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贵胄高姓——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用阶级论的观点来看，有什么样的家庭出身就可能有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好恶取舍和审美倾向，家庭出身多少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个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因为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而被广泛适用于对各类人等的评判以及对其言行举止的解读和辨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演化成了一场鲜血淋漓的血统论以至于最终被用作政治清算的工具。
毫无疑问，这种极端的理论实在偏执狭隘，有些时候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但在这里，我首先要提及的还是出身，执拗一点说，还是血统。矫枉过正，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并不存在或完全是空穴来风。出身或者血统，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经历、见识、眼界、兴趣爱好，甚至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一点既不能够无限放大至上纲上线，同样也不应该刻意回避。民间虽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平和怨尤，但大多时候人们却也愿意接受“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思想。
我这里说出身，并不是想说天命或宿命。相比后者，出身这东西一点也不玄，它甚至可以通过实证的东西来验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神秘主义的牵强附会，而是一类实实在在的命运读本。
1
说出身，首先说贵，也就是天潢贵胄的贵。
皇帝或者皇族成员喜欢舞文弄墨的太多，但是大多不能入流，或者入了流，可圈可点的作品也不多。
首先必须提及的成就斐然者，是曹氏三父子。
其实，说曹操贵，很勉强。他父亲的养父曹腾曾为中常侍，父亲曹嵩也官至太尉，二者说起来都不是等闲之辈，但祖父的宦官身份，却是曹操一生中绝不可能回避的硬伤，年轻时他因此没少受歧视和屈辱，所以天生对那些根红苗正的世家大族嫉恨有加，他诛灭孔、袁和杨氏的诸多举动，也可看作有这些心理阴影在作祟。他的出身本不算贵，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贵了。他自己做了无冕之王，儿子曹丕做了货真价实的皇帝，为魏文帝，小儿子曹植为王为侯。把他们三个都纳入皇族范畴有些差强人意，但基本上也算说得过去。
这三个人的文章诗歌，我只能用风华灿然来形容。曹操气象最大。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短歌行》
这些小时候就能吟诵的句子直到今天念出来，也依然感觉情感炽热，恢宏高远。
曹操无论如何大肆弄权，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至死依然为汉臣，直到最后也没有做皇帝，但他大刀阔斧沙场征战、足智多谋纵横捭阖的作为已经完全类似于开国皇帝。戎马一生，身经百战，位高权重，饱经风霜，其胸怀襟抱非常人所能比，其质，其气，难为后代文人所跟随和效法。无流，无追随，兀自清扬，几成绝响。单单把曹操作为一个诗人看，他也绝对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
在中国历代政治插图和民间传说中，曹操被塑造成一个白脸奸臣形象；曹丕在很多时候被形容为邪多于正的算计之人；而曹植，却是一个软弱可怜的才子形象。这种大刀阔斧的勾勒都没错，至少没大错。以正统观念看，篡位是最被世人唾弃的一种僭越行为，当诛当唾，但平心而论，曹丕不是一个坏皇帝，却是一个大文人，即使和他弟弟曹植比较起来，他也文才不输。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燕歌行》
现在的人在读过无数让人高山仰止的唐诗以后再回头去读这首诗，可能会感觉太过质朴而无甚韵律之美，更有在用意上的单调、直白。但大家必须要了解的是，这是公元200年左右的诗篇，它应该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人七言诗，朗朗上口，平易真挚，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在钟嵘著名的诗歌评论专著《诗品》里，曹植的诗被列为上品，曹丕的诗被列入中品，曹操的诗被列入下品，可见当时人们心目中对个人人格和诗歌品性的判断标准。明人说，“魏武太质”（胡应麟《诗薮》），显然是说武帝的诗质朴刚劲有余，却“不屑翰藻”。而钟嵘更是说曹丕的诗多粗鄙俚俗。以至于后世很长一段时间，竟出现了“人称子建，不知子桓”的现象。显然，曹子桓诗歌的存在价值完全被其弟的万丈光芒所遮蔽。
客观地说，曹操和曹丕首先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在历史上被广为说唱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业是做丞相、做皇帝，其次才是做诗人。何况，曹丕四十而卒，除了留下一部被后人称颂的文艺评论巨制《典论·论文》之外，留下来的诗歌也比其弟少。这是原因之一。
其二，清代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古诗源》）。什么意思呢？曹孟德的诗作属于汉音，从曹子桓以后，才是魏响。魏响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诗歌和文学形态从质朴走向了华丽。汉以乐府和古诗标高天下，淳朴浑厚，而至魏，则开始追逐华美辞采，用词用句讲究色香旖旎。昭明太子在《文选》中的选文标准就已经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了。这样一说就清晰了，在魏响开始发声的阶段，曹操和曹丕的诗歌显然有点不合时宜。高古，算是对曹公不低的评价，但子桓的粗鄙显然就不能入流了。
第三，不能完全排除在有些人传统价值观的认识上，因人废诗的潜意识没有起作用。再怎么说，曹操是奸贼，曹丕是篡位之君，不管后世论家如何言及自己就诗论诗的纯粹，其下意识的是非好恶难免不在诗评中跳脱而出。晋人刘勰有一句话说得好，“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文心雕龙》）。这句话可以两解，似乎都说得过去。第一解：位高权重未必就能自由发挥其诗才，身处劣境反而可能激发更多隐藏压抑的才思；第二解：地位高了，有人便故意贬损。处境恶劣，大家便愈发同情其命运，关切其能量，自然有所拔高。
随便大家如何去理解，反正从古到今，曹氏三父子在诗坛上的地位肯定是越悲苦的声名越壮，越显赫的微词越多，至于处在中间的，经常处在被忽略的境地。
曹氏一门的生活际遇与其诗歌的关系是诗歌史上的一个异数，没有太多可比性。曹操无法效法也很难模仿，即使后代皇帝有其雄才伟业也难有其文思斐然，或者有其文采绚烂未必能够成就大业，如熊掌与鱼的关系，很难得兼；而曹丕，算是一个中庸的皇帝，有权谋有胆量也有一些功德和政绩，后世皇帝在文字功夫上可比拟者并不在少数；至于曹植，很多人说他恨是生在帝王家。这话说得相当偏颇，曹植的苦难确实肇始于家族，但其忧思柔弱的文人气质又未尝不是他特殊的出身赐予他的一笔财富，其诗文呈现的华丽高奇也未尝不是与其特殊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确实身在帝王家，但不应有恨。如果不是身在帝王家，就不是曹植了。有因有果，绝不是横空出世。
曹丕得了天下，但输了名节与诗文。曹植失了天下，但是得了天下好文章，同时兼收后世几乎一致的同情和赞誉，这就是王宫贵胄的结局或下场，二者必居其一。要想两全其美，不仅对他们而言，就是对天下所有位尊至天子或与天子位一步之遥的人来说，怕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好在，老天对二者还算公平。曹丕算是早逝。曹植最终也没惹来杀身之祸，只是落得个惨淡结局，抑郁而死。兄弟二人，在尘世外见到父亲，一个大展功业，让曹魏登堂入室；一个诗名千古，让后人叹诵感怀。曹氏一门，虽说到孙子辈就文采不再，但是独霸天下一时，文武双全，也算极尽风流。
2
