及肖永明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中华书局2009年版）、唐明贵的《论语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顾宏义及戴扬本等编著的《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戴维的《论语研究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等。其中王鹏凯在其书中专设《两宋〈论语〉著述综录及论语学概述》一章，对宋代《论语》研究的状况、宋代《论语》学的发展历程作了简要的概述，尤其是关注了程朱学派的《论语》研究。松川健二的书中收录了山际利明的《张载“横渠论语说”——“虚”和生死观》《谢良佐“谢显道论语解”——“仁”说的一展开》、名畑嘉则的《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和〈论语〉——道学的确立》、芝木邦夫的《陈祥道〈论语全解〉——主体的释义》、松川健二的《张九成〈论语百篇诗〉——充满禅味的思想诗》及《朱熹〈论语集注〉——理学的成熟》等论文，集中反映了日本学界对宋代《论语》诠释的研究状况。顾宏义、戴扬本等人在书中对与宋代《四书》类和《论语》类文献相关的序跋题记进行了汇总，为学者研究提供了便利。戴维在书中专设《北宋〈论语〉研究》和《南宋〈论语〉研究》两章对宋代不同学派的《论语》研究予以了论述。

第二，对主要人物的主要注本予以研究。

对邢昺疏予以研究的论著有李绍户的《唐论语注本及邢昺疏》（《建设》第23卷第8期，1975年）、王叔岷的《论语注疏及补正》（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版）、黄宝琪的《论语注疏疑误辨证》（学海出版社1979年版）、姚瀛艇的《论邢昺在儒家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地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胡健财的《论语邢昺正义评述》（《孔孟月刊》第27卷第2期，1988年10月）、蔡娟颖的《论语邢昺疏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第35号，纵横出版社1991年版）、柯金木的《邢昺〈论语正义〉论略》（《中华学苑》第50期，1997年7月）、沙志利的《略论蜀大字本〈论语注疏〉的校勘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唐明贵的《邢昺〈论语注疏〉的注释特色》（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编《儒家思想与典籍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姜胜的《〈论语注疏〉校议》（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杨传兵的《邢昺〈论语注疏〉研究》（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杨新勋的《论邢昺〈论语注疏〉解题对皇侃〈论语义疏〉解题的继承、调整与创新》（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编《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四辑，2012年）以及石风、聂玮的《邢昺〈论语疏〉训释体例及特点研究》（《商洛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等。其中蔡文指出，邢氏奉命改定《论语》旧疏，他依据中国文化之学统，对两晋六朝之说义，舍而弃之。凡名物典制，章句经义，则不厌其详，博稽古籍，广引诸经，不求英华外放，但取厚植根基。即或有未造精微之处，固有待于后学者也。柯金木指出，邢疏依循孔颖达《五经正义》的精神，以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参酌皇侃之《论语义疏》，加以己见所写成。其注书体例之特色，主要表现为通述各章大旨，损益旧疏，详于名物训诂，以史证经。杨新勋指出，在“名书之法，必据体以立称”观念的指导下，在篇序体式的基础上，皇疏解题将《论语》篇名、篇义、篇次联系起来，力图通过三者来构筑一个完整的理解体系。对于皇疏解题的思路和观点，邢疏解题明显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和保留，但更多表现的是调整和创新：在皇疏解题对篇名和首章关系认识的基础上，邢疏解题认识到《论语》篇名缘于首章前二三字这一事实，遂改变了皇疏解题解释篇名和由篇名、首章得出篇义、篇次认识的做法，转而根据全篇内容来概括篇义，并据此对篇次排列作了新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皇疏解题利用篇名、篇义和篇次建构完整理解体系的思路，具有更多文献学解题的意义。邢疏解题扬弃了皇疏解题玄学思想的同时，糅合进了重视礼乐和义理探讨的新思想。邢疏解题的这种调整和创新对宋代《论语》学乃至宋代经学、文献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张载《论语》诠释予以研究的主要有肖永明的《张载之学与〈四书〉》（《船山学刊》2007年第1期）、邱忠堂的《张载〈论语〉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等。其中邱忠堂指出，“天”“性”“学”是张载哲学思想与《论语》关系密切的三个重要范畴。在其哲学中，天便是太虚，属于本体论层面；性即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是人性论层面；学即学至圣人的修养论层面，三者统而为一，一起支撑起张氏解读《论语》的一贯体系，共同建构起张载《论语》学。张载对《论语》诸多篇章的解读及其特点，真正开启了两宋《论语》学，对以后许多《论语》研究者都产生了影响。

