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语言的发展演变
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人类语言也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不过，对于自语言创造伊始到文字发明之前的这段历史，由于没有留下可考遗迹，我们实在无从知晓语言的演变轨迹。这一客观现实，决定了我们对语言发展演变所做的种种分析，仅是基于文字发明以来人类语言的发展概况。
一、语言演变的内容、原因及一般规律
简单地说，人类语言演变的内容可从三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是语音的演变。比如在古代，汉字有平、上、去、入四大调类，每一调类又区分为阴、阳两种，于是形成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称为四声八调。而在现代普通话中，入声没有了，上、去两个调类也不再分阴、阳了，只剩下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声调的这个历史演变，被人们概括为“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其次是词汇的演变。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词义的演变。比如“走”字在古代汉语中是跑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却是行走的意思。“兵”在古代汉语中是武器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则主要指战士。“小姐”这个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对上层社会未婚女子的称呼，其中含有出身高贵的等级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如果称呼未婚女子为“小姐”，则带有歧视；改革开放后，“小姐”一词成为对年轻女性的尊称；近些年来，由于服务行业中“三陪”现象的出现，如果把从事服务业的年轻女性称之“小姐”，又带上了贬义。这些都是词义演变的例子。二是词的产生和消亡。比如在辛亥革命以后，“天子”“宰相”“朕”“太傅”“翰林院”“国子监”“贡院”“进士”“举人”等封建时代的用语逐渐绝迹，而新出现的“主席”“总理”“部长”“社科院”等现代用语日益被人们接受并频繁使用。三是语法的演变。比如古代汉语中经常出现实词活用现象，“一狼洞其中”的“洞”是名词用作动词，“项伯杀人，臣活之”的“活”是动词的使动用法。现代汉语没有这类活用现象，相应的意思则分别用“打洞”“使……活下来”来表示。古代汉语中经常用“……者，……也”句式表示判断，如“陈胜者，阳城人也”。现代汉语中则直接用“是”连接前后两部分，表示为“陈胜是阳城人”。古代汉语中经常出现宾语前置的句法结构，如“吾谁欺”。现代汉语则采用正常语序，表示为“我欺谁”。古代汉语虚词数量少，现代汉语虚词数量增加。比如“着”“了”“过”等虚词在现代汉语中大量使用，使语言的时态表达功能变得简单明了，这在古代汉语中是没有的。
语言发展演变的原因很多，社会的进步、民族文化的交流、地域的隔绝等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语言变化。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新的词汇大量出现，它们开始主宰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旧事物由于逐渐失去用武之地，旧式词汇的使用范围也就日益受到限制，并将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民族之间的接触会引起文化的交流。在交流中，他们会相互吸收对方特有的词汇、特殊的发音或惯用的语法。比如中国在与印度的相互接触中，就从印度佛经中吸收了大批佛教用语，如“佛”“禅”“塔”“菩萨”“金刚”“刹那”“罗汉”等。今天，这些印度佛教用语已成为汉语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一些英语国家的文化交流，一些英语音译词，如啤酒（beer）、咖啡（coffee）、巧克力（chocolate）、沙发（sofa）、扑克（poker）、吉普车（jeep）、引擎（engine）、沙龙（salon）、歇斯底里（hysteria）、幽默（humor）、逻辑（logic）、模特（model），早已成为汉语中颇具活力的词汇。由于自然环境或政治因素而引起的地域隔绝，也会成为同一种语言发生变异的催化剂，千姿百态的地域方言的产生就是由此引起的。除此之外，剧烈的社会变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和交际的实际需求都可能促成语言的发展演变。