顺着两全其美的话题往下说，必然绕不过南唐那一对天资聪颖、才思过人的皇帝父子，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
迫于后周的压力，李璟已经在位上摘去了皇帝的桂冠，自己把自己降成了主。看上去，李璟的举动还有点策略可言，有点保全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的卧薪尝胆之意。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
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摊破浣溪沙》
李璟留下来的词不多，两首《摊破浣溪沙》是其代表作，这是其中一首。另外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就是备受论家称道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小楼、绿波、落花、玉钩，诸如此类的意象；西风、春恨、憔悴、梦回，诸如此类的意境，一看便是一个多情的主。可惜我在这里不是在谈一首或两首诗作得高级和绝妙，而是在谈一个国王的命运。
相比之下，李璟还算善终，但是他历尽艰辛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最终却没能保全自己的国家和性命，可见在做国君这件事上，李煜连他爹还不如。
李煜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特别的君王。和他类似的还有一个人——宋徽宗赵佶。被掳掠的亡国之君在中国各个朝代更替中并不鲜见，比如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献帝刘协、乐不思蜀的蜀汉后主刘禅、投降后受尽屈辱的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还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南朝最后一个君王陈叔宝。他们虽然都是不会做也不能做皇帝的同一类型之人，但其中，恐怕只有李煜和赵佶是少有的让后人心生怜惜的皇帝了。只有他们把诗词、绘画和书法作到了极致，如果他们仅仅只是一个秘书郎或是馆阁学士，该是多么让人心生愉悦的人啊。
“皇帝”二字，据说最早来源于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自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遂将“皇”和“帝”这两个人间至高无上的称呼结合起来，从此，天子被称为皇帝。李煜和赵佶这两个皇帝，谈功自然毫无建树，亡国便是他们的墓志铭。论德也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就只看李煜在亡国前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生活也可见一斑。
有人说，李煜的落败是天意，在赵匡胤风樯阵马的兵力压阵和霸王气质威逼之下，这位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当君主的人完全手无缚鸡之力，失败已是天注定，怪不得他。
其实仔细读读历史书，也不全然如此。
李煜一开始采取的是称臣纳贡的求和方式，低位侍奉，试图赢得一些来自北方王朝的同情和怜悯。他治下富庶的江南经历了这样经年月久的朝奉纳贡，国力虚空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此时，他还在全国上下广推佛教，大肆建庙修寺，把壮丁都推到寺庙里去，免其赋税徭役。国家这个时候本应该暗自厉兵秣马，却被他弄得个上下念诵声不绝，阿弥陀佛一片，这有点像当年萧梁王朝那个著名的武帝萧衍的崇佛行为。如果说他心里早有斗不过北方的心理准备，无非过一天日子撞一天钟，也就罢了。即使不惜以民生凋敝来换取偏安一隅，苟且偷生，这也说得过去，至少有种顺其自然的逻辑行为可言。但是到了宋军真正出兵渡江之际，他又突然认为自己还有一线生机，试图还击，结果弄得个血流成河，生灵涂炭。
他身旁最受信任的助手、诗人潘佑这样规劝过自己的主人：“楼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桃李的李，暗指李姓王朝。说的是，你家楼上已是四面楚歌了，你还在夸耀桃李春风一杯酒的烂漫风韵。你难道不知道半壁江山已去，国家将亡了吗？当其时，有大臣厉言上书，但却石沉大海。后来，人们发现这个上书的大臣穿着官服自杀身亡，留下遗书一封：“吾之死，不忍见国破，而主辱也。”有人比后主清醒，担心自己不能承受国君被辱之耻，不惜以身殉国，但后主自己却随时存侥幸之念，依然夜夜笙歌，在扇月歌风里哀怨重重。而这期间，他还间或有长袖善舞的举动，在一些小事上弄些和北方唱反调的小把戏出来，试图短暂地扬眉吐气一下，看似聪慧狡黠，着实为雕虫小技，迂腐可笑。
不清，不明，这就是李后主。
亡国后，后主被掳入宋，最后被下毒至全身痉挛而死，尸体蜷曲成弓形，惨不忍睹。
亡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可怕，王朝更迭，大势所趋，蚍蜉撼大树，一定悲剧结局。但有种悲剧是清醒的决绝，有种悲剧却糊涂得很。
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人间词话》）。像王国维这样来理解后主的艺术标高，明明白白，就是以一种惨烈的人生悲剧作为代价。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相见欢》
读后主的词，容易发呆。读一次，发一次呆，身体瘫软，两眼无神，恍兮惚兮，半天回不过神来，完全无法开口说话，即使开口，也语焉不详。这种近似虚脱的感受是何等美妙的阅读体验。在读这些词的时候，我们完全忘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也不会去关心这个皇帝到底经历了什么才可能生发出如此感慨，所有具体的去国之伤、亡国之痛都完全被遮蔽了，唯有人世沧桑的怆然、天上人间的感叹留存于心，最后，在一种极度的迷茫虚无中，无奈地长叹一口气。
在阅读中获得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满足而暂时忘掉作者本人的悲苦怨艾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这恰好证明了作品的魅力所在，但是，这种遗忘对后主而言，也是残忍的。我们应该知道并记住，后主是用怎样一种人生苦痛书写了这些篇章，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后主的词真可以称作是血书。当我们在后主构建的完全没有边际的时空纵深处感叹游荡的时候，那一江春水却是一遍遍地拍打在他的身上，让他每时每刻都忍受剧痛。他是被秋风无情吹落下的落花，是被江水裹挟的石头，而我们，不过是感叹落花一地、春水不绝的悠然受用者罢了。
勿怪后人如此体恤后主，爱怜后主。后人说这是“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主”。更有晚清学者王鹏运为其挽回失位之耻：“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可以不当皇帝，但他却是当之无愧的词中之帝。这个说法有悲怆又有狡黠，让人无话可说。原本做皇帝和做文人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平衡永远是不可能找回来的，这个说法只可能更加凸显二者的决然对峙，毫无中间地带可言。
有句话很残酷，但还是得说，我们终归得感谢他的父亲，是他让这样一个不愿意做君王、也没有能力做君王的人做了君王。而且，我们还得感谢宋太祖和宋太宗，是他们的强权和霸王气质最终成全了一个伟大的词人。如果没有他们，李煜有可能只是他父亲李璟，最多也只可能是冯延巳而已。
他父亲选择这个柔弱之人做了南唐后主，也即是历史选择了他必须用他的受难来达到一种极致的体验。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他的一生注定像释迦和基督一般，为人间罪恶担荷。最后，让后人得以超度。
他受苦了，我们却有福了。
魏武帝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意志胸怀和王者之尊；唐太宗李世民“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这是帝王气势和无限荣耀。这一类人多半是开国之君或是开创盛世的皇帝，王者之气就是他们的诗歌之气。
第二类，就是那些或中上水平或中庸的皇帝了。这一类人占大多数，政绩仁德或乏善可陈或功过分明，但酷爱诗文，尽推风雅。比如魏文帝曹丕、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唐玄宗李隆基、清乾隆帝弘历。