对二程《论语》诠释进行研究的主要有黄勇的《程颐对〈论语〉8.9及17.3的哲学解释》（《原道》，2008年）、宫庆江的《“仁体”之开显——程颢〈论语〉阐释中的道德形上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蒋鸿青及田汉云的《精义为本 默识心通——论程颐〈论语解〉的理学特色》（《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唐明贵的《程颢〈论语〉诠释的理学特色》（《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15辑，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2011年2月）、姜海军的《二程〈论语〉解释学方法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唐明贵的《程颐〈论语〉诠释探微》（《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2辑，2013年）以及郭蔚的《二程〈论语〉学思想初探》（湖南大学中国哲学方向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等。其中蒋鸿青、田汉云指出，程颐的《论语解》虽不完整，但其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深刻的义理阐发开创了北宋《论语》学的新局面。姜海军指出，二程对于《论语》的解释超越了汉唐以来学者对《论语》的解说，他们不再聚焦于名物制度，而是以读者个人的心灵体察为基本方法，以领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宗旨，从而使经典解释从繁琐章句义疏中解放出来。唐明贵指出，程颐在批判汉唐经学家滞心于训诂章句之末而无所用的基础上，以己意解《论语》，以义理解《论语》，从而把儒家经典与理学之义理结合起来，开创了《论语》学发展的新局面，促进了《论语》解经方法的转变和理学思想的发展。

陈祥道的《论语全解》是荆公新学派诠释《论语》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这一学派的《论语》学思想，是我们研究宋代不同学派《论语》诠释的重要文本之一。关于该书的研究，截至目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论语全解》版本的研究，如吴其昱的《列宁格勒所藏〈论语全解〉西夏文译本考》（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学会编《敦煌学》第七辑，1984年）和聂鸿音的《西夏译本〈论语全解〉考释》（宁夏文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夏文化厅文物处编《西夏文化史论丛》第一册，1992年）；一类是对陈祥道《论语全解》注经特色的研究，如张百文的《陈祥道〈论语全解〉探析》（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第七届静经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1年）、苗露、金生杨的《陈祥道〈论语全解〉的解经特色》（《船山学刊》2012年第2期）和芝木邦夫的《陈祥道〈论语全解〉——主体的释义》（松川健二编，林庆彰等译《论语思想史》，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其中张百文指出，陈祥道注解《论语》，受其师王安石影响，引用老庄有64处之多，有儒道融合的现象。

对苏轼《论语说》的研究，一是集中在对该书的辑佚上，如卿三祥的《苏轼〈论语说〉钩沉》（《孔子研究》1992年第2期）、马德富的《苏轼〈论语说〉钩沉》（《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舒大刚的《苏轼〈论语说〉辑补》（《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及《苏轼〈论语说〉流传存佚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谷建的《苏轼〈论语说〉辑佚补正》（《孔子研究》2008年第3期）以及许家星的《苏轼〈论语说〉拾遗》（《兰台世界》2012年第15期）。其中舒大刚的《苏轼〈论语说〉流传存佚考》一文对苏轼《论语说》的成书、流传及辑佚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述。二是集中在对其诠释内容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杨胜宽的《苏轼〈论语说〉三题》（《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6期）、贾喜鹏、王建弼的《论苏轼〈论语说〉的新异与特色》（《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及唐明贵的《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东岳论丛》2015年第3期）。其中唐明贵指出，苏轼在诠释过程中，利用《论语》中的某些思想资料，结合时代主题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打破成见，自出新意，呈现出了疑经改经、杂采众说、阐发性命之说和抉发政治意蕴的诠释特色，在《论语》诠释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对苏辙《论语拾遗》予以研究的重要论文有吴武雄的《苏辙〈论语拾遗〉探讨》（《中台人文社会学报》第15期，2004年1月）、陈升辉的《苏辙〈论语拾遗〉试探》（《问学集》第12期，2003年6月）、谷建的《苏辙〈论语拾遗〉对苏轼〈论语说〉的修正》（《苏辙学术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吴叔桦的《尊非孔孟乎——论苏辙〈论语拾遗〉、〈孟子解〉之深层义蕴》（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报》第9期，2009年）和唐明贵的《苏辙〈论语拾遗〉的诠释特色》（《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1期）等。其中吴叔桦指出，苏辙作《论语拾遗》二十七章、《孟子解》二十四章，透露出尊崇孔子，却不完全同意孟子的思想观点。在《论语拾遗》中，他以己意解经，并为孔子的言行作辩护，其修养论亦以“仁”为依归，流露尊孔子为圣人的思想趋向；在《孟子解》中，则有三处非孟之说，包括性善论；瞽叟杀人时，舜之出处；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之论点。在宋代尊孟的潮流下，他的非孟是较为特殊的。在表面的“尊孔非孟”背后，实则存在更深层之义蕴，反映其融摄三教、重视人情之思想特色，并因此对经典做出创造性之诠释。另外，对孔、孟之评价，表现出其重视儒学，却反对洛学的立场，值得重视。