语言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即使一个新出现的词，能否被人们接受，能否成为今后词汇中的一员，也需要经受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所谓时间的考验，指新词出现后，我们无法立即判定它能否被人们接受，它的去留要看人们是否长时间地使用它。所谓空间的考验，指新词能否最终被接受，不是由一个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需要得到大家的共同认可。语言发展演变的这一规律，是语言约定俗成特性的表现。比如汉语中的“呆板”一词，本来的读音是áibǎn。可是，绝大多数的人在长时期内都读dāibǎn。后来，为了尊重大众的读音习惯，从1987年开始，国家正式规定这个词的读音为dāibǎn。“荨麻疹”一词，本来的读音是qiánmázhěn，绝大多数的人都读xúnmázhěn，于是国家也不得不规定“荨麻疹”读为xúnmázhěn。在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个组成部分中，对社会变化最敏感的是词汇，因而它的发展演变也最明显。比如邮编、BP机、电话、手机、电脑，都是几年之内就被人认可的新词。与词汇相比，语音的演变慢得多，以至于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语音处在变化之中。前面提到的“平分阴阳，入派三声”的语音变化，是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的。在一些汉语方言区，至今还保留着入声，这足以说明语音演变之慢了。语法具有比语音更强的稳定性，因而语法的发展演变最慢。“主——谓——宾”的句法结构在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字中就已出现，现在依然是人们主要应用的句法。语言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各民族的语言在构成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决定了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英语、俄语中没有量词，而汉藏语系中有量词，对于前者，就不存在量词发展演变的问题。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因而存在声调方面的发展演变；那些没有声调的语言，当然也就不存在这一类的语音演变。
二、语言演变的历史趋势
语言之所以发展演变，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恐怕是人类生产力的进步。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又会引起王朝的更替、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从世界的角度看，还会带来不同民族的交流与合作，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战争与冲突。总之，生产力的进步促使着人类社会每天都发生着沸沸扬扬的新变化，语言就在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
１.语言种族壁垒渐趋模糊。人类最初的语言曾和不同的种族联系在一起的。种族不同，其所使用的语言就可能不同。不同语言的使用与不同起源的种族建立起真正的、实质性的血脉关联。特定的语言结构影响了某一种族特定的思维方式。有学者认为，种族的定义应当直接通过语言给出，种族，即是一个以确定的、独特的语言方式构成的人类群体。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从拉丁语到俄语，我们觉得视野可及，景象是大体相同的，尽管所处的、熟悉的地势已经改变了。到了英语，我们好像看到山形歪斜了一点，不过整个景象还认得出来。然而，一来到汉语，头上的天都变了。”5这说明在萨丕尔看来，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都反映了其种族的某种特征。语言的种族性使某种语言的使用很少跨越自己民族的范围。今天，不同种族的加速融合，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经济、政治上的频繁往来，使作为民族标志的种族语言的使用界限渐趋消逝，以至于普通的人也可以说上两至三种不同种族的语言。于是，这又将冲击着原有特定语言结构下所造就的特定种族思维方式，并促使语言种族壁垒进一步模糊。
2.语言表现的综合化趋势。传统的语言是由人的口腔发出的音义结合的符号，除了可感的声音之外，我们感觉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之后，人类发明了文字。文字作为人类特殊的语言，在音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可视的形体。近现代以来，随着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一系列信息交流的新形式的出现，传统的语言逐渐表现为一种在音、义、形之外配有人物造型、背景音乐、色彩、表情、服饰以及大量图片和动态画面，彼此合作、共同发挥其交流、储藏等功能的多维立体传媒。人类语言的这种动态变化特性，最终使人类语言在功能发挥上越来越精确，在表义内容上越来越丰富，其创联的本质也越来越得到全面地体现。可以这样说，人类语言所传递的信息、情感，对世界的认知和描写，对文化的承载和储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丰富多样，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极小的体量潜藏过去无法企及的广大内涵。