第三类，是那些历史上公认的暴君或昏聩之帝，比如陈后主陈叔宝、隋炀帝杨广。即使偶有佳作，也无法掩盖其为人为君的暴戾之气或糜烂之气。
最后一类人，当属陈思王曹植、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他们天生不属于皇族，但偏偏就因为生在了这样的家族有了这样的身世，他们的作品悲从中来。为君至痛，为情至深，为意至广。
皇帝或皇族，永远都是极小撮人中的极小撮。但，就凭出了一个李煜，也给千年更替的王朝皇家金碧辉煌的高墙上平添了不少光芒。
3
皇帝或皇族是少之又少的绝对稀有物种。比较而言，贵族世家却要宽泛得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摩肩接踵，代有伟人。
中国诗文历史上最辉煌的世族大家绝对应该算是东晋时期的王、谢家族了。
其实那个年代，确切地说应该是四大家族或六大家族。四大家族是指王、谢、桓、庾，即山东琅琊王氏、河南陈郡谢氏、安徽谯国桓氏和河南颍川庾氏。如果算上六大家族的话，还有河南陈郡袁氏、山西太原王氏。
士族，在那个时代也叫门阀阶级，他们几乎掌握了东晋时期政治军事所有的权力，政治上位高权重，经济上财丰业大，文化上家学世传。其中王、谢家族更是蛋糕上那一抹最让人垂涎的奶油，在东晋100年直至宋齐梁三朝又100多年的历史中，这两个家族大多时候或处于权力中心，或成为文化翘楚，历经多代不衰，箕裘不坠，遮阴蔽日，光芒万丈。
不算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和大清谈家王衍，琅琊王氏家族自王导和王敦始有大发。王导因为协助琅琊王司马睿建立了东晋王朝，官至大司马、太傅及丞相，功高不可一世。几百年之后的词人李清照在大宋徽、钦二宗被掳、宋室南渡的时候，留下如此断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诗中强烈期待的救世英雄之一就是为东晋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导。王导的从兄王敦更是手握重兵。当时在民间有歌谣传唱，“王与马共天下”，可见其家族权力之大，甚至和皇帝共享天下。他俩的侄儿中有著名的书法家兼文学家王羲之。而王羲之又有著名的儿子王献之，还有个著名的书法家侄儿王洵。
谢家从谢安始腾达。谢安比王羲之小，但算是同辈，他在写一手好诗的同时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著名的淝水之战就是他的盖世之功，因此得以名垂青史。谢安的侄儿谢玄是淝水之战的前线指挥者，侄女谢道韫是当时最有名的女诗人。谢安之孙谢混娶了晋孝武帝司马曜之女，此驸马当时被称为“风华江左第一人”。著名诗人谢灵运为谢家最为辉煌的一脉谢玄嫡传之孙。文学家谢慧连为谢灵运从弟，“竟陵八友”之一的大诗人谢朓又是谢灵运的侄儿。
我在这里罗列的只是一些文人雅士。事实上，这两家人更多是在仕途上一路凯歌，四面出击，文人雅士在这两大家族辉煌的官场名单上不过沧海一粟而已。
对于这两个姓氏在东晋至宋齐梁时期的不可一世，有人实在忍不住，喊了一声，“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满满的历史书上都是这两家人在上面恣意作为，实在是汗牛充栋，怪不得人家一句大实话脱口而出。看《世说新语》，王谢两家的故事更是满目皆是，我们熟悉的许多成语和传说均来自两家，诸如“宁馨儿”“阿堵物”“信口雌黄”“情有独钟”“琳琅满目”“东山再起”“东床快婿”“入木三分”“风声鹤唳”“投鞭断流”“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等，主人都和这两家人有关联。
不仅王谢两家联姻，这四大家族也不断近亲繁殖，有时扩大到和六大家族、皇族通婚，东晋王朝的政治权力关系就这样盘根错节，相互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时候这样复杂的通婚甚至通到了辈分错乱、亲上加亲的地步。当然，为了保持家族血统纯正高贵，这些因素也不在深思熟虑之中了。
史书上说这两个家族簪缨不替，有累世之美。《南史》更有极端的说法：
昔晋初度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水竭，王氏灭。”观夫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唯世禄之所专乎？
“淮水竭，王氏灭。”有点海枯石烂乃敢与君绝的诅咒发誓，但这样的盲目乐观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语。淮水流淌至今，但王家的风光最多也只能算是流经会稽或经过乌衣巷的一个小小的弯道。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谢安的侄女，也是谢玄的姐姐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幼时就有才名传出，“白雪纷纷何所似，未若柳絮因风起。”这样的诗句当时是把她的兄弟们都盖过了。后来，她门当户对地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但是一进门，谢道韫就发现自己嫁错了郎。这个王凝之，不仅不如他的弟弟王献之，甚至连谢道韫那几个以前被她诗词比下去的兄弟们还不如，谢道韫自然心灰意冷。《世说新语·贤媛》有段著名的记载：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谢道韫是大才女，被《晋书》评说为“神情散朗，有林下之风”。可是，她也有中邪的时候，一门心思以为名门之后必为名家，才子身边定是才子。世上哪有那么称心如意的事情，即便高门大户，血缘纯正，也少不了泥沙俱下的情况出现。这个王凝之真可以说是走火入魔的蠢材一个，以至于最后因愚蠢非命而亡，差点连带谢道韫和膝下幼子。难怪谢道韫会无奈喊出，“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实在有点绝望至极。
再说谢灵运。其父是谢玄的幼子，“生而不慧”，26岁即过世。这里的“不慧”岂止是不聪明，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弱智甚至是痴呆。所幸，不慧的父亲还是生了一个极其聪慧的儿子。
其实想说的是，不管是姓王的还是姓谢的这两家人，并不个个都是人中精华，偶有瑕疵，或多有瑕疵，在其源远流长的血脉风华里也是屡见不鲜。而在我的视野里，真正想多说几句的人也就只有王羲之、谢灵运和谢朓。
淮水未竭，王谢已灭，但是，会稽山阴和建康乌衣巷的那一抹风流还是因了这几个人的存在，让现在的人们摩挲起来也依然感觉余温尚存。
有荣华，自然就有尊贵。有尊贵，也自然就有清高和任性。这两大家族历经数代，有权有势，实在是风流遮不住。如果他们身上有足够的风雅、清高和任性，也是和他们的出身有很大关联的。
王羲之是前辈，他身上的清高、任性还不甚明显，或者说即使已经非常明显，但因为他的同时代人比他不知道要狂傲、任性多少倍，所以他的这些特质放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就完全没有什么大书特书的东西了。在王羲之之前，“竹林七贤”那些让人匪夷所思、怪诞不羁的小故事，大家可能已经烂熟于心。随之而来，王羲之同辈或晚辈的故事更有点争相效仿前辈的嫌疑，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王羲之前后的时代，是一个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到了有些放纵的时代，是一个行为不羁、举止放荡到了有些脱离底线的时代，是一个道家无为思想甚嚣尘上到了有点走火入魔的时代，还是一个争取出位博得声名到了几近怪诞变态的时代。王羲之，在这样的时代，最终却成了一个以自己的极佳才能博得身后名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了那篇灿烂空灵的千古文章《兰亭集序》和一系列丰神盖代的书法作品。
我把王羲之的这种气质理解为一种贵族气质。其家族位居高位，视野宽广，眼界不凡，所以他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处于时代潮流的前沿。同时，也因为自小接受优渥的教育，修养极佳，像他这样的人即使可以领一些风尚做派之先，也难有翻江倒海的革命性言论和思想可以挑逗这个时代的根本气质。在这样一种家世背景下，放是自然的，但很难诞。狂也容易，但不容易邪。间或使些小性子，与人不和，即称病回家，归隐会稽。而且，这些大贵族和那些小贵族以及那些试图钻进这个圈子里来混风雅的人有一个极大的差别，他们很少有功利心。因为该有的都有了，不世故，也不钻营，更不必炫耀，他们的行为往往更多地流露出一种较为单纯的高贵，而不是故作的风雅。