对朱熹《论语》诠释予以研究的论著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黄彰健的《论四书章句集注定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册，1956年12月）、陈铁凡的《四书章句集注考源（上）》（《孔孟学报》第4期，1962年）和《四书章句集注考源（下）》（《孔孟学报》第5期，1963年）、李学勤的《朱熹四书集注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文物》1974年第4期）、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钱逊的《〈四书集注〉与中国文化传统——兼谈“道统”的实际内容与意义》（《朱子学新论——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0年）、董金裕的《朱熹与四书集注》（《政大学报》（人文学科类）第70期，1995年）、刘志刚的《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熹的训诂学与义理学（上）》（《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王公山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阐释方法研究》（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肖永明的《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沈时凯的《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合肥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许家星的《求本义、发原意、砭学弊——朱子四书学诠释旨趣探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杨浩的《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与建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及《孔门传授心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对儒家道统论的理论贡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其中许家星指出，朱子四书学诠释具有鲜明的旨趣：求得经文本义，发明圣贤原意，针砭为学之弊。杨浩指出，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对儒家道统论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道统谱系方面的完善，而且在于从哲学高度将《中庸》的思想与《尚书》中十六字心传作为儒家道统内容加以会通，并且其会通的一个关节点就是具有时代性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

二是对朱子《论语集注》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钱穆的《从朱子论语注论程朱孔孟思想歧异》（《清华学报》新4卷第2期，1964年2月）、钱穆讲述、程元敏笔记的《谈朱子的论语集注》（《孔孟月刊》第6卷第5期，1968年1月）、刘善哉的《论语朱注评议》（《学原杂志》第5卷第6期，1970年2月）、魏子云的《论朱注〈论语〉“宪问耻”》（《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5卷第1期，1972年1月）、陈大齐的《论语朱注述疑》（《浅见集续集》，[台北]中华书局1973年版）、李朴堂的《〈论语集注〉的偏失》（《华侨日报》1973年12月10日）、毛子水的《论语朱注补正》（《辅仁学志》（文学院之部）第14期，1985年6月）、傅佩荣《朱注论语的商榷》（《哲学与文化》第28卷第7期，1990年7月）、裴传永的《朱熹〈论语集注〉辨误》（《文献》1999年第3期）、姚徽的《论朱熹〈论语集注〉的特点及贡献》（《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邱光修的《朱子〈论语集注〉初探》（

三是关于朱子《论语集注》与其他注本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陈如勋的《〈论语〉朱熹集注与何晏集解疑义考辨》（《明志工专学报》第6、第7期，1974年11月、1975年6月）、李绍户的《北宋论语注本与朱子集注（上、下）》（《建设》第23卷第9、第10期，1975年2、3月）、陈绂的《〈论语〉郑注与朱注的比较研究》（《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匡鹏飞的《〈论语〉郑玄与朱熹解释之比较》（《孔子研究》2001年第4期）、罗小如的《朱熹〈论语集注〉与何晏〈论语集解〉之比较》（《龙岩师专学报》2004年第5期）、常会营的《〈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张志明的《〈论语集注〉与〈论语集解〉训诂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张海珍的《朱熹〈论语集注〉与刘宝楠〈论语正义〉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等。其中陈绂从注点的选择、注释的角度上分析了郑注与朱注的差异，张海珍从五个方面比较了《论语集注》与《论语正义》注释方法的不同。

另外，还有曹亚美的《杨简四书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李承贵的《杨简释〈论语〉抉微——以〈论语〉中部分文本为例》（《江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乔芳的《胡瑗〈论语〉诠释探微》（《新疆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等研究宋代个案的论文。其中李承贵指出，杨简解释的生命基础是“道心的滋润”，解释的精神方向是“德性的伸扬”，解释的方法技巧是“以行明义”，解释的成果面相是“知识的驱逐”。乔芳指出，作为宋学奠基人、理学先驱，胡瑗适应宋初学者治经思路，以义理阐发为释《论》方法，以修养德性为释《论》主旨，以教育弟子为释《论》诉求，辟出了一条完全属于宋儒的释《论》之路。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宋代的《论语》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还没有专门研究宋代《论语》诠释的专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论语》作为“四书”中的一分子，在宋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著名学者结合社会现实对《论语》做过充满时代特点的诠释，理应引起后人的重视。二是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邢昺、朱熹、苏轼、苏辙等《论语》注本的个案分析上，研究面相对狭窄，重复研究较多。三是现有成果多局限于文献学及学术史两个方面，关于《论语》诠释与理学思想体系构建的研究涉及甚少。因此，有关宋代《论语》诠释的研究，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领域。

注释

[1]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杨泉语，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3页。

[2] 王鹏凯：《历代论语著述综录》，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第1页。

[3] 《宋史·理宗纪一》。

[4] 康有为：《论语注·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5]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谭贞默语，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3页。

[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32页。

[7]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32页。

[8] 赵岐著，孙奭疏：《孟子注疏题辞解》，载《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2页。

[9] 《旧唐书·薛放传》。

[10] 顾宏义、戴扬本等编：《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

[11]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3页。

[12] 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八《读〈论语〉三》，清光绪四年刻本。

[13] 顾宏义、戴扬本等编：《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

[14] 李泽厚：《论语今读·前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5] 参见贺文玄《缓解现代道德危机 孔夫子影响世界400年》，《环球时报》2007年2月16日第20版。

[16]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