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化软实力理论的直接生长点
从上述简要梳理可见，文化软实力理论在中外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这为文化软实力理论在当今的运用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传统依据，也为当前深入探讨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问题提供了可以随时回溯或吸纳的丰厚的理论资源。
应当看到，文化软实力理论的真正孕育园地在于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领域，因为正是这个学科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为自身的主园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者爱德华·卡尔就指出，权力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军事实力，第二种为经济实力，第三种被归结为支配舆论的力量。在这里，支配舆论的力量正是观念范畴的事情，会产生一种维护或改变人们观念和意愿的力量。注51 这种对于能支配舆论的观念的力量的清醒认识，实际上已体察到文化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软实力的作用。
一、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不过，文化软实力理论的较为直接的理论生长点，可以说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新格局下的战略对策需要。1993年是一个明显的标志：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国际政治的“文明冲突论”，表明文明或文化问题在国际冲突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注52
亨廷顿正是根据这一观察，得出了一个判断：“冷战后时代的世界形势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由于如此，“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注53这种以“文明冲突论”取代原有的“政治冲突论”的观点，已经内在地孕育着一种文化软实力视野：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的硬性较量正在逐步让位于文化与文明的软性实力较量。
二、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
然而，真正明确的“软实力”（soft power）理论概念是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来的。他在1990年《外交政策》杂志发表《软实力》一文，将国家综合国力划分为两种，即硬实力和软实力，认为由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四大实力元素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而真正具有无限力量的动力元素是软实力。2004年，他在新著中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软实力概念：
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如果我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是合理的，我们的软实力就自然得以增强。注54
他把软实力归结为一个国家由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而在国际社会产生的感染效果。与硬实力（经济、军事）通常依靠直接的“施压”、惩罚或收买而迫使他国非自愿地接受不同，软实力则通常依靠间接的“吸引”而得到他国的自愿认同。“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文化价值的感召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政府政策的合理性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会深刻地影响其他国家人们对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整体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