拿王羲之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比，也就能大致区分什么是真名士，什么是伪名士了。
可惜，王羲之的儿子中只有第七子王献之较为完美地继承了父亲这种优雅的贵族气质。《晋书》说王献之：
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
而其余几个儿子，则是名士佳话不少，但实际作为难述。第五子王徽之为我们留下了那个著名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佳话。时人评论他“卓荦不羁”，平时不修边幅，即使在官场里也是“蓬首散带，不综府事”。最后因为“其性放诞”，不堪忍受朝中各种规矩和束缚，便“弃官东归”，退居还乡。
这些子孙们，因为社会风气，也因为家族实在富贵无忧，所以习惯性地“放旷而不屑事功”，想做官就做官，想隐居就隐居。做官，可以做得蓬首散带，不理政事；而隐居，也不会隐得像陶渊明或是后来那些真正的深山隐士。他们的隐，是隐在那些既有崇山峻岭、又有茂林修竹的所在，周围清流急湍，映带左右。但是，注意了，这些地方并不是那么野趣十足的，这些门阀后人们最大的作为就是在这样的所在修大宅子，拥众多家僮，看山看水，喝酒吃肉，谈玄度日。有些别业楼台规模形制实在是大得离谱，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向天下昭示自己所承袭高贵的无限荣光。只是，这种生活越到后来就越丧失了最初的菁华，养尊处优，后世难立，几乎成了这些贵族后代的典型状态。
说到谢家后辈的翘楚之材谢灵运的时候，东晋已经不复存在了。王献之极不情愿地成了晋简文帝的驸马，后来又把女儿嫁给了东晋最后一个皇帝，也即是又一个被称作“不慧”的皇帝。东晋灭，刘宋起，王家诗文不复昌盛，谢灵运所在的谢家所处地位也同样，和前朝荣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谢灵运甫一出生就机敏过人，从小受到祖父谢玄的宠爱，后来袭了谢玄的康乐公爵位，富贵无忧，名望足可傲视。只是康乐公没当多久，很快就被新科皇帝降为康乐侯，从食邑2000户降为食邑500户。这一降，不只是一个名头称谓的问题，还是一个地位和权力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涉及尊严的问题。所以，谢公在各种任上几乎没有好好地干活，更受不了行伍出身的刘宋皇帝拿他做一个摆设，只是不断地找各种理由甚至不找理由地四处游玩，归乡闲居。
从其人的品性行为来看，他的所作所为真还称得上一个有骨气的王公子孙、堂堂正正的谢家子弟。降我的爵位，没关系，我的封地方圆几十里，大到可以和皇家领地媲美。谢家祖地依山傍水，中有澄湖远镜，舟人渔子，湖中处现。湖上有小楼，可登高望远。楼侧全是桐梓林，森耸可爱。湖中还筑有道路，可以直接通往山边的楼台精舍。这是谢家祖业的大致格局。而到了谢灵运这里，不仅把祖上留下来的土地楼亭整理得像模像样，还到处买地征田，扩大规模，增加建筑。不管是康乐公还是康乐侯，谢灵运的活法都不可谓不恣肆随意，既活得风光无限，也活得目中无人。
谢灵运不到50岁时即被斩于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死和他的傲慢甚至跋扈有直接关系。
朱元璋曾对他的手下说过这样一句话：“朕为天子自有弓马，岂赖谢家！”这句话是明太祖试图激励自己的部下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天下的意思。虽然言之凿凿，斗志昂扬，但我们也大致能从这句话中体会到，任何一个新朝的建立都需要一些在社会上影响力甚大的家族豪门来撑门面、拢人心。谢家，在朱元璋嘴里，就是这样一个符号化的象征。
在东晋已灭的刘宋时期，聪明如谢灵运，他其实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虽是前朝遗老一枚，暂不可大用，但新皇也还需要依仗谢家世家之尊笼络天下，所以在新皇眼中，谢灵运也还是一个不可废弃的人才。但是，谢灵运不仅不是一个见风使舵之人，连一个识时务之人也算不上，在他心目中，只有家族赋予的清高和尊严是他唯一需要小心呵护和照看的财富。
他既没有辞官不做，也没有归隐山林，不过大摇大摆地随着自己的意愿生活。在始宁修别业时，他因抢占土地，招惹当地官员上书皇帝，弄得个名声不好，有豪强恶霸之嫌。而史书记载，他出行还有一个习惯，喜欢携仆从百人以上从游。干什么呢？谢灵运不是酷爱登山郊游吗？大家不是都能背诵李白那首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脚蹬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吗？但未必因为会背诵这两句诗就真的相信了那双著名的谢公屐是谢灵运遍访名川大山的唯一工具。错了。他带上的这百余家僮，就是为他登山之前做准备的，先行清山开道，扫除灌木荆棘，然后谢公屐方才抬脚登场。有一次，这样的出行闹得喧嚣太甚，甚至惊动了当地太守，以为不知从何地钻出来一帮“山贼”。可见谢公的排场实在是蔚为壮观，不要说报告太守的当地老百姓了，连太守本人也没有见识过。
就说这些做得不够检点，也就算了。这世上不被谢家公子看上眼的猥琐小吏太多，跋扈一点，张扬一点，大家也能接受，毕竟系出名门，惹不起也还躲得起，但至少和皇帝的关系可以搞得好一点吧。他习惯性地称疾不朝，优哉游哉出行几十里，十天半月不返，连张请假条也不让人捎回来，着实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皇帝也还脾气好，想着这个大公子声名显赫，只能软来不能硬碰，多少给些面子，让他自己先请辞上表，最后皇上赐假东归，也算仁至义尽。后来，谢灵运又被皇帝任用，但依然一如既往，荒废政务，被司徒收录，他竟敢兴兵拒捕，反倒把来抓他的人抓起来了。本来这算是犯了死罪，但皇帝又放了他一马，不过把他贬到南海郡（今广州）而已。到了南海郡，他依然不肯服输，居然密谋让人来营救自己。可见，他的嚣张跋扈早已不是恃才傲物几个字可以形容的了，完全就是自矜门阀，目中无人，貌似天下就没有他谢家人不敢做的事情，猖狂到了极点。
可惜可叹，一代天之骄子，一辈子都没有垂下过那颗高傲的头颅，一辈子也不曾向谁弓腰屈身示弱过，最后却落得身首异处、客死他乡的下场。他捍卫了家族的尊严，撑起了家族遗传给他的那一根坚挺的脊梁，但也因为他任性负气的这一去，留下谢家那一大片祖业山水，从此再也没有等回自己真正懂山懂水的主人。
后来，陈郡谢氏还出了一个大诗人谢朓。
他比谢灵运晚了一辈，算是侄儿辈。其母还是刘宋王朝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但到他成年时，已是萧齐时代，又改朝换代了，他的母亲已是上朝公主，和这朝皇族没有沾亲带故的关系了。
其实，早在刘宋时期，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就已经变成了王、谢、袁（汝南袁氏）、萧（兰陵萧氏）四大家族，庾家和桓家已经衰败。但再怎么变化，说得势利一点，谢家也还能在乱世中保持不衰地位，实属不易。和刘宋王朝一样，姓萧的当了皇帝更换了朝代，要倚重的人物中依然离不开谢家子弟。
比较而言，谢灵运是一个典型的世家公子，单纯傲慢，心眼不多，和当朝一旦心思不对路，便纵情山水，恣意享乐，再不他做。但是谢朓不同。
谢朓所处的萧齐时代远比谢灵运所处的刘宋时代要复杂残酷得多，彼时，萧姓族人争权夺利已到白热化程度，其间变故，波谲云诡，血腥惨烈。谢朓早年还可以在竟陵王身边过吟诗作画的风雅闲适生活，但到后来，他几乎是不得不成为皇族相残、宫廷血腥中一个摸不到头脑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一个以“竟陵八友”名冠四方的文人，一个年轻稚嫩、优柔胆小的世家子弟，完全没有在大风大浪中辨识方向或决定跟从对象的能力和水平，内心纠结，瞻前顾后，很长时间都处于如履薄冰的担忧和恐惧之中。自己的岳父密谋起兵反叛，胆小怕事的谢朓为了自保，竟扣押岳父派来密谋的使者，前去告密。计划被泄露之后，岳父只得匆忙起兵，战败而亡。谢朓倒因告发有功而得到提拔。从此，妻子和他反目成仇。谢朓也心里发虚，一直躲着妻子。还有记载说，从那以后，他妻子身上随时怀揣一把刀，一直都在等待机会置他于死地。
但谢朓即便这样下力使劲、举止失常，最终也没能在这场残酷的宫廷争斗中幸存下来，被诬死狱中时不过36岁。
好在谢朓活得不长，否则我真怀疑他能躲过自己妻子复仇的刀刃。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每时每刻都想杀死他，他怎有幸免于难的可能？其实反倒应该感到庆幸，有人在他妻子下手之前将他杀死了，让他最终没有成为自己妻子的刀下鬼。否则，这个死法实在是太难堪，也实在是太让谢家丢脸了。
后来，王谢两家再次经历萧梁王朝的飞黄腾达，最后却因侯景之乱时的提亲耻辱，遭受了侯景惨烈的屠戮。至此，不管从文化意义上讲，还是从政治意义上讲，两个家族就此灰飞烟灭。
4