3.智能语言时代的到来。自16世纪以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已成功完成了五次革命，近代物理学的诞生、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相对论和量子论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现在正步入新生物学和再生学革命阶段。在突飞猛进的科技生产力的裹挟下，人类智能语言的时代已经到来。比如，人类语言的数字化转换，造就了电脑文档编辑、博客、微博、手机短信、微信等现代传播工具，使人类语言的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储藏容量、储藏时间大大超过之前的时代。利用数字化的语言技术，采用高科技的同声传译系统，人类正跨越语言不通的现实，实现无障碍语言交流。借助人脑与电脑的互联互通，人类或许能将电脑中储藏的所有语言信息传输于人脑，从而省去人类学习语言的劳苦，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发挥语言的诸多功能。
阅读材料：
语言机制6
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都装有一部“心理词典”和一套“心理语法”，语言就是用语法规则组合起来的词语。若想领悟乔姆斯基的语言机制理论，我们首先要弄清这个理论是解决什么问题的。有些语法规则在婴儿诞生之初就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中，他们是天生的“语法专家”。
记者们常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其实也是语言本能的真谛：语言的目的就是传递消息。这一串串叫作“句子”的东西不仅仅是触发记忆的工具，让你想起张三、李四或者他们的朋友，然后由你自己填补剩下的内容。这些句子可以告诉您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我们可以从精心构建的语言文字中获得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要远远胜过伍迪·艾伦（Woody Allen）对《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一书的理解。据说，伍迪·艾伦在参加了速读班之后，曾在两小时内读完了《战争与和平》，然后总结说：“它讲的是一些俄罗斯人的故事。”语言让我们知道章鱼如何交配、台布上的樱桃汁该如何去除、塔德为什么伤心、经袜队是否能在缺少优秀替补投手的情况下赢得职业棒球大赛、如何在地下室里造出原子弹、凯瑟琳大帝是怎么驾崩的等各类事情。
当科学家看到自然界中的一些奇妙景观，例如蝙蝠在漆黑的夜里捕捉昆虫，鲑鱼游回出生的河流繁殖后代等，他们会试图探寻其背后的工程原理。蝙蝠的法宝是声呐，鲑鱼则是依循微弱的气味。那么对人类而言，是什么样的奥秘使人具备传递消息（比如说“人咬狗”）的能力呢？
实际上，语言的奥秘并非一个，而是两个，它们与19世纪的两位欧洲学者有密切的联系。第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的“符号的任意性”（the arbitrariness of sign）原理，即声音与意义的匹配完全是约定俗成的结果。“dog”这个词看起来并不像狗，也不会像狗一样地走路、吠叫，但它完全可以表示“狗”的意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一个说英语的人从小就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将“dog”的发音和它所表示的意义紧紧连在了一起。这一标准化的记忆过程给同一语言社区的成员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使得成员之间可以相互传递概念、表达思想，而且几乎可以在瞬间完成。有时，声音和意义之间的“拉郎配”会显得十分可笑。例如理查德·莱德勒（Richard Lederer）在《疯狂英语》（Crazy English）一书中所举的例子：we drive on a parkway but park in a driveway（我们在停车道上开车，在公路上停车）、there is no ham in hamburger or bread in sweetbreads（汉堡包里没有火腿，牛杂碎里没有面包）、blueberries are blue but cranberries are not cran（蓝莓是蓝色的，但蔓越莓却与鲱斗无关）。不妨设想一下，或许我们可以选择更为“理智”的方式来表示概念，使听者可以透过字词的外形领悟其背后的含义。但是，要创造出这样一套符号系统恐怕并非易事，而且也显得滑稽可笑、不伦不类，它必然会使人们的语言交流变成“看图说词”或者“你演我猜”的字谜游戏。
语言本能的第二个奥秘是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所说的“有限域的无限应用”（makes infinite use of finite media），这也正是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先导。我们之所以能够区分平淡无奇的“狗咬人”和堪称新闻的“人咬狗”，是因为在这两句话中，“狗”“人”和“咬”三个字有着不同的排列顺序。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使用一种代码在字序和思想之间进行转译。这个代码或这套规则，被称为“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正如前文所述，我们不能将这个语法与学校课堂里教授的语法格式混为一谈。