南方王谢纵横东晋及宋齐梁多朝，前后达200多年之久。这期间，北方的战争和王朝更迭同样也很频繁。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随后出现孝文帝改革，北方的四大家族也逐渐兴起。
这四大家族分别是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家大姓（一说五姓，即加上陇西李姓，是稍后努了一把力才挤进来的，俗称“驼李”）。简单一点说，就是崔卢郑王四大家，或者崔卢郑王李五大家。
这是鲜卑统治者通过婚姻制度建立起来的一个外戚集团。也就是这几家汉人高门的女儿嫁给拓跋氏的皇族为妻，以此让可靠的汉人介入鲜卑族的政治体系。同时，四姓（五姓）家族也可娶鲜卑公主为妻，还有很多在四姓（五姓）家族之间互相通婚。他们之间构成了一种稳定而盘根错节的婚姻关系，使他们在入仕、升迁、财产获得等方面如鱼得水，又能够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相互照应，势力越来越大。
到后来，所谓“北魏四姓”又发展为“五姓七家”，其排序也略有变化，增加了赵郡李姓、陇西李姓和博陵崔姓。也就是这七家姓中有两家李姓，两家崔姓，共七个家族，五个姓氏。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初唐，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山东、河北与河南地区，大多处在崤山之东，所以，又简称这几门大族为山东士族或关东士族。
这期间，不管五姓七家的排位如何变化，也不管他们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如何衰减，但他们在世人心中高门阔第的显赫尊贵位置却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荣光，也就是说他们姓氏上的光环较之他们家族实际拥有的权力而言要耀眼绚丽得多。
举一个例子。
晚唐时，唐文宗想让太子娶四姓之一的郑家女儿，却遭拒绝。最后，郑家把女儿嫁给了身为九品官的崔氏后人。在晚唐，四姓已经衰落不堪，但依然矜傲如此，保持其世家传统，可见其门风犹在。由此也可以想象在初唐时期，这些娇贵的名门们如何不可一世，给唐太宗气受了。
《旧唐书·高士廉传》有记载，唐太宗如何气不打一处来：
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这是唐太宗的原话。在他看来，山东士族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但他实在搞不懂世人为什么如此看重他们的门第。随即，太宗开始表白自己的用人之道：
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
……
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
……
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太宗说，我现在用人只考虑是否为今朝立功，而不须推远到多世以前。遂命令人修撰氏族志，以自家李姓为第一等高姓，皇后长孙氏为第二姓，把不可一世的崔氏降为第三等。
显然，太宗并不是反对士族制度，他这是要重新把自己的功臣树立成新一代士族，以取代前朝留下来的那些牛烘烘的旧士族。不久以后，他就降了一道类似禁婚令的诏文，含山东大族不得相互通婚的意思。这种做法，貌似打压了几大家族，而事实上的结果却是几大门第之间变本加厉，依然相互通婚，拒绝外姓，把自己蜷缩在一个小小的象牙塔里，其行为更加彰显了极少族人的矜贵精英气象。如此一来，经年不衰，也有了晚唐时期上演的一幕连皇帝提亲也无功而返的喜剧局面。
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说了一句话，被野史记载，后被人不断引用：
吾不才，富贵过分，平生有三恨，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这句话很好理解。薛元超说，虽然我一生荣华富贵，但是仍然有三大遗憾。一、没有通过进士及第；二、没有娶五姓女为妻；三、没能修国史。
事实还得给大家解说一番。一、薛家，是北魏至盛唐的关中高姓之一。既是高姓，薛元超就可不以进士擢第，而是直接以门荫入仕，最后官至宰相；二、薛元超没能娶五姓女，是因为他娶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侄女；三、薛元超是参加编撰《晋书》的作者之一，这毫无疑问。而《旧唐书》也记载他曾为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
这样一说，大家就会明白，这个薛元超基本属于矫情恃宠的那一类人，但从旁我们也可以看出，进士及第和娶五姓女在那个年代是何其荣光之事，甚至比门荫入仕和与皇亲国戚攀亲都更为荣耀。
还有一段小八卦，插播于此。
中唐时期，大诗人元稹曾写有著名的传奇《莺莺传》，也即是后来明代王实甫《西厢记》的前身。其中女主人公崔莺莺就是出身博陵崔氏的贵家小姐，而崔莺莺的母亲来自荥阳郑氏一脉。父亲生前为崔莺莺许下一门亲事，夫家也为郑门之后，所以风流倜傥的张生在郑氏眼中未必会成为合适的女婿人选，所谓门不当户不对也。
实在忍不住还要追加一个桥段。我们大家都能背诵杜甫这首著名的诗篇：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应该不用解释，他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名叫李隆范，因为喜诗好律，且爱才惜才，身为皇子的他的府邸就成了长安城里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而这个崔九，名字叫崔涤，他是时任中书令崔湜的弟弟，更关键的，他是博陵崔氏中同样喜欢文辞的大家公子。那个身受达官贵人追捧的著名歌手李龟年经常出入于岐王府、崔九堂，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杜甫曾经在这样的场合见过李龟年。就单凭杜甫把崔九堂和岐王府这两个地方做并列称呼，就可见当时崔氏一门的显赫。
至于这几家关东高姓近亲繁衍的后代里面，到底出了多少著名文人或诗人，我至今还没有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实在是孤陋寡闻、涉猎太少的原因。东搜西寻地看了一些他们几家零零散散的家谱记载，又不能完全辨析其中的繁复关系，到现在大致能确定的是，出生山西的王通和其弟王绩可能出自太原王氏家族，当然也还有论家持观点表示有所疑虑。这样一来，他们的后代王勃的出处也就同样不明朗了；崔国辅、崔颢、崔护，是否就确定无疑是清河或博陵的崔家子弟呢？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出生范阳的卢照邻和他的嫡系子孙卢仝出身范阳卢氏的身份好像已被大多数史家确认；而目前得到最多人认可的出生太原王氏的大诗人就是王维了。
为什么让唐太宗都气愤至极的民间崇尚名门的风气，却没有太多的史书记载来加以强化呢？看《旧唐书》《新唐书》和《唐才子传》，每每言及人物出身也不过寥寥几个字：“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诸孙也”。无非就是简单交代一下出生地而已，并没有特别注明其出身高贵贫寒。但有些时候，隐隐约约又能在其间读到一些这样的词语，“裴冕，字章甫，河中河东人，本冠族仕家，以荫再调渭南尉”“崔沔，字善冲，京兆长安人，后周陇州刺史士约四世孙，自博陵徙焉”“李揆，字端卿，系出陇西，为冠族，去客荥阳”“郑余庆，字居业，郑州荥阳人，三世皆显宦”。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魏晋时代的士族概念伴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施行，其根基和影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在以后的时代里，由于越来越多的进士及第者成为这个国家实际权力的掌握者，尤其是武后当政以后大量启用寒门新贵，大多数高门大姓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或一个象征，仅仅只是昭示你来自哪里，你的祖上曾经取得过什么样的荣光，并没有太多为官的特权。可以这样说，这些大姓已经在唐朝政治格局中逐渐被边缘化了，那些想和他们联姻的王公贵族甚至皇族，也不过是想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让自己的门第多浸染一些门风的荣华而已。
而这个时代，实实在在的权力掌握者又形成了一些新的豪门大家。初唐直至晚唐，从北魏时期便成为豪族的关中（或曰关西）六大姓韦裴柳薛杨杜，渐次比肩并逐渐超过了关东大姓崔卢郑李王。
有唐几百年间，河东裴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弘农杨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都在一个时段或多个时段成为高门大族的顶级象征。上面说到的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就出身河东薛氏；再比如河东裴氏，宋代欧阳修在修《新唐书》时就曾经说：“表唐宰相世系，以裴为首，宰相至十有七人，岂不盛哉！”清代顾炎武更是说，“观裴氏之兴，唐存亡之亦略可见矣”，可见裴氏家族之兴；再说韦杜两家，当时流传有一句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天”就是天子，“尺五”指距离很近。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城南韦杜这两家人都和皇帝很接近，权贵可见一斑。
说到这里，一定要说说这些大族的表征和隐逸的很多特质，以及在他们家族子弟中留存的一些风范。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如范阳卢氏者，山东士族中第一等门第也。
……
士族之特点即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按陈先生的说法，高门大族真正得以传家扬宗、代有伟人的原因在于其家学和礼法，而家学和礼法的传承归根结底来源于学业的因袭。
顺着陈先生的思路，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高门大族的佼佼后裔们的表现。
说起这些关中大姓，我会自然联想到韦应物、韦庄，还有杜牧、柳宗元、裴度。虽是大族出身，但到了他们这一辈，多半已有衰落之象。韦应物年少时，家族中已经没有高官显贵，祖父辈不过是六品以下的小官，父亲几乎无甚官职，可见家世式微，但这样的境况似乎并不能阻挡作为世家子弟的韦应物跋扈不羁、横行乡里；如果说韦庄确系韦应物后代，那么到了韦庄时代，至少韦氏在这一门上已只是残留了姓氏的余晖，而无任何家族荫庇了，甚有史书记载，韦庄“少孤贫”，显然荣华不再。
柳宗元同样，当时的裴、薛、柳三姓号称“河东三著姓”，柳家便是其中之一，但到柳宗元父辈早已位卑而家境单薄了。柳宗元的母亲来自范阳卢家，门当户对，知书达礼，家教极好，门风清正，对柳宗元的影响甚大。
按当时的官制，仅靠门第显赫得以继续荣尊世禄已绝无可能，用太宗皇帝的话说是“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这是唐朝时候大抵的风气。这几家后代已是衰族旧门，自然得靠自己的真功夫为官出仕。韦应物横行乡里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幡然醒悟，发奋读书；柳宗元少有才名，通过正经考试以中进士暨博学宏辞科而入仕；韦庄更甚，直到花甲之年也要把早年因为黄巢起义而被耽误的进士身份拿到手。至于王维和杜牧，虽说他们年轻时祖上荣光仍然依稀朗照，家族荫盖依然残存，各种传说言及他们的进士及第都有皇族推荐的花边，但是其人的风清月朗、其文的才气逼人还真是叫那些扶持人不推荐都难，所谓举贤不避亲，是让人心服口服的。所有这些，是不是印证了陈寅恪先生家学甚厚才人辈出的说法呢？
如果只强调世家子弟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其治学和家学渊源上，显然还不足以服人。比如张说、张九龄、罗隐、贾岛诸如此类的人皆起自闾阎布衣，并没有良好的家学熏陶和高广视野，但以其才学英贤，依然出类拔萃，何又曾输在家族门风上？
总结起来，不过如此。世家靠家学及礼法承袭以保累世簪缨，其他一些卑微家族出身的有识之士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靠凿壁偷光的努力来达到其家族荣耀的目的。随着武后时期寒士登堂入室之门洞开，两个来自不同阶层的士子们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了，维系或扭转家族声望的唯一路径到底是什么。世家这一概念开始逐步没落，世家头顶上那一抹耀眼的光环也开始颜色减退。最后，无论贵贱，所有人都被框进了一个更大、更公平，也更残酷的游戏规则中，无人例外。
所以，在诸如韦应物、韦庄、柳宗元这些人身上，破落贵族的习性和气质表现得已经相当隐性，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命运演绎的故事来看，更多是家族馈赠和个人奋斗两厢统一的结果，和周围寒微奋进的人生个案相比已经没什么两样。而真正把世家子弟的各种气息张扬得恣肆显明的文人有两个，一个是王维，另一个是杜牧。
这两个人可以算是300年唐代诗文传说中的天之骄子。
5
王维出身于太原王氏，母亲来自博陵崔氏，当然算是出身清华门第。
他十五岁左右便和弟弟王缙一起来到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据《旧唐书》记载，“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新唐书》几乎是相同说法：“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
宁王、薛王，和我前面说过的岐王一样，都是皇帝的兄弟，其府邸门槛有多高，可想而知。而豪英贵人，虚左以迎，这王维兄弟显然是少年得志，在贵族圈子里混得如鱼得水。宁王和薛王身边来往的人大多来自王、卢、崔几大家族，其中卢象和崔颢就是较为杰出者。刘禹锡在《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中写道，尚书郎卢公讳象“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可见当时几人比肩骧首，名闻遐迩。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少年行》
看王维后来写的《少年行》四首，大致能窥见其少年游侠的风流不羁和踌躇满志。
年少及第，春风得意，偶有意外，即被贬谪，再遇良相，又得复出。王维一生最大的瑕疵是曾做过伪官，因“扈从不及，迫以伪署”，几近身败名裂。其实，按王维的性格，他是最不愿意蹚浑水的那种人，他成为安禄山阁中僚员也实在是被逼而已，所以，最后上皇也还能谅解他。王维最终得以赦免，且隐且仕，平安富贵终身。
王维的生平故事和中国古代大多不管出生于大户还是小官的文人诗人差不多，从来没有一路青云的顺水顺风，总有跌宕起伏的人生坎壈。但仔细读王维的诗作，又可一目了然其独一无二的淡定和克制，雍容和清华，这种风清月明的气质即使在唐代诗歌中也是值得一书的。
从《诗人玉屑》一书中，我们通过南宋人魏庆之的引述，知道朱熹曾经批评过王维，说他萎弱少气骨：
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
——《诗人玉屑·晦庵谓诗清而少气骨》
是的，我同意。王维的气骨在他年轻时候就已用尽，在他的边塞诗中还能窥见其中残余的豪迈，但对于一个终身向佛的大家子弟而言，王维的气质就是王摩诘的气质，而不是那个王右丞的气质。用朱熹的话来说，王右丞萎弱。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萎弱，才是他天生的气质，静洁自尊的气质。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里馆》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
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
——《登河北城楼作》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
——《青溪》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终南别业》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送别》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汉江临汎》
王维是一个大艺术家、大文人，他的修养实在太好了，不仅作得一手好诗，还画得一手好画，其绘画功底在唐宋文人中唯有黄庭坚、苏东坡堪与媲美；他还极通音律，音乐修养在唐宋诗人中只有白居易、温庭筠、柳永、周邦彦、姜夔可和他一比高下；而他的佛学修养也非常人所能比，幼时便得母亲和大师提点，到中年时已是修为甚高。所以，在他的诗作中，总能看见其自然流露的娴雅和庄重，飘然出尘，没有一丝做作的成分。其用字用词也如此，很难在他的诗作中看见生僻的词语，既不见穿凿之气，更不筋骨毕现。他的一生自始至终都惯有一种平和的底色，雍容大度，秀色内含。
就拿他和同时代诗人、也是王维的好友孟浩然来相比，也是识者辨之。
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
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
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
——孟浩然《自洛之越》
乍一看，后面几句也是扁舟泛海、以谢公为榜样的归隐心境。“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一副看淡红尘的样子。但前面两句透露出的纠结于穷通得失的心酸伤感和无奈甚至怨愤，在字里行间已是昭然若揭。“扁舟泛湖海”，是因为以前“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这种因果和转承，毫无疑问透露出无限的悲情色彩和转身而去的落寞心态。但王维不一样：
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
徒闻跃马年，苦无出人智。
即事岂徒言，累官非不试。
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
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
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世意。
惠连素清赏，夙语尘外事。
欲缓携手期，流年一何驶。
——王维《赠从弟司库员外絿》
同是中年诗作，也同是不得志时期的作品，王维没有孟浩然那样的郁闷伤悲和无奈，而是悔恨和自省，他有种“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的自我清醒，然后兀自清流，怡然自得。一个有不得志而退隐田园的怅然心态；另一个却有精神自足的强烈要求。一个是从山水之中寻找人生寄托的退守，有萧瑟之意；另一个却物我两忘，感念山水的自由和谐，其友爱之情，清明之气，已达高远。
我在这里并不想过多辨析两人诗歌的不同，只说一点，王维生于世族大家，曾经是王公贵族圈子里的大红人。孟浩然却是湖北襄阳的野老一枚。他们能成为好友，不仅仅只是才子文人惺惺相惜的典范案例，也是王维作为大家名士雍容知礼的又一表现。
到晚年，王维在著名的终南山蓝田购买下宋之问的辋川别墅，和裴迪、崔兴宗、卢象等人结成紧密小圈子。可见王维这个人，不管身边有多少外省好友，最终的核心圈子也还是在世家范围里，这种有钱还有情趣的圈层归隐生活从此成为文人雅士羡慕不已的人生范式。
干谒，求仕，希望获得王侯将相的庇护，这对古代社会任何一个世家出身的人来说都太自然不过了。不得志，也怨。身不洁，做伪官，也羞耻。钱不够用，也必须得做官，但所有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在王维那里都表现得不甚强烈。他骨子里是一个佛教徒，和一个多少有些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他情不深，志也不高，一副淡然、逍遥、听天由命的样子，所以，最终成了这样一个终生都没有写出任何针砭时弊文章和悯农诗的高高在上的诗人。
王维一生尤其是晚年，对山水自然表现出毫无挂碍的追捧。他和他所处的山川一样，静穆安定，二者完全融为一体，但他与这个社会却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疏离，对人事表现出了一种漠然视之的态度，这不是对立的姿态，却是一种极致的冷漠和相对的否定。
大家熟悉那个来自四川江油富商出身的天才诗人李白表现出的积极入世而又放诞出走的形象，他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故作旷然地模仿一种大家子弟的做派，只是后来终于意识到问题之所在，遂再次以一袭布衣的精神姿态走天下。李白从来都不是贵族，他曾经试图模仿贵族，稍显可笑，也着实可爱。
但王维，从来没有可笑和可爱的任何一面。他的空灵有时让人感到空洞，他的澹远也让人心生敬畏和虚无。他不是我们身边有血有肉的那类人。如是，我把他列入贵族诗人也算说得过去。
6
而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贵族诗人杜牧，相比起来却要血肉生动得多。
古人说，到晚唐的时候，已是“体格渐卑，气韵日薄”的时代了，杜牧就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有气质。
其实，杜家到杜牧这一辈依然是余温尚存。杜家显赫不可一世，杜如晦等在有唐一代官居宰相的应达十人以上。杜牧的祖父杜佑官至三朝宰相，权倾一时，且同时是著名历史学家，所著《通典》200卷，为我国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巨著。
杜牧年幼时居住在祖父的豪宅里，祖父去世以后他的日子便不那么好过了。父亲是杜佑的第三子，官做得不够大，钱也不够多，所以杜牧少年时期的日子过得不算富足：
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去元和末，酬尝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能呵制……奔走困苦，无所容庇，……长兄以驴游丐于亲旧，某与弟
食野蒿藿，寒无夜烛。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
首先要知道，这篇文章是杜牧中年时为了得到一个外放官位而写的，多少有放大自己经济拮据的可能。但自从祖父过世，尤其是父亲随后又过世以后，他就永远失去了无忧无虑的荣华生活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不管生活的品质有多么失却水准，其祖父的浓荫到他那时至少还可以荫庇一方。他祖辈的世交们有些尚在人世，这个前朝宰相的后人多少还有些藤脉瓜葛可攀附，所以他总的来说还算平步青云，年轻及第，继而游走各种幕府，也不能不说沾了祖上的荣光。
杜牧曾有诗：
我家公相家，剑珮尝丁当。
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
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
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
——《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
杜牧承袭了祖父杜佑历史学家的治学志向，他喜欢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除了为后人留下不少的咏史诗和著名的《阿房宫赋》可以证明其忧患古今、掣肘国事的志向见识之外，他更是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经纬之才得以为明主所用，但最后的结果却几乎可以说一无所获。
《新唐书》记载：
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从兄悰更历将相，而牧回踬不自振，颇怏怏不平。
其人有气节，或者说很自负，看不起人，世家子弟做派应有尽有，就是自己的从兄杜悰当了宰相，杜牧对照自己的沉沦境况，心里也怏怏难平。当然这是进入中年之前的事情。往后走，他终于官至中书舍人，但此时，他已心如止水。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南春》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霑衣。
——《九日齐山登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寄扬州韩绰判官》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遣怀》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是他随性风流日子的真实写照。“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酩酊醉酒，到后来只可能登高望远自伤情，一个恨字，恨的还是落晖，真是落寞惨淡，云烟千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感怀伤逝，荣华不再。“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千回百转，轮回宿命。
杜牧的七言诗，不管是七绝还是七律，无论是风景小品诗还是有关女人的风流小韵，甚至就是其歌行五言，总有一种雄姿英发和俊爽宕丽并存而在的色彩和情思，没有太多的沉郁和厚重，更不晦涩。诚如缪钺先生所言：“杜牧诗中俊爽的风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风华流美之致，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整个唐代诗坛中是独创的。这是杜牧平生忧国忧民的壮怀伟抱与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交织在一起，而以艺术天才表现出来的特征。”（《杜牧诗简论》）说白一点，缪先生说的“壮怀伟抱”是杜牧主流价值观在诗作中的直观表现，而“绮思柔情”却是其人格性情的自然流露，两者并行不悖，齐头并进。
所以，在杜牧的作品中，我们既能感受到一种收放自如的游刃有余，同时也能体会到一种胸怀天地的空间感和历史感蕴含其中。
很多论家为杜牧鸣不平，说杜牧所处时值衰世，宦官专权，党争不断。杜牧抱负不遂，其忧国之心愈切，失意之情愈浓，所以他的放诞不羁、声色犬马的风流不检都不过是一种自我放逐和纵情寄托而已。而在我看来，就杜牧这个人的德行而言，即使官至高位，仕途亨通，他还会是那个离不开醇酒妇人的贵公子。在杜牧身上，总有一股末代贵族的味道，清绝素洁从来不是他的路数，繁华红尘才是他心中的乐园。即便后来归老樊川，把当官挣来的余俸拿出来重修樊川别业，邀好友昵密往游其地。我从他在樊川所写的为数不多的诗篇中也很难看到更多关于归隐生活的精神寄托，而只能姑且把它们看作他放纵生活的另外一种延续罢了。
杜牧的这种风流成性或者说放诞不羁的习性，我曾经在另一些世家公子的身上依稀窥见，比如王翰、崔颢。在他们身上，这种习气通过诗作显现出风花雪月的美妙和流丽清爽的骄傲，有一种单纯的轻狂和放纵感。但比较起来，杜牧浓烈的贵族气质却是五味杂陈，甚至，在读杜牧的时候，有时还能依稀触摸到那一抹残阳余晖的落寞气息，不再如王羲之或谢灵运那样如日中天，风华灿然。
繁华已逝，璀璨不再。已经步入衰世的这个时代和诗人自己一样，都无力回天，赤壁怀一下古，扬州十年一梦，最终，歌尽灯灭，一个王朝和一个贵族的给养几乎耗费殆尽。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末代贵族吧，总是让人有种怜惜的慨叹和道不透的悲哀。这悲哀，既是无奈的，同时也浸着一种残忍的美感。
“折戟沉沙铁未销”，是杜牧说的。“春风不与周郎便”，也是杜牧说的。都在同一首诗里。春风岂止是不与周郎便，春风同样也不会给杜郎便。折戟沉沙，那上面的绿锈发出荧光色的光亮，耀眼地发出鬼魅一般的狞笑。
7
到了宋朝，我只讲一个贵族文人，他就是宰相晏殊的小儿子晏几道。
大词人晏殊少年出众，后官居高位，直至宰辅。晏殊去世时，晏几道已经十来岁，可见他年轻时候还是享受过很多荣华富贵的。但是，晏几道最后虽然活了七十来岁，却位卑官小，潦倒一生。
晏几道的一生可以说是高开低走的一生。
话说前朝宰相晏殊虽已离世，但是他亲自推荐自己的女婿富弼，后来也做了宰相，也就是晏几道的姐夫成了当朝宰相。再加上晏殊生前就一直扶掖推荐的韩琦、欧阳修和王安石等相继位居高位，晏几道作为这些人的恩师之子，稍微往上蹭一蹭，弄一个悠闲点的官来做委实不是一件难事。但是，晏几道却全然依照另外一套生活方式在生活。
他一生交好的著名诗人黄庭坚曾经为晏几道词集《小山词》作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被后人不断引用：
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目。曰：“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之所以被人不断引用，大概是黄庭坚说出了晏几道一生性情的缘故。这里说的叔原就是晏几道的字。
晏叔原太痴，痴得愚钝而孤傲。父辈家族身居高位，他不会傍之；写得一手好文章，却也不肯用作进身之阶；家有万贯家产，最终却被他耗费至入不敷出，生活拮据；人背负了他，他却笃信不疑人。这种人自然到头来不可能有什么功名大业，除了留下一部《小山词》之外，后世的人记下了他才华横溢的辞章，也记住了那几个频频出现在他词集中的女人：莲、鸿、苹、云。
书、女人和酒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和追求。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临江仙》
他几乎所有的词都离不开这首词所集中体现的主题：遗梦、女人和故往，说不尽的对女人的欣赏和迷恋，对过往的眷顾和梦呓，在《小山词》里比比皆是。同是词人的他的父亲，或者他父亲之前的其他词人，比如冯延巳，词只能算是他们官场之余的赋闲之作。但是，在晏几道这里，词，几乎成了他唯一给后人留下的东西。
晏几道存活于世的时间并不短，除了一次被连带下狱之外，他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落和沉浮。在别人看来，作为宰相之后，他没有取得任何可以和家族荣尊相媲美的功名，实在算不得可以称颂的一生。他的生活圈子不可谓不狭小，他关心迷恋的事物可谓少之又少，但，他却是满足的。既没有哀哀戚戚、唠唠叨叨叙说自己不得志的怨愤，也没有为世所轻之后的自卑和发奋，更没有故作狂士或隐士以赢得一种来自体制外的世外之名，不过就是躲进小楼为一统，按照自己希望的或并没有希望的状态自然而然地生活下去，活得别人说他痴，说他傻，他也浑然不觉。这恐怕也只有文人宰相晏殊的后代方可这样活，换了其他人，很难。这就是贵族，贵族得不知官场名利，不知富贵钱银，不在乎功业官阶，更不在乎背叛情义。他的痴，是一种被娇惯之后的无所谓和不在乎，是对名利富贵的真正轻慢和冷漠。
有这样一个段子经常被人引用。说是元祐年间，因为听黄庭坚夸赞晏几道的小令作得好，当时红极一时的苏东坡也想见一见这个宰相，结果，晏几道却辞谢不见。托词竟然是“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这话大概的意思是，今天我家的客人多半都是我家旧时往来，没有闲暇见你苏东坡哦。这里，最意味深长的是“吾家旧客”几个字。什么叫吾家旧客？就是以前我父亲的那些往来人等。言下之意，父亲身居宰相之位，与之往来的显然不是达官便是显贵，你苏东坡不过是新晋红人，要想和老牌世家攀上关系还有一段距离。
我无意过度解读这个故事所隐藏的内心真实。至少，不能完全就把它说成是晏几道的傲慢和轻浮，最多只能算是他的无知和单纯。他太不世故了，自己已经可以说什么也算不上了，还会对找上门来的相知和恭敬避而远之。这种心思，随便你作何猜想，也只能算作一种百无所求的清高。傲慢，通常情况下，都隐藏有一种世故的动因在里面，总是刻意为之的一种行为，但清高，却是完全不在乎外人的自得。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一直相信晏几道是后者。
晏几道的父亲晏殊被人称为太平宰相。其实，这个称谓是多有贬义的，因为晏殊的为官之道倾向中庸平衡，圆融稳妥，政治上无甚建树，而生活方式上倒是清雅至极。此人出身并不富贵，却在自己这辈上富贵了，所以他好谈富贵，尤其爱评论别人的诗词是否有真正的富贵气象。
比如，他读李庆孙的《富贵曲》，看见“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这样的句子，词汇意象都穿金戴银，就不屑一顾地说，“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晏殊的意思非常明白，写这类句子的人不过是些不谙富贵之道的人，没有见过真富贵而写富贵，自然不得要领，一副“乞儿相”；相反，像“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的句子毫无珠光宝气，但它恰恰有富贵气象。另还有记载，说晏殊读了“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这样的句子，感叹说这也不是真正的富贵语，远远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后者才是“善言富贵者也”。
富贵，在晏殊那里，不是金银细软，而是梨花院落；不是锦衣玉食，而是楼台灯火。是落花满园的夜月，是池塘柳絮的微风。是盛开，也是落寞；是阔大，也是幽微；不经过富贵的人是无法真正体会的。这是士大夫的情怀，也是豪门贵族才有的优越感，二者结合，这富贵便不是土豪金上那一抹灼人的亮光，而是真正养尊处优者的微醺和随之而来的一丝淡淡的寂寞和空虚，这其中曼妙、迷蒙的美感如袅袅烟气一样，不可抓拿，也无法言表。我相信，晏殊生活方式和诗词审美的这些气质都是传承给了自己那个同样善感的儿子的。
不过，我私下里揣度，按晏殊的人生哲学，他是断不愿意见到自己的儿子活得如此颓废潦倒的。本质上，晏殊官至辅弼之臣，算得上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楷模，而自己的儿子却只学到了他身上的那一点点富贵气象，却有意无意间把其他的东西浪费掉了。这就是人常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晏几道，确是在这棵大树下乘了一辈子的凉，比那些富贵多代的世家子弟还像世家子弟。只能说晏殊教育无方，却造